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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在我國的研究背景及現狀分析

2019-01-20 17:50
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19年7期
關鍵詞:高階評估大學生

劉 勇

(四川外國語大學教育學院,重慶 400031)

CLA+(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是美國教育援助委員會(CAE)于2013年更新的美國“大學生學習評估”項目,該項目繼承了該機構于2000年實施的CLA項目,是CLA的調整與更新。CLA+主要評估大學生的高階思維中的四種技能,即批判性思維、分析推理、書面溝通和解決問題等能力在經過大學教學及課程實施后的成效,以此來判斷學生的高階思維程度及高校課程與教學實施的有效性。CLA+在美國宏觀來說已經歷經19個年頭,其體系及結果評估已經達到幾乎完美水平,但回眸我國對于高校的教育質量評估基本還是以政府為主導,外部軟硬件、滿意度等外部評估為主,對于這種關注于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成果的高階思維評估幾乎沒有,故本研究以CLA+作為研究對象,梳理CLA+在我國的研究背景、研究現狀、理論與現實意義及其應用分析等,以提供給國內大學生高階思維及學習成果評估一定的借鑒,也為我國本土化高階思維評估模型的建構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

一、CLA+在我國的研究背景

社會背景決定政策指向,我國新時期的高等教育發展背景,也將決定著高等教育體制系統內外的調整與更新。新時期,我國高等教育處于以下五大核心期:

1.此時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已趨于普及化。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教育事業發展有關情況》報告中明確指出:“2018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48.1%,比上年提高2.4個百分點”。根據學者馬丁·特羅劃分的高等教育階段分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5%以下為精英化、15%~50%為大眾化、50%以上為普及化的指標),我國高等教育正由大眾化緊逼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及在學人數急劇膨脹。

2.此時正處于我國“雙一流”建設的發力期?!半p一流”高校與學科的建設于2017年開展以來,一流大學及一流學科的建設不僅被各大高校列為首要任務,也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的發展在內驅力上產生了促進與推動的作用。在對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意涵上,進一步推進闡釋,即為一流專業、一流的本科教育同屬于一流大學建設的必要內容。經過兩年的努力,部分高校的“雙一流”建設已經出現一定的成效,但還不足以與世界名校的實力抗衡,即使根據2018QS大學排名等各項大學科研排名或學科實力排名,我國部分高校實力雖稍有提升,但依然不及他國。由此可以明顯看到,我國“雙一流”的建設仍在發力期與攻堅期。

3.此時正處于“以本為本”倡導的起步期。2018年6月21日,“以本為本”在教育部召開的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上被提出,要求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水平一流大學要以本科教育為根本。2018年9月17日,教育部下發的《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明確提出了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的總體目標:在五年的努力下,全方位落實四個回歸,逐漸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養模式與體系,建設成一批一流的本科專業授權點,由此帶動各高校專業學科水平及高校人才培養能力的全面提升,完善高等教育質量督導評估制度?!耙员緸楸尽睉鹇栽凇半p一流”建設的發力期間提出與實施,此兩項高等教育政策并行正體現了我國高等教育提升質量內涵式發展的決心。

4.此時正處于高等教育質量自我反省的調整期。在2019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發展更加公平更有質量的教育”。其內涵即為,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還不具有競爭力,未達到預期標準,還需產出更有質量的教育。規模的提升,質量的滑坡,高等教育質量在經過各方抱怨后,其進程快速進入到自我反省的調整期。由此可見,近幾年大學本科教育質量的改善與提升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在反省過去的不足的同時,須進行新時期高等教育的結構化與制度化調整。

5.此時正處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期。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現代化趨勢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的倡導驅使著各個領域國際化的進程速度,高等教育國際化也隨之得到了快速發展。在推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不僅國內傳統文化、經驗要走出去,借鑒他國先進的教學、管理經驗也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國在推進孔子學院等文化國際化方面尤為突出,而高等教育國際化近些年才慢慢起步,隨著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的日益增多,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也移步到其發展期。

正是由于我國高等教育所處以上五大核心期的背景,在其背景的映襯及推動下,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及其向國外的學習借鑒順理成章地成為在這一時代高等教育發展的必要指向,也成為CLA+在我國發展的必要教育背景。

二、CLA+在我國的研究現狀

CLA在美國2000年就開始實施,經過13年的調整,在2013年形成CLA+增值模型,同時,其在美國的研究已從CLA起源的學習成果主體研究到CLA及CLA+系統運行機制研究,到CLA及CLA+指標體系研究,再到其機制效度及結果效度的研究,其整個閉環的研究已將CLA+評估模型更新到最科學、最有效、最實用的階段。但在國內對于CLA或CLA+的研究起步較晚。本研究根據文獻研究法在CNKI中國知網中輸入Collegiate LearningAssessment、CLA、CLA+ 或“大學生學習評估”作為主題或關鍵詞,選擇教育學科分類,篩選共計23個條目,之后剔除與語言學相關的CLA(交際教學、活動教學等)共7個條目,關于教育評估的CLA或CLA+共計16篇,其中期刊論文15篇,碩士學位論文1篇。能查詢到最早的涉及研究CLA特點的是2009年吳麗華、羅米良發表于《教育探索》的《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的美國高校評估模式之借鑒》論文,其對美國NSSE(美國大學生學習投入調查)及CLA評估模式進行了簡略介紹和特點分析以為我國借鑒。根據搜集到的文獻進行綜述與分析,本研究將國內對于美國“大學生學習評估”(CLA/CLA+)模式研究的中文文獻大體化分為以下三個維度:

