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彎道”啟示錄

馬勇

遲到的現代化

洋務運動是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運動。通常意義上理解的所謂現代化，其實就是工業化，是指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建立的社會形態。工業化浪潮發端于18世紀60年代，通常認為發源于英格蘭中部，其主要形態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的階段。工業革命利用機器替換、補充、擴大了人的自然能力，以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取代了千百年效率低下的個體作業，高效率、高產出當然也帶來了許多新問題，短缺不再成為主題，過剩成為常態，工業革命建構的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極大滿足了人類對物質的需求，發展不再是問題；另一方面隨著剩余勞動的積累，財富逐漸向少數人手里集中，由此產生的問題在很長時間段比不發展時期還嚴重。

中國沒有與西方的工業化同步，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中國與英國共振，還值得研究。不過從價值倫理上有一點必須注意，中國人的理念中，從來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至少自孔子以來，中國人并不擔心財富不足，而是擔心分配不均；不是擔心貧窮，而是擔心動蕩；安貧樂道，自足常樂，成為傳統中國最主要的價值理念?；蛟S正是這種原因，與西方社會并不缺少交流的中國社會一方面營造自己的18世紀盛世，另一方面完全無視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沒有跟進，更沒有共振。

當馬戛爾尼帶著初步工業化的成就東來，尋求擴大貿易時，中國很坦然地予以拒絕。20多年后，阿美士德使團舊話重提，依然以失敗而告終。中國的工業化一拖再拖，直至1860年，也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發生之后100年方才發生。這是至關重要的100年，假如沒有這樣的耽擱，幅員遼闊的中華帝國與大不列顛帝國對接，不僅中國歷史改寫，人類歷史也必將重塑。

彎道超車

如果說18世紀后半葉中國人不太理解英國工業革命的意義、價值，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到了19世紀初葉，甚至到了鴉片戰爭被打敗后依然渾渾噩噩不思進取，就多少有點不可思議了。

據蔣廷黻研究，鴉片戰爭后，中國不僅無意利用五個通商口岸引進工業革命的成果，建構自己的工業，而且很快忘記了被打的苦痛，根本不想魏源等人叮囑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國為什么會在鴉片戰爭之后繼續沉淪，當然也可以舉出很多理由，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些人為的耽擱、非人為的耽擱，最終都會尋找一種補償方式。

甲午戰后，朝野各界似乎都對洋務新政畸形現代化路徑極為不滿，嚴復、梁啟超等人都有嚴厲批評。其實，往前追溯，也可以看到中國知識人比如王韜、鄭觀應等，幾乎一直以日本為參照，敦促朝廷以及那些洋務重臣注意體用本末的整體性，不可分割性，不急不躁，從容不迫，重構中國社會，推進中國進步。然而，不論是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事后檢討，還是王韜、鄭觀應等人及時提出的那些沒有被采納的現代化方案，其實都忽略了中國“遲到的現代化”這一前提

“遲到”已經注定了，“后發”也不必懷疑。面對前人的失誤、耽擱，后人究竟應該怎樣彌補、處理呢？這是中國1860年之后30年必須面對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問題，繼續耽擱當然不對，也不可能。按部就班，從容不迫，也只是一種理想、理論，政治發展的邏輯當然不是因循，不是步趨，不是重走西方先發國家已經走過的那些完整的路，而是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后來居上，因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就沒有像同時代的日本那樣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普及教育，啟蒙大眾，重構階級，再造社會。此時的中國選擇了“彎道超車”，能省則省，能減則減。舉一個教育的例子。

