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中的容閎

向衡

“予之一生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p>

——容閎《西學東漸記》

耶魯高材生

1850年，美國耶魯大學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學生。在馬薩諸塞州孟松中學就讀的廣東香山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容閎“帶著辮子，穿著中國長袍”進入了耶魯，不過不到一年，“就把這兩樣都割棄了”。作為耶魯大學第一位中國留學生，容閎成績優秀，尤其是英文論說，在第二、第三學期連獲首獎。1854年他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成為首位“畢業于美國第一等之大學?！钡闹袊?。

與今天一樣，耶魯的文憑是一塊在美國獲得高薪工作的“敲門磚”。但容閎早就立下誓言“他日學成，不論就何業，當擇其最有益于中國者為之”。1854年11月，容閎放棄了在美國可以找到理想職業的誘惑，登上了回國的帆船。經過海上154天的旅程才回到了闊別8年的祖國。

“我雖然去國甚久，但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她，無時無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強！”回國后的容閎急切地想要找到一條報國之路?？墒?，積弊已深的晚清官僚體系根本沒有“體制外”人才施展的舞臺。對于容閎這樣一個出身貧苦的“假洋鬼子”而言，當然更是如此，“除了卑微的親屬外，他沒有朋友，不會給他任何地位和照顧，可以說，沒有他立足之地”。實際上，容閎之所以會在少年時進入“西塾”和馬禮遜學校接受西學教育，部分原因也是因為這些學校不僅不收中國學生的學費，而且還免費供應食宿。

結果，容閎不得不開始了多年“打工”式的“流浪”生活。在廣州、香港學中文、考察民情、找工作；在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當翻譯、當文書、做助理……按照容閎自己的說法，“三番五次地調換職業只是為了試試自己能干什么和怎樣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造福中國的人”。

1860年，容閎甚至冒險前往太平天國控制下的南京（天京）。他在這里見到了在香港結識的老朋友，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通過后者的關系，容閎向太平天國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整套實業學校體系”在內的資本主義改革意見。但他很快發現，盡管見過世面的洪仁玕與自己“英雄所見略同”，但太平天國之內“沒有人支持他，以擁護這些建議的實施”。在南京停留一個多月后，容閎大失所望地回到了上海。盡管距離太平天國起義失敗還有數年時間，容閎卻已斷定，“太平軍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國的大業，也根本無法使中國復興”。

直到1863年，命運之神才眷顧了容閎。湘軍統帥曾國藩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一方面領教了洋槍洋炮的“神奇”，另一方面也覺察到“勝則后患”的潛在危機，遂著手創辦近代軍工企業。當曾國藩聽說容閎曾在美國生活了8年，“熟悉泰西各國語言文字，往來花旗最久”，且一直抱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后，便“三顧茅廬”式地邀請容閎，最終將其納入幕府。

這位耶魯大學的高材生從此投身晚清的洋務運動。他的第一個成就，就是奉曾國藩之命赴美采購機器。盡管不巧碰上了美國南北戰爭，使購買機器不得不受到拖延，到1865年春，容閎還是不辱使命，從美國成功購買了“一百數十種”機器回國，實現了建設“好望角以東的最大兵工廠之一”江南制造總局的設想。到了19世紀末，江南制造總局已成為中國乃至東亞最先進、最齊全的機器工廠，此是后話不提。

容閎主張，中國的工廠必須由中國人自己掌管。1867年，他又借曾國藩到上海視察江南制造總局之機，“勸其于廠旁立一兵工學校，招中國學生肄業其中，授以機器工程上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用外國機械及外國工程師”。曾國藩采納了他的意見，不久就開設了江南制造總局兵工學校，為洋務運動培養了第一批熟練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這一切使容閎倍感欣慰，他自認為得遇曾國藩為“初登政治舞臺之第一日”，將曾視作自己的“伯樂”，毫不吝惜對其的溢美之詞：“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謙遜；思想開明，又穩健節制，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個高尚的人，是一個典范人物?！?/p>

“幼童留學”的推手

在容閎看來，江南制造總局及其兵工學校的創立，不過是“小試其鋒”而已，真正令他魂牽夢繞的，是心中醞釀已久的“教育計劃”，“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用容閎學生后來的話評價說，“他一生的宏愿就是促成出洋局成立，派遣一些學生出洋留學，學成后為祖國服務，以迎接千變萬化的世界形勢”。

1867年，容氏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軍機大臣文祥提出了《條陳四則》。盡管此《條陳》共為四項，但實際上，“中國宜組織一合資汽船公司”，“政府宜設法開采礦產以盡地利”，“宜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詞訟”等三條，只是“假以為陪襯”?！稐l陳》真正“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條”，也就是“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材”。從具體的官派學額、批次，到擇選學生的各項標準，乃至赴美留學后，學生們的膳宿、入學、監管、開銷等情節，容閎都做了充分的設想與具體論述。只可惜，當《條陳四則》敬呈文祥之后，文祥先是因“丁憂”“不得與聞政事”，隨后，服喪不過3個月的文祥不久逝世，留學之議暫時只能束之高閣了。

直到1870年，容閎才利用赴天津處理教案之機（擔任翻譯）重提舊事，并最終得到了曾國藩的首肯。容閎“聞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如凌云步虛，忘其為僵臥床第間”。字里行間滿是喜悅之情。1871年，曾國藩領銜上奏《挑選幼童出洋肄業事宜折》，并附《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擬“選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駐洋肄業。十五年后，每年回華三十名，由駐洋委員臚列各人所長，聽候派用，分別奏賞頂戴官階差事”。容閎得知奏請獲準實施后，更是欣喜若狂，認為他的計劃可望“成為確有之事實，將于中國二千年歷史中，特開新紀元矣”。

