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蔣海曦

[摘 要] 當代社會的主觀與客觀條件都表明，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刻不容緩。如何克服現有經濟理論體系在方法、內容、邏輯結構等方面的缺陷，仍然是很艱巨的任務。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需要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主觀條件，當代社會迅猛發展的高新技術是其客觀條件。要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現代經濟學和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等三大維度上創新，形成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要堅持和加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承性創新及加速對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創新，并對中國改革實踐的經驗進行創新性運用，才能構建完善的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關鍵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西方現代經濟學，新時代中國經濟學； 理論體系

[中圖分類號] F0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616（2018）04-0043-07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論斷。如何進行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理論創新，形成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解決現存理論體系在內容、方法、邏輯結構等方面的問題，我們任重道遠。目前，理論界有三種傾向：一是沿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二是立足于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的框架；三是遵循中國當代經濟改革的經驗。實際上，任何單獨的一種傾向，都沒有將三者統一起來。因此，我們對這方面的問題必須予以厘清。

一、主觀與客觀：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條件

新時代中國經濟學，顧名思義即，是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后，用以指導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按照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理所當然的指導思想；創新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其研究對象必然是新時代的經濟關系；應當沿著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的問題導向進行研究；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新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①。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資參考。這是因為，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系統的、規律性的中國經濟學，且中國經濟學發展，還需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克服脫離實踐的弊端。此外，由于中國進入了新時代，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由“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的矛盾”轉化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新時代呼喚著新的理論，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不能停滯不前，又不能照搬西方經濟理論，故加速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已經刻不容緩。

（一）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需要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一個主觀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平均10%左右的高速度發展，即使進入了“經濟新常態”，2017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達到6.9%，令世界矚目。盡管我們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過程中取得很大成績，但仍然面臨著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約束，面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艱巨任務，面臨國內外一些不確定因素的風險，因此我們必須以更大的努力去完成未來的發展目標。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改革開放面對新變化、新任務、新機遇，迫切需要作為實踐先導的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二）當代社會迅猛發展的高新科技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客觀條件

正如馬克思主義理論被當時的細胞學說、能量守恒定律及進化論所催生的一樣，當代社會迅猛發展的高新技術也催生著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客觀條件。以人工智能在當代的發展為例，人工智能已在司法、電子科技、制造業、社會生活服務、教育服務、金融投資等領域有了廣泛的運用，其勞動生產率在理論上可以趨于無窮大 [1 ]。而中國的共享單車、無現金支付、網購、高鐵被人們稱為新的“四大發明”。更有一些學者認為，“如果知識價值是勞動價值的平方，那么智能價值就是勞動價值的立方” [2 ]。因此，中國政府對高新科技極為重視。根據統計數據，中國的高科技貢獻率愈來愈大，已從2010年的50.9%提升到2015年的55.1%，預計在2020年達到60%②。2013年至2016年，中國高新技術的年平均增值率為11.3%。特別是在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值已占GDP比重的30.3%，達22.6萬億元人民幣③。而對日益迅猛發展的高新技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顯然，迅猛發展的高新技術，已推動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變化，急需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對新的社會關系、社會機制及社會后果做出闡釋，并進一步引導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當代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客觀條件。

二、第一維度：堅持與加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

加速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已具備主客觀條件，因此對其的創新已刻不容緩。但是究竟應該沿何種路線進行創新，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其一，認為中國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我們應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框架進行創新。其二，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沿著市場經濟的軌道運行的，理應按當代反映西方市場經濟運行的西方經濟學框架進行創新。其三，認為應該按照中國改革的現實情況，從其中的經驗中提升理論，從而進行創新。實際上，對上述三種觀點，我們都應進行具體分析，不能失之偏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正是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結果。但是，我們要看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發展著的真理，它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它的原則、方法、基本原理在任何時空都有指導性，也即有普遍性。但它的具體內容、個別結論則有特殊性。它的發展，實際主要是具體內容、個別結論的發展。它能在每一個歷史時期揭示的具體規律被這一歷史時期的狀況所運用、所反映，故而每一個里程碑式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容都能指導著當時經濟社會的實踐。應該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其中一個內涵即是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發展。從歷史來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更是創新。而新時代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更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們加速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創新的重要基礎及指導思想。

