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彥博的治經特色

田 甘，劉越峰

（沈陽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文彥博（1006―1097年），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他一生歷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任將相50年，深受榮寵，是北宋一代名臣。不唯在政治上聲名顯赫，文彥博在學術上也造詣精深，治經頗具特色，以下試論述之。

一、尊儒重道，宗法經典

文彥博雖非出身顯赫官宦世家，但他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其祖父輩十分注重子孫對儒家經典的學習，據《贈祠部員外郎文府君墓志銘》記載，文彥博的祖父文銳告誡其子孫：“‘扶陽之門’詩籯非寶；劉氏之室，七業俱成。吾素志也，爾曹勉之?！盵1]76劉氏指西晉末年的劉殷，據《晉書·劉殷傳》載，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2]。由此可知，文彥博的祖父希望他的后輩以專精圣人經典為業。又據《宋史·文彥博傳》記載：“（文彥博）少與張昪、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盵3]10258《宋元學案·泰山學案》認為文彥博是北宋“泰山學派”的重要成員[4]70?！疤┥綄W派”是一個以孫復、石介等人為代表的醇儒學派，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石介創立泰山書院，并請當時著名春秋學學者孫復主持教學。這一學派以捍衛儒學正統地位為己任，復古宗經，排斥佛老，推尊孟子，對宋代義理、性理之學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端卧獙W案·安定學案》盛贊這一學派：“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沉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盵4]23

與泰山學派的基本觀點一致，文彥博的學術思想也表現出明顯的復古傾向，如他在《又進尚書二典義札子》中明確表示“循古之美法也，義當遵守”[5]301。他奉勸皇帝應該按照“古道”行事，才能使天下安定：“以謂二帝并能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仁主之圣，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經筵，集講官說《尚書》，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于安。天下之安，天下幸甚！”[5]298這里所謂的“古道”實際上是儒家所謂的傳統道德準則。文彥博在重道崇儒方面十分有代表性，他始終以道德仁義要求自己和他人，正所謂“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6]。文彥博大力主張興復儒學：“尊更老以崇孝悌，恢雍泮以興儒學?！盵1]45因為在他看來，儒家思想“乃為治之大本，循致太平之道”。[5]288

文彥博如此強調儒學的重要作用，那么其宗法圣人的經典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文彥博認為，如果人們不重視以六經為代表的圣人經典，無疑會造成社會的諸多亂象，他在《序賓以賢論》中就明確表示：“前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施于國不可斯須而忘，用于身不可造次而闕。忘之則紊上下之序，闕之則乖孝悌之風?！盵1]44他多次向皇帝推薦《尚書》《孝經》等經典著作，建議皇帝在學習經典的過程中達到虛心履道、稽古求治的目的。同時，他也鼓勵士子通過“明經”的方式求仕晉身：“夫古之人患于不明經也，茍明一經，取朱紫若拾地芥耳，何況先生之明經行修乎！”[1]38對治經方面取得成就的學者，文彥博也大加稱賞。如他在《薦龍昌期札子》中稱賞龍昌期：“高出諸儒之疏解，洞見圣人之指歸?！酢踝ⅰ吨芤住?、《尚書》、《毛詩》、《孝經》、《道德經》，并撰《禮論》、《八卦圖》等書?！盵1]11可以說，文彥博這種尊儒重道、宗法經典的學術思想是北宋學術思潮的主旋律，同時也是他治經特色形成的基礎。

