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人權研究的發展

文/何志鵬

何志鵬 吉林大學教授、“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人員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人權事業實現飛躍式發展的40年。中國人權理論通過強調人權的重要意義、理清人權的基本內涵、錘煉人權的新興理念不斷發展完善。探索人權理論所提供的概念、論斷、視角也為認識和思考人權提供了很多啟迪，特別是為人權實踐開辟一個新視界。但中國近年來的理論形態更多關注的是對現實的追隨和解讀，忽略了對實踐的反思和批判。更是缺少在反思的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理想的架構，對實踐予以指引。

大概在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開始，中國的法學研究、法學教育和法治生活，共同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人權在這個時期也開始初見復興和發展，并在日后萌生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關鍵方面，對外學術交流的一個主要領域，以及法學教育的一個重要課程。

回顧過去，數十年間中國人權理論生成和發展的基本過程構成一段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歡快優美、時而婉轉低回的旋律。我們可以把人權本土理論的發展分為三個主要面向，或云三個主導動機。每個面向有不同的特征，主要分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代表人物。

第一個面向：強調人權的重要意義

這一方向的理論建構主要是在法學理論和政治學理論方面，旨在說明人權對于中國法律體系、政治秩序和社會格局的作用。這一面向也屬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人權發展的第一階段，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20世紀80年代為主要興盛期。其標志性的活動是1988年在長春舉辦的“法學基本范疇研討會”。與會代表的主要主張是，在社會中強調個人權利的重要意義，反對政府用行政權力遏制私人的權利和自由；認為在權力和權利之間，個人權利處于核心主導和起始的地位，而國家與政府的行政權力則處于支撐個人權利的地位；強調在權利和義務之間，權利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義務則僅僅是權利的衍生物；是為了保證權利的實現而確立和界定的。這一代學者的代表人物，包括張文顯、鄭成良、徐顯明、張光博、童之偉等。在這一論題出現了很多爭點，包括關于法律是權利本位還是義務先導，法律是以權利為中心還是權利義務共同中心的法理論爭，構成了中國法學界理論研究的一道風景線。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倡導人權、避免政府權力對于個人權利的侵蝕，對于打開一個市場經濟的局面，對于解放思想，對于在中國這片大地上開放出人們蘊藏的生產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法學領域的權利本位理論，中國的法學、經濟學、政治學都有可能受到階級斗爭思想的鉗制。在很多時候，那種刀把子、槍桿子、管理本位、權力本位的思想會遏制人們的市場行為，還會禁錮市場力量的釋放，從而也會阻滯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梢哉f，權利本位學說和理論就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運動，對于中國社會進一步走向市場化、面向世界、推動開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個面向：理清人權的基本內涵

這一方向的理論研究著眼于通過對于人權概念的起源與發展進行探索，辨明人權的真正含義。歷史階段上看，這一面向起始在20世紀80年代，而以20世紀90年代為核心。這一階段的主旨是，對于西方的權利理論和權利制度以及20世紀20年代的人權思想進行研究，同時也對國際人權的制度和觀念不斷研究并逐漸深入。也就是更加明確地了解現有的人權理論和人權實踐，對于“人權是什么”這樣一個事實命題予以解開。在20世紀后半葉，中國對人權進行研究起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于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中國學者認為，美國對于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繼而，又認為肯尼迪紀念基金會授予某些動亂精英“人權獎”的行為是對中國人民的挑釁；1990年中國研究者進一步提出，美國的人權報告干涉了中國的內政，不符合中國的事實。在這一階段中，最主要的學者包括夏勇、白桂梅等。夏勇教授的《人權概念起源》較為簡潔而明晰地剖析了人權在西方歷史和文化中的生成與發展，對于中國學者深入認知人權的文化意味具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白桂梅教授對于中國人權學界形成較為完整的人權知識具有創始性的貢獻。特別是在自決權領域所做的研究，清晰而明確地展開了自決權作為人權的內涵理論爭議和現有實踐，對于人權的研究方法和認識角度具有很高的啟示意義。在研究西方的文化傳統的同時，中國學者也在探討近代中國的人權思想家與人權思想，其中包括孫中山、胡適、羅隆基等，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人權派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觀察和分析。

改革開放的中國，需要在思想上與國際社會進行交流和溝通，如果不能夠形成可以相互理解的話語體系，那么交流和溝通就是空話，所以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于西方人權思想的理解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中西之間尋求學術共同話語，形成交流平臺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有助于中國學術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同時也有助于中外的學術思想交流。

第三個面向：錘煉人權的新興理念

中國的人權理論大廈顯然不能完全由外來的、傳統的人權思想觀念、經驗教訓來構筑和充實。因而，必須注重當代的、本土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正是基于這樣的需要，中國人權學界才產生了理論構建的自主意識。知識和實踐的發展推進了理論的創新，時代進步的宏大潮流促進了中國本土人權理論的萌芽和清晰。因而，一系列的人權學

