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沿邊黨項熟戶的凈土殿堂 (二)
——陜西志丹縣何家坬石窟的思想內涵與民族屬性分析

□石建剛

陜西志丹縣何家坬石窟 (又稱何家洼石窟)，是一座以北宋沿邊地帶黨項熟戶為主體開鑿的佛教洞窟 (圖1)，這是目前所知北宋境內唯一一座由黨項熟戶主導開鑿的石窟。該窟為研究北宋黨項熟戶的佛教信仰、黨項與漢族的融合、陜北宋金石窟與敦煌等地宋夏石窟的關系等問題提供了絕佳的資料，其價值和重要性自不待言。筆者在《北宋沿邊黨項熟戶的凈土殿堂 (一)——陜西志丹何家坬石窟調查與初步研究》一文中對該窟的形制、造像和題記等內容進行了詳細刊布。在此基礎上，本文將著重探討何家坬石窟的造像題材、造像思想、民族特性等核心問題，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圖1 何家坬石窟外景

一、主要造像題材及其內涵分析

根據題記T1記述，何家坬石窟的主要造像有“大佛伍尊，小佛壹仟尊，并及觀音、慈氏、十六羅漢”，那么他們具體對應洞窟的哪些造像?這些造像有著怎樣的佛教身份和內涵?洞窟整體的營建思想又是什么?文章這一部分，將圍繞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千佛變相與佛佛永續、佛法不滅思想

洞窟后、左、右三壁均雕刻成排的千佛造像，特別是在后壁滿雕千佛，在陜北宋金石窟中是唯一的。該窟顯然有強調千佛造像的目的，且從開窟題記T1的敘述“大佛伍尊，小佛壹仟尊，并及觀音、慈氏、十六羅漢”來看，千佛地位僅次于“大佛伍尊”，而在觀音、彌勒、十六羅漢之前，足見其重要。那么該窟的千佛造像是何身份，出自何經，有何功能呢?

細查該窟的千佛造像，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每尊佛像均坐于蓮花座上，蓮座之間均由蓮莖相連;其二，后、左、右三壁成排的千佛造像下部均浮雕有水波紋。類似的千佛造像不見于陜北地區的其他石窟，但在敦煌石窟中卻有大量發現，敦煌莫高窟宋代264窟和西夏263窟即如此，主室四壁繪制成排的千佛坐像。這些千佛圖像具備的顯著特點是均以綠色為背景，千佛均由穿插其間的蓮莖相互連接 (圖2)。根據梁蔚英先生的研究，莫高窟264、263窟所見的這種千佛圖像其實是程式化了的賢劫千佛變相。賢劫千佛變相是根據《密跡金剛力士經》和《大悲經·禮拜品》兩部經繪制，選取關于賢劫千佛的內容，表現賢劫千佛宿世因位受記和今世 (賢劫)果位興世，所以將此經變稱為“賢劫千佛變相”［1］26－53。 《大悲經》卷二 《禮拜品第八》曰:

圖2 莫高窟第263窟千佛圖像

阿難，何故名賢劫?此三千大千世界，卻欲成時盡為一水。時凈居天以天眼觀見此世界唯一大水，見有千枚諸妙蓮華，一一蓮花各有千葉，金色金光大明普照，香氣芬薰甚可愛樂。彼凈居天因見此已，心生歡喜，踴躍無量，而贊嘆言: “奇哉奇哉，希有希有?！比绱私僦挟斢星Х鸪雠d于世，以是因緣，遂名此劫號之為賢。［2］199

何家坬石窟千佛造像下方的水波紋，其實代表的正是水，和莫高窟364、363窟以綠色背景色來表現的水是完全一樣的。經文中稱“此三千大千世界，卻欲成時盡為一水”、“此世界唯一大水”，可見水正是賢劫三千大千世界的象征，所以在敦煌石窟和何家坬石窟的賢劫千佛變相均采用不同的表達方式突出表現并特別強調水的存在，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表現賢劫三千大千世界。而水中生出的蓮莖將千佛一一連接，正是“見此世界唯一大水，見有千枚諸妙蓮華，一一蓮花各有千葉”內容的圖像化表達，是賢劫時“千佛出興于世”的表現。由此，我們認為何家坬石窟中的千佛造像，雖然沒有出現寶瓶、大蓮花等經典性圖像元素，但應同樣是賢劫千佛變相，和莫高窟263、264窟一樣屬于賢劫千佛變相的簡化形式。

