論少數民族地區異地遷入模式對其民歌文化傳承的影響

曹昆

[摘 要]少數民族地區的遷入安置模式對于其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四川省新津縣與邛崍市南寶山木梯村的羌族移民都是從汶川遷入安置的。盡管遷入的原因不同，但其遷入前的生產生活模式和遷入的時間基本相同，其民歌文化的狀態也基本一致。遷入安置后，其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轉變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傳統民歌文化保留的差異性。為此，探討遷入模式對民族文化的傳承有著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移民；少數民族；民歌文化；四川

“移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移民與社會進步和發展緊密相連?！雹僖泼竦陌l展及其所產生的文化樣式對一個地區乃至一個時代都可能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移民文化的建設在整個國家的文化建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四川是我國的人口大省，也是少數民族聚居較多的省份之一，尤其以彝、藏、羌等少數民族為代表。歷史上，四川也曾因戰爭、自然災害、地方建設等原因形成多批次的、數量與規模都較大的人口遷徙。建國后，四川省因為建設需要以及三峽庫區生態環境的保護等原因，進行了有計劃的人口遷移，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該地區大量少數民族人口的變動。就異地遷徙的遷入方式來看，主要分為集中安置模式與分散安置模式。在這些少數民族人口變遷的過程中，由于遷入方式的差異，對遷徙民族文化的傳承形成重大影響。其中，傳統民歌文化受其影響尤為深刻。

考慮到民族、時間與地域性的原因，本文選取了四川省新津縣與邛崍市南寶山木梯村的羌族移民文化進行相關對比。其原因為：第一，全國其他省份除貴州有少量羌族外，四川是當前我國羌族最主要的聚居地，以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為中心，分布于汶川、理縣、松潘、黑水等縣，其余則散布在甘孜州的丹巴縣以及綿陽市的平武縣等地。因此，該族群在當地具有典型的民族代表性。第二，羌族的傳統文化中沒有文字的發展，因此，其傳統文化，尤其是語言方面的文化沉淀多依賴于傳統民歌的傳承與發展。盡管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對其文字進行了相應的統一與推廣，但實際效果并不顯著。第三，新津縣的羌族安置地與邛崍市南寶山的安置地的建設時間相差不遠，都是在21世紀初葉，而且到現在也都還有相對穩定的生活狀態。第四，該兩處遷出地都是在汶川地區，其遷出前的生活環境與生產生活模式也相近。這樣，對于這些羌族人民在遷徙后的生活狀態的研究，尤其是傳統民歌音樂的現狀考察就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從而能夠更準確地分析出遷入模式對其民歌文化乃至民族文化傳統的影響。

一、新津縣羌族移民安置情況簡介

進入21世紀以來，四川省因為各項工程開發以及生態保護等原因進行了大量的移民。其中，2001年動工的紫坪鋪水庫建設就使得當地一些羌族民眾不得不向外遷移。紫坪鋪水利樞紐為西部大開發十大工程之一，被列入四川省一號工程。工程于1950年代開始籌建，因其壩基在紫坪鋪鎮紫坪村而得名。該工程于2001年3月29日動工，2002年11月截流，2004年則計劃開始蓄水。其中，汶川縣漩口鎮百花鄉音寺村的246人在2004年遷出至新津縣文井鄉與花源鎮，2008年汶川地震前又遷出77人。其中，前后兩次遷出人口中羌族有164人，這164人分別安置在新津縣文井鄉（118人）與花源鎮（46人）。在這些羌族的具體安置中，文井鄉的118人分別安置在大明村、玉龍村、李柏村與張長社區；花源鎮的46人則分別安置在竄頭村、洪川村與花園社區。

不難看出，從汶川縣漩口鎮遷移出來的羌族群眾在之前都同屬于一個村，但在遷移過程中則進行了分批次（兩次）的遷出。關鍵的是，遷入的方式是分散式安置。這種情況最終對這些羌族人遷徙后的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都產生了不可逆轉的重大影響。

二、邛崍市南寶山木梯村羌族移民安置情況簡介

邛崍市南寶山的移民安置地主要是為了解決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部分汶川縣與青川縣受災人員的安置問題。由于地震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成片的村落被摧毀，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各個村落自身的民族特性與心理需求，國家采取的政策是整體遷移，集體安置。而災前汶川當地羌族人民的生活環境與習慣主要都依賴于其自然環境，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為此，四川政府特將邛崍市南寶山作為災后羌族的主要安置地。據邛崍市宣傳辦2010年印發的《四川因災失地農民跨市州異地安置（邛崍）紀念冊》記載，汶川縣與青川縣災后遷移到邛崍市南寶山農場共285戶1202人，其中汶川縣145戶681人，青川縣140戶521人。其中汶川縣災后遷移的羌族人口占有98.9%的比例。但是，南寶山異地永久性安置點是在邛崍市監獄舊址的基礎上改建而來，原址分為A、B、C、D四個區（其中B區不具備現有居住條件）。但考慮到安置移民的容納數量、耕種土地分配等相關因素，特將安置地劃為三個區，即：A區（金花村）171戶644人，其中汶川縣31戶123人（垮坡村昔格組28戶118人，羌族；漩口鎮3戶7人，漢族），青川縣140戶521人，漢族。C區（木梯村）安置為汶川縣龍溪鄉垮坡村昔格組29戶125人，羌族。D區（直臺村）安置為汶川縣龍溪鄉直臺村85戶433人，羌族。

