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韓助越：抗戰中國支持的民族解放運動

王戡

1942年2月21日，印度加爾各答“全印電臺”的聽眾在廣播中聽到了宋美齡的聲音。她用英文朗讀了盟軍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的《告印度國民書》，呼吁印度人“積極地參加此次反侵略戰線，聯合中英美蘇等各同盟國，一致奮斗，攜手同登此爭取自由世界之戰場，獲得最后之勝利”，也呼吁英國“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政治上之實權”。

印度之行，是中國加入同盟國并對日宣戰后，蔣介石首次出國訪問。他不但呼吁英國賦予印度人政治權，還訪問了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精神領袖甘地，令英國保守主義者頗為不悅。但從蔣的角度看，支持亞洲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應有之義。在艱難困苦中奮斗4年多的抗戰中國，支持了多支民族解放運動力量，重中之重則是韓國和越南這兩個鄰國。

韓國反日雙子星的離合

抗戰時期的重慶市民都知道，這座城市擁有兩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一個是大溪溝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另一個則是七星崗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后者是韓國反日人士在中國組成的政治實體，被譽為中國抗日最親密的同盟軍。他們人數不多，但機構設置齊全，不僅擁有國務委員會和行政部門，還擁有一支武裝力量“韓國光復軍”。

正因如此，1940年9月17日，重慶李子壩一座大樓外同時擺出中華民國國旗和四個易經卦符圍繞紅藍太極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國旗，便絲毫不足為奇了。這一天是韓國光復軍的成立儀式，到場的有臨時政府國務委員會主席金九、光復軍總司令李青天等韓國民族解放運動要人，中國方面派出重慶衛戍總司令劉峙上將到場致辭。

在中國活動的韓國反日人士由來已久。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后，控制朝鮮王國脫離了與中國的宗藩關系，并在1897年改名為“大韓帝國”。名稱雖然升級，但實質上仍是日本的傀儡。1910年，日本將朝鮮半島納入版圖，韓國從此亡國。1919年，“大韓帝國”末代皇帝李熙病逝于漢城，韓國人口耳相傳，認為李熙是被日本人毒死的。是年3月1日，大批民眾聚集在漢城塔洞公園，發表《韓國獨立宣言》，要求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結果遭日軍鎮壓。

自此，大批韓國反日人士前往中國活動。受前輩影響，許多成長于日治時期的年輕韓人也選擇離鄉到中國學習軍事，為光復祖國積蓄力量。昆明的云南陸軍講武學校、廣州的黃埔軍校都錄取過韓國學生，日后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崔庸健便是其中之一。許多韓人和他一樣，在國民黨軍中服務，有些人還做到了上校、少將。

早在1919年9月，韓國反日人士就在上海法租界組織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作為海外反日運動中樞。同年，中國東北也出現了一批韓人反日武裝，多次跨過鴨綠江襲擊日本軍警。但是，上海的臨時政府和東北的反日武裝都沒能形成氣候。

臨時政府依靠各地韓國僑民捐款維持，經費時斷時續。首任國務總理李承晚赴美籌集經費，從此一去不回，繼任者窮困時只能在上海韓僑家中輪流吃飯維持。韓人反日武裝鼎盛時擁有三四十支隊伍、3000多人槍，雖然取得過“青山里大捷”這樣的戰斗勝利，但由于各路領袖意見不一，又得不到其它國家的援助，彼此間分分合合，內訌多于對日作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全境，隨著中國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失敗，韓人反日武裝也喪失了容身之處。

因為同樣的抗日目標，反日韓人中的兩位巨頭逐漸進入國民黨政權的視野。一位是畢業于黃埔軍校第四期、曾任職于國民革命軍的金若山（又名金元鳳），另一位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領導人金九。

金若山曾組織朝鮮義烈團、朝鮮民族革命黨等反日團體，還曾與共產黨合作，身邊聚集了一批朝鮮青年。在黃埔同學支持下，金若山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干部訓練班、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等機構對同胞加以培訓，在抗戰爆發后組建了“朝鮮義勇隊”。這支隊伍成立之初只有89人，但作為國民政府支持的第一支被壓迫民族反日武裝，可謂意義非凡。朝鮮義勇隊向前線派遣分隊，利用通曉日語的優勢開展情報搜集、審訊俘虜工作。以活動于第1戰區和第5戰區的朝鮮義勇隊第2支隊為例，在兩年時間內便翻譯了監聽、繳獲得來的日軍情報資料95萬字。