那么，何家坬石窟的賢劫千佛變相有著怎樣的宗教內涵，它和其他造像題材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系呢?《大悲經》卷二《禮拜品第八》曰:

阿難，我滅度后此賢劫中，當有九百九十六佛出興于世。拘留孫如來為首，我為第四，次后彌勒當補我處，乃至最后盧遮如來。彼諸沙門如是佛所，于無余涅槃界次第當入般涅槃，無有遺余。何以故?阿難，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作所功德終不虛設。［2］199

此經宣傳的是賢劫千佛受記和出興，就是說雖然釋迦佛已經滅度，但是佛門的佛祖繼紹相續不斷，這是大乘千佛遞次出興而相續不斷思想的反映，也應正是何家坬石窟賢劫千佛變相的根本要義。若將賢劫千佛變相與三佛造像聯系，一方面是將賢劫千佛相續不斷的內容置于更為廣大的十方三世、三千大千世界中，共同表現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均有佛住世，佛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觀念;另一方面則是構建了一個佛法永駐、法脈永續的佛國凈土世界。

(二)十六羅漢與其護法住世、護佑眾生的人間導師功能

前壁K9－1羅漢造像左上方有一方發愿文題記 (圖3)，內容為“一佰一十人惟頭吃多遇，父遇兀，母馬姊 (?)，愿早生天界，記之”。功德主吃多遇希望亡過父母早日往生佛國凈土，這則題記正是該窟造像強調凈土思想的最好注解。而值得關注的是，這則發愿文是附屬于十六羅漢造像的，那么十六羅漢造像與往生凈土之間又有著怎樣的聯系呢?

圖3 題記T21拓片

據玄奘譯《法住記》的記載，十六羅漢在釋迦佛涅槃時，受釋迦佛囑托住世不滅，護持正法，護佑信眾，可見，在釋迦佛寂滅、彌勒佛尚未出世之前，十六羅漢代表佛祖住世人間，承擔著住世護法的責任，成為眾生的實際護佑者?！斗ㄗ∮洝吩?

佛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其護持使不滅沒，及敕其身與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缡鞘蟀⒘_漢，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離三界染，誦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敕故，以神通力延自壽量，乃至世尊正法應住常隨護持，及與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3］12c

志磬撰《佛祖統紀》卷三十三“供羅漢”記載:

佛滅時，付囑十六阿羅漢，與諸施主作真福田。時阿羅漢咸承佛敕，以神通力延自壽量。若請四方僧設無遮施，或所住處，或詣寺中，此諸尊者及諸眷屬，分散往赴，蔽隱圣儀，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除四大羅漢、十六羅漢，余皆入滅。［4］319b

可見十六羅漢造像帶有強烈的傳法、護法思想，以及拯救眾生趨向理想世界 (凈土世界)的象征意義。十六羅漢屬于高僧信仰的內容，其雖然是佛教神祇，但被賦予了凡眾的性格特征，成為了混跡人間，最為接近世間大眾的佛教神祇，容易使人感到親切，當然也就更加受到信眾的歡迎。正是由于這一特點，十六羅漢和各類高僧一樣，扮演著佛教信眾人間導師的重要角色，成為連接人間信眾與佛國圣眾的引導者。該窟在十六羅漢造像中大量鐫刻供養人像，或正是希望羅漢能引導他們進入佛國圣境。開窟者將十六羅漢鐫刻于信眾剛剛進入洞窟主室的前壁位置，一方面是因為十六羅漢的護法功能，另一方面或正是處于其人間導師身份和功能的考慮。

(三)社會戰亂與末法思想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何家坬石窟的開鑿者是在努力為信眾構建一座理想的佛國凈土世界。但是，無論是千佛變相，還是十六羅漢、彌勒造像等，他們在構建佛國凈土世界的同時，均表現出強烈的末法思想?；蛟S正是因為佛教徒心中強烈的末法觀念，所以他們才極力想構建一個佛佛永續、佛法不滅的佛國凈土，這是法欲滅時佛教徒們思古圖興思想情緒的一種表達。

