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公司與中國的貿易往來

[俄]A.H. 葉爾莫拉耶夫 A.ю. 彼得羅夫著 張廣翔 高笑譯

[摘要]俄美公司曾是帝俄時期最大的股份制壟斷公司，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非常密切，相繼在恰克圖、新疆、上海和內地城市等開辟貿易市場，中國的茶葉曾是公司生存的根本。但受限于貿易項目單一，公司高層決策失誤，俄政府不斷的關稅調整，茶葉走私活動，中國國內局勢動蕩等因素，俄美公司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經歷了一個過山車似的發展歷程。俄美公司的存在與發展，促進了俄國遠東地區居民點、港口城市和道路建設的發展，促進了俄國股權資本的發展，提高了俄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關鍵詞]俄美公司；中國；俄羅斯美洲；遠東；亞太地區

[中圖分類號]K5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4-0029-09

2017年，距離美國購買阿拉斯加已經過去了整整150年。150年前，阿拉斯加正處于俄美公司的控制管理之下，不僅如此，在庫頁島、阿穆爾州和遠東地區的開發中，在伊爾庫茨克至鄂霍茨克和阿揚的遠東港口的貿易商路開辟中，俄美公司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1]（pp.1090-1100）。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理解俄羅斯美洲的歷史：狹義上，指的是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加利福尼亞、夏威夷、千島群島和科曼多爾群島等的歷史，即1799-1867年間由俄美公司控制和管理的領土[2]（p.35）。廣義上，指的不僅是一塊大陸，而是代表著新的、未開墾的地區。

早在19世紀上半葉，俄國政府曾派出50多支科考探險隊，這些人都是俄國國內當時最優秀的探險家，他們的活動給俄國科學發展帶來了質的飛躍，也為地理大發現做出了卓越貢獻。最重要的是，所有科考探險隊都曾前往過阿拉斯加，而且還都得到了俄美公司的資助。19世紀50年代，俄美公司重點開辟遠東和中國的市場，從殖民地收取動物毛皮運至中國的恰克圖，隨后交換商入手中的茶葉，再將其銷售至俄國本土和其他歐洲國家。俄美公司高層人員指出，恰克圖的茶葉貿易是公司正常運行的根本，也是促進俄國發展的重要環節。

中俄經貿往來歷史悠久。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兩國正式在該地區開展貿易，一直到19世紀中葉，恰克圖都是中俄之間唯一的貿易地點。自行通商之后，中俄兩國在恰克圖的貿易額每年都達到了數百萬盧布。從19世紀中葉開始，俄國在中國西部地區開辟了新的貿易場所，促進了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貿易的發展，同時還開辟了與中國的海上貿易之路。

一、恰克圖市場的經營

在中俄貿易的參與者中，俄美公司是最大、最重要的一員。公司在殖民地的管理費用、購買糧食和物資的費用，以及給雇員的費用支出大部分依靠出售中國茶葉所獲取的利潤。公司貿易手段多樣，不僅可以物物交換，還允許用高價值股票支付，因此，吸引了數百名有價證券持有者參與公司的貿易，這些持有者來自各個階層：貴族、官員、商人和企業家、小市民和農民等。

在幾十年的貿易發展中，恰克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貿易體系：只允許物物交換，禁止使用金錢、貴金屬或者貸款[3]（pp.95-96）。因此，俄國公司在交易前，會先選派一名專員或律師到恰克圖評估所需中國貨物的質量和價值，以確定需要多少等量的俄國貨物與之交換。這種物物交換的貿易模式層次多樣：俄國商人必須在本國先購買商品，將其帶到恰克圖交換中國商品，然后再運至俄國進行銷售。如此來看，對俄國商人來說，恰克圖的貿易流程是：盧布——俄國商品——中國商品——盧布。換言之，俄國商人獲取利潤的方式就是出售交換來的中國商品。

以上是俄國其他公司和商人在恰克圖的基本貿易流程，俄美公司顯然與之稍有不同，后者交易模式更加簡單，不需要事先購買俄國國內的商品。俄美公司的商品都是事先準備好的——取自殖民地的毛皮。因為毛皮是俄國殖民地中阿留申人和愛斯基摩人的勞動產品（俄美公司在管理章程中就規定，可以從這些地方獲取毛皮），所以，無形中大大降低了公司的投入成本。俄美公司在恰克圖的貿易模式是：俄國商品——中國商品——盧布，因為成本更低，所以，俄美公司所獲得利潤更高。這種簡單的商品交換特別適合俄美公司，因為在19世紀初，俄美公司的流動資金大約只相當于一個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普通商人所擁有的資金，故此，這種物物交換是公司生存的根本。