二、以己意解經，自出新意

如前所言，文彥博雖不如石介、孫復那樣猛烈地抨擊佛老，但在治經方面所表現出的尊儒重道、宗法經典的精神與兩人相比則毫不遜色，堪為北宋儒學復興思潮的中堅。與石介等人相比，文彥博對部分經典的闡述較多新意。不受傳統注疏束縛，以新意解經是北宋尤其是慶歷以后學風漸變的重要表現。通觀文彥博的著作，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這種新風的存在。文彥博在解經時也十分注重追求新意，他在《薦龍昌期札子》中稱贊龍昌期“別注六經，頗有新義”[1]11。他贊揚高若訥以道自立，不為章句記問之學：“公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毀譽為得失。所學非茍記問而已，必窮其理，適于用?！盵1]72在《座右志》中明確對傳統的章句之學表示否定：“世之冠章甫、衣逢掖而為儒者可勝道哉，其庶幾于道則無。率皆舍本趨末，屑屑于章句間，利目前之利。語乎道，則何其遼哉?！盵1]61文彥博在實際解經實踐中也能身體力行，他解經往往不受注疏、章句局限，而是根據實用的需要以己意說經。如對《周易》中《漸》卦的解說，他按照《漸》卦彖辭和象辭的解釋，認為此卦的側重點大體有兩個：一是說女子嫁到夫家，得主婦位，有功，可以正邦國；二是說君子有培養賢德、美化風俗的責任。即所謂“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稘u》卦上九爻辭言有“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注曰“進處高潔不累于位”[7]，突出其“高潔”和“高位”這兩方面特征。胡瑗以及稍后的程頤等易學家都認為《漸》卦中的“陸”字應該為“逵”，他們執著于字句解釋之異而求新，但總體解釋卻不出《漸》卦卦象、彖辭所論。文彥博則能從卦爻辭的大意出發作深入細致的闡釋而令其有新意。他在《鴻漸于陸賦》中開篇即言：“觀乎大《易》，嘉此冥鴻。因漸陸以斯顯，遂為儀而可崇?！盵5]132從代表這一卦的卦象——鴻雁說開去，表明由“磐”漸“陸”的鴻雁，其儀態可嘉。接下來用偶儷之句將鴻雁與鶯、鸞、隼、燕雀等對比，不局限于表現鴻雁羽毛的美麗，而是細致地闡述鴻雁的高雅、飄然高蹈、潔身自好和卓爾不群等氣質。最后得出結論是：“曷若我將翱將翔，首據高明之地；爰居爰處，俯為眾庶之儀……宜其羽翼清虛，可以為天下表?！盵5]132文彥博避開了對女嫁夫家、培養賢德和象傳中所謂“不可亂也”的傳統解說，也不執著于字句的具體分析，而是由“正”字入手，闡釋鴻雁卓爾不群可為儀表的卦意。他對這一爻的解釋雖沒完全擺脫爻辭的主旨，但能從一個角度入手，在原有的基礎上將這一卦的義理引向深入和細密，表現了一定的學術創新精神。

這里還可再舉一例，《論語·憲問第十五》載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盵8]文彥博所見數家注疏，只就齊桓公的“正”以及晉文公的“譎”有所解釋，即所謂：“齊桓公正而不譎者，以其伐楚而責包茅不入，問昭王南征不返，有以見存臣節而尊王室也，故稱其正焉。晉文公譎而不正者，謂天王狩于河陽，因而朝之，以臣召君，非禮也，故稱其譎焉?！盵1]47即因齊桓公尊王而言其“正”，因晉文公對王非禮而言其“譎”，觀今存《論語注疏》所引鄭注亦如所言，宋咸平二年（999年）成書的邢昺疏，也只是對舊注的疏解，依然著重于“譎”與“正”的解釋。但文彥博認為，“圣人之道，言以尚辭，語無重出”[1]47。除了言“正”與“譎”，還有“不譎”與“不正”兩詞，歷來被注家忽略。文彥博則對此進行了解釋，他認為：齊桓公剛開始由侵蔡得利以后又進而伐楚，此為“譎”，后得管仲建議，以勤王之名伐楚，因此“既得其正，乃為不譎矣”[1]48；而晉文公開始時以正義之名伐諸侯而稱霸，開始為“正”，但他后來以臣召君，不守君臣之儀，因此晉文公“始雖正，今乃為譎矣”[1]48；最后得出結論“愚謂圣人之意，以齊桓有管仲之佐，雖始譎，終乃復正，故‘正而不譎’矣；以晉文公季年無良臣諫弼，始雖正，終乃復譎，故‘譎而不正矣’”[1]48。文彥博此論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他避開了傳統注疏所因循的“正”與“譎”，而重點探討“不正”和“不譎”，能出新意。第二，他將始“譎”后“正”和始“正”后“譎”看作一個過程，雖不一定符合所謂的圣人本意，但能在原注疏的基礎上，以議論出之，代表了宋人議論解經、自出新見的特點。第三，將齊桓、晉文的正譎嬗變歸結于有無良臣輔弼，更轉變了傳統解經的角度，凸顯了士大夫的重要作用，亦可以看作是宋代士人以自負、自勵為主要特征的擔當意識的表現。