千佛變相與十六羅漢、彌勒等造像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末法與傳法、護法思想，或正是在當時盛行的末法思想和陜北地區長期戰亂的社會現實共同作用下產生的。1999年楊富學、杜斗城二位先生最先提出遼朝流行末法和護法思想的說法［5］21－25。2000 年，梅林進一步提出了“1052年末法思想說”［6］107。之后，沈雪曼、沙武田、康建國等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對遼朝的末法思想進行詳細論證①。筆者完全贊同以上學者的觀點，并認為陜北宋金石窟中大量出現涅槃造像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這一末法思想的影響［7］10－16。當時佛教盛行的末法思想沒有隨著1052年的到來和逝去而消失，正像陜北宋金石窟中涅槃造像并沒有因為1052年末法時代的降臨而突然消失一樣，在1052年之后末法思想在佛教信眾中持續產生影響。

宋金時期的延安一帶始終是以宋夏、宋金戰爭為主線，“當和平的希望愈趨渺茫時，一種末世情結與世代輪回觀念會迅速蔓延”［8］95，正是由于對現實情勢的無奈，陜北民眾更多地寄希望于佛教神祇。在陜北宋金石窟題記中祈求“國泰民安”、“天下太平”幾乎成了一種流行語②，隨處可見，何家坬石窟也不例外，同樣祈愿“風調雨順，天下人安”(T1)。這種末世情結恰恰和佛教的末法思想相契合，于是大量反映末法與末世觀念的佛教圖像應運而生，何家坬石窟同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所以它本身也包含著陜北各族民眾對戰亂的厭惡和對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何家坬石窟所見之黨項特征

何家坬石窟造像題記所見功德主幾乎全是北宋境內的黨項熟戶，強烈地表明了該窟的民族屬性。與陜北宋金石窟中的漢族洞窟進行對比，該窟在造像題材、造像風格等方面也均表現出顯著的黨項特征。

(一)造像題材之獨特性

何家坬石窟主要造像有三佛、阿彌陀佛、彌勒佛、賢劫千佛變相、自在坐觀音、彌勒菩薩、十六羅漢、二天王與二力士，其中賢劫千佛變相、二天王與二力士造像頗為特別，為陜北宋金石窟所少見。

三佛是陜北宋金石窟所流行的造像題材，但如前文所述，何家坬石窟中央佛壇的三佛造像顯然不同于陜北宋金其他石窟中央佛壇的釋迦佛、東方彌勒佛、西方阿彌陀佛組成的三佛造像，其中沒有出現倚坐的彌勒佛，而是在左右壁分布配置了彌勒佛和阿彌陀佛。

何家坬石窟前廊造像為兩尊坐姿天王像(圖4)和兩尊站姿力士像 (圖5)組合，這也是該窟較有代表性的造像內容，天王和力士的造像體型高大，均仿真人大小。陜北地區的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石窟中，類似真人大小的高浮雕天王造像較為流行，如鐘山第6、8窟，清涼山第12(圖6)、20窟，招安第3窟，城臺第2窟等石窟。在這些實例中，除城臺第2窟外，其余均是二立姿天王造像，配置于洞窟前廊后壁窟口兩側或洞窟前壁窟口兩側，不同于何家坬石窟的天王力士組合。對比何家坬石窟和陜北其他北宋石窟的天王造像，其在服飾上也表現出獨特性，前者頭扎巾，未著戰袍，戰甲緊身貼體，綁腿扎緊，造像整體精干、魁梧，盡顯黨項武將的風采;后者一般均為頭戴盔或花冠，著寬袖戰袍，衣袖和袍子后擺飛揚，造像整體顯得高大偉岸，一副漢族儒將的風范。而金代的城臺第2窟 (圖7)和清涼山第20窟天王造像又明顯繼承了何家坬石窟天王造像的某些風格。

