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情”書寫里，與生活達成“和解”

劉永春

新世紀以來，關于當下的中國故事，中國小說已經形成若干種敘事模式，“有情”的底層敘述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令人矚目的那一個。這種模式肇端于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由方方《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路內《慈悲》等進行了發揚光大。在這條軌跡上，本屆魯迅文學獎的獲獎小說中的多個文本可以視作最新的例證。溫婉細膩的人物命運、不疾不徐的敘事進度、冷熱并存的旁觀視角、悲喜交加的審美風格，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當下的“有情”書寫及其特征。簡而言之，小說與生活的“和解”正在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最深層，深入到社會結構的最底層，兩者的有機結合變得切實可見。但是，小說對生活的思考力、批判力并不因此減弱，反而逐步加強、漸次深入?！妒篱g已無陳金芳》、《李海叔叔》、《儺面》、《出警》、《七層寶塔》展開的是當代社會現實中的溫情畫卷，《蘑菇圈》、《封鎖》、《父親的后視鏡》、《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俗世奇人》再現的則是歷史煙塵中的日常人性。在現實與歷史兩個維度上，這些小說不約而同地摒棄了高高在上的“上帝視角”，而是以世俗視角沉潛在彌漫性的生活煙塵中不斷體察著人性的種種幽微與馨香。這種一致性固然是魯迅文學獎評判標準的自然產物，但也是當下小說寫作總體狀態的準確縮影。

“有情”，顯然是魯迅文學獎的評委們所看重的，授獎辭就可以明白無誤地體現出來。給黃詠梅《父親的后視鏡》的授獎辭就直接點出這篇作品“體現著寬厚有情的小說精神”。對馮驥才《俗世奇人》的評價則是“于異人異事中見出意趣情懷，于舊日風物中寄托眷戀和感嘆”。阿來《蘑菇圈》的主題被概括為“深情書寫自然與人的神性”，“有慈悲而無怨恨，有情義而無貪占，這一切構成了深切的召喚，召喚著人們與世界相親相敬”。尹學蕓《李海叔叔》中的兩個家庭形成了小說敘事的主體結構，授獎詞的作者注意到了由相互對照的兩個家庭拓展出來的審美空間與主題深度，明確判斷它們“互為遠方而又情深意長，真摯、隱瞞、想象、誤解和體諒層疊纏繞，百感交集。這是典型的中國故事，于曲盡人情中見時代變遷，牽動著人們的記憶、經驗和情感”。對于肖江虹《儺面》的主題，授獎辭具體指出了其中的“情”，那就是在“返鄉”主題之下賦予“鄉愁”以“對生命安居的詩意想象”。對于弋舟《出警》中的“心靈辯證法”，授獎辭指出小說將背景設定“在急劇擴張的城市邊緣”，“不避人性的幽暗與荒涼”，小說中那盞燈溫情地照耀著人性，也體現著作家對“有情”的“執著的耐心”。

同時，這種一致性同樣也可以在作家的回應中找到。在獲獎感言中，朱輝以“寫作的人都有一片癡心、癡情”開頭，馬金蓮以如下的語言回顧自己的寫作生涯：“18年來，我堅持用最樸素的文字，最真摯的情感，緊緊貼著地面，捕捉著、書寫著、表達著西部鄉村最底層廣大普通人群的生存和生活圖景，構建詩意棲居的鄉村生活畫面，呼喚人性深處的明亮與溫暖?！秉S詠梅認為短篇小說“潛藏著每一位作家綿長的思考，深深的慨嘆，是一程又一程百感交集的旅途”。阿來相信：“文學更重要之點在人生況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變的塵世帶給我們的強烈命運之感，在生命的堅韌與情感的深厚?！毙そ缭趧撟髡勚凶躁悺秲妗返膶懽鞒踔裕骸拔矣涗涍@些消逝或者即將消逝的風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經打動我們的鄉村詩意記錄下來，讓讀者能看到祖先們在遙遠的過去曾經擁有的偉大的想象力和誠摯的包容心?！钡拇_，“誠摯的包容心”是“有情”的核心，也可以看做本屆魯迅獎獲獎小說的最大共同點。

