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順德：被遺忘的洋務運動典范

商昌寶

利順以德

在天津原英租界南端的紫竹林界內，有一個醒目的建筑，那就是曾經馳名中外、譽滿全球的利順德大飯店。這座飯店值得言說和銘記的理由實在太多，卻被歷史所遺忘。

天津英租界是由英軍上尉戈登完成勘測規劃的，河堤大道、港口碼頭、中央大道、沿河馬路、建筑用地等錯落有致。有評說道：“這種規劃是按照歐洲城市的規劃方法，以一條中央大道為軸，數條道路相互交叉，形成開放型的街區格局。這與中國傳統城市的算盤城，城墻環繞，城市十字街，人們只能通過城門出入的封閉型格局全然不一樣?！崩樀滤诘挠⒆饨绲?9號地，是傳教士殷森德在1863年3月通過“競拍永租”得到的。當年的“皇室租契”中有這樣的字樣：

女王陛下為一方，殷森德為另一方。雙方同意：殷森德支付墨西哥鷹洋585元，購買土地19.9英畝。這些費用交給租界地當局，作為排水、修建道路、路燈設施、修造娛樂場所、雇傭警務人員等等開支的一部分；租地人殷森德答應，共支付99年的地租。據此，女王陛下駐直隸省代理領事吉布遜正式授權代表英國政府將于上述天津紫竹林內土地租與英國臣民殷森德。

從這份土地租讓的契約看，排除承租人（擁有土地使用權而非所有權）是英國女王這一令中國人傷感的內容外，有這樣幾個特點值得關注。其一是土地財政自給自足。租界的建設既不靠英國政府財政支持，也沒有借助天津地方政府撥款，而完全是靠出讓土地租金來實現自理。其二是稅費取之于斯、用之于斯。由土地租讓金構成的土地財政來自于租界租地，用于租界的公共設施，可謂?？顚Ｓ?、專項支出，實現租界自治。

作為投資客的殷森德，并沒有囤地坐等升值，而是致力實業，與另一英國僑民馬歇爾一起，緊鑼密鼓興建起一座比較簡陋，兼做貨棧、洋行和旅館的“泥屋”。泥屋建造好以后，熟讀四書五經的殷森德選取《孟子》的“利順以德”，為酒店命名。當然，“利順德”與殷森德的英文Innocent的漢譯音正好諧音，根據西人習慣以自己名字命名產業，也許才是殷森德的主要用意。不過，這一命名的確體現了中西文化的結合。

泥屋重生

盡管草創期的利順德還很簡陋，但作為當時唯一的“涉外賓館”，已成為中外交涉的重要場所：1863年，丹麥、荷蘭特使先后在這里與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1864年，普魯士領事代辦處升格為副領事館，遷入利順德；再之后是1870年，北德意志聯邦領事館（1871年改為德意志帝國領事館）設在利順德；美國領事館最初也設在利順德，直到1880年代才遷到維多利亞道；日本領事館于1875年進駐利順德，直到19世紀后期才搬到大沽路；退任的美國第18任總統格蘭特1879年訪問天津時，也下榻于此……

這樣可觀的經濟效益和豐厚的歷史遺產，既是對殷森德等人掌握商機的一個回報，也是轉型期中國的一個見證。然而這種歷史見證卻得不到公正對待，后來的主流歷史觀點將其敘述為洋務運動，并將關注點集中于富國強兵的軍事化、工業化等方面。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金陵機械局、天津機械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漢陽兵工廠等名垂青史，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近代工業發展和管理模式倍受青睞，而像利順德這樣的商業模式卻并不受重視。其實，如果將近200年的中國歷史連貫來看，作為近代中國轉型起點的洋務運動，其地位、價值和意義都被窄化、低估了。洋務運動不僅僅是軍事、工業近代化，還有更深層次、更廣闊的內容。

