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的新舊之爭

張守濤

洋務運動，本質上是晚清政府發起的一場改革自救。同歷史上的任何改革、變法一樣，洋務運動也面臨著許多觀念、利益等方面的阻撓、斗爭，在三個事件上有鮮明體現。

京師同文館之爭

第一個事件便是京師同文館之爭，這是最早有代表性的洋務派和保守派之爭，且是兩派早期領袖的直接交鋒。

京師同文館是應洋務派領袖恭親王奕訢與大臣桂良、文祥等人奏請而創建，旨在培育外語、外交人才來應對日益繁多、重要的外交事務，“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情性……欲悉各國情形，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其直接誘因，傳說是巴夏禮事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通州談判中，英法談判代表巴夏禮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恭親王奕訢讓巴夏禮寫信聯系英法聯軍議和，中國通巴夏禮便用中文寫了一封信，但信的末尾有幾行英文。當時，奕訢身邊沒有人懂英文，怕這英文有啥陰謀詭計便不敢發出。等請到人來看了英文，才知道只是巴夏禮的簽名和日期而已。因為這一耽擱，差點耽誤了議和大事，奕訢認識到外語人才的重要性，從而于1861年初上奏請求創辦外國語言學堂。

奕訢等人的奏折很快獲得咸豐帝批準，經過一年多籌備，京師同文館于1862年7月11日正式開學。京師同文館附屬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聘請英國傳教士包爾騰為總教習，初設英文、俄文、法文館等外文館，以旗人子弟為招生對象。剛開始，因為京師同文館只是教教外語，并未引起太多反對。

直到1866年底，當時意氣風發、雄心勃勃的奕訢不滿足于京師同文館只培育外語人才，計劃將京師同文館調整為教學外語和洋務并重，以培養適應時代的新型人才。于是，他上奏擬在京師同文館講授天文算學，并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奕訢的奏折立即遭到保守派強烈反對，尤其是被保守派領袖、大學士、同治皇帝老師倭仁猛烈攻擊。倭仁是當時有名的“理學大師”，一向看不慣外國人、西學及洋務派，從來不參與外交應酬。在奏折《請罷同文館用正途人員習天算折》中，倭仁反對教授天文算學，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倭仁說得冠冕堂皇，似乎無可辯駁，但有一句話卻出現漏洞，即他奏折中所言：“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鞭仍D便抓住了這句話，奏請讓倭仁保薦“精其術者”，還讓倭仁來主持京師同文館。慈禧太后也知道這是個戲弄，便順水推舟地批準了。寫得一手錦繡文章的倭仁這下傻眼了，他到哪里去找“精其術者”呢，遑論主持京師同文館了。倭仁尷尬至極，只好稱病辭職，還被朝廷一再不批，最后才被“準開一切差使，仍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

這次京師同文館之爭，最終以洋務派勝出，雖然因為保守派的大肆攻擊，京師同文館當時并未招到多少優質學生，但畢竟由此“改變了京師同文館的語言學堂性質，確立了它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的開創性地位”。

后來，京師同文館除了講授外語外，還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各國歷史、地理、法律等課程，培養出了陸徵祥、嚴復、胡惟德、劉式訓等不少人才，并成為晚清譯書事業與西學傳播的一大重鎮。1902年，京師同文館并入戊戌變法時成立的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

鐵路問題大論戰

洋務運動遭遇的另一場激烈爭議是修建鐵路，這以洋務運動中后期領袖李鴻章為代表。

李鴻章早就認識到應該修建鐵路，但他主張由國人自辦鐵路。早在1874年，李鴻章赴京面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訢時，便“極陳鐵路利益，請先造清江至北京鐵路，以便南北轉載運輸”。奕訢表示想法很好，但“天下無人敢出來主持這件事”，“兩宮太后也不能決定此等大計”。

吃了閉門羹后，李鴻章雖然在給郭嵩燾的信中感嘆“從此就想決口不談這件事了”，但他始終沒有放下此事，而是走迂回路線，支持福建巡撫丁日昌在臺灣試辦鐵路，并親自為其募集款項?？啥∪詹芸煲虿‰x任，在臺灣修鐵路又泡湯了。李鴻章繼續耐心等待時機。1876年，開平礦務局成立后，為了能更快捷地運輸煤炭，在李鴻章的允準下，由開平礦務局自己出錢，偷偷地修建了一段全長11公里的鐵路。由于當時朝廷明文規定鐵路上不得使用蒸汽機車，李鴻章為求朝廷批準，特在奏折中聲明由驢馬來馱載，終于獲得朝廷批準，國內第一條自辦鐵路唐胥鐵路于1880年正式建成通車。