在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有情”不能是作家的一廂情愿，否則就變成了粉飾太平。它只能來自作家對俗世俗人、細民百姓的深入了解，對人生命運、歷史軌跡的深切思考和對無定人心、無常人性的深刻同情。作家們必須以更細密、更銳利、更持久的目光插入生活土壤，才能獲得真切的生命感受和文本結構。因此，這些作家大多以出人意料的意象作為審視生活、觀察人性的“洛陽鏟”。這些意象往往深入生活肌體的最核心，犀利地展示出生活結構的本質。從其中的“曲盡人情”之處，作家們才能找到真正的屬于這個時代文學的“情”以及那些令人在經歷“疼痛與堅守，撕扯與堅韌，淚水與歡笑，光明與希望”（馬金蓮獲獎感言）之后仍然繼續前進的人性力量。

弋舟找到的是“燈”。派出所門口不停閃爍的警燈和對面超市門口投幣木馬的彩燈遙相呼應，劃分出了基層派出所民警的生活邊界，城鄉結合部的派出所民警變成了折射社會生活的最好途徑。通過“我”，已經退休的師傅老郭、剛來工作的徒弟小呂，就像一個生命鏈條，共同呈現著派出所里忙碌得不可開交的日常工作。小說里處于視野焦點的老奎是個最具有社會邊緣生活屬性的人物，早年是村里的村霸、后來賣掉自己的女兒，到了晚年出于“孤單”，企圖自首以便重回監獄。他一直在“人性中那塊最崎嶇陡峭的暗面”里浸淫著，但老了以后，“一個混蛋老到這地步，混蛋的程度都要打折扣了”。雖然痛恨，但是，“我”還是漸漸理解了他：“他敢殺人，敢賣閨女，敢當釘子戶，可是不敢承受老的的‘孤單’?！毙≌f結尾處，在透悟了人性中的許多曲折幽微以后，“我”再次陷入警燈的斑斕之光里，“我也感到了那大水一般漫卷著的孤單”?；斓袄峡谏畹墓聠沃新巳チ霜b獰，派出所里的三代民警也在孤單中逐漸加深著對社會的理解、對老奎這樣的人們的同情。與弋舟以往的創作相比，對世界的犀利解剖和溫情認同是相同的，但這個文本充滿更多的人間煙火氣，雖然描寫基層派出所的日常狀態，但并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倒是充盈著人與人之間努力達成“和解”的動人情愫。