可以看出，邛崍市南寶山的安置地是典型的異地整體性遷移，集中安置的模式。這種遷移與安置模式與新津縣的階段式異地遷移、分散安置的情況會帶來什么不同的發展結果呢？我們就羌族移民傳統民歌的當前狀況來進行相關的分析，從而進一步闡述異地移民與安置模式對其民歌文化的影響。

三、新津縣與邛崍市南寶山木梯村羌族移民的傳統民歌文化對比研究

“文化是人們在生活中實踐和傳承的思維、行為和組織的方式及其產品?！雹僖虼?，也可以說，“文化是人對自然的一種適應系統以及為了適應而創造的一種技巧，它在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之間起著中介作用，不斷協調著來自于雙方的矛盾與沖突以適應新的變化”②。

但是，“移民搬遷導致的空間環境的變化，意味著移民的民族傳統文化所賴以產生和發展的環境基礎的喪失，移民的民族傳統文化將因此而面臨斷代和失傳的危險”③。對于羌族這樣的少數民族來說，傳統民歌不僅僅是其民族習慣與喜好的表現，更是其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映與濃縮。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民歌絕不只是一首簡單的歌曲，它本身蘊含著自身產生、發展的原因、條件、途徑、動力、社會功能、意義等涵義。從現代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一個特定文化的研究不僅包括對政治、藝術、宗教、親屬關系、經濟的逐項研究，而且要把特定文化的各個方面與更大的生物環境和社會環境相互整合形成系統來研究”①。因此，對于新津縣與邛崍市南寶山木梯村羌族移民的傳統民歌文化研究，不僅能夠讓我們認識到民歌文化在其民族特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從中認識到如何能夠在新環境中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使民族文化得到真正地傳承與發展。下面，我們主要從羌族民歌文化的語言生存環境條件變化進行相關的論述。

（一）新津縣羌族移民傳統民歌現狀簡介

從走訪的對象來看，遷徙到新津縣的這164位羌族移民基本上都已經喪失了傳統民歌的歌唱能力。從調研的四十多人中，僅有一位54歲的大娘（黃仁香，文井鄉大明村村民，老家是茂縣南興鎮安鄉村，后嫁到汶川漩口鎮百花鄉），在被采訪的最后，她才回想起來兩句歌謠，而且還記不住后面是如何唱的了。但是，在說到遷徙以前時，他們基本上都回應說以前經常唱，而且說自己的父母輩們更是擅長于此。這種情況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

（二）邛崍市南寶山木梯村羌族移民的傳統民歌現狀

從走訪的住戶與對象來看，木梯村的村民還多有保留傳統民歌的歌唱習慣與能力。從被訪者的述說中我們了解到，木梯村的羌族村民都還是以血緣關系聚攏在一起生活的，盡管原村落中有一部分羌民因為耕地與住房等原因被安置在另一個村落（金花村有28戶118人），但兩地相距不遠，而且也都是集體安置在一起，在平日以及節假日中也多有走動，因此在木梯村的羌民安置中，其原有的一些社會關系還被較完整的保留。被訪者之一楊香華（49歲，女）說道，每個周末村里的人們都會聚集在村里的廣場跳鍋莊、唱歌、聊天等等。在采訪中，基本上每位被訪者都能唱上一兩首民歌，也為我們的調研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三）兩地民歌現狀的對比分析

從前面的陳述來看，新津縣與南寶山木梯村的羌民有著完全不同的傳統歌唱發展結果。新津縣的羌民基本上丟失了傳統民歌的表現能力，而木梯村還有著較清晰的民歌表現能力。從遷移前來看，兩地羌民的生計方式主要都是依靠自然環境條件的“山民模式”②。遷移到安置地后，這些羌民的生計方式都大多由于受環境變化影響，而更多地導向一種“非農模式”③。（盡管兩地羌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不盡相同，譬如木梯村的整個羌族村落都基本上是按照農家樂的方式進行了房屋改造，而新津縣的羌民則基本上外出打工居多。但是，在調研中我們也發現新津縣的一些羌民有依靠務農與養殖生活的，而木梯村也有很多村民利用非旅游旺季時間外出打工的等等）因此，從這方面來看，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并不是形成兩地羌民能否保留自身傳統民歌能力的根本原因。進一步研究后，我們發現這些羌民在遷移后的母語環境是決定其歌唱能力的根本因素。

