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演進中的新時代主要矛盾分析

黃仕成

[摘 要] 黨的十九大宣告了中國現代化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中國現代化存在啟動、中期轉型和后期整合的三大階段，在不同階段，不同的社會要素占據不同的社會地位，社會矛盾正是這些社會要素在社會中不同次序的體現。就此縱觀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主要有三次表述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所表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關聯在于主動選擇這一行為本身，其差異體現為源于世界歷史中“人類社會”因素的遞增現象。在此情況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應該整合各種關系，尤其是樹立社會發展的漸進意識、人與自然之間的健康意識、人與人之間的公共意識。

[關鍵詞] 中國現代化； 新時代； 社會問題； 歷史事件； 時代意識

[中圖分類號] D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616（2018）04-0019-09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提出，意味著對前一發展階段的跨越，但在理論上該如何合理地把握新時代與前一階段的一致性邏輯？學界對此進行了積極闡釋，尤其是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一現實問題進行了積極論證。但相對而言，學界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歷史邏輯的分析仍然顯得不足。人們從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轉變把握新時代，主要從物質資料得到極大發展的角度判斷“新時代”的本質，認為是當前社會生產已經達到了歷史的高度，社會發展已經從人的生存需求轉向發展和享受的需求，因而這是與以往一切時代都不同的“新時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雖然合理地回答了“新時代”的根本依據，但是畢竟經濟層面的大發展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敘事能力是極其有限的，姑且不論這種需求轉向的判斷是否科學，但這種解讀方式無法揭示社會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的歷史根源和時代精神。實際上，“新時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新階段，黨的十九大實際上是對中國現代化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總結與戰略性布局的歷史事件，是否充分認識中國現代化的階段性規律關系到能否充分解放這一歷史事件。在此，以問題介入矛盾演變的歷史邏輯，把新時代放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中進行考察，正是使新時代的現實不斷趨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重要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把社會主要矛盾聚焦在社會發展質量的問題上，宣告了中國現代化①的歷史進步性。然而，人們往往對新時代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判斷產生疑惑：既然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改變，新時代應該是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代，但為何社會主要矛盾的改變并沒有改變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呢？從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來看，這一問題實際上就是：該如何合理地把握新時代與前一歷史階段的一致性邏輯。于是，一個關于“變”與“不變”的辯證思考由此產生。從學界現有的研究來看，這一問題的分析可以分成兩大層面的分論：新時代的根本所在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在根據。

對于第一個分問題，現有研究②主要集中在“生存型與發展型（享受型）”“物質性與精神性”“生產型與分配型（消費型）”的區分上，以兩種類型的差異說明新時代與前一階段的區別。對于第二個分問題，現有的研究③以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主要矛盾的辯證關系、我國的世界地位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歷史現實、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進行分析，注重以歷史長時段分析新時代下我國社會發展中的不變性。

可以說，學界站在政治事件的解讀視角上，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中的“變”與“不變”這一問題形成了有力的分析，從而使十九大精神能夠在特定的時空下被人們及時領會。因而，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宣言動員中，學界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是一個復雜性問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1 ]。學界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大多側重于政治事件層面的解讀，注重從社會問題的橫截面去分析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機理，對于進一步解決這一復雜性問題的探索還需進一步深入?！叭值臍v史性變化”所提出的“新要求”，是歷史長期發展的邏輯必然，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所以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還必須關注兩個方面：一是歷史尺度與社會尺度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對商品價值的二重性說了一段有趣的話：“發現這些不同的方面，從而發現物的多種使用方式，是歷史的事情。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會尺度，也是這樣?！?[2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我國所積累的實踐總體，尤其是歷史文化傳統因素，其作為一種“有用物”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應當如何體現，如何從歷史的空間轉化為社會的空間？這就是關于新時代中歷史尺度與社會尺度如何統一的問題。二是中國現代化進入了新時代，現代社會秩序的構建進入一個關鍵時期，何種媒介能夠整合社會各種關系，是物質性因素還是精神性因素？顯然，僅僅局限于對矛盾原理的辯證性理解，難以從整體性意義上窮盡對“歷史性變化”與“新要求”的認識。如此可見，僅僅把十九大作為一個政治事件，遠遠還不能充分地把新時代主要矛盾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出來。筆者認為，黨的十九大不僅是作為一個重要政治事件，同時還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只有深入中國現代化歷史，才能準確認識黨的十九大所表述的新時代主要矛盾的歷史本質。

因此，學界還必須超越政治事件的一維解讀，既把黨的十九大看成一個政治事件，又把它看成一個歷史事件，從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規律中去認識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歷史邏輯，從而進一步實現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歷史敘事與時代敘事之間的結合，這應當是當前的一項理論任務。