者在既有的人權譜系之外，探索人權的新思維，有學者甚至開始思考第四代人權的可能性與具體指向。從歷史階段上看，這一人權的理論面向起始于20世紀末21世紀初。到1991年中國出版人權狀況白皮書之后，一些學者開始對于人權研究予以更為深入的展開，出現了一些關于人權理論的論述，例如王民撰寫的《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所做的努力》，李林撰寫的《把人權理論研究引向深入》，董云虎撰寫的《生存權是中國人民的首要人權》。1992年李步云教授發表了《不斷完善中國人權的保障機制》，劉守芬發表了《中國刑法的保障機能與人權》，徐友軍發表了《中國刑事訴訟與人權》，陳春龍發表了《論中國人權的法律保護》。從1995年開始，中國的學術期刊就出現了中國特色人權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這樣的討論文章。此后的系列研究基于中國人權保障的實踐，梳理中國人權保護的法律體系與內容，探討中國的人權狀況，比較中西文化傳統與人權的關系，進而分析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的人權觀念，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鄧小平所持的人權思想，試圖建立起中國自身的人權理念、人權標準、人權話語。學者們認為，人權是全世界普遍的追求和研究對象，然而在具體的時空條件之下，很可能存在著諸多的分歧和沖突，所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思想和理念是可能的。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不斷前進，中國在扶貧開發、工農業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成就。雖然我們并不否認，無論是在生產能力上，還是在社會組織管理上，還存在著諸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但是，中國在國內逐步解決了各方面的矛盾，在國際社會逐漸走到了全球治理的中心，卻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勢必需要向世界解釋，中國的實踐是如何成功的。而在人權方面的實踐顯然是這種中國道路、中國方法、中國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中國教育界和一些外國人權研究機構的努力，中國人權研究群體的生態狀況在21世紀逐漸改善，主要體現為研究者增加，研究的領域逐漸拓寬，研究的深度不斷趨于理想化。此時的人權研究已經脫離了僅僅主張權利的重要性和對人權現有的思想和制度進行梳理的階段，而進入到了探求中國特色人權理論的基礎和對于人權理論做出中國表達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一系列新生代的學者涌現出來，對于人權理論和人權制度進行了較為深入和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探索。其中包括陳醇的《權利結構理論》、何志鵬的《權利基本理論》、張翔的《基本權利的規范建構》、彭誠信的《現代權利理論研究》等。

從中國日益成為世界重要的大國和建立中國的文化自信的角度講，人權理論研究的發展必須在第三個面向上下大功夫，并且不斷地凝聚與系統化，不僅要進行有效的梳理，更要進行新的觀點的強化和深入。只有在中國形成一些符號性的標志性成果，才能夠在與國際社會進行人權研討與溝通的時候有效地進行對話，對于西方人權，中國有不同理解的理論和觀點，提出不同的人權研究范式面向未來，尚需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人權的領域證成文化多樣性和社會依存性？這是強調中國特色人權思想、理論、觀念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后續的努力都沒有安身立命之所。為什么中國文化、中國社會要提出不同的人權主張？中國的人權主張核心要素有哪些？它們何以被稱為人權？“仁”是不是人權？中國古代的思想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人權？哪些與西方人權觀不同？等等。

人權理論的創制路徑和實踐面向

概括地說，作為理論的一個方面，人權理論的創制大概可以歸結為三個路徑：

首先，頓悟的路徑，也就是基于治理和人權現象的“笨想”，抓住人權思維跳躍與鏈接那電光火石的一瞬。主要是在原初不存在理論的情況下去進行人權理論的創造和構建，往往是基于對實踐的總結和歸納，靠自身的想象力和猜想來形成一些理論判斷。

其次，改進的路徑，主要是基于人權理論的提升，著力篩選優化的品種。具體體現為在對前人的人權理論進行學習和思考的時候，會發現前人理論的不足或者錯誤。進而，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延伸或者反思，從而創建出新的理論，這是理論的繼承發展。

再次，引借的路徑，主要是基于學科的交叉，可以被理解為基因改造的成果。研究者通過對法學之外的其他領域理論、實踐、歷史沿革的學習和思考，進行重組整合、移植拼接，從而對于本領域的理論提出新的見解和判斷，這是理論的移植發展。

中國人權理論探索所提供的概念、論斷、視角可以為認識和思考人權提供很多啟迪，特別是為人權實踐開辟一個新視界。人權理論在實踐領域的展開主要有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闡釋的維度，也就是對于現象進行總結、歸納和分析。第二個維度是批判的維度，主要體現為對現實的觀察、比較和反思。第三個維度是指引的維度，主要功能是對于未來的實踐進行構設、規劃和研判。但中國近年來的理論形態，在人權領域更多的還是對于現實的追隨和解讀。人權理論的其他維度還遠沒有展開。其中的理由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理論單向發展的狀態，不僅不利于理論自身的健康，而且對于實踐完善的促動功能也是不夠充分的，這也就起不到理論真正的作用。自由之思想、獨立之品格如果不能存在的話，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會具有創造力和指引力的。它很可能并不是智慧的結晶，而僅僅是詞語的堆砌。在新的社會形態里，我們還是需要那些能夠站在時代潮頭、指引實踐發展的真理論、好理論，反對那些跟流行、炒熱點偽理論、庸俗理論。

就人權理論現實存在的維度而言，仍然必須看到其局限性。理論家們還是主要集中于對實踐進行歸納和闡釋，而很少對實踐進行反思和批判，更不必說在反思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理想的架構，對實踐予以指引。如果我們回到馬克思主義最有名的那句判斷：“哲學家們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蹦蔷筒浑y看出，我們的任務還是非常艱巨的。人權界不僅要耳聰目明，而且要兼聽則明；不僅要眼觀六路，而且要胸懷理想。在這種目標清晰的人權理想指引下，推進人權思想觀念和實踐的健康發展。這樣的人權理論才是既接地氣又有前景的。中國的本土理論才會堅實而豐滿。由此，中國人權界與各國的人權理論與實踐專家不僅可以進行形式上的對話，而且能夠真正地做到理論的溝通和智慧的交流。文化自信的基礎是學術創新、理論深化和實踐驗證，通過這些形成的中國特色人權思想和觀念，在與西方的話語競爭中會形成優勢，至少會具有平等對話的能力，這樣才能夠使得世界人權文化更加的多樣豐富，為世界尊重和保護人權提供新的思想和實踐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