圖4 何家坬石窟前廊后壁右側天王造像

圖5 何家坬石窟前廊右壁力士造像

圖6 清涼山地12窟天王造像

城臺第2窟前廊浮雕兩尊坐姿天王和兩尊站姿天王，這一造像組合形式顯然是模仿了何家坬石窟的天王力士組合，而類似組合全然不見于陜北宋金其他石窟。城臺第2窟前廊最西側一尊天王像旁有明確題記:“本寨小胡族弟 (第)二十二指揮訛遇，并男訛伏□家德永德永見并妻一娘等，共發心打造妝畫□ (善)神一尊，愿合家平安，天德二年(1150)九月一日僧善果?！睋P者考察，城臺第2窟的4尊天王像均開鑿于金天德二年，且當均是金朝的黨項人出資開鑿的。兩處造像的功德主均為德靖寨小胡族成員，所以城臺第2窟的訛遇極有可能是何家坬石窟功德主吃多遇等人的后裔，因而城臺第2窟的金代造像在題材和風格上繼承何家坬石窟的內容合乎情理。而金代清涼山第20窟的天王造像則是在繼承陜北北宋天王造像風格的基礎上，吸收了黨項造像風格的某些元素。如清涼山第20窟天王束高發髻，發帶呈雙“U”形飄揚，這即與何家坬石窟和城臺第2窟的天王形象類似。清涼山第20窟天王和城臺第2窟最西側的站姿天王，此三身天王雖然均表現為寬袖的樣式，但天王服飾如黨項造像一樣，更加緊身貼體，表現出黨項武將的精干魁梧。

圖7 城臺第2窟天王造像

陜北地區共有宋金石窟100余窟 (龕)，其中有千佛造像者僅14窟 (不包括何家坬石窟)，而在這14座洞窟中，千佛造像并非主要造像題材，大多處于次要位置，甚至僅起到補白的作用。但在何家坬石窟中，千佛圖像滿布主室后、左、右三壁，且是不同于一般洞窟千佛造像的千佛變相，在整個陜北石窟中屬于特例。而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就是這種變相在敦煌石窟中非常發達。據梁蔚英先生統計，莫高窟的賢劫千佛變相始出于晚唐，榆林窟始出于五代，歷北宋而止于西夏，即從9世紀中葉至13世紀初葉，歷時近400年，共存變相25幅:晚唐5幅、五代7幅、北宋8幅、西夏5幅。屬西夏統治區域的敦煌地區流行的賢劫千佛變相突然出現于北宋境內的石窟中，當絕非巧合，這或與該窟功德主的黨項屬性密不可分，這一圖像樣式應正是通過宋夏沿邊黨項人之間的往來而傳播至北宋境內，并出現于黨項人所開鑿的洞窟中。

(二)供養人圖像及題記所見黨項民族特點

何家坬石窟保存了大量黨項小胡族人題名，表現出顯著的民族特征。而與之對應，洞窟主室前壁的彌勒菩薩、自在坐觀音和十六羅漢造像中共浮雕有10身 (分別是K1－2、K1－3、K3－2、K7－3、K7－4、K7－5、K9－2、K10－2、K12－4、K16－3造像) 供養人像，這些供養人像也具有明顯的民族特征，為我們研究黨項熟戶裝束特征及其漢化問題提供了價值極高的圖像資料。

其中K7－5造像殘損嚴重，裝束無法判斷，其余9身像，除頭部大多殘損嚴重外，服飾均保存完好，現對這些造像的相關情況作一簡要考察。K1－2為女性供養人像，上著交領窄袖短襦，下著長裙。K1－3為男性供養人像，短發，上著圓領窄袖長袍，腰系帶，雙手沒于袖內。根據題記T8來看，K1－3為黨項男性“遇輕”，K1－2為黨項女性“都麻”。K3－2、K7－3、K7－4、K9－2、K10－2造像，裝束一致，均著圓領窄袖長袍，腰間系帶，均為男性供養人形象，依據相關造像題記不難確定這5身供養人均為黨項人。從這些供養人造像來看，北宋沿邊地區的黨項熟戶男裝當是以K7－3(圖8)所見那種圓領窄袖長袍為主，這種服飾在樣式上與北宋漢族普