教育是現代化的中心議題，也是現代化能否成功的關鍵。近代之前的中國“學在民間”，政府并不過多干預教育，教育只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情，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通過科舉制度予以解決。這是一種精英教育式的制度安排，古典中國的階級分層，知識人的身份鑒別，非常簡單、容易。但是到了近代，所謂工業化，當然不再是少數人的知識特權，工業化需要大量有知識的勞動者，如何將古典中國的精英教育體制轉型為適合工業化目標的近代教育，從歷史上看，除了接納西方中世紀以來的學校教育別無他途。日本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迅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而日本的工業化盡管注意到了產業振興、富國、貿易等，但對教育日本從一開始就給予非同尋常的重視，并迅速改變了日本的人才結構，對于日本工業化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

中國為什么沒有在1860年洋務之初大力發展近代教育，為什么沒有像日本那樣，或者沒有像自己50年之后那樣興辦從幼兒園至研究院的一系列新教育？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關涉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取徑。從戊戌到辛丑，新教育漸次開展，但難度確實出乎想象，有研究者甚至認為清廷之所以被推翻，某種程度上新教育困境起到了相當作用。

彎道超車，使中國沒有在現代化開始時致力于近代教育的推廣，而是將這個問題押后了半個世紀。中國在現代化開始時注意技術人才的培養，同文館、廣方言館等類似的教育機構盡了現代化人才培養之責，而且更便捷更經濟?？上?，現代化需要的現代素養，知識的、外國語言文字，固然重要，但畢竟無法滿足一個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人才。中國在耽擱了半個世紀之后，重走日本的路，1898年的戊戌維新，說到底就是全面開啟新教育。彎道超車不僅沒有讓中國迎頭趕上，反而欲速則不達，讓中國失去了一段寶貴的時間。

洋務運動缺少權威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讓洋務運動承擔了許多原本不屬于它的責任。一個普遍認同的指責，就是嚴復、梁啟超所說的洋務運動“中體西用”路徑依賴，只變其末不變其本，沒有體制上的改革，經濟增長便無法維持。

這個指責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對的。中國工業化在19世紀60～90年代的30年間增長迅猛，從零到有，從小到大，至1894年甲午戰爭前，中國的工業基礎，鐵路礦山資源的建設、開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人口的增加，國際化程度的提升，都有非凡的成績。在這種情形下，政治架構、社會組織方式當然都應該調整，比如但凡《馬關條約》之后的措施，如果能在1860年之后的洋務進程中逐步釋放，比如社會的自組織、地方自治，比如商業行會，還有中國經濟自由加入國際大循環，資本的自由進出，不是讓《馬關條約》約束，讓外國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自由辦廠，而是中國自主放開，重構經濟形態，步入世界，那么即便發生中日甲午沖突，結局肯定不一樣。

歷史無法假設，但是歷史可以復盤，可以思考。洋務運動鑒于之前100年的耽擱，太期望迎頭趕上了，因而缺少整體性的考量，缺少制度性的調整。比如中國在經歷了太平天國事件后，在步入工業化進程后，無論如何必須改變各自為政的政治格局，必須重建中央政府的權威，必須重構統一的公平的國內市場，以市場去配置資源，完成社會轉型。然而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不僅厘金這類畸形經濟制度無法廢棄，而整個洋務新政，或許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中央政府層面太缺少權威，缺少整體布局，缺少頂層構想，沒有辦法與明治初年日本政治家集團提出的思路相比較。

洋務新政沒有制度性的變革，當然不是認同此時的中國就應該進行根本體制的變動，比如帝制的退出。歷史發展可能與許多人的期待不一致，工業化確實要催生一個全新的時代，但這個時代只是與先前幾千年的農業文明相比較的工業文明，并不意味著必然要走出帝制。事實上，從日本明治維新經驗看，中國當時最需要的是堅持君主體制，但確實應該根據工業化進程，根據中國與世界的關聯度變動，改善君主體制。這是洋務新政的主流思想，曾國藩、文祥，直至李鴻章、恭親王，他們的思維重點莫不如此，他們都強調三千年，或數千年未有之巨變，而不是秦王朝之后的兩千年。在某種意義上說，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帝制并不是問題，工業化、現代化，并不必然意味著帝制的全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