石一楓找到的是“小提琴”?！拔摇迸c陳金芳身份懸殊，命運截然不同，但卻通過對藝術的喜好而成了始終沒有對話的演奏者與聽眾的關系。小提琴連接起的分別是北京大院子弟與來自湖南農村、頑強留在北京的鄉下女孩。陳金芳以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不顧所有家人的反對留在了北京，喜歡藝術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為此她一邊忍受生活對她的無情折磨，一邊繼續不顧一切的接近藝術?！拔夜倘徊荒芊裾J虛榮、膚淺這些基于公序良俗的判斷，但仍然感到了一股難以言狀的悲涼。她曾經像孤魂野鬼一樣站在我窗外聽琴，好不容易留在了北京，卻又因為一架鋼琴重新變成了孤魂野鬼?！碑斎?，小提琴（鋼琴）指涉的不僅僅是對藝術的盲目渴望，更指向陳金芳的自我身份焦慮。陳金芳的個人命運背后隱藏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代代進城的鄉下女性及其融入城市的踉蹌腳步。她們渴望跨越巨大的身份鴻溝，變得比城里人還城里人：“陳金芳還是班上女生里第一個抹口紅的，第一個打粉底的，第一個到批發市場小攤兒上穿耳孔的。后來我揶揄過她的烙鐵燙頭事件，也發生在初三那一年。那段時間，她簡直把自己的臉當成了一片試驗田，什么新鮮事物都敢往上招呼。她還穿過幾天高跟鞋，那鞋不知是從誰家樓道里撿來的，一只鞋跟高，一只鞋跟矮，這導致她走路的時候也深一腳，淺一腳的，好像被遺傳了股骨頭壞死?！辈粌H如此，陳金芳用盡了一個年輕女孩能想到的一切辦法，包括被一個個街頭混混“帶著”。在大院子弟們看來，陳金芳的種種努力毫無意義：“對于一個天生被視為低人一等的人，我們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圖變得和自己一樣?！被谘葑嗾吆吐牨姷碾[秘關系，“我”對陳金芳多了些同情，甚至曾經不顧性命為她打抱不平。就這樣，陳金芳的命運在“我”斷斷續續的見證下徐徐展開，最終她不知所蹤，徹底消失在了這個都市里。小說開頭就說明，變成北京人的陳金芳已經改名，那個為了變成城里人而傾盡全力的陳金芳看上去已經不存在了。在這樣的意義上，陳金芳是一個開放的能指符碼，包含了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種種碰撞與摩擦。但，作者投在陳金芳身上的目光既包含對社會進程的冷靜剖析，也飽含著對人性幽微的深刻體察。雖然石一楓被稱作“新頑主”，小說里也充斥著大院子弟的諧謔語言，但不是“一點正經也沒有”，而是“具有敏銳的現實主義風格，同時伴隨著浪漫的抒情精神和倔強的青春理想，在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性格和命運中，濃縮社會生活的特定形態，展現著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堅守”（授獎辭）。是的，這些“道德困境和精神堅守”都是作者從城市化歷史進程中提煉出來的“有情”書寫和人性結構。石一楓也將這篇小說的寫作目的概括為：“表現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社會里一類典型人物的命運。他們在遍地機會的時代抓住了機會，在烈火烹油之后宿命地歸于失敗，但也有著令人唏噓的悲劇意味和英雄色彩”（獲獎感言）。陳金芳不是大時代里真正的英雄，僅僅是抓住了機會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而拼勁全力而已，最終的命運也必然是“歸于失敗”，不是外在身份的失敗，而是內心安居的失敗。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寫陳金芳的“悲劇意識和英雄色彩”的同時，石一楓同時將“我”作為其參照物對城市生活進行了更深的反思：“與陳金芳相反，我自打懂事兒伊始，就被家人往脖子上按了一把昂貴的小提琴。我沒有過選擇愛好的權利，因此感受到了和陳金芳相同的、孤魂野鬼一般的寂寥。最戲劇性的，莫過于我們倆人的結局：無論幸運與否，到頭來都與音樂無緣。這么想來，當年我們那演奏者和聽眾的關系，又是多么的虛妄啊，虛妄得根本就不應該發生才好?！笔粭髑擅畹匾陨鲜鲭p重視角同時展開對城市化艱難進程和對城市里現實生活的反思與批判，前者以后者為目標，后者卻以自己的“虛妄”宣布了前者的無意義。小說的基調是“寂寥”和“虛妄”的，卻因為處在城市化與反城市化兩個歷史進程中的同齡人的相互理解而增添了許多溫情，在比尖利的批判更深處的文本底層不斷散射著“有情”的光芒。其中的反思力度并不是褪色了，而是更加深潛、有力。這是石一楓為代表的七零后作家們開創的切入現實的嶄新途徑，也是當下小說寫作的最新進展。