二、社會要素在中國現代化中的次序

歷史事件是一種歷史必然性的現實表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質上就是中國現代化的實踐過程，不同歷史事件所表述的正是不同社會要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位置。由于現代化是一個長時段的實踐過程，何種社會要素在哪個階段的主要作用，往往是現代化不同階段的判斷依據，歷史事件所表述的也正是由于現代化不同階段所具有的社會要素的不同。

中國現代化質的飛躍，可以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進行確認和宣告。歷史事件是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的立體構成，透過不同歷史事件中的不同要素，可以明確現代化不同階段中的社會問題，進而分析其主要矛盾與確立國家中心任務。反之，通過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也可以透視不同歷史事件之間的邏輯關聯，以確認現時代的坐標。而這一歷史社會學方法的關鍵，在于分析社會要素在現代化不同階段中的次序。對此問題，羅榮渠先生在深入研究世界現代化歷史的基礎上，認為政治因素在現代化的啟動時期具有優先性，經濟因素在轉型時期具有優先性，而在現代化后期則是文化因素占據重要地位 [3 ]。這明確指出不同因素在現代化不同時期所具有的不同地位。

倘若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拉長，可以發現，近代中國受到西方現代國家的資本擴張、殖民統治和軍事戰爭等外在力量影響，“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 [4 ]404，逐漸取而代之的是資本邏輯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外力對中國現代化的沉重打擊使民族國家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導致汲取前一階段實踐總體能力的缺失以及難以掌握社會發展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實現汲取前一階段實踐總體能力的主體性與完整性，必須要以獲得民族國家的主體性為前提，因而政治因素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首要因素，即以政治動員作為啟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要發力點。也就是說，中國要真正啟動現代化，則必須在政治上解決不完整性的問題，以此獲得汲取歷史遺產以及支配社會發展的資格與能力。

在此之后，經濟因素（最直接地體現為自然資源以及現實個人所具有的生產力屬性）則直接構成一個民族國家在現代化中期最主要的社會問題，其所根本維系的物質生產進而成為一種社會主要問題。由于一個在政治上實現了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能夠自主使用這些最直接的經濟因素，以快速地獲得發展，進入現代化的轉型階段。

在現代化后期，或者在社會轉型的后期，整個社會進入整合階段，精神性因素逐漸成為社會秩序的主要導向。社會整合“不僅表現為社會認知系統對專門科技知識的超越和整合，而且還表現為社會生產系統對不同科技實踐領域的整合” [5 ]。在現代化后期，具有抽象意義的文化因素能否在人們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更深層次上融通不同價值支配體系的差異性，超越物的邏輯，仍然是新的社會主要矛盾能否獲得解決的關鍵。因此，現代化后期的整合階段，實質上是對不同意識和價值觀的整合，以這一價值旨趣作為整合的根本原則，以經濟因素為主要構成的社會要素（自然因素、人口因素等）在現代化后期逐步調整為以文化因素的主要構成的社會秩序。比如，對自然資源的考察，更多是以生態價值為主?？傮w而言，現代化后期階段對人需要的滿足更加全面，前一階段所積累的物質條件確實地把社會推進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概觀現代化的三個不同階段，它們之間具有遞進的次序。在不同階段之間的鏈接上，取決于歷史實際與人民的需要?！懊恳粋€歷史判斷的基礎都是實踐的需要，它賦予一切歷史以當代史的性質，因為無論與實踐需要有關的那些事實如何年深日久，歷史實際上總面向著當時代的需要和實際?！?[6 ]在現代化后期，“社會整合的研究就是為了因應現代化進程中所產生的社會‘斷裂問題” [7 ]。馬克思也曾把階級斗爭、分工等看作導致社會“斷裂”的原因，包括城市和鄉村、先進和落后、富裕和貧窮等分化，都是一個社會“斷裂”的客觀事實。因而，經濟與文化因素的矛盾關系、物質性與精神性的沖突在現代化后期會呈現迸發的狀態。從馬克思歷史形態的理論來看，所謂政治性、經濟性、文化性，實質上是人與人關系、人與物關系、人與自身全面發展關系的表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性在于政治性上所奠定的組織制度和經濟性上所積累的物質條件，正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所有制性質和豐富的物質資料，使得中國現代化有了明確的方向性和可能性。