通民眾日常穿著的服飾比較類似，但是從圖形內容來看，它又與漢人所著同類服飾存在兩點差別:其一，漢人也有著圓領長袍者，但其衣袖似乎稍微寬松一些，不似黨項熟戶衣袖這般窄小貼體;其二，服飾材質不同，從該窟黨項供養人圖像來看，這些黨項熟戶的服飾更加厚重，似乎是獸皮或較厚的棉衣，而漢族服飾顯然較為輕薄，當為棉布或絲綢之類質地較輕的材料。自從黨項人內遷之后，受到強大漢文化的影響，黨項人一改過去“衣裘褐”、“披大氈”的服飾習慣，開始效仿漢人“衣錦綺”，到李元昊繼位時，黨項人已經普遍接受漢族服飾。李元昊建立西夏國，出于政治統治考慮，對西夏服飾進行了改革，突出黨項特點。自元昊起， “衣始白窄衫”，雖然衫在宋代也非常流行，但是西夏衫不似宋衫的寬博大袖，而是窄瘦合體的樣式，何家坬石窟所見圓領窄袖長袍應正是李元昊改革之后的服飾特點，類似的服飾在榆林窟第29窟供養人像中比較常見。

圖8 K7－3供養人造像

在易服的同時，李元昊還頒布了禿發令，他“先自禿其發，然后下令國中，使屬蕃遵此，三日不從，許眾共殺之。于是民爭禿其發，耳垂重環，以異之”。自此西夏男性一律禿發，漢人的結發習俗被禁止。但從該窟所見黨項男性發式來看，這些黨項熟戶似乎并沒有執行西夏的禿發令。K16－3供養人，頭梳高髻，明顯是漢族發式。K1－3男性供養人發式 (圖9)，額發修剪整齊，兩鬢頭發下垂覆耳，下緣修剪整齊。陜西神木縣太和村西夏古墓出土的高浮雕男侍俑發式③與此有所類似，額前和鬢角頭發剪短。但兩者又存在明顯的不同，后者頭頂一塊圓形頭發被剃去形成禿發，而前者卻并沒有如此。

圖9 K1－3供養人造像

圖10 K16－3供養人造像

K16－3供養人像 (圖10)，頭梳高髻，向右側身而立，著右衽翻領廣袖長袍，腰系帶，右手撫額，作眺望狀，左手提葫蘆形器。造像下方鐫刻題記T29。在T29中以此羅列了屈乜、移嵬等15位黨項供養人名，而這些人名全部來源于T1題記所羅列的第10結社組織，其中屈乜正是該結社的首領，屈乜其人當具有較高的身份地位，故我們推測K16－3造像當正是屈乜其人。根據謝靜先生的研究，這種大翻領束腰長袍衣來自波斯，通過粟特人傳入新疆、河西等地，吐蕃服飾深受其影響，吐蕃族一般都穿翻領長袍 (一般是左衽或對襟衣)，而三角形大翻領成為吐蕃服飾最突出的特點［9］。K16－3造像所見翻領長袍當也是受到這一外來服飾影響而產生的，同時，從右衽和寬袖兩個特點來看，其在接受西來服飾樣式的基礎上，又受到漢族服飾的影響。

K12－4供養人像，下方鐫刻題記 T25，題記內容說明該供養人為達磨行者。供養人造像上著廣袖長襦，下著裙，裙帶垂于兩腿間，拱手彎腰禮拜彌勒，雖然頭部損毀嚴重，但從其裝束來看，顯然是一幅漢族士大夫的形象。從“達磨行者”的題名來看，并不具有明顯的黨項人名特征，且在T1題記所羅列的小胡族成員中并未出現此人，考慮到圖像人物顯著的漢族裝束，我們認為其人極有可能是一位漢人信士，而并非黨項人。

三、何家坬石窟中的漢風元素

何家坬石窟雖然在造像和題記等方面均保持了黨項民族的某些顯著特征，但是，由于沿邊地區黨項族與漢族長期雜居，深受漢文化影響，所以何家坬石窟在洞窟形制、造像題材和題記內容等方面亦受到陜北宋代漢族洞窟的諸多影響。

(一)土地神造像所見之漢風影響

就洞窟形制而言，何家坬石窟由前廊和后室組成，后室為中央佛壇窟，這是陜北宋金石窟非常流行的洞窟形制。在陜北宋金石窟中，中央佛壇窟共有15例，中央佛壇窟的各類變式 (屏板式中央佛壇窟、屏壁式中央佛壇窟和立柱式中央佛壇窟)有18例，足見其數量之多。