肖江虹找到的是“儺面”。小說開頭對儺村地理環境的介紹頗有沈從文的風范：“蠱鎮往西二十里是條古驛道，明朝奢香夫人所建，是由黔入渝的必經之道。只是歲月更迭，驛道早已廢棄，只有扒開那些密密麻麻的蒿草，透過布滿苔蘚的青石，才能窺見些依稀的過往。驛道穿過半山，山高風急，路就被撩成了一條折疊的飄帶。彎彎繞繞無數回，折過一堆零碎的亂石，就能看到儺村了?！痹谌诵詴鴮懢S度上，肖江虹與沈從文同樣“有情”，同樣從邊地生活的種種困境中體察到命運的無常和人性的溫暖。這篇小說結構精巧，在淡淡的對話中呈現城市文明的潰敗和鄉村文明的魅力，甚至以顏素容獲得神奇療愈來映射鄉村文明傳統的當下意義。這種結構、思路、取向都來自廢名、沈從文以降的現代鄉土小說傳統，即使在當代、在肖江虹本人的創作中也并不新穎。然而，小說的魅力并不依賴于此，而是來自深刻的人性剖析?！耙焕弦簧僭谛膽B、性情上的鮮明對比，以及從相互沖突到相互理解乃至相互依靠的轉變，是肖江虹這一系列小說的‘標配’。在《儺面》中，顏素容返鄉后的刻薄乖戾、喜怒無常，與老藝人秦安順的樂天知命、澹泊溫良，恰似一張儺面的正反兩面?！保ㄋ吾裕﹥?，就像一個以逸待勞的善良老人，不斷承接著、療愈著由現代都市文明造成的心靈創傷。雖然并不能由此得出逆城市化的文化發展路徑，但小說的價值取向則是異常鮮明的。秦安順是最后一名儺師，對顏素容這樣的城市文明受害者而言，他卻是使她們獲得靈魂拯救的唯一希望。這其中包含的巨大吊詭展示了作者對即將消逝的傳統文明的悲惋，也同時包含對傳統文明必將消逝的堅定判斷?！靶≌f通過編織和拆解城與鄉，男與女，老與少，進與退，得與失，真與幻，明與昧等等一系列糾扯勾連的對應關系，既寫出了一種與當下生活相對沖的隱密現實，又寫出了與當下現實相背離的隱秘生活?！保ㄚw月斌）肖江虹本人也明確的認為：“我覺得人類是要一程一程地往前趕的。我們在趕路的時候，會經歷很多美好的東西，比如這些傳統藝術，但是該消失的勢必會消失?！弊骷以趥鹘y藝術“勢必會消失”的歷史規律面前找到了自己的職責所在，那就是“用文字把它記錄下來”，“在行走的時候，不要忘掉這些曾經帶給我們美好的東西，它能讓我們懷著詩意地美好去繼續往前趕”。肖江虹并不因為傳統藝術的必然隱去而一味悲觀，而是看到了人類文明必然不斷往前趕的不變方向，因而更加珍視傳統文明與文明傳統的審美意義。這種思考顯然超越了簡單的、保守的文化尋根，不偏不激，深刻峻急但也言辭懇切地講述著當下的中國故事。文本的角角落落里充溢著文化思考，但其間存在著的更多是“情”，對傳統藝術的審美情懷、對社會現實的寬容理解。雖然小說將精神救贖的最終途徑歸于神秘巫術，但“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命題，在物欲橫流的社會，現代人對物質的拒絕，是一種死神追緝下的退守，更是一種求生欲望支配下的精神突圍”。（王迅）因為有如此命題的存在，小說的“有情”書寫超越了小說聚焦的西南邊地，直指當下中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實和精神困境，具有了強烈的現實主義力量。

肖江虹將自己對《儺面》的創作談命名為《人與這個世界的和解》。同樣，“和解”，可以視作本屆魯迅文學獎獲獎小說共同的詩學立場和價值意義。肖江虹將“和解”定義為“學會放下自己的情緒”，“文學最終的指向不是對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這個世界的和解”。這種創作觀念和審美立場切中當下的社會現實與文學創作現狀，構成了“有情”書寫的基本內涵與必然結果。