當今社會的經濟發展現狀，印證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的真理性，如印證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局部工人與總體工人”理論、“勞動生產率”理論、“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理論、“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倍加”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理論、“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已經不是簡單地印證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了，而是對其進行了提升。提升也是一種創新。比如，智能機器人的運用，已經不是過去單純地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以智力勞動為主，甚至是體力與智力總和的“全勞動”創造的價值。于是，新時代的科學勞動價值論，應是提升后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又比如馬克思的勞動生產率理論，其勞動生產率在過去是有限的，但是在新時代，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作用下，勞動生產率將趨于無窮大。因此，新時代的馬克思的勞動生產率理論，也是提升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勞動生產率理論。這些提升后得以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也應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內容。

三、第二維度：借鑒和加速對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創新

一些人認為，西方經濟學反映了當代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況，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可以借鑒西方經濟學，形成其相關內容。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失之偏頗。其道理主要在于我們必須對西方經濟學進行顛覆之后，形成新的理論成果才能借鑒。

（一）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方面進行創新

西方經濟學基礎的“理性人假設”，本身就曾受到過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指責。在西方，關于人性假設就有多種觀點。如“有限理性人”“復雜人”“社會人”“學習人”等，不同假設可以形成不同的經濟理論，這就使經濟學難以形成普遍性意義。又如西方經濟學中的效用價值論，形成序數效用論和基數效用論的對立，這種理論的不分明，損害了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性。

（二）西方經濟學正面臨著挑戰，必須進行創新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面對西方國家的大危機，不少西方經濟學家質疑哈耶克等人倡導的主流經濟學，贊成蘇聯及東歐國家的一些經濟學家的理論。80年代開始，一些西方國家如法國的高校學生，就反對大學教授們奉為經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這些理論完全脫離現實，沒有用處。西方著名經濟學家艾克納就指出：“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是由毫無現實基礎的理論構成的。事實上，除了一系列演繹推理外，經濟學幾乎一無所有?！?[3 ]中國學者張維迎也于最近對西方主流經濟學提出批評，“我認為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不是美化了市場，而是丑化了市場”。他還認為，“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濟學的那些假設。用了這些假設，人們就會用假設的現實性評價市場，這就敗壞了市場的名聲”①。顯然中外學者共同抨擊西方經濟學，對其形成了極大的挑戰，西方經濟學理論必須有所創新。

（三）經濟發展的現實對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形成了強大的沖擊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以發展市場經濟為由，將西方經濟學奉為圭臬，不顧國情地照搬西方理論。例如“奧肯定律”，認為隨著經濟的增長，就業率也隨之增長的理論，就在中國失靈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并不是單純依靠促進經濟增長來解決的，而是依靠新動力的增長、結構調整、勞動力素質提高等來解決的。又如，西方長期依靠發展第三產業來容納第一、第二產業溢出的勞動力。而中國的現實情況表明，在高新技術作用下，第二、三產業已成為溢出勞動力的重要產業。因此，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決好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更為發人深省的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竟無一個西方經濟學家應用西方經濟學理論預測到。甚至于他們對于次貸危機的闡釋，最終還得回歸到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上來。

上述表明，西方經濟學面臨著理論的較大危機和嚴重挑戰，我們對西方經濟學不僅不能照搬，也不能簡單借鑒，必須努力地創新。只有這樣，創新后的經濟理論才能反映當代市場經濟的現實，才能作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參考。