就造像題材而言，該窟所見的十六羅漢、自在坐觀音、彌勒佛、阿彌陀佛等題材均是陜北宋金石窟中非常流行的題材。而最能體現漢族造像題材對沿邊黨項熟戶影響的則是石窟左側附龕造像，龕內造像雖已無存，但右側龕沿處有題記T32“土地施主香逋”(圖11)，據此我們推測該龕造像當為土地神。

據文獻記載，至遲到唐代，寺院就有專門供奉土地神的土地堂了。據《益州名畫錄》記載四川寧蜀寺即有土地像:

大圣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真”、“華亭張居士真”，寶歷寺“請塔天王”，寧蜀寺“都官土地”，并重胤筆，見存。［10］44重胤是唐僖宗年間人，說明寧蜀寺的都官土地像至遲應繪制于唐僖宗時期。據五代時期僧人昭秀撰寫的《都官土地堂記》可知，土地神也是分等級的，都官土地是高于普通土地神的［11］，可見，唐代寺院已經供奉有土地神。宋代，土地神已經成了寺院重要的神祇，幾乎在所有重要的寺院活動中都要供奉土地神，并舉行特定的儀式。宋 《(重雕補注)禪苑清規》中記述，在三八日、結夏、解夏、尊宿入院、沙彌受戒等活動中都要專門禮拜寺院土地神，特別是其中還保留了在三八日和結夏、解夏活動中于土地堂前禮儀的念誦內容:

圖11 題記T32拓片

三八日，堂司行者齋后稟覆住持人訖，然后掛牌，至時堂中、大殿、土地堂打疊灑掃，安排香火，鳴鐘集眾。大眾知事集，住持人從土地堂、大殿、僧堂次第燒香，唯佛前三禮。住持知事以下上間立，首座以下下間立。維那斂鐘念誦，初三、十三、二十三念:皇風永扇，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伽藍土地，護法安人;十方施主，增福增慧。

(結夏時)四月十四日齋后，掛念誦牌，至晚，知事預備香花法事于土地前，集眾念誦 (詞云:竊以熏風扇野，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躬裒大眾肅詣靈祠，誦持萬德洪名，回向合堂真宰，所祈加護得遂安居。仰憑尊眾長聲念云云。又云:念誦功德并用回向，護持正法土地龍神，伏愿神光協贊，發揮有利之勛。梵苑興隆，永錫無私之慶，再憑尊眾念十方等，略聲法事，打鼓赴堂也)。

(解夏時)七月十四日晚念誦煎湯。來日升堂，人事巡寮煎點并同結夏之儀。唯牒狀詞語不同而已?！恋靥媚钫b (切以金風扇野，白帝司方，當覺皇解制之時，是法歲周圓之日。九旬無難，一眾咸安，誦持諸佛洪名，仰報合堂真宰。仰憑大眾。已下與結夏念誦同)。

新住持人先到大殿，次土地堂，次真堂，并聲法事燒香。［12］527－528、542b

宋惟勉《叢林校定清規總要》中有著類似的記載，除以上內容外，在四節土地堂念誦條還提及冬至和除夕夜寺院在土地堂舉行念誦儀式的記載:

堂司行者，于齋罷，報眾掛牌，參前提點土地堂、祖師堂、大佛殿，裝香點燭，事辦。覆住持兩班，一一如三八念誦次第?！S那轉身，向土地念誦 (文見于下)，回向云 (上來念誦功德，回向當山土地，合堂真宰，所冀，神光葉贊發輝有利之勛，梵苑超隆，永錫無私之慶，再勞尊眾念十方三世，云云)。［13］610b

從以上兩部宋代佛教“清規”的記載可以看出，宋代佛教寺院皆設有土地堂，土地神成了寺院重要的神祇之一，因而將對土地神的禮拜儀式寫進了“清規”之中。在三八日、結夏、解夏、尊宿入寺、沙彌受戒等這些常規性的寺院活動中均要禮拜土地神，且土地堂和大殿、祖師堂、僧堂等并列，足見土地神在佛教寺院中的重要性。根據“清規”所載土地堂前念誦祈愿的內容看，多是希望“伽藍土地，護法安人”、“九旬無難，一眾咸安”，可見土地神扮演著護法神的功能，護持佛法，護佑寺院和僧眾。這一點在唐代宗密的 《圓覺經道場修證儀》［14］382a、宋代 道 成《釋氏要覽》中均有類似記載［15］303b，說明佛教寺院的土地神具有護持伽藍的功能。在土地堂禮拜過程中，寺院僧人不僅要遵循一定的儀軌，而且還常常需要念誦具有固定程式的念誦文。這些程式化的儀軌的形成和普遍使用，說明宋代寺院土地神作為“伽藍神”地位的確立和公認。