三、歷史事件的一致性與時代差異

社會問題集聚成社會主要矛盾，就為表述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事件提供了現實依據，也只有成為歷史事件時，社會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才具備共同體動員的儀式感和合法性。反過來，不同的歷史事件標注中國現代化歷史上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從歷史事件本身來看，它的產生既是中國現代化發展規律的問題呈現，也是主體選擇的行為表征。透過不同歷史事件背后的邏輯，可以發現不同矛盾之間的一致性與時代差異。

問題是時代的呼聲，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經驗，所以在他們的著作中沒有專門針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論述。在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上，中國共產黨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探索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要矛盾。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提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8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9 ]時隔36年①，黨的十九大明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些歷史事件都以主要矛盾的方式表明了不同的社會問題。

如果把1949年以來的三次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分別標注為歷史事件A、歷史事件B、歷史事件C，那么它們分別體現了“現代化道路”“現代化生產”“現代化發展”三個不同的主題。當然這些矛盾在每一個時期都存在，如“發展不平衡”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就被毛澤東指出來，“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 [10 ]，只是對于現時代而言，何種矛盾演變成主要矛盾。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致性又應如何把握的層面上，這其中既有社會發展階段的主要動力問題，也有歷史時期與社會形態的關系問題。從主體的角度來看，社會矛盾是蘊藏在社會發展的客觀事實中，當以一種主體行為把這些矛盾揭示出來的時候，便是一種選擇性，不僅包括社會問題的定質判斷，而且還包括表述這一社會問題的話語選擇，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關系這就構成了一種主體選擇的歷史連續性。

事實上，選擇性是一個深刻的哲學范疇，歷史唯物主義強調歷史規律的客觀性，但同時把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看成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主體的能動性便是其中力量的一種構成。作為預示和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事件，它是選擇性的反應與表達的結果。不同的歷史事件表達“有選擇地”的不同性質，都蘊含著一定的“選擇本能”。如此而言，歷史事件A、歷史事件B、歷史事件C中的選擇性有何自身的演變規律呢？

首先，選擇性分為主動選擇性和被動選擇性，依附理論最突出的理論貢獻就是在充分表達了被動選擇性的同時，深刻認識到外在力量對主體選擇性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化啟動階段，政治因素發揮主要作用，獨立民族國家的實現奠定了選擇性的性質，即一種主動選擇性，也就說1949年以來，我國歷史發展總體上都是一種主動選擇性，歷史事件A、歷史事件B、歷史事件C都是對社會問題的主動選擇，這是它們背后的共同性。

其次，“主動”又存在完全的主動與不完全的主動，其區別在于外力作用于主體自身的程度的差異。這是因為，在世界現代化的客觀作用下，一國的矛盾具備全球性的性質，受歷史發展客觀規律以及主體自身能力的影響，選擇性主動的細化為完全的主動選擇性和不完全的主動選擇性。歷史事件A表征了一種主動選擇性，這種主動選擇性一直延續到歷史事件B，然后到歷史事件C，它們固然都是主動選擇性的結果。但在全球化期間所蘊含的細微差異，是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力，所以就矛盾的差異而言，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越往后的現代化就顯得越復雜，不完全的主動選擇性因素就會越多。沿著這一邏輯，歷史事件A強調的是現代化道路的方向性與政治性，歷史事件B強調的是現代化的物質性與經濟性，那么歷史事件C則是更加突出一種自我實現性與文化性。在全球性增強的現時代，多種力量所醞釀的社會問題，越來越變成“人類社會”的問題。

最后，矛盾轉化的邏輯具有一種理論導向。新的社會矛盾的產生并不意味著既有矛盾的全面退場。所謂理論要面向現實，但現實也要趨向理論，在中國現代化歷史中，對矛盾的表述是現實性與理論性的合一，前者是對既有矛盾的辯證否定，后者是對蘊藏在原有矛盾中的新矛盾因素的判斷，這種理論導向的重大意義就是在新矛盾實質性地破壞中國現代化進程之前，使主體形成解決該矛盾并及時引導該矛盾向推動中國現代化進步的方向轉化。

因此，歷史事件呈現主體選擇性的同時，也對解決新矛盾的主體提供新的要求。也就是說，“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歷史事件A和歷史事件B所表述的社會問題的不同，在于它更強調現代化發展的文化審美性。在此情況下，具備相應的時代意識是使現實不斷趨向理論的主要課題。