金九與國民黨政府發生關系的緣由更為獨特。1932年1月，日軍在上海挑起事變，與中國軍隊進行了1個多月的戰斗，直到3月3日才停戰。談判中，日本逼迫中國不得在上海周邊繼續駐軍。4月29日，在公共租界虹口公園耀武揚威舉行閱兵式的日軍遭遇炸彈襲擊，閱兵臺上的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被炸死，中國民眾大呼快意。

投擲炸彈者是韓人尹奉吉，背后策劃者正是金九。事后，金九得到了蔣介石召見。國民黨中央黨部開始向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提供資助，并將臨時政府安置到蘇州，以躲避日本特務的追捕?？箲鹑姹l后，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途徑長沙、廣州、柳州一路遷到了重慶。

金九與金若山同樣受到中國支持，彼此卻水火不容。金九視金若山為過激的左派分子，金若山認為金九是落后的民族主義者。金若山的朝鮮義勇隊不受金九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指揮，而臨時政府組織的青年戰地工作隊得不到中國軍方支持，無法像朝鮮義勇隊一樣獲得到前線的機會。

經過金九一再爭取，才有了1940年9月韓國光復軍的成立，布置在現場的對聯更能展示出他們的決心：“楚雖三戶可亡秦，終見檀民還故土?！钡?，中國軍方仍對韓國光復軍持有偏見。軍需署的處長侯成便以韓國光復軍不信奉“三民主義”為由，在經費撥付問題上處處為難，以至于軍委會派了一名中將高級參謀尹呈輔去擔任光復軍的參謀長居中調解。

1941年初，金若山命令朝鮮義勇隊主力北渡黃河，進入敵后，發動更多韓國僑民和日軍中韓人加入，試圖借此超越臨時政府一派。但北上的朝鮮義勇隊選擇加入八路軍，加上皖南事變導致的國共沖突加劇，使金若山失去了國民黨政權的信任。1942年5月，國民政府下令將朝鮮義勇隊余部編入韓國光復軍，金若山擔任光復軍副司令。兩個多年競爭的對手被捏合在了一起。

隨后的日子里，韓國光復軍以中國盟友的身份活躍在正面戰場，其4個支隊分別以山西吉縣、綏遠五原、安徽立煌、陜西西安為根據地，并向福建、湖南派出工作隊，繼續實施搜集情報、策反同胞和反日宣傳任務。1943年5月，光復軍還向印度派出工作隊，協助中國駐印軍和英軍行動，翻譯繳獲文書和審訊俘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韓國光復軍投入到協助在華韓人、韓僑回國的工作。韓國反日志士在中國的分裂延續到了戰后的朝鮮半島。分別占領朝鮮半島南北部的美國和蘇聯，都不承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和韓國光復軍，金九、金若山等人只得以個人身份回國，兩人就此分手：金九和光復軍總司令李青天等人選擇到南方的漢城從政，金若山則選擇了北方的平壤作為歸宿。

越南民族解放者的聚散

國民政府對越南民族解放人士的支持要晚于對韓國反日人士的支持，直到1940年才有所行動。其目標也頗有差異，除了抗日之外，還有反法的內容。主持其事的第4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上將回憶：“我們的目的是什么？從法國殖民統治下解放越南人民，我很同情他們，想幫助他們——一個弱小民族——反抗殖民統治，這完全符合孫總理的遺訓?！?/p>

早在1885年，法國就將越南從中國的藩屬國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越南反法志士爭取民族獨立的活動從此開始。中華民國建立后，一批越南人考取中國軍校，在中國軍隊服務。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占領了天津、上海、青島、廈門、廣州等對外口岸，封鎖了中國對外交通線，緬甸仰光港和越南海防港成為中國獲取外來物資的生命線。