俄美公司出售的動物毛皮主要有海獺、河貍、海豹、狐貍、猞猁、狼、水獺等動物毛皮；還有很多動物的爪子——狐貍、北極狐和猞猁等，動物的爪子在中國主要用于傳統醫學。同時，俄國殖民地上還有很多動物的毛皮深受中國人喜愛，如熊、黑貂、麝鼠、水貂和狼獾等。而我們從俄美公司的工作報告中可以看出，部分動物的毛皮，如麝鼠和狼獾等，在1840-1843年間非?；鸨?，在1844年之后便逐漸退出了恰克圖市場[4]。19世紀40年代，俄美公司在恰克圖的毛皮貿易狀況是：1842-1849年間，俄美公司平均每年從所屬殖民地收繳約38 925張各種動物毛皮，其中約26 271張運至恰克圖地區，約占總量67%，剩余33%則被運到了俄國本土（如圣彼得堡、伊爾庫茨克等其他國內城市），因此，40年代，恰克圖是俄美公司的主市場[4]。但也不要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俄美公司在恰克圖的市場占有量逐漸下降：比如，1842年，總計37 129張毛皮中有31 014張運至恰克圖市場，占83%，到1849年，總計46304張毛皮中只有11 963張運至恰克圖，所占比例不足26%（有關毛皮生產的數據來源于1842-1861年殖民地的工業數據）[5]（pp.142-161）。

在恰克圖，茶葉是俄美公司的主要目標商品，因為茶葉深受俄國人喜歡，而且利潤豐厚，可以獲得大量流動資金，也只有茶葉貿易中賺取的資金才能維持公司的日常運營，支付股票股息和完成其他貿易等。19世紀40年代，俄美公司的茶葉貿易相當成功。1844-1847年間，茶葉交易量達到了頂峰，平均每年多達6000箱，交易最多的一年是1844年，達到了8177箱，最少的是1849年，只有3 142箱。公司交換到的既有高端茶葉（花茶），也有低端茶葉（磚茶），但以高端茶為主，據公司數據資料顯示，1843年的花茶量占總茶葉量的68%[4]（p.12）。

19世紀40年代，莫斯科和下諾夫哥羅德的集市是俄國國內茶葉的銷售中心，只有少部分茶葉通過阿揚海港運抵殖民地銷售：1844年，公司共往殖民地銷售了12箱茶葉，1850年銷售了489箱?？梢姸韺僦趁竦夭枞~的需求量非常低，通過1840-1843年間公司的工作報告可知：莫斯科每年約出售1000-2000箱茶葉，占總數的20%-25%，下諾夫哥羅德每年約出售4000-5000箱。且這一時期兩地的茶葉價格都比較高，一箱達到了180盧布[4]（p.13）。和其他公司相比，俄美公司的茶葉交易量非常大：1843-1849年間，平均每年約有76家公司或企業，從恰克圖市場購買約14.6萬箱茶葉，每個公司平均每年購買1900箱茶葉，而俄美公司是5800箱茶葉，基本上是其他公司的2-2.5倍[4]（pp.13-14）。19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俄美公司在恰克圖地區每年的貿易額為20萬盧布，而其他公司的貿易額只有9萬盧布或更多一些[6]（p.190）。

俄國的茶葉關稅非常高，占其申報價值的60%-120%。根據俄國政府在1841年11月28日制定，并于1842年11月1日實施的價目表可以看出，上等綠茶每俄磅收75戈比稅，普通綠茶每俄磅收47戈比稅，黑茶每俄磅收60戈比稅，磚茶每俄磅收10戈比稅；到1845年，俄政府關繼續調整關稅：黑茶每俄磅征收40戈比稅，上等綠茶為80戈比稅，1849年再次將上等綠茶的稅降至70戈比[3]（pp.102-104）。由于俄政府的關稅政策，更多商人開始轉而購買黑茶，對上等綠茶的需求驟然減少，這對俄美公司非常不利，因為他們主打高端茶市場。