即便這條鐵路剛開始由驢馬馱載，并不多快，但當時反對修建鐵路的聲音還是很多很大，很快發生了有關鐵路問題的大論戰。1880年，淮軍將領在李鴻章授意下，向朝廷遞交了《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詳細論述了修建鐵路的必要性、重要性。劉銘傳的奏折遭到內閣學士張家驤激烈抨擊，他上奏指責劉銘傳“莠言亂政”，指出建造鐵輪會招致洋人覬覦，會引發民眾不滿，還會剝奪輪船招商局的利益。

對此，李鴻章上陳《妥籌鐵路事宜折》，提出修建鐵路有調兵遣將、保衛京師、興辦商務、方便礦務、轉移民俗等九大好處，是中國自強最重要的措施，但遭到頑固守舊勢力的猛烈攻擊。通政使參議劉錫鴻等人上奏稱“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也”，翰林院侍讀周德潤則稱在中國修鐵路是“以洋人的一套來改變中國”，順天府丞王家璧則說李鴻章“好像為外國人謀劃不是為了清王朝利益著想”……由于遭到強烈的輿論反對，最終清廷對修建鐵路問題批示為“著無庸議”。雖然在論戰中落敗，但李鴻章毫不氣餒，先是悄悄地將唐胥鐵路延長為唐蘆鐵路，接著又獲得奕譞等人的支持，將唐蘆鐵路接連到天津，取名津沽鐵路，全長130公里。

李鴻章還打算再建天津到通州的鐵路，引起又一波激烈反對。反對派以內閣學士文治、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奎潤等人為代表，支持派以兩江總督劉坤一、臺灣巡撫劉銘傳、江蘇巡撫黃彭年等人為代表，兩派圍繞修建鐵路是否擾民、是否剝奪民眾生計、是否方便外敵入侵等展開激烈爭論。最終，清廷同意了張之洞的妥協方案，暫停津通鐵路的興建，先修盧溝橋到漢口的鐵路。

這次關于鐵路的爭論歷經兩大回合十余年，再次以洋務派勝出告終，清廷認為修筑鐵路是“有利于國，無損于民”的舉動。從此，修筑鐵路名正言順，越來越多的鐵路修筑完工，越來越快的火車行駛在神州大地，中國現代化進程也得以加速。

漢陽鐵廠篳路藍縷

眾所周知，洋務運動中興辦了許多軍事、民用工業。作為新興事物，這些企業的創辦幾乎無一不篳路藍縷，充滿各種困難與斗爭，以張之洞舉辦漢陽鐵廠為例可略見一斑。張之洞是晚清后期的洋務領袖，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四局、湖北槍炮廠、大冶鐵礦等幾十家企業，被稱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辦近代企業堅持最久的一個企業家”。

早在擔任兩江總督時，張之洞就奏請開辦廣東煉鐵廠，計劃“先籌官辦，墊支開辦，俟其效成利見，商民必然歆羨，然后招集商股，歸還官本，付之商人經理，則事可速舉，資必易集”。但因為張之洞所奏的修筑盧漢鐵路獲得批準，他便被調任為湖廣總督，主持該鐵路的籌修。

修鐵路需要大量鋼鐵，這讓張之洞更想籌辦鐵廠，以使修路、煉鐵相得益彰，“前六七年積款積鐵，后三四年興工修筑，兩端并舉，一氣作成”。當時很多人都對中國自辦鐵廠存疑，認為中國現有條件開不出礦、煉不出鋼，連李鴻章都致電張之洞說：“連鐵至成鋼軌、鐵橋、機車，實非易事，日本鐵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產，唯鋼軌等項仍購西洋，非得已也?！钡珡堉磋F了心要辦中國自己的鐵廠，“必須自行設廠，購置機器，用洋法精煉”。

1890年，張之洞設置了專門機構“湖北鐵政局”負責籌建鐵廠，聘任精通英語、善辦洋務的蔡錫勇“作為駐局總辦”，還聘請了一些外國工程師、技術人員等。張之洞對這個鐵廠寄予厚望，希望它“兼采礦、煉鐵、開煤三大端，創地球東半面未有之局”。