1. 新津縣羌族移民語言保留狀況

在新津縣調研期間，我們發現，這些散落在各個村落的原羌族人基本上都不再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其原因也很簡單——現實生活環境失去了使用母語的條件，基本上都使用當地的口音川話。究其緣由，一方面，生產勞動環境已經改變。遷徙前這些村民多有集體勞作的習慣，村民之間更是常常相互幫助勞動，而勞動中歌唱不僅僅可以提高勞動效率，而且也是羌民們相互溝通、娛樂的一種方式，這對減少勞動的枯燥也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遷徙后的這些羌民由于安置分散，一些農活基本靠自己自家完成。更多的生產勞動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務農，而是與安置地的本地人合作完成的工作。其結果就是工作勞動中的民族語言交流環境不復存在。另一方面，這些安置在新津縣各地的羌民也因為單獨處在本地的文化環境中，自己原有的一些文化習慣難以表達，如羌族傳統的婚、葬儀式等，都因為親戚朋友的遠居而漸漸被周邊的環境同化，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已經沒有了母語的對象。這是分散式安置所形成的必然結果，即“由于分散插組、插村安置，其原有的文化組合被徹底打亂”①。再加上外遷異地的情況，“遷入者文化與安置地文化必然在長期交融的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從而使自身不斷得到改變、甚至發生同化或變異”② 。

事實上，對于文字發展不成熟的民族而言，歌唱本身就是其語言發展的一種衍變。從新津縣調研的情況來看，不僅僅是羌族，甚至是當時從汶川遷移出來的藏族移民也都存在著這樣的情況。

2. 邛崍市南寶山木梯村羌族移民的語言保留狀況

與新津縣的情況不同，南寶山木梯村的羌民由政府統一安排，集中安置。如前所言，這種整體遷移與集中安置在異地遷徙中，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原羌民的村落結構。盡管生產生活的環境發生了改變，“但原有的社會關系可在不同程度上不受或少受影響，甚至可以保持原有的文化特色和生活習慣等，因而這類移民文化的發展比較穩定”③。從調研中我們發現，木梯村的羌民并不是單獨成立組織的一個村落，他們這29戶羌民與青川的幾十戶漢族移民也共同安置在一起。兩地的村民建筑各自聚攏，毗鄰而居。而且，在長期的生活中，木梯村的羌民受到周圍環境語言的影響，這是羌族移民在日常生活交流中逐漸適應當地文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異地安置的必然效應。但是，這并不會影響到羌民們在族內、村落中交流的語言方式。而且，異地集體安置所形成的群居生活使得這些羌族移民的共同心理素質能夠進一步地強化，“它一方面成為團結民族成員的重要精神紐帶，有力地維系著本民族的存在；另一方面使別的民族心理、精神思想難以滲入，有效地對本民族的生存發展起著護衛作用”④。這樣，在木梯村集體安置的羌民則不僅在語言方面還能保留其小范圍的自然交流環境，其基本風俗習慣也因為聚居的關系而得以繼續留存。這些羌民們除了既定的節假日聚會之外，每逢周末還會在村里祭壇前的一個小型廣場上唱歌、跳舞?；閱?、生子、祭祖等習俗還都沿襲著以前的風俗習慣，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新環境中一些山歌文化的內容與形式面臨逐漸消失的趨勢。譬如遷徙前山中集體勞作中的歌唱在當下則慢慢因為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而逐漸消逝。但是，只要民族語言能夠延續繼承下去，我們更加期待一種新的民歌內容與形式能夠在其語言的傳承與發展中發芽、開花。

3. 從民族語言保留情況分析得出的結論

（1） 民族語言是其民歌傳承與發展的基礎，母語的丟失也必然到時民歌文化的消逝。

（2） 民歌文化的傳承從某種角度來看就是民族語言的某種衍生發展方向，其對民族語言乃至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3） 民族語言在移民文化中具有根本的涵義，因為“語言不僅是文化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 而且是構成文化大系統的其他諸要素賴以存在的基礎，是文化的凝聚體”⑤。

（4） 民族語言的傳承需要建立一個適合的文化生態環境。語言的使用環境惡劣則必然導致語言以及其文化的消亡。

四、結語

從新津縣與邛崍市南寶山木梯村的汶川移民的傳統民歌調研來看，其遷移前的民歌文化狀態比較相近，但遷移后則有較大的差異。盡管都是由政府引導，統籌安排，但前者基本上失去了傳統民歌的表現力，而后者卻還保留著較為清晰的傳統民歌的演唱能力。從這個現象我們進一步發現，前者的語言環境基本上不復存在，后者則在一定程度上還較為完整地保留著其語言生態環境。就這方面來說，新津縣羌族移民的民族個性基本上已經被當地的文化所同化，“某個民族的語言與風俗習慣的基本改變，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喪失了自己的存在”①。究其緣由，這與當時的遷入方式有著巨大的關系。集中安置相對分散安置的最大優點就在于對遷入民族的原生態環境有著相對完整地保留，這就是木梯村羌族移民能夠在十年后依然保留有其傳統的民歌文化，而新津縣的羌族移民則基本上丟失了其民歌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