俄美公司在19世紀40年代末的貿易危機不僅有關稅政策的影響，而且還有來自恰克圖的危機，中國商人對動物毛皮的需求量驟然降低。1845年之前，所有動物毛皮都可以交換到茶葉，但從1846年初開始，毛皮出現滯銷現象，到1847年，運至恰克圖地區的34212張各種動物毛皮中，最終剩余2100張（剩余率為6%）[4]（pp.11-12）。1848年形勢更加惡化，25 344張毛皮中剩余15803張（剩余率62%）。中國居民對海貍皮的需求幾乎為零，只是需要少量的河貍皮、北極狐皮和猞猁皮等，而這幾種動物的毛皮為15826張，卻剩余10392張（剩余率65%）[4]（pp.1-13）。因為不能將所有毛皮交換掉，所以，獲取的茶葉量也自然減少。1847年獲取5740箱茶葉，而1849年只能獲取3 142箱。此間，茶葉銷售量也大幅度下滑。公司1849年的年度工作報告顯示，這一年未銷售的茶味達1256箱，約占總購買量1/3[4]（p.12）。

19世紀40年代末的危機對俄美公司的沖擊并不嚴重，到1850-1852年間，公司與中國的貿易已經恢復正?；?。三年間，俄美公司每年約能從恰克圖地區獲取4000多箱茶葉，基本上能在俄國本土市場銷售完畢。但到1853年，恰克圖地區的貿易開始走向衰落[7]（pp.225-226）：其一，這一時期中國國內的局勢動蕩不安：1851年，中國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太平軍搶劫運往恰克圖的茶葉，茶葉貿易被迫終止。其二，上文提及，俄國政府調整了關稅政策，放寬對廉價茶葉的征稅，而公司主要以昂貴茶葉為主，使得茶葉貿易變得無利可圖，最后不得不放棄了恰克圖的貿易市場。其三，俄美公司和其他從事茶葉貿易的公司競爭越來越激烈，自身缺乏流動資金，不得不退出激烈的競爭。

二、新市場的開辟與經營

為了彌補恰克圖市場的不足，俄美公司開始尋求與中國新的貿易場所。1851年，根據雙方簽訂的《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俄國稱之為《伊寧條約》），中俄開始在中國西部一新疆地區開展通商。1853年夏天，俄美公司將原本運往恰克圖的毛皮運往中國西部城市楚古查克（即塔城），同年9月，貨物抵達新疆，并交由俄美公司在伊爾庫茨克辦事處管理員的助手季托夫看管。但實際上新疆商人對動物毛皮生意非常不熟悉，因此，購買量和交換量特別少，公司只能在楚古查克獲得少量茶葉，慎重考慮之后，公司高層決定放棄中國西部的貿易市場[4]（pp.5-7）。

除了新疆外，公司還在中國的港口城市尋找新的貿易場所。眾所周知，早在19世紀初之時，公司就已經在尋求海上貿易之路了。在俄國組織的第一次科考探險隊中，由и.ф.克魯森施滕指揮的“娜杰日達”探險隊曾到達過中國的廣州港（時間為1805年12月至1806年1月）[8]（pp.231-348）。探險隊在廣州港停留期間，俄美公司的代理人曾用毛皮換得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紡織品等，當時的清政府為了保護中俄陸路的貿易，即保護恰克圖的貿易而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禁止在港口城市與俄國通商[9]（pp.201-207）0鴉片戰爭戰敗后，清政府被迫開放通商口岸，而俄美公司于1844年制定的公司章程中也力主開辟海上貿易之路[10]（pp.350-353）。因此，19世紀40年代末，公司高層決定開始利用條約中的權利，要求與清政府開始海上貿易往來，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對海運商品征收關稅？俄美公司曾申請，海上貨物的稅收將按照之前恰克圖地區的征稅標準來收取，清政府相關部門商議之后，竟最終通過了公司的申請。但清政府也有規定，每次出口茶葉不得超過2000箱，主要是為了保護恰克圖地區商人的利益和貿易市場。最開始清政府規定通商時間是2年，之后再擴展至每年限制出口4000箱茶葉，再之后就變成無限期通商。俄美公司通過海港城市所運輸的茶葉稅與恰克圖地區一樣，對公司非常有利，因為相比陸路運輸成本大大降低[11]（pp.167-168）。