四、面向新時代主要矛盾的時代意識

時代意識是對歷史事件的尊重與認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平衡”包括地區不平衡、技術和人文不平衡、物質與精神不平衡，“不充分”包括對自然資源利用的不充分、對歷史文化傳創造性轉化的不充分，這些都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長期形成的社會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社會主要矛盾對黨和國家的工作要求，不僅包括物質文化生活，而且還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 [1 ]。從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規律來看，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必然是對前一階段發展的質與量的哲學反思，包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對自然資源運用觀念的更新，對經濟發展的量的積累方式的轉換，通過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就中國現代化的全面整合階段而言，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解決既在歷史之中，又超越歷史，當中需要以下三種時代意識：

（一）矛盾解決與社會發展中的漸進意識

社會發展在一個民族國家的成長和進步過程中要逐一經過一系列的不同時期，從現代化啟動到現代化轉型再到現代化后期，既不能跳過其中某一個時期進入另一時期，它們都有相應的社會問題，也不能把所經歷的歷史時期顛倒過來，這是社會發展中的漸進性。

從實踐層面來看，從舊矛盾的解決到新矛盾的生成，歷史事件A、歷史事件B、歷史事件C之間的距離是30年左右的時間，這一過程雖然有很多激變的要素，但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步都是漸進性的。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對歷史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把這一歷史遺產內化為人們內在的價值追求和行為規范，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這一點來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必然是一個長時間段的過程。從理論層面來看，按照馬克思關于人自由發展的設想，人的自由解放是一個不斷上升的必然過程，從“人的依賴關系”到“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再到“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的共同體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最后一個階段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些階段的更替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矛盾的解決過程與社會要素之間的統籌協調，必然要經歷“沖突—碎片—協同”和“對抗式發展—妥協式發展—一體化發展”的漸進性轉換。

面對這種長期性，漸進意識既不否定激烈變革與快速應變的主體行為，更不是消極的宿命論，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步意識。在經濟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下，從不完全的主動選擇到完全的主動選擇，再到逐步強調文化因素的整合作用，這一過程是統籌協調的漸進過程，正如黨的十九大所指出的，要“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1 ]。

（二）人與自然關系的健康意識

雖然我國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經驗和教訓有所認識，但是仍然沒有避免工業化中所產生的生態破壞現象。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狀態，極大地影響人們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迫切需要樹立人與自然關系的健康意識。

正如前文所述，在現代化的啟動階段，我國對自然資源的直接利用并不充分，在現代化轉型階段，這一問題更加突出。由于自然資源具有地域性，自然資源的差異直接影響了地域經濟的發展狀況，自然資源的可直接利用性，使人們容易把它排斥在價值范疇之外，而僅僅是一種實用的、利己的經濟財富。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工業因素進入自然生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實質上就是一種“失控”的資本邏輯，“資本主義無限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內在邏輯是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 [11 ]。在全球資源配置的大格局下，由自然資源差異所形成的地緣發展優勢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激發，成為一種難以扭轉的發展趨勢。

“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12 ]在人與自然生態的價值范疇上，資本的、經濟的等因素實質上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 [4 ]415。這些重要價值背后蘊藏了人們對自然規律的尊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就是在倡導人與自然關系的健康意識。顯然，這種健康意識成為反映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時代意識。

（三）人與人互動中的公共意識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和解決還必須要明確公共意識。共同富裕是我國社會主義的本質，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有賴于公共意識的建立。所謂公共意識，本質上是人與人生產關系的公平正義意識，市場經濟所具有個體屬性所帶來的對公共性的忽視，嚴重影響了人們美好生活滿足感的獲得。

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推斷也是基于公共性與“現實個人”的一致性的，未來的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4 ]422。但在當今社會，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存在利益空間之間的沖突和法律真空，影響了公共領域的構建。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強調，“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 [4 ]140。從整個社會本身，即人與人關系的共同體本身去構建社會秩序，雖然會依賴于資本的作用，但是畢竟“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 [4 ]415。當然，即使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環境下，資本的這種作用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即資本集聚所產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雇傭勞動下的分工所產生人與人關系的分離、資本邏輯對人們生活的支配等，都是加劇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因素，不利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正如“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4 ]416。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 [4 ]415，而是改變財產的社會性質，使社會財富為全民享用，就構成進一步構建公共秩序的根本要求。新時代下，改變財產的社會性質，切實為全民享用，消除個人不法私利在社會關系構建中的消極影響，應當是時代要求。正如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實現人與人關系之間的社會因素的回歸，成為一種時代所需的公共意識。

總而言之，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一種關乎民族國家精神意識的歷史性的實踐活動。在視角上不應局限于矛盾本身的辯證關系，在敘事上不應僅僅局限于政治事件，還需深入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從歷史發展規律去認識新時代的本質，充分做到歷史敘事與時代敘事的結合，進而探尋符合時代的精神意識。這應當是認識新時代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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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 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