根據“清規”的記載，在這些佛事活動中，禮拜時基本遵循了先是土地堂，再是大殿、祖師堂、僧堂的順序，結合其護伽藍神的職能，我們認為土地神一般應供奉于寺院前部某個位置。北宋嘉祐二年 (1057)的河北涉縣佛巖腦摩崖造像中的土地神造像所處位置與這一記載比較吻合。何家坬石窟的這個附龕恰好開鑿在主窟外左側，所處位置與“清規”中對土地堂的記載較為符合，結合題記內容，我們認為該龕造像當是土地神。在何家坬石窟中供奉土地神，足見漢文化對沿邊黨項熟戶影響之深，漢地傳統的神祇已經進入他們的信仰體系。

從題記T15內容“石匠弋達，女夫趙真并□□”來看，弋達及其女婿趙真當是何家坬石窟的造像工匠，且從二人的題名“弋達”、“趙真”來看，應均是漢人。漢族工匠參與石窟開鑿，必然將漢族的造像內容和信仰體系或多或少地融入到何家坬石窟的營建過程中，這正是何家坬石窟造像和思想內涵明顯受到漢族文化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同樣作為石窟造像功德主的“行者達磨”、“幣主魏建”等漢族信眾也必然是向黨項民眾傳播漢族文化的重要媒介。

(二)題記內容及其格式所見之漢風影響

從開窟題記T1的格式和內容來看，其明顯是模仿了同一時期陜北地區北宋石窟的開窟題記，筆者僅以時代相近的富縣趙家溝觀音洞石窟開窟題記為例作一簡要說明。

何家坬石窟題記T1:“惟南瞻部洲大宋國修羅管界保安軍德靖寨管下小胡族第二十四指揮施主惟那頭首領吃多遇等壹佰壹拾人，各發愿心，自辦資財，修造到石空佛堂一所，大佛伍尊，小佛壹仟尊，并及觀音、慈氏、十六羅漢，并已了必 (畢)，愿皇帝萬歲，重臣千秋，風調雨順，天下人安，已后永為供養。(中略功德主人名)佛堂自元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下手，至紹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了畢，自后愿舍財施主增福增壽，合家安樂，紹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惟那吃多遇，本族巡檢胡?！?/p>

富縣趙家溝觀音洞石窟開窟題記:“大宋國鄜州直羅縣黑水鄉雷雨、弟雷震，自法(發)乾 (虔)心，打造石空，觀音菩薩、十六羅漢并部從，永為供養。愿皇帝萬歲，重臣千秋，然愿四方無事，國界安寧，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施主母親楊氏、雷雨、弟雷震，清 (青)石作處士介源，寫文字人雷豐，元祐五年庚午歲 (1090)?！?/p>

二者體例一致，均分為何地何人發愿修建石窟、石窟主要造像內容、發愿內容、施主等人姓名、開窟時間等部分內容，且各部分的前后順序完全一致，其實陜北宋金石窟開窟題記大多遵循了這一較為程式化的書寫格式。而且，我們明顯可以看到，何家坬石窟T1題記在遣詞造句方面亦與陜北宋金石窟開窟題記多有相似或雷同之處，以下列舉數例。第一，首句的“南瞻部洲大宋國修羅管界保安軍德靖寨管下小胡族第二十四指揮施主惟那頭首領吃多遇等壹佰壹拾人”與紹圣二年 (1095)的黃龍月坪石窟的“南瞻部洲大宋國修羅界丹州宜川縣永寧鄉永寧村客戶楊順”一句完全一致，而大多數情況是如趙家溝觀音洞石窟的“大宋國鄜州直羅縣黑水鄉”，省去“南瞻部洲”。第二，在陜北宋金石窟題記中一般多將石窟稱為“石空”、“佛空子”等，何家坬石窟題記T1同樣沿用了“石空”一詞。第三，陜北宋代漢族的發愿內容多具程式化，起始一般均是“皇帝萬歲，重臣千秋”。由于陜北地區自古自然災害頻發，加之宋夏之間長期戰亂，所以“風調雨順”和“國泰民安”、“天下人安”等也是這一時期石窟造像常見的發愿內容。而這種具有程式化和時代特點的發愿內容也為何家坬石窟所借鑒和使用。