1940年6月，法國向德國投降，駐越南的法軍宣布接受維希政府的領導，關閉了對華交通線。國民政府為了應對局勢，謀劃派遣軍隊占領越南北部，打開一條通向海防港的交通線。為達成這一任務，張發奎按照國民黨中央的要求，派遣畢業于保定軍校第2期步兵科、任職于中央軍校南寧分校的越南人張佩公負責其事。

完成任務需要的是人，無論在華越南人還是越南華僑，都是張佩公聯絡的對象。經過一番努力，張佩公在接近越南的廣西靖西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中越邊區工作隊”。在中國活動的印度支那共產黨骨干黃文歡等人得知此事，也趕往靖西與張佩公接洽，以協助中國軍隊進入越南的名義，獲得半公開活動的機會。1940年12月，以張佩公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次年改稱“越南民族解放同盟”，并開辦青年干部培訓班繼續招募人員。

張發奎認為張佩公是“活生生一個粗魯的軍人”，不適合做政治工作，事實也是如此。印度支那共產黨的黃文歡表面上將張佩公稱為“越南的金若山”，實際上仍視其為反動的落后分子和斗爭對象，并很快將張佩公手下大部分越南青年爭取到了自己的一邊。張佩公本人也沒能樹立起足夠的威望，在越南民族解放同盟成立后不久，就因被控訴借機走私、縱兵擾民等，被張發奎下令撤職逮捕。

國民政府發出了支持越南反法人士的信號，前來投奔者絡繹不絕。1940年底，活動于諒山的“越南民族復國軍”遭法、日兩軍聯手圍剿，其領袖農經猷帶領1000多人撤退到廣西。1942年，老資格的越南獨立運動者、曾在黃埔軍校任職的阮海臣，以及越南國民黨的領袖武鴻卿也來到廣西，試圖為各自的政治目標拉攏更多的同胞加入。

與黨部、軍方多頭支援韓國反日人士不同，指導越南反法人士的任務由張發奎獨力擔任，但這些越南人士卻同樣陷入了內斗。以越南民族復國軍為例，這支隊伍退入廣西后分裂成兩部分，一部分由農經猷率領，留在柳州，另一部分由黃良率領，加入了第4戰區特訓班，黃良擔任該班副主任。1942年，黃良因與訓練班翻譯、越南人吳國良鬧翻，雙雙被張發奎下令關押。

1942年10月1日，在廣西的各路越南反法人士召開“越南革命同盟會”成立大會，推選阮海臣、武鴻卿和被釋放的張佩公3人擔任常務委員，下設7個組、3個辦事處，負責“策動越邊”。越南革命同盟會同樣很快陷入混亂。先是阮海臣因為分配經費不合理、被指貪污而遭扣押，繼而張佩公又因為獨斷專橫遭到他人反對。

無奈之下，張發奎釋放了此前被國民政府關押在柳州的印度支那共產黨領袖胡志明，請他也參加越南革命同盟會，達到和衷共濟的目標。1944年3月，越南革命同盟會召開海外代表大會，重新選舉產生7名執行委員、3名監察委員以及若干候補委員，囊括了阮海臣、張佩公等國民黨軍背景人員，以及復國軍的農經猷，越南國民黨的武鴻卿，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胡志明等各路勢力的領袖。

雖然做了這么多努力，但中國軍隊入越的行動受限于國際局勢變化和國內戰局發展，遲遲未能開始，越南革命同盟會的作用也無從發揮。1944年，胡志明等人陸續返回越南。1945年抗戰勝利后，入越受降的任務也由張發奎的第4戰區轉移給了盧漢的第一方面軍，這批被國民黨支持的越南獨立力量各奔前程。

1945年12月，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向蔣介石承認：“越南革命同盟會系我國正式輔導之機構，為越南各黨派之聯合組織。自越盟黨（即印度支那共產黨組建的越南獨立同盟）加入后，縱橫捭闔，先后打倒阮海臣、張佩公……日軍投降后，胡智明（原文如此）先機入越，竟丟棄我國數年輔導月助數十萬金之同盟會，而單獨以越盟黨名義出現、活動，單獨組織政府?！边@無異于宣告了越南革命同盟會的最后失敗。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