在中國開放的通商口岸中，俄美公司高層最終選擇了上海港，1848年進行了第一次貿易。根據俄美公司高層的決定，此貿易將由殖民地第一任總督M.д，捷邊科夫負責并親自前往上海，乘坐“梅尼?？品蚬簟碧柹檀?，船長為и.B.李捷別爾戈，船上載有6200張動物毛皮。這次貿易并未獲得清政府許可，但и.B.李捷別爾戈通過英國領事館委托了另外一家英國公司，將這些毛皮換成了茶葉。1848年10月1日，“梅尼?？品蚬簟碧柗祷氐叫掳枬h格爾斯克（現為烏克蘭城市），茶葉分批運到圣彼得堡[8]（p.78）。第一次海上貿易的成功獲得了公司高層的贊賞，公司決定繼續與中國開展海上貿易。根據俄美公司的年度工作報告，在1850-1863年間，約有20艘商船先后抵達上海港（俄美公司12艘，租借8艘）[4]（pp.121-123）。線路是從新阿爾漢格爾斯克到上海，再經過亞洲到達圣彼得堡。公司在上海派駐了一名代理人負責所有貿易業務，從上海港運來的茶葉基本上銷往圣彼得堡[12]（p.78）。如此一來，從19世紀中葉開始，俄美公司與中國的貿易開始有了層次體系：同時在恰克圖、上海和新疆（1853年）開展貿易。

三、新規則與俄美公司的貿易危機

與中國開展海上貿易之后，俄國政府開始審視“終止與恰克圖地區進行貿易往來”的意見。1853年11月，俄政府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研究恰克圖地區貿易并制定新的發展舉措。委員會最終決定，為了恢復公司間的貿易關系，必須實行現金和銀幣流通。鴉片戰爭之后，根據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要向英法支付巨額賠款，因此，中國對白銀的需求量開始增加。

1.俄美公司貿易危機的外部原因

西伯利亞貿易委員會經過長期討論后決定，接受俄政府制定的關于恰克圖地區的貿易規則。1855年8月1日，帝俄政府下發命令，允許在與中國的貿易中使用銀幣，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有所限制：支付中國貨物的金額不能超過俄國工業產品價值的1/3，也不得超過動物毛皮價值的1/20所有商晶可以自由買賣，沒有中間商，只有買家和賣家，這一時期的商人被劃歸到了第二等級之中[13]（p.368）。

恰克圖貿易的自由化和白銀的使用，加劇了俄美公司與其他公司之間的競爭。而西伯利亞和俄國商人一直希望恰克圖的貿易實現自由化，允許使用銀元之后，他們在與中國商人的交易中更加的方便快捷：現在俄國商人不需要在俄國購買好商品，只需要拿著錢到恰克圖購買所需貨物，再將其銷售至俄國本土即可。對俄美公司來說，貿易自由化之后，公司將變得無利可圖，因為公司嚴重缺乏資金。與其他商人和公司不同，俄美公司在恰克圖交易的目的是將商品變成現金，所以，新的貿易模式直接削弱了俄美公司在恰克圖地區的地位。

表1列舉了1850-1863年間俄美公司的動物毛皮市場分布（鑒于俄美公司年度工作報告的不完整性，數據有所不足），從表1中可以看出，1854-1859年間俄美公司竟沒有將一張毛皮運至上海市場。

從表1可以看出，1850-1852年間，公司的毛皮市場主要集中在恰克圖、俄國本土和上海：三年共往恰克圖運輸65298張，往俄國本土運送61 831張，運往上海37312張，按照百分比看，恰克圖占39.6%，俄國本土占37.5%，上海占22.9%。1853年，由于公司暫停了在恰克圖的貿易，貿易額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往俄國本土運送11973張，運往上海5026張。

公司的年度工作報告中沒有1854-1859年間運往上海和銷售毛皮的具體數據資料。據季赫梅涅夫介紹，克里米亞戰爭期間，11113張皮毛運往上海。但由于當時中國國內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這批毛皮無法出售。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情況變得更加復雜。這批貨物被迫運至舊金山，由于沒有人愿意購買，不得不再次將其運往紐約，最終以比較好的價格將這批貨物售出[11]（p.169）。在余下幾年中，俄美公司再也沒有向上海運送毛皮。1856-1858年間，英、法、美等國向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封鎖了中國多個港口。1858年，中國與外國列強簽訂了屈辱的《天津條約》，開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更加方便了海上貿易，歐洲和美國人不僅獲得了更多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特權，還在北京設立了使館。1860年，英法進攻并洗劫了北京城，清政府被迫承認了《天津條約》的附加協議，并支付了巨額賠款，英國獲得了海軍基地（占領香港）。即使在戰爭期間，俄美公司仍在上海購買茶葉，因為公司這時在上海的毛皮存貨并不多，所以，只能用銀幣購買茶葉。