作為外商獨資的利順德大飯店，經歷了初期發展后，因為沒有擴大規模，越來越跟不上天津作為洋務重鎮的發展速度。這時節上的清政府，仍然堅守中央帝國不與“蠻夷之邦”直接打交道的愚陋觀念，堅持各國交涉只在天津舉行。盡管這種不合國際慣例的行徑令西方各國哭笑不得，但天津作為直接受益者卻是實實在在的。先有三口通商大臣設在天津，后有直隸總督府由保定遷至天津，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特別是從1870年起，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直隸總督官衙逐漸取代了北京的總理衙門，成為實際上的外交部，天津成為大清帝國的第二個權力中心，也成為清政府與各國交往的第一舞臺。至1870年代，已有十幾個國家在天津開設領館。天津的地位日漸提高，高端的接待賓館自然提到議事日程。就連李鴻章都已經感覺到天津的接待水平需要提升，多次催促自己的外事顧問德璀琳，修建一座豪華飯店，以便為各國來華使節提供方便。

形勢比人強，利順德不能再故步自封了。1883年，德璀琳、喬治·瑞德接管了利順德。作為利順德的股東之一，喬治·瑞德接任總經理后，首先為“泥屋”申請了契證，從而保證了酒店的合法身份。然后擴大融資，在原有股東殷森德、德璀琳、麥克利恩（怡和洋行經理）、喬治·瑞德外，吸收了梁炎卿（天津人，首富巨商）、高林、威廉·安德遜、狄金生（天津洋商會會長）等。這一人員的增補，將利順德由“外商獨資”轉變為“中外合資”。

接著，在股東們的支持下，喬治·瑞德大興土木，將原先的“泥屋”擴建為一座建筑面積6200平方米的三層磚木結構、古典露明式豪華賓館，于1886年正式對外開放。整修后的利順德極具歐洲浪漫主義風格，維多利亞花園與木制游廊相映襯，一副濃厚的西歐田園風格。特別是迄今仍在的主樓拐角處的瞭望塔，采用哥特式風格，頗具中世紀遺風。

在利順德擴建竣工的同時，德璀琳為報李鴻章的知遇之恩，將飯店又命名為“總督府飯店”（AstorHouseHotel）。從此，兩個名稱并行沿用。當然，這種官商過度合作也備受詬病，難免有官商勾結、權力尋租等質疑和批評。其實，以“總督府飯店”命名飯店，最早源于1836年紐約百老匯大道上的豪華酒店，作為紐約上層社會爭相前往的地方，成為美國精英社會的重要社交場所。此后，這一管理模式流行全世界，并成為星級飯店設施和高端服務等級的象征。利順德作為中國最豪華、最高級的酒店，自然享有這一優秀品牌的榮光。

在經營方面，利順德一改此前的“多種經營”，實行了專門化的酒店模式。這一小小的改革，足見喬治·瑞德比傳教士殷森德更專業化，更富商業頭腦，更能把握市場形勢，更具有城市發展的前瞻性。不妨回顧一下《時報》1886年7月31日的“利順德告白”：

本行開設紫竹林南杏花村下，端寓中西客商，大餐房、彈子房、酒房、書房，一切具備；地方宏敞，房宇潔凈，兼有花園，公余退步；端辦外洋各式伙食、各色洋酒及呂宋煙、東洋漆器；自做頂上檸檬水、荷蘭水俱全，荷蘭水每打洋五角，檸檬水每打洋六角。西客商賜顧，請移玉步。

這一則“告白”，如今看來單調又缺乏文采，雖然無法與現代廣告相比，但其中包含的訊息以及服務理念，都令當時的世人刮目相看。試想，在19世紀中后期半開放的古老帝國，能擁有如此近代西式酒店，世界各國的琳瑯商品應有盡有，舒適的星級服務標準，是相當難得了。

1899年2月，新婚燕爾的胡佛（后來成為美國第31任總統）與露·亨利在利順德共度蜜月時記下感受：

沐浴在利順德飯店陽臺上那一縷月光下，沿著古老天津那燭光映照的街道上漫步的美妙時刻，周圍香煙裊裊，耳畔響起春節那異鄉的隆隆樂聲，舞龍隊伍擦肩而過。這美好的瞬間和激動的時刻，令他們永遠銘記在心，為一生的抱負和事業打下了新的基礎。（《赫伯特·胡佛的成功之路》）

現代雛形

在管理方面，利順德更是走在了時代的前頭。利順德大飯店在1895年改為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并按照英國公司法在香港注冊，喬治·瑞德擔任經理。1897年為再次大規模擴建，召開特別股東大會，通過擴建議案，之后的生意更加興旺