經過蔡錫勇等人不斷勘察，最終鐵廠選址于漢陽大別山下。奏請朝廷后，張之洞將要興建的鐵廠命名為漢陽鐵廠。接下來便是要購置機器。關于張之洞購置漢陽鐵廠機器，一直有一個故事流傳。這個故事大意是說，張之洞電告英國公使薛福成，請其幫助購買煉鋼鍋爐等機器。薛福成詢問了英國一個工廠后，回電張之洞說應先將鐵廠所用鐵礦和焦炭樣品寄給廠家化驗，然后才能確定定購什么型號的設備。張之洞卻回答說中國地大物博，何礦不有，還要什么樣品，只管買來，結果所買的設備與辦廠用礦的礦質不符。這個故事據一些學者考證乃偽造，漢陽鐵廠當時已聘請了不少專業的外國匠師，不可能犯如此低級錯誤，不過這個故事倒反映了當時很多人在看張之洞的笑話。

1894年5月，漢陽鐵廠正式投產，是亞洲第一個大規模煉鐵廠，比1901年投產的日本第一座鋼鐵廠要早7年。漢陽鐵廠初期有兩座高爐，一個晝夜能夠產鐵近百噸，美國駐漢口領事查爾德在參觀過該廠后曾贊嘆道：“這個企業是迄今為止，中國以制造武器、鋼軌、機器為目的的最進步的運動，因為這個工廠是完善無疵的，而且規模宏大，所以走馬看花地參觀一下，也要幾個鐘頭！”

但漢陽鐵廠作為中國首家鐵廠，也面臨著很多困難，首先是所需煤炭供應問題。為了供應鐵廠煤炭，張之洞先后創辦了王三石、馬鞍山等煤礦，但王三石煤礦挖了三年最后挖出大水而告終，馬鞍山煤礦的煤炭又不適合煉焦溶鐵所用。漢陽鐵廠只好購買遠地甚至英德的煤炭，因此造成鐵廠成本太高。再加上漢陽鐵廠還是衙門作風、管理不善，許多閑職人員“終日酣嬉”，以及所生成的鐵質量很差少人購買，使得漢陽鐵廠“虧折甚巨”，經費困難成為最大問題。

興辦鐵廠需要巨資，雖然海軍衙門許諾每年撥給漢陽鐵廠200萬修筑鐵路經費，但并沒有實際兌現，張之洞只好自己四處籌集，或扣留應上繳的款項，或挪用其他地方的資金，或借用本地稅費，先后投資漢陽鐵廠580萬。正當張之洞為籌款焦頭爛額時，還有人參奏他，說他“議辦鐵廠，并開煤鐵各礦，乞留巨款，輕信人言，浪擲正供……”幸虧奉旨查實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同為洋務派，體諒張之洞的困難，上奏朝廷說張之洞“似尚無浪擲情事”，還說張之洞“謀國公忠，勵精圖治”。

清廷雖然沒有怪罪張之洞，但也沒有幫張之洞解決所需經費問題，反而因為當時呼吁官辦企業改為商辦的輿論很大，最后頒旨令官辦各局“從速變計，招商承辦”，其中還特意點了漢陽鐵廠的名字。山窮水盡的張之洞也對漢陽鐵廠心灰意冷，決定甩掉這個燙手山芋。剛開始，他對中國商人沒有信心，想把鐵廠賣給外國人，但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如湖南巡撫陳寶箴去電張之洞說：“今需用正急，忽與外人共之，與君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開，將無事不趨此便易之路，彼資日增，我力難繼，必至喧賓奪主，甚為中國惜之?！痹偌由弦粫r也沒有外國商人來買，張之洞最后只好把漢陽鐵廠改為官督商辦，交給有經驗、有財力的盛宣懷承辦。盛宣懷接手后，投入巨資購買了大量先進設備，解決了鐵廠燃料等問題，終于使得漢陽鐵廠步入正軌。1908年，漢陽鐵廠被并為漢冶萍公司，為現在重慶鋼鐵集團的前身。

漢陽鐵廠雖然創建、經營上出現很多困難，但作為中國第一個鋼鐵企業，被譽為“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不僅為重工業的發展埋下了第一塊基石，對推動民族工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而且對振興民族精神，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同時，它所面臨的問題、艱難的發展，也是洋務運動步履蹣跚的一個剪影。

京師同文館之爭、鐵路問題大爭論、漢陽鐵廠篳路藍縷，這三個事件的當事人分別是洋務運動早期、中期、晚期領袖，反映出洋務運動所遭遇的巨大困難、爭斗，也說明任何改革都殊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