經過多方努力，1872年夏首批幼童30名得以赴美。此后連續3年，清政府每年都選派30名幼童，準備在美國“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約計十余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習，然后可以漸圖自強”。畢竟這是“屬中華創始之舉，抑亦古來未有之事”，清廷又任命容閎以副監督的身份“幫辦一切事宜”。他視辦理官費留美一事為人生“最大事業，亦報國之唯一政策”，因而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他與留學生們朝夕相處，關懷備至，“感情之親不舍家人父子”。

可惜好景不長。赴美幼童耳濡目染，“迅速接受了美國的觀念及理想”。他們說英語、吃西餐、穿西服、與女生談戀愛、去教堂甚至剪辮入（基督）教。對此，娶了一位美國太太的容閎倒是頗有些樂見其成。畢竟，按他的說法“中國惟一希望在放棄古老哲學文化，而盡速吸收西方科技文化”。但此舉在清廷的保守派乃至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詡的洋務運動的主事者們看來，就頗有些離經叛道了。所謂“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范難周”。

結果，清廷不顧耶魯大學校長波特、美國前總統格蘭德、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等社會名流的出面勸阻，自1881年8月始，竟將原擬以15年為期的留美幼童分三批一律撤回。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打破陳規，派遣學生負笈求學的嘗試就這樣中途夭折了。鄭觀應對此評價：“全數撤回，甚為可惜。既已肄業八、九年，算學文理俱佳，當時應擇其品學兼優者，分別入大學堂，各習一藝，不過加四年功夫，必有可觀。何至淺嘗輒止，貽譏中外?！?/p>

傾注多年心血的留學事業橫被摧殘，令容閎心灰意冷，自認為這是其“余生最不幸”之事。令他聊以自慰的是，即使像囚犯一樣被中途遣送回來，這些留美幼童后來仍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在他們之中，出現了國務總理1人、外交部長2人、駐外公使2人、外交官員12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軍醫4人、海關官員2人、教師2人、鐵路局長3人、鐵路官員5人、鐵路工程師6人、冶礦技師9人、電報局民員16人、醫生3人、律師1人，報界2人。

更令幼童留學反對者始料未及的是，封建統治者斷送了創業者的業績，但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振興中國成了后代學子們奮斗的目標。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場留學風潮在晚清中國掀起，僅赴美留學生就達幾百人，這與容閎為“留學救國”目標的實現所做出的努力不無關系。后來的研究者也認同容閎在推動留學一事中的作用，所謂“無容閎，雖不能一定說無留學生，即有，也不會如斯之早，而且派遣方式，也許是另一個樣子”。

“邊緣人”的無奈

回過頭來再看當年容閎提出的《條陳四則》。其核心內容（幼童留美）固然半途而廢，但原本只是“假以為陪襯”的“中國宜組織一合資汽船公司”倒是最終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成就。在此基礎上，容閎進一步提出籌組中國人自己的輪船公司，并草擬了《聯設新輪船公司章程》。日后，朱其昂大量借鑒《聯設新輪船公司章程》的內容，擬定成《招商局條規》，李鴻章據此創辦了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分運漕米，兼攬客貨”。從這個意義上說，容閎堪稱當之無愧的“輪船招商局的首倡者”。

但這并不能掩蓋這位耶魯大學高材生在晚清洋務運動中的失意——1883年重回美國后，他甚至一度表示“此身與中國政府，已永遠脫離關系”（直到洋務運動徹底破產后的1896年才再次回國）?；蛟S他終于意識到，雖然獲得了二品頂戴花翎，但在大清朝廷看來，自己仍舊是一個不能完全信任的“洋學士”。

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國，容閎是獨一無二的。他在那時比其他任何中國人都更能深入西學的堂奧。但從中國文化的立場上說，他又是一個“邊緣人”。早在回國之初，他對中國第一個強烈感受就是：中國反倒像異鄉，他突然感到自己“……為中國人而不能作中國語”。問題在于，要教這位長期在英語環境中成長的“香蕉仔”學習漢語，就要找一個懂英文的人教他，當時只有傳教士具備這樣的能力。但19世紀的傳教士對于漢語書面語的掌握遠不如口語那樣精通（這與當時以口語傳教的策略有關），結果，雖然容閎經過學習能用漢語講話，但似乎從來沒有同樣的自信用文言文寫作。以至于在后來寫官場公文，只能請人捉刀代筆。甚至作為推動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李鴻章都認為容閎“漢文未深，又不識大體，亦是一病”。

即使是較為開明的洋務派，對于在他們看來根本已經就是個洋人的容閎其實也并不信任，故而只能“乃用其所長”而已。李鴻章就曾露骨地表示，安排容閎擔任留學的副監督就是因為他“熟悉洋情，宜得志正體直者贊助，則流弊較少”。這就等于在說容閎不是“志正體直者”，自然無法進入清政府的權力核心。

容閎從思想到技術全面學習西方的主張也不為洋務派所喜。在后者看來，幼童出洋“僅籌辦洋務之一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前提下，把美國的先進技術學到手即可。就像《紐約時報》諷刺的那樣，“（清）政府認為這些學生……應該只學習工程、數學和其它自然科學，對他們周圍的政治和社會影響要無動于衷”，更荒唐的是，“他們已經學會了鐵路建設知識，而大清國剛剛拆除了國內唯一一條鐵路線……”這當然是留美幼童的悲劇，可又何嘗不是他們的引路人容閎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