利順德這種近代企業股份制管理方式，與洋務運動時期流行的官辦、官督商辦的半民企或傳統家族式企業的不同在于，它的經理直接向董事會負責，具有經營和管理權，但沒有公司的所有權和決策權；董事會有公司的決策權，包括任免經理，但要向股東大會負責；股東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直接決定董事會，負責審核股東大會報告，但無權直接干預公司經營。利順德已經具備現代企業制度的雛形。說到底，這種企業制度不過就是分權與制衡，通過制度避免和解決“人治”的弊端。

正是因為遵從市場經濟規律和現代企業管理模式，1904年利順德成為時人認可的天津“無可爭議地居首位的和唯一的一等飯店”。1908年，德國人克萊爾出任飯店總經理后，利順德步入更加輝煌的時代。及至民國，在董事長英國人海維林和副董事長、中國股東梁炎卿的通力合作下，于1924年把飯店再次擴建為四層磚木混合結構的大樓。

利順德還在周邊環境配套、企業宣傳和品牌樹立方面大有建樹。1880年，利順德股東集資參與興建倫敦會施醫院——也稱總督醫院，即著名的馬大夫醫院前身。醫院除診治病人外，還負責施種牛痘、戒除煙癮。更為可貴的是，醫院通過價格昂貴的頭等病房收入，補貼三等病房的窮困患者，實現了對社會底層的關懷。1883年，由利順德的股東狄更生、高林等發起成立大沽船塢公司，制造的一艘艦艇以“利順（德）號”命名，它與同期的“飛鷹號”“飛艇號”一同載諸洋務運動史，并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大顯身手。1892年，利順德股東集資銀1600兩，修建了天津至北京的京津公路天津至楊村段，一改此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黃土官路，為往返京津的人們提供方便。

這些舉措并非完全出自公益目的，而是帶有商業性，但即便是以“在商言商”的角度看，也仍然不乏積極意義，利順德自然得到遠比經濟效益更高的回報。各國政要名流先后下榻，后來的袁世凱、唐紹儀、陸徵祥、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蔡鍔、黎元洪、徐世昌、張學良、溥儀等都與利順德結緣。所謂遠東第一飯店，并非浪得虛名。

利順德之所以能獲得世人認可，并非僅僅在于它提供了高檔酒店服務，而是在于企業盈利的同時還能為社會和民眾提供福祉。不得不承認，在這個雄踞東亞的老大帝國，能夠稱得上有社會責任和品牌意識的企業卻是鳳毛麟角，直到洋務運動的西風東漸下，才有利順德這樣的典范。

何為洋務

晚清士人鄭觀應1900年前后在《盛世危言后編》中，曾針對洋務時期的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商業運作模式提出過很多有價值的觀點。如針對有些人開辦企業過于依賴朝廷和官員的一時興起，鄭觀應指出，官僚機構的腐敗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大降低了企業的利潤，并導致一些企業無法運營下去。而官員們表面上在幫助商人，實則“損下益上”。針對有些人認為像李鴻章那樣開明的官員不會對官督商辦企業課以重稅，鄭觀應指出：“李傅相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能識大體”。他還以天津電報局、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煤礦這三個贏利的官督商辦的企業為例稱：如果讓它們全由商人來經營，“其所收效果寧有涯涘！”

肇始于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除了在政治層面當權者拒絕改革外，其他方面多是齊頭并進的。如思想觀念上接受西方科技、制度、法律；同文館、江南制造總局內的翻譯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通商口岸的通商事務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等機構紛紛設立；醞釀選派幼童留美，選派學生赴歐美考察學習軍事、采礦、通訊；創辦船政學堂、北洋水師學堂、電報局、鐵路交通；以及包括利順德那樣的外商獨資、中外合資等商業運營模式，都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利順德大飯店傳遞著這樣一個基本常識：只要自由市場培育成熟，自有捕捉商機的商人成為市場的弄潮兒，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洋務運動被低估，主要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反復宣講和灌輸，使得原本形象不佳的大清帝國更趨糟糕，即便是那些順應時勢和卓有成效的諸多改革措施，也隨之喪失了救亡保種的合法性，洋務運動被矮化、臉譜化就在情理之中了。另外，中日甲午海戰的慘敗，幾乎令洋務運動所有功績化為灰燼，洋務成果鮮見，說服力自然隨之減弱。在成王敗寇的功利思維下，產生盲目和狹隘的歷史觀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