1858年是俄美公司業務最成功的一年，1859年初，公司的年度工作報告也指出：“過去的一年是公司非常順利的一年”。俄美公司的中國區代理與清政府促成了有利于公司的協議，即使在毛皮市如此不景氣的情況下，公司可以通過短期貸款購買茶葉。這種做法保障了公司收入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卻難以很好地控制債務[4]。1858年，公司又向中國貸款購買了7000箱茶葉（1858年對中國市場茶葉價格的研究表明，當大量購買茶葉時，中國商人會將其售價降低，這對俄美公司是有利的）[14]。俄美公司董事長向俄羅斯美洲總督C.B.沃耶沃茨基申請，請求其負責監管從殖民地出發的船只，尤其是運送毛皮貨物的質量。從總管理委員會成員沃耶沃茨基和и.B.富魯格利穆的記錄中可以看出，到目前為止，與中國上海的貿易對于俄美公司是非常重要的[4]（pp.501-506）。俄美公司的生存發展直接依賴于殖民地產品的供應及從中國進口的茶葉[4]（pp.507-508）。

由于俄美公司在恰克圖和上海代理人的積極工作，使得公司茶葉貿易收入達到了60萬盧布，而毛皮貿易總收入則為142934.01盧布[4]。

俄美公司在1860-1863年間的毛皮交易數據資料保存得非常完整。值得注意的是，這期間不僅開辟了中國市場，紐約同樣成為公司的國外市場之一：上文曾提到，公司曾在克里木戰爭期間往紐約運送了一批貨物，1860年，公司未往紐約運輸任何貨物，到1861-1863年間，公司開始將大量貨物運送紐約。在這4年間，公司共計運往恰克圖35399張毛皮，運往俄國本土99723張，運往中國69448張，往紐約運送63178張[4]。按照市場銷售份額來算：俄國本土市場占37.2%，上海占26%，紐約占23.6%，恰克圖占13.2%。由此可見，恰克圖的市場份額已經從最初的第一位下降到了最后一位，俄國本土市場開始成為了公司的主市場，上海和紐約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

如果只分析中國的市場份額，恰克圖和上海各自的市場占有率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850-1852年間，公司平均每年在中國出售約34 203張毛皮，恰克圖占63.6%，上海占36.4%；1860-1863年間，平均每年出售26212張毛皮，其中恰克圖占33.7%，上海占66.3。也就是說，這前后兩個時期，公司運至中國的毛皮從3.4萬下降到了2.6萬張，下降了約1/4[4]。

俄美公司從上海進口的唯一貨物是茶葉，俄美公司董事長幾乎將茶葉貿易的所有賭注都押在了上海港，可以通過俄美公司的年度工作報告分析從恰克圖和上海港進口茶葉的狀況。

從表2可看出，19世紀50年代，通過海港運至俄國的茶葉約占25%左右，大部分從恰克圖運來。1853年，俄美公司關閉恰克圖市場后，該地區陷入了貿易危機。但到1854年，上海茶葉的市場份額已經達到了80%，在之后的幾年中，大致保持了同一水準。在個別年份，如1861和1863年，俄美公司從上海進口茶葉比例基本上達到了90%。1857年除外，這一年公司沒有從上海進口任何茶葉。如果僅從數據上來看，俄美公司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量每年都在持續增加。1850-1852年，從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約4800箱茶葉，1860-1864年間，平均為7800箱，幾乎增長了一倍。1863年，是進口最多的一年，達到了1萬箱，基本上90%的茶葉都是從上海運至。但值得一提的是，俄美公司的毛皮在中國銷量正逐漸減少，到19世紀60年代，已經從3.4萬張下降到2.6萬張[4]。

1858-1859年，公司從上海運來的茶葉基本上銷售一空，到年底剩余50-60箱，剩余率僅為1%。但到1860年，5014箱茶葉中剩余592箱，剩余率達到12%。1861年的形勢更加惡化，從上海運來的5939箱茶葉（再加上592箱的庫存）僅銷售3728箱，剩余2803箱，剩余率達到了43%。1862年，情況有所好轉，7780箱茶葉中售出了7593箱，剩余187箱，剩余率2.5%。而1863年，對俄美公司來說是災難性的一年，從上海運來的9 837箱茶葉中，僅售出106箱，剩余9731箱，剩余率高達99%[4]。

19世紀60年代，俄美公司通過恰克圖的陸路貿易收入微乎其微。1861年，公司只從恰克圖換來了85箱茶葉，公司報告中解釋說是“中國提高了茶葉的價格”。為了獲取利潤，公司在流動資金十分缺乏的情況下，仍用銀幣去購買茶葉，因為60年代用毛皮交換條葉的方式基本無利可圖。為了擺脫困境，公司曾試圖租用商隊將毛皮運往中國內地，而恰巧這時外國列強與中國簽訂了《北京條約》，其中第五條間接幫助公司解決了這一難題。1861年春，在代理人的幫助下，公司第一次將少量貨物運往天津，但天津人對代理人所提出的價格不感興趣，貨物只得積壓在倉庫中。1862年，公司在恰克圖的貿易有所好轉，在不投入任何資金的情況下，用動物毛皮換取了2344箱茶葉[4]（pp.8-9）。但這是公司在恰克圖地區貿易成功的最后一年，因為公司需要支付高額的關稅，直接影響到公司的財政收入。