根據題記T17“觀音一尊，施主吃多遇三班并妻三娘，男李三、贠賓、臥怡、訛樸”和題記T21“一佰一十人惟頭吃多遇，父遇兀，母馬姊，愿早生天界，記之”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吃多遇與其父遇兀及三子臥怡、四子訛樸均為漢字音寫的黨項人名，而吃多遇的母親馬姊、妻子三娘和長子李三、次子贠賓均是直接用漢語題寫的人名。從李三和贠賓的題名來看，并無明顯的政治含義，當是其父吃多遇或李三、贠賓本人自行更改的名姓，而馬姊和三娘的題名則不能確定她們本就是漢人還是黨項人使用了漢名。無論是黨項與漢族通婚，還是黨項人取漢名，均反映出黨項與漢民族的融合。杜建錄、鄧文韜先生對該窟題記所見的番漢融合與番改漢姓有較為詳細的論述［16］45－47，筆者不再贅述。

四、小 結

綜上所述，何家坬石窟是一座以北宋沿邊黨項熟戶為功德主主體開鑿的佛教洞窟，石窟造像保存較好，且保存了大量黨項人題記，是研究北宋沿邊黨項熟戶宗教信仰的珍貴資料。在遼代末法思想和陜北地區長期戰亂社會環境的共同影響下，洞窟設計者試圖為北宋沿邊黨項熟戶構建起一座凈土的殿堂，這正是何家坬石窟的主題思想。何家坬石窟是在北宋沿邊黨項熟戶吃多遇等人的主導下開鑿的，所以石窟造像和題記內容既表現出顯著的黨項民族特征，又明顯受到陜北地區漢文化的影響，表現出文化的雜糅和民族的融合現象。

陜北宋金石窟和敦煌西夏石窟，雖然相距較遠，且分屬不同民族政權和文化圈，但二者始終存在密切聯系，在佛教造像和信仰方面互有影響。宋與西夏的文化交流始終是以宋文化的輸出為主導，這一點在陜北宋金石窟和敦煌西夏石窟的相互影響中也有明顯體現，筆者此前關注的陜北宋金石窟“玄奘取經圖像”對敦煌西夏石窟玄奘取經圖像的影響極好地說明了這一現象。然而，敦煌石窟自北朝至宋元延續不斷，佛教文化長盛不衰，其西夏石窟在與陜北宋金石窟的交流中也對后者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本文所關注的何家坬石窟賢劫千佛變相即是一例。何家坬石窟的賢劫千佛變相在陜北宋金石窟中屬于孤例，而這一造像題材在敦煌石窟中持續流行了近400年之久，自晚唐至西夏共存25例，何家坬石窟的賢劫千佛變相即源自敦煌石窟。

注釋:

①參見:沈雪曼《遼與北宋舍利塔內藏經之研究》，《美術史研究集刊》(臺灣)2002年第12期，第169—211頁;沙武田《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再探》，《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61—73頁;康建國《遼朝佛教中獨特的文化現象初探》，《內蒙古社會科學 (漢文版)》2011年第1期，第50—51頁。

②如富縣趙家溝觀音洞石窟祈求“四方無事，國界安寧，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子長縣鐘山石窟第10窟祈求“國泰民安，合家安樂”;延安市安塞區石寺河第1窟祈求“國太 (泰)人安，合/家平□，增延福壽”;富縣閣子頭石窟祈愿“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合家安樂，大小無災”;等等。另外，還有如安塞區樊莊第2窟“大宋之國延安之境邑屬敷政防戎，于第五將籍定在招安一警，盡威勇之心，難生善意，施主各發心建立真容，望見像皆生善意”。這樣，直接祈愿佛教神祇能化去作為戰爭主體兵將的“威勇之心”，而使他們心生“善意”，足見陜北民眾對和平的向往，反映了戰爭對陜北民眾生活影響之大之深。

③圖版參見:高明春等《西夏藝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4頁圖V－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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