人與人的和解，靠的是人性深處的共鳴和以己度人的處世方式?！冻鼍防锏摹拔摇睆膭傞_始工作時就在師傅老郭的帶領下將老奎視作“重點人口”，對他的案情了然于心，并將他視作十足的混蛋，對于他給“我”的工作造成的麻煩十分不耐煩。但是，最后，老奎被送進養老院的時候，“我”與他的和解達到了心靈深處?！拔野牙峡嗥饋?，還替他拎起了包袱。這兩樣都不重，輕飄飄的。不是的，我沒有同情他的感覺?；蛘哒f，僅僅光是同情他并不足以說明我的情緒。我只是被更加虛無的東西給裹住了。就像是掉進了云堆里。怎么說呢，嗯，我是有點兒傷感?！薄澳鞘呛泼斓臒胱聘⒚５谋鼋豢椩谝黄鸬淖涛??！币鼘W蕓《李海叔叔》里的叔叔李海更是跟“我”家“摽”了一輩子，連續二十年都在每年大年初一到“我”家“打秋風”。隨著小說敘事的展開，李家與王家之間存在的矛盾發條被越擰越緊，兩邊的人情往來漸漸被世故解構，李家窘迫的生活使得李海叔叔的行為獲得了合理性，王家因此獲得的“矜持”和在鄰居間的面子也使得對李家的接濟變成了施舍。小說以“我”因自己對罹患癌癥的李海叔叔的冷漠而自責、自審作為收束，“如同魯迅先生一樣，尹學蕓終于也還是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知識分子階層，挖掘批判著知識分子皮袍下藏著的‘小’”。（王春林）這是一次沒有全部完成的和解，但所有的往事都“成了一面鏡子，我好像一下看清了我自己”。朱輝《七層寶塔》以進城上樓的唐老爹與鄰居的沖突作為敘事主線，展示城市化進城帶來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對人性、人心的巨大影響。小說結尾處因為寶塔的倒掉，唐老爹犯病，“阿虎披著件衣裳出來了。這時候就不能再計較了?！碧评系匀粵]有釋懷，但小說在此處已然解開了敘事之中的緊張氛圍，將主題上升到社會層面，不再糾結于鄰里矛盾中的誰對誰錯了。黃詠梅《父親的后視鏡》結尾處，父親在晚年生活中尋找到了超越現實的方法，以自己的方式自得其樂：“沉重的貨船疲倦地朝前方開遠了，風平浪靜。父親又回到了河中央，他安詳地仰躺著，閉著眼睛。父親不需要感知方向，他駛向了遠方，他的腳一用力，運河被他蹬在了身后，再一用力，整個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痹诿\里強力抗爭了一輩子的父親終于在生活之河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歡樂。

人與自然的和解，最典型的是阿來《蘑菇圈》。這篇小說以阿媽斯炯與蘑菇圈的相互廝守作為敘事主線，除了折射當代歷史中的藏族女性命運以外，也通過蘑菇圈所具有的象征意義來闡釋人與自然之間從和諧到緊張再到和解的過程。阿媽斯炯對蘑菇圈的珍視和對自己“洛卓”（宿債）的努力救贖都是其對自然所持有的信仰的結果?！澳嵌渌扇椎木鷤阆褚恢活^盔完全遮住了下面的臉，略微彎曲的菌柄則像是一個支撐起四處張望的腦袋的頸項。就這樣，一朵又一朵松茸依次在阿媽斯烱周圍升上了地面。她看到了新的生命的誕生與成長。她只從其中采摘了最漂亮的幾朵，就起身下山了?！弊罱K，在生命盡頭，雖然阿媽斯炯沒有能夠保住自己的蘑菇圈，但她已經可以坦然離開了。

《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當“我”最后一次遇見已經今非昔比的陳金芳，為了掩飾自己的落魄、不給她得意的機會，“我”舊事重提對她進行嘲諷，而不斷被生活步步緊逼的陳金芳反而更從容，那一刻，“陳金芳既寬厚又爽朗地笑了”。這種“寬厚又爽朗”的笑體現了人性深處的動人力量，也可以代表本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人與這個世界的和解。經由“有情”書寫，作家們普遍營造了今昔對比的敘事結構，對社會底層的苦難命運給予了充滿溫情的想象性重構。在歷時性維度上，這些小說延續了新世紀底層敘事的深度與溫度，將溫情脈脈的敘事與深刻冷峻的社會分析結合得恰到好處，創造出了新的時代美學；在共時性維度上，這些小說在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進行鋪展，對現實的詩性觀照深入持久，與生活的“和解”真摯動人。小說對現實的反思能力隨著敘事深度和溫度的上升而得到了較大程度的加強，現實主義的力量被這些作品極大的增強和深化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充斥于中國文學中的對現實的激烈批判及其激進色彩正在逐漸淡化，小說寫作也在逐漸趨向理性的溫暖和冷靜的剖析。在一個迅速發展的時代里，這樣的創作姿態能保證文學與社會的互相理解、彼此深入，有助于形成當下文學中有態度、有辦法、有效果的中國故事。對于中短篇小說的發展而言，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一種趨勢。因此，總體來看，本屆魯迅文學獎獲獎小說體現了目前中國中短篇小說創作的整體水平，同時也形成了新的敘事潮流和美學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