租用商隊將毛皮運往中國內陸城市的方式非常成功，但這種化整為零、分散的貿易方式所獲利潤有限。1863年，公司從中國購買的茶葉數創下歷史紀錄，達到了10842箱，而且大部分都是高品質的、昂貴的茶葉[4]（p.9）。其中俄美公司所屬的“勘察加”號商船將茶葉運到了喀瑯施塔得，而另外一艘公司租用的商船則進行了環球航行，最終停在漢堡。公司高層多次指出，這次我們從上海進口的都是上等茶葉，將會深得莫斯科人民的喜歡，也會擊敗英國茶葉在莫斯科的市場占有率。

僅從高層的計劃來看，“勘察加”號商船上的貨物將會給俄美公司帶來一筆豐厚的利潤。但實際卻事與愿違，1863年，“勘察加”號商船的茶葉并沒有全部售完，而公司高層又不愿意降低價格銷售，因此，只能積壓在倉庫中，期待俄國茶葉市場的好轉。公司高層因此還推遲了發布年度工作總結報告的時間，一推就是數月，最后無奈之下，公司將茶葉運至圣彼得堡銷售，導致公司損失慘重。

公司租用的另外一艘商船也很有戲劇性：在運輸過程中損壞了512箱茶葉，幸虧之前公司已經為茶葉投保，公司得以獲得了部分補償[4]。而其余貨物的銷售情況比較復雜：漢堡的茶葉價格完全不符合公司的預期，因此，不得不再將其運至圣彼得堡，而實際上當商船將貨物交付給俄美公司時，公司完全可以以稍低的利潤出售，但高層并未選擇這樣做。后來公司聽聞下諾夫哥羅德展銷會上的茶價上漲的消息，便將茶葉運往下諾夫哥羅德。盡管公司做了種種努力，但直到1864年底，仍未將茶葉售完。所以，公司這一年的茶葉貿易收入只有21149.02盧布，和1862年的401994.01盧布相比，減少了19/20[4]。

俄美公司高層在報告中解釋道，公司茶葉貿易損失慘重，是因為從國外市場流入了大量的低等茶葉，主要是西方國家故意干涉造成的局面[4]（p.9）。在一份有關茶葉貿易的秘密筆記中，記錄了走私茶葉的渠道和機制，比如，通過芬蘭進入俄國市場的廉價茶葉，都是英國商人從廣州港購得，他們將原來的標簽撕掉，換上新的包裝，并貼上恰克圖茶葉的標簽。整個走私商隊往往繞過恰克圖海關運至國外，實際上，標簽上寫著來自南京、塞米巴拉金斯克，甚至寫著來自中國的茶葉，而非出自恰克圖地區，且出自中國西部省份，經由西伯利亞和奧倫堡線路運輸，這是整個中國茶葉走私的線路[15]（pp.1-2）。所有走私茶葉的價格，要比通過正常渠道運輸的茶葉價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15]。

俄美公司管理委員會認為，違禁茶葉的質量比真品質量要差得多，但由于抓走私者困難重重，打擊走私難度巨大。由于競爭加劇，茶葉貿易市場已經陷入惡性循環。恰克圖茶葉想要在俄國市場銷售，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對市場進行精確的分析和計算。俄國公司的書面報告中真實而生動地描述了與中國商人貿易的特點：俄國商人不會以中國商人交付產品的價值計算營業額，而是以在俄國市場出售的價格計算，或者說，俄國商人不會與中國商人計算現金，而是以物易物，最終以茶葉的售出價格為準。中國商人會將茶葉價格提高到普遍可以接受的范圍，在北京賣出茶葉，然后再用相對便宜的價格購買俄國商品，對俄國商人而言，必須以更高的價格出售購買的茶葉，以彌補與中國商人交易中的損失，從而獲得利潤。每普特茶的關稅為60戈比，即便是便宜的茶葉，加上關稅之后也會變得非常昂貴，因此，俄國商人不得不提高俄國市場上茶葉的銷售價[15]（p.13）。在19世紀60年代初，俄國商人恰克圖商入手中購買茶葉，并支付了高昂關稅，所以，和走私茶葉相比，通過正規渠道購買的茶葉，銷售愈發困難。