四、第三維度：加速實證與實踐在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創新性運用

理論往往是行動的先導。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目的，是更便于在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實踐中被運用。特別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形成的經驗，是總結出規律性的理論內容的依據，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創新發展所必需的。新時代的中國經濟學已在實踐中進行了改革經驗的創新性運用，從而通過實踐，實證了新時代中國經濟學構建的可能性及科學性。

（一）通過創新形成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按照傳統理論，技術進步最初是作為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一些經濟學家如肯尼思、阿羅、薩繆爾森、庫茲涅茨逐漸認識到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持續涌現的技術進步推動了生產的發展 [4 ]，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的高速增長起著關鍵作用。熊彼特更是將技術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但是，西方理論只是強調單一的創新，即技術創新對經濟的決定作用。這種思想也長期影響著我國的一些學者。然而，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指引下，中央強調全面創新，這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傳統理論的科學內容。這是因為在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的高速增長已轉向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發展要依靠創新發展理念、科技引領和創新驅動。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在這些思想引領下，全國形成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2016年數字經濟規模就達到22.6萬億元，占GDP比重的30.3%①。按照《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17》預計，2035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將占GDP的50%。這些可喜的局面，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創新性實踐的可喜成果。這些成果讓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驚呼，中國經濟的發展無法用西方的制度經濟學來解釋 [5 ]。

（二）全面振興農村經濟，走自己的特色之路

根據傳統理論，一些人認為中國“三農”問題主要應通過轉移第一產業的剩余人口，像西方一樣使城鎮化率至少達到70%以上才能很好地解決。然而，這樣做的結果是農村土地要么拋荒嚴重，要么占用過度，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面臨威脅；不少農民進入城市無法融入城市生活，而大中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嚴重。顯然，這并不是一個按西方學者開出藥方就能解決的問題。一些學者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認為發展中國農村經濟，不一定非要強調農村剩余勞動的轉移以及一味提高城鎮化率，而要順應社會科技發展的趨勢，提升勞動者掌握科技的能力，調整包括農業在內的各產業的資本結構。只要產業結構的資本有機構成處于合適的狀態，農業乃至任何產業都是可以進一步提升的 [6 ]。正是如此，2018年2月4日，中央“一號文件”全面部署了中國鄉村的振興戰略，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這從政策原則上、頂層設計上突出了農業提升新業態的位置，肯定了農民不一定成為市民的經驗，表明了中國特色農業發展的前程。這也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創新性實踐的新內容，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新篇章。

（三）突出三次產業發展的中國道路

按照傳統經濟理論以及西方的實踐，在第一、第二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我們就必須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才能解決好經濟發展帶來的失業、收入不平等的難題。故而一段時期，一些地方就大力提高第三產業的發展，甚至使其過度發展，加速以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的發展，致使市場上的金融風險不斷加大，“脫實強虛”現象十分嚴重。而據一些專家測算，在當代高新技術的沖擊下，至2020年，全國銀行業從業人員將減至2008年的1/2，且第三產業吸收就業人口的能力已小于第二產業，特別是2015年以來，第三產業吸收就業人口的能力更弱 [6 ]。正因為如此，中國必須堅持走自己的三次產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因而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新時代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同時，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了振興中國鄉村戰略。以上這些戰略和發展方針，都闡明了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在新時代協調三次產業的關系，走三次產業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道路的新發展理念。這些新發展理念的提出和探索，也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又一重大創新性實踐，其理論內容必然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光輝篇章。

參考文獻：

[1]蔣南平，鄒宇.人工智能與中國勞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130-138.

[2]謝和平.新時代科技經濟學的思考與構想[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5-10.

[3]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77-79.

[4]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9版）[M]. 于健，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3：60-68.

[5]羅納德·哈里·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M].徐堯，李哲民，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136.

[6]蔣南平，蔣玲.必須重新審視第三產業的就業問題——基于馬克思失業理論的視角[J] .政治經濟學評論，2017，8（2）：122-134.

[責任編輯：吳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