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造就可持續開放經濟

梅新育

正值反全球化浪潮日漸高漲之際，持續開放的問題正日益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重大考驗。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就已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新世紀以來更躍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和數一數二的進口大國；倘若沒有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市場，兩種資源”，中國不太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大的經濟成就。毫無疑問，中國必須堅持開放經濟，在當前環境下，更有必要成為自由貿易旗手。

堅持開放經濟的原則不成問題，關鍵在于如何造就可持續的開放經濟。步入新時代的中國已非當年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國際市場波動的被動承受者，而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與主要調控者，正向國際經濟規則引領者的方向發展，中國比1840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獨立思考。作為一個生氣勃勃、積極穩妥追求發揮更大國際作用的新興大國，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面臨的壓力主題正越來越多地從“趕超”轉向“被趕超”。我們可以指責美國反全球化的各種做法，但更應思考，這個全球化曾經的最大受益者與引領者，是如何走到眾多實體經濟部門喪失領先地位、主體民眾質疑、反全球化的地步的？而且這些民眾還不是那種追求坐享福利的人，而是崇尚勞動價值觀的人。

歸根結底，無論對于世界還是美國自身，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都存在一些內在的不可持續因素。中國要想對全球化發揮更大作用，想給貿易伙伴提供更多“搭車”共同發展的機會，扮演事實上的自由貿易旗手，就必須長久確保自身國際競爭力強大。為此，需從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消除阻礙創新的壁壘】

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中國在發展進程中充分利用了創新的后發優勢。然而，隨著一系列產業和基礎設施躍居世界前列，中國為此投下的沉沒成本數額日益巨大，我們舍不得已做出的巨額投入的惰性也在日滋月長。理論上，一旦出現更先進的替代技術，完全有可能出現因為惰性所累而不能積極跟上技術革新潮流、被后發新興市場反超的現象，在一些案例中，已經可以看到這種苗頭。

為避免后發優勢的雙刃劍傷及自身，為了長久保持競爭力，中國需要不斷降低、消除阻礙采用新技術的成本和壁壘，包括客觀存在的經濟性壁壘與人為設置的壁壘。

在客觀存在的經濟性壁壘中，最重要的莫過于舊技術投資形成的巨額沉沒成本，許多曾領先的企業、地區、國家正因難以舍棄這筆巨額投入而不愿采用新技術，甚至寧可扼殺新技術，自欺欺人。為了降低這種壁壘，制定的折舊率不能太低，在技術進步較快的產業尤其需要實行加速折舊。

同時，為了方便企業決策者下決心淘汰舊設備，改用新設備，還需要推動二手設備市場發展，從而間接降低投資新技術、新設備的總成本。

不斷引進新技術，降低固定資產投資成本，還需抑制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征地拆遷成本，避免食利者在社會財富中無償占有過多份額。

為了不斷激勵企業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打破壟斷、遏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也至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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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開放與市場化原則調整國內產業，首要做的是進一步開放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級產品行業。就整體而言，新中國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工業化為目標，早在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就已不是沙特、南非、拉美那種國民經濟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產業的國家，而是初步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如今更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決定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不是初級產品產業，而是下游的制造、服務等產業；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級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必然直接提高制造業、服務業等下游產業的成本，進而損傷國際競爭力。

比如，中國國內棉花價格長期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大大增強了國內紡織服裝企業外流，以求利用廉價棉花、能源的動機，甚至勞動力成本遠高于中國的美國也出現了中資紡織企業，“中國制造”紡織服裝在一些重要市場上份額出現下降。這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保證制造業基礎的競爭力是事關經濟安全的重要問題。

從農業原料到礦產資源，中國許多初級產品資源稟賦、品位、成本在全球市場上并無太多優勢。但此前，在一定時間里，由于客觀原因，政府對國內初級產品行業實施了一定保護，這也并未動搖“中國制造”不斷開拓國際市場的勢頭。然而，到了今天，勞動力、土地等各類要素成本已無明顯優勢，初級產品的成本劣勢反倒可能削弱制造業在開放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更會從根本上動搖制造業和國民經濟的競爭力，造成國內制造業流失。在這種情況下，尊重市場規律，更多地使用進口優勢資源，勢在必行。

如果說此前數十年，“中國制造”不斷替代外國制成品，那么，在當前和未來，則將有越來越多的國產初級產品被進口品替代。實際上，在新世紀里，中國已從世界第一大煤炭生產國轉為煤炭凈進口國，煤炭進口量高峰時期逾3億噸，占全球煤炭國際貿易總量1/3；原油生產量也在消費量持續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多年來的首次下降……毫無疑問，在這一進程中，初級產品部門需要承受一段時間的調整陣痛，但在就業形勢較好時主動調整比日后被動調整要好得多。

【警惕“福利民粹主義”陷阱】

要造就可持續開放經濟，對體制決策與行動能力的更大挑戰在于能否擺脫“福利民粹主義”的陷阱。即便是已站上國際經濟體系頂層的發達國家，福利民粹主義也注定不可持續，因為它一方面降低當事國家的國民儲蓄率，進而使之陷入長期的財政、貿易孿生赤字而不能自拔，經濟優勢不斷流失；另一方面，在中長期內，它必然使得占總人口60%左右的傳統中產階層淪為“全球化沖擊”中相對損失最大的輸家。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高福利歸根結底來源于高稅收，占總人口20%的上層在全球化進程中有更多的機會獲利，也有更多辦法逃避在母國的稅收等義務，以至于母國公共產品供給有惡化之虞；即使鬧出金融危機，他們也能憑借“太大而不能倒”的地位綁架政府優先救援，從而最快擺脫金融危機的沖擊，甚至從危機中牟利。

占總人口20%左右的底層可以獲得較多的政府扶持、社會幫助，在深受福利民粹主義思維影響的社會福利制度下，不工作、吃救濟者的實際收入往往還高于老老實實工作納稅的傳統中產階層，甚至發展到“按鬧分配，多鬧多得”的地步。

相比之下，傳統中產階層既不能如上層那樣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國的稅收，而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凈付出者，承擔了大部分稅收負擔而得到的扶持、社會幫助較少。在經濟景氣時，傳統中產階層對這些不平可能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到了經濟蕭條時，這種不平就會集中迸發。近年西方國家反全球化浪潮為什么能贏得越來越多的傳統中產階層支持，為什么反建制派能異軍突起，歸根結底，來源于此。

西方國家不是看不到福利民粹主義的致命后果，問題是體制常常驅使政客為了短期選票而不顧一切訴諸國家民族的長期毒藥。對此，中國應警惕之。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