茶葉走私猖撅至極，政府又無力控制，在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下，于1861年將海關遷至伊爾庫茨克，并允許中國商人可以在距離俄國邊界50俄里的地方進行免稅貿易[16]（pp.96-97）。也是在1861年，俄國政府宣布，在外貝加爾和阿穆爾州建立了免稅港口（自由港），免除外國商品進出口稅。之所以會在該地區建立免稅港，主要是得到了西伯利亞的茶商和毛皮商的支持，他們支持開辟阿穆爾河到各大洋的新航線。早在1859年，曾有阿穆爾地區三個公司的代理人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然后繼續前往上海和日本，就是為了研究在這些地區開辟新市場的可能性。1860年8月2日，普里莫爾斯克的軍事總督認為，通過尼古拉耶夫斯克運輸茶葉非常有利可圖。為了實現這一構想，公司立即成立了“恰克圖一阿穆爾商人協會”，負責向阿穆爾地區和外貝加爾部分地區的居民供應茶葉。

免稅港的建立使得海上運送貨物更有利可圖。從中國到圣彼得堡海運每普特茶葉的費用是12.6盧布，而經過恰克圖的陸上交通每普特茶葉的費用是18.6盧布[16]。此間，俄國商人開始直接將自己的貨物運至中國，并直接在中國購買茶葉，隨后通過海上運至敖德薩，再分散到俄國各個城市。這也標志著恰克圖壟斷中俄貿易時代的結束，該地從一個貿易中心變成了中轉站。盡管如此，俄國從恰克圖進口中國的茶葉量還在不斷增加，主要是因為名貴茶葉都通過海上運輸，俄國人消費最多的磚茶和綠茶仍從恰克圖運來。

其實，正如俄美公司董事長所說，1863年初，公司在恰克圖的所有貿易都不是非常成功，因為這一時期中國商人想用白銀進行交易，對毛皮的需求和興趣不高。公司還試圖在卡爾甘地區直接與中國商人進行毛皮交易，但中國商人對公司提供的價格不感興趣，因此，未能成功。鑒于恰克圖地區貿易的現狀，公司認為未來沒有在該地區進行貿易的必要。1863年11月，俄美公司高層告知俄羅斯美洲總督，不再需要往恰克圖運送毛皮[4]（pp.440-444）。由此，俄美公司主動結束了與恰克圖的貿易往來。

恰克圖海關轉移到伊爾庫茨克之后，貨物開始在此地集聚，1861年之降，伊爾庫茨克地區從一個中轉站變成了海關城市。1864年1月1日，俄國公司高層被迫關閉了恰克圖的辦事處，將所有的商品轉移到了伊爾庫茨克。而恰克圖辦事處撤銷后，公司每年能夠減少7000銀盧布的支出[4]（pp.40-43）。為打擊走私活動，增加海關稅收，1861年俄國政府開始禁止歐洲的中國茶葉進入俄國，進一步加劇了俄美公司的困境。

不僅俄美公司知曉茶葉貿易的豐厚利潤，其他俄國商人和外商同樣知曉，他們都希望進入茶葉市場。與太平洋地區的毛皮貿易不同，俄美公司的茶葉貿易還要與私商和走私者斗爭，而前者基本上被公司壟斷，而且俄政府實施的很多政策對公司的茶貿易非常不利。

2.俄美公司貿易危機的內部原因

但真正導致公司處于困境的并不是這些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19世紀50年代，俄美公司高層做出了錯誤的貿易戰略部署。高層錯誤地認為，公司的主要盈利來自茶葉貿易，于是將全部資源用于購買中國的高端茶；事先并未做市場調查，也沒有考慮到政治事件對公司業務的影響；高層也并未考慮公司盈利的多樣化，對茶葉市場充滿了盲目自信。當茶葉價格暴跌，廉價茶葉充斥俄國國內市場，直到茶葉市場惡化之后，公司才不得不暫停與恰克圖的貿易[4]（p.11）。這并不是一種預先防止型措施，而是對市場惡化做出的應急反應。公司高層也未考慮到，茶葉市場的困境只是暫時的，完全關閉恰克圖的茶葉市場并非上策，因為一旦市場恢復，想要重新占領市場，將會非常困難。公司高層同時堅信，恰克圖毛皮市場的困難是暫時的，因此，安排伊爾庫茨克的辦事處隨時關注該地區的市場動態，一旦出現轉機，第一時間恢復毛皮交易[4]（pp.42-43）。