三、從大處著眼，以史解經

文彥博精通歷史，蘇軾曾評價“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3]10263。文彥博在著作中經常引用歷史，尤其是漢唐史事來論事說理，如《論用人奏》《乞繼上奏封細陳事理奏》《奏乞主帥便行軍令后奏》《言青苗錢奏》《溫卷啟》等文章都屬此類，在解釋經典時，他也常常選擇這種宏大的歷史視角，而不專注于具體字句的說解。如在《又進尚書二典義札子》中，文彥博在選錄《尚書·舜典》及其注釋后提出自己的觀點：“舜既紹堯熙帝之載，以謂治天下者必先任人，人有善惡，必須審知?！盵5]300然后文彥博又結合經典論述，涉及舜去四兇、任用二十二賢人、命龍為納言等，緊接著便聯系漢唐及當代時政深入闡述經典在當下的重要作用：“隋唐以來，納言之名不改，隸門下省。至于本朝，頗循唐制，以侍中為門下省長官，侍郎為貳，并未執政官，所選益重，必協僉論。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胖喂?，必在于久，久則有功，可以考其績效。故先朝之法，省、寺、監官，并以三年為一任，循古之美法也，義當遵守?！盵5]301由說經義開始，講到隋唐舊事，再聯系到本朝政事，這種以史事解經的帶有史論性質的論述方法無疑也是以義理解經的重要表現之一。在文彥博看來，歷史故事也和經典一樣具有“稽古求理”的作用，他在《進漢唐故事奏》中明確指出：“令經筵官間日進漢唐故事各一件，以備御覽，有以見圣德稽古求理之切。臣忝預經筵，固當粗有裨補，輒亦于漢唐史中節錄得數事，繕寫進呈，伏望圣慈采覽?！盵5]264因此他在解經時常以此來論證經典的正確性以及按經典行事的必要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釋經作品中，文彥博采用《左傳》中的歷史事實作為解經出新意的依據，如前文所論《譎正論》，其中提及《論語》所載孔子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蔽膹┎┰凇蹲H正論》一文中論述齊桓公時便引用了《左傳》大段史事：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姬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明年春，齊侯遂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責；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1]48

這里就采用了《左傳》僖公四年中的記載，論證了齊桓公“正”與“不譎”的相關問題。

文彥博曾在哲宗朝任經筵官之職，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已降制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梢辉聝筛敖涹?，六日一入朝?！盵9]9148依上所言，這種經史并行、經史互證的闡釋方式自然符合文彥博作為經筵學者的釋經風格，即所謂“講經義，順考古道”[5]289。但就其對中國學術史發展的貢獻而言，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從大處著眼，以義理說經。從漢代開始，學者說經走上了煩瑣的訓詁、注疏之路，這種風氣到唐代依然被保持著，直到北宋才有一定程度改變。以范仲淹、文彥博等為代表的學者，往往不拘泥于個別字句的考證、訓釋，而是依經立意，聯系史實，現實說解經文，即所謂從大處著眼說解經文。這種釋經方式是議論解經的重要表現之一，同時也是有宋一代義理說經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對改變傳統煩瑣的注經方式、創變學術新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對有宋一代士人文化品格的形成也功不可沒。誠如錢穆所言：“宋儒多能議政，又能從大處著眼……論北宋諸儒之治經，如胡瑗之于《易》與《洪范》，孫復之于《春秋》，李覯之于《周官》，此等皆元氣磅礴，務大體，發新義，不規則于訓詁章句，不得復以經儒經生目之。孫復書名《春秋尊王發微》，李覯書名《周禮致太平論》，即觀其書名，亦可想見其治經意向之所在。其他如歐陽修、劉敞、王安石、蘇軾諸人，皆研窮經術，尚兼通，而亦喜辟新徑，創新解，立新義，與漢儒治經風規大異，此亦北宋諸儒近似先秦儒氣味之一征……要之北宋諸儒，眼光開放，興趣橫逸?！盵10]這里雖沒有直接列出文彥博，但通過我們的分析可知，在從大處解經這一點上，文彥博與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相比也毫不遜色。