由于俄國政府高層意見不統一，導致俄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一直在衰退，直至最后被取消，1857年，在“完全秘密”的情況下，討論了把俄羅斯美洲賣給美國的問題。這一倡議來自亞歷山大二世的兄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羅曼諾夫大公。他認為，私營商業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行事，俄國要壟斷損害北太平洋私營企業的發展。限制這一讓步的預定是“北美阿留申群島和千島群島的一些土地可能受俄國控制”。最后外交部完全贊同他的觀點。后來證實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的想法是十分準確的[17]。

在與財政大臣A.M.克尼亞熱維奇聯系的文件中，康斯坦丁大公指出，不能給以俄美公司壟斷權，但俄美公司管理層人員的品質都十分高尚，不能因公司問題受牽連[18]（pp.146-151）。俄美公司的罪行在于“始終不能站在政府利益的角度上”，公司管理者與其他商人不同，不會關心人民的福社，只關心如何“受益于自己”，因此，授予類似俄美公司這樣的行政權力和貿易權力不利于政府、不利于股東和殖民地的居民[18]（p.148）。大公建議，將俄美公司改變成一個簡單的股份公司，使其遵守普通股份公司的規則（當時，在法律中，股份公司的法律效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19]（p.14）。他還認為，俄美公司的殖民政策旨在奴役普通工業家、克里奧爾人和土著人，公司員工處于非常受限的地位。大公認為，公司的行政人員（大都是從來沒有受批評記錄的海軍軍官）沒有錯誤，他把殖民地經濟困難和工業家對當地人壓迫的責任轉移到“殖民地人民往往驕奢淫逸，打架鬧事和為所欲為”，而這些人本身也承擔了不公平的義務，并且需要在返鄉前償清債務。

康斯坦丁大公考慮了俄美公司董事的建議，即政府部門懲罰肇事者對公司的陳述，是對正義的嘲弄。他提出將公司目前的章程延長兩年等建議，其中最有趣的是“小手工業生產和貿易對國庫征稅有利”的提議。而且由于以蒸汽或煤炭為動力的船舶向俄羅斯美洲提供貨物和食品成本高昂，無利可圖，所以，今后可用于短途運輸，不再長途航行[20]（pp.393-394）。他建議，集中力量發展遠東和阿穆爾，并不發展阿拉斯加。也有人建議，俄美公司從遠東至阿拉斯加的貿易業務繳納稅款，但遵循這些條件會使公司處于更加困難的境地。四、俄美公司的貿易影響

19世紀40-60年代，俄美公司與中國的貿易發生了很多變化。40年代，主要是與恰克圖的陸路貿易，殖民地2/3的毛皮都銷往中國，所換取的商品大都是茶葉。最主要的是公司能夠將毛皮換成資金，用以維持殖民地的日常開支，向股東支付股息等。19世紀中期，中國國內局勢動蕩，公司與恰克圖貿易陷入了危機，為了保持貨物銷量，公司不得不開辟新的市場。1848年，開辟了上海市場，1853年，試圖開辟新疆市場，1861年，開辟中國內地市場。這種多市場的局面使公司擺脫了危機局面，公司與中國的貿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上海和恰克圖成為公司與中國貿易的兩個主要地點。兩地所占的市場份額也發生了變化：到60年代初，恰克圖占公司中國市場份額的1/3，而上海則占了2/3，且相比于50年代，這時運往中國的毛皮總量也減少了1/4[4]。中國政府在恰克圖地區實行開放政策后（允許進行白銀交易），增強了俄國和西伯利亞等地商人的競爭優勢，俄美公司的優勢蕩然無存，最終不得不退出恰克圖市場。

從19世紀60年代起，俄美公司基本終止了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失去了中國市場，導致公司損失慘重，不得已之下只好開辟其他市場。眾所周知，1865-1866年間，公司與英國和美國公司簽訂了銷售皮毛的合約。而這一時期俄美公司的俄國國內市場同樣保留下來，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伊爾庫茨克等地都有公司的市場.392）。然而，俄美公司卻不能和英美兩國開展貿易往來，1867年3月，簽署了出售俄羅斯美洲的合約[22]（pp.204-221）。

總的來說，俄國公司與中國貿易關系的發展，建立了一個從阿拉斯加到遠東、再到中國的單一金融經濟帶。該經濟帶促進了俄羅斯美洲的發展，促進了俄國遠東地區居民點、港口城市和道路建設的發展，促進了俄國股權資本的發展，提高了俄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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