第二，經筵儒臣講讀經史，以備君王所用，這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傳統。據考證，“經筵”一詞的名稱確立是在宋仁宗朝，但在太宗朝即有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的職位。太宗朝的邢昺，真宗朝的楊徽之，仁宗朝的晏殊、富弼，哲宗朝的程頤等都是著名的經筵學者。這類學者主要為皇帝講授經文、歷史，旁及時事，如《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昺在東宮及內廷，侍上講說《孝經》、《禮記》者二，《論語》十，《書》十三，《易》二，《詩》、《左氏春秋》各一，據傳疏敷繹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盵9]1675作為經筵官，講經須有獨特之處，如既要講清經典傳統本意，又要注重聯系現實，同時還要考慮自己說經特點、出新意等方面的內容。這就使得經筵學者必須精通史實，并善于實踐說理，從邢昺到楊徽之，再到文彥博、程頤等人，莫不如是。正是因為這類學者有深厚的史學基礎，在學術發展史上，才逐漸引導出了“以史說經”這一經學闡釋方法。以《春秋》學為例，在唐代所謂的《春秋》學實際上就是《左傳》學，重在歷史事實研究，而對經義的闡釋創新乏善可陳。到北宋，《春秋》學又把關注點慢慢由《左傳》轉移到對《公羊傳》和《榖梁傳》的研讀，表現出了以義理說經的特點，出現了諸如劉敞、孫復和孫覺等著名的《春秋》學學者。但值得一提的是，文彥博、程頤等學者卻能繼續以《左傳》來印證經典（尤其是《春秋》）的是非曲直，其中以程頤《春秋集解》中的“以史解經”最具此特色。據史料記載，熙寧、元豐年間，文彥博與富弼、呂公著等人聚集于洛陽探討學術，詩酒唱和，邵雍、二程等亦活動于其間，形成了著名的洛陽士人群。又據《宋元學案·泰山學案》中“忠烈文先生彥博”中載：“其在洛也，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盵4]113文彥博與程氏兄弟關系密切，難免相互影響。當然我們還不能說在程頤之前，已有文彥博把“以史解經”的闡釋手法運用得如何純熟，但文彥博的解經明顯有集前賢之所成、啟發新思的作用。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把文彥博看作是“以史解經”闡釋手法逐漸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還是完全合適的。

四、治經思想相對保守，創新不足

如前所論，與石介、孫復等人相比，文彥博治經具有諸多創新，這與疑經惑古的北宋學風相吻合。但不容否定的是，與同時代的其他著名學者相較，他還存在著保守的特點，其具體表現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第一，和他復古宗經的學術主張相聯系，文彥博過分強調法古，主張“稽古求治”。他在文章中經常有“稽古之美法”“循古之美法”等提法，對當時時代變遷思考較少，過多強調依古法處理事務，他主張：“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盵1]54

第二，對前代學術界的代表人物及其學術觀點尊崇有加，質疑不足。例如，在當時歐陽修等人已對《詩經》《周易》等圣人經典紛紛提出異議之時，文彥博依然相信孔子刪詩經、作春秋、贊周易，并對其中的學術觀點也多有因襲。同時他在《經神賦》中認為，“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擅窮經之妙譽，著向德之嘉名”，“杜元凱之《傳》僻，誠宜服膺”[5]141?？梢?，文彥博對前代學者基本持完全肯定態度，這在北宋疑經惑古的時代就顯得有些保守。

第三，對具體經學觀點的闡釋也相對保守，如文彥博在《牙盤食奏》中認定當時用牙盤盛食進行祭祀活動“本非舊儀”，認為“率情變禮，褻味瀆神”[1]12，因此不主張因現實“人情”而改變“古禮”。而在文彥博那個時代，已有許多學者都有依“人情”而變“古禮”的主張。如李覯《與胡先生書》說：“唯禮為能順人情……”[11]19在《禮論·第一》中李覯也提出：“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盵11]45無不彰顯他以“人情”變“古禮”的訴求。相對于李覯等學者，文彥博釋經觀點的保守性可見一斑。

綜而論之，雖然文彥博與同時代的歐陽修、李覯和程頤等人相比，治經方面相對保守，但也具有鮮明的的治學特色，如尊儒重道、宗法經典，以新意說經，從大處著眼、以史解經，等等，這足以讓他成為北宋學術新變運動中的佼佼者，加之文彥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聲望，更讓他在當時學術界的影響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