(一)攜帶性研究:宏觀研究美國高等教育評估模式中攜帶CLA或CLA+的引入式研究。其包括:2009年吳麗華和羅米良發表于《教育探索》的《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的美國高校評估模式之借鑒》在分析學習成效的目標下引入CLA的評估借鑒,2015年胡璇發表于《荊楚理工學院學報》的《基于現行評價工具的大學生學習評價研究》,2015年康秀平和楊文龍發表于《教育觀察》的《國內外大學生發展調查現狀探析》,2015年彭湃發表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為高階學習而評價——表現性評價及其在高等教育學習成果評估中的應用》,2015年楊院發表于《中國高教研究》的《大學生學習評價的邏輯、實現與優化》,2018年王小青發表于《高教發展與評估》的《高等教育增值評價方法的比較與應用》等一些期刊文章,皆為宏觀研究美國高等教育評估模式的同時,在其中稍帶CLA或CLA的介紹。雖然以上期刊論文對于CLA或CLA+的攜帶性研究進行了簡略探析,但對于我國引入CLA+評估模型具有積累式開創性意義。

(二)專門性研究:對于CLA或CLA+評估模式的專門研究。其包括:2010年章建石發表于《教育測量與評價》的《美國大學的入學考試與招生系列訪談(三)——訪美國蘭德教育援助委員會主席羅杰·本杰明》,張會杰和章建石2013年發表于《現代教育管理》期刊的《美國大學生學習評價研究——給予CLA的案例分析》,2014年黃海濤和張華峰發表于《比較教育研究》的《如何評價大學教育質量——美國大學校際學生學習成果評估項目解析》,2015年吳智泉發表于《黑龍江高教研究》的《美國“大學生學習評價”(CLA)的特色與啟示》,2016年梁會青和魏紅發表于《復旦教育論壇》的《高等教育質量測評新動向——美國大學生學習評價升級版CLA+》,2016年徐興國發表于《上海教育評估研究》的《美國本科生學習成果評估的主要特征探析:以CLA為例》,2017年高洋發表于《評價與管理》的《美國大學學生質量評價工具創新改革的影響及啟示》,2018年楊翊和趙婷婷發表于《清華大學教育研究》的《中國大學生高階思維能力測試藍圖的構建》,2019年,楊啟光、唐慧慧發表于《現代教育管理》的《從CLA到CLA+:美國高等教育高階思維能力增值評估模式論析》等文章對于CLA或CLA+的研究從開發人員、研究對象、歷史脈絡、來源介紹、評價指標、評估過程與方法、評估結果與分析及唯一一篇的本土化藍圖構建等方面進行了專門性運行機制研究。這些研究為后續的更深層次及本土化成熟模型的構建奠定了理論基礎。

(三)對比性研究:對于CLA或CLA+與其他評估工具的對比研究。其包括:李湘萍、馬娜、梁顯平于2012年發表于《現代大學教育》的《美國大學生學習評估工具分析和比較》,2014年周廷勇、杜瑞軍、張歇雨發表于《復旦教育論壇》的《美國大學生成果標準化評估工具分析研究》,2017年趙婷婷、楊翊發表于《中國高教研究》的《大學生學習成果評價:五種思維能力測試的對比分析》等文章主要對CLA、CAPP、EPP等各種評估工具的評估指標、評估形式與方法、評估結果的運用等進行了對比性分析,在一定范圍內找出了各評估工具的自身特點、內容偏向、適用情況及其優缺點。在碩博論文中,只有一篇碩士論文是2017年河南大學韓瑩撰寫的《美國大學生學習結果外部評估研究》論文,主要研究的是美國學習結果外部評估的發展、現狀、特色及對我國的啟示,其中以CLA為例探析大學生學習評估的運行。通過各種評估工具的對比,可以知曉各評估工具的優劣好壞,以綜合借鑒形成更系統、更科學、更標準、更有效的評估工具。

綜上所述,我國對于CLA的研究是在美國開展的9年之后,完全滯后。隨著2009年的逐漸引入,對于CLA或CLA+的提及和研究逐漸增多,主要以期刊論文為主,碩博論文少之又少,其中一篇還是以美國學習結果外部評估的歷史性、描述性研究為主。故通過國內研究現狀及文獻的綜述后,本研究發現:我國對于CLA+的研究既需要有在質性上對CLA+進行全方位論述(開發緣由、評價指標、評估標準、評估流程、特點分析、存在問題、啟示等),又需要在量化上分析其評估結果的影響因素、各因素的相關性分析及其回歸模型的建構等直觀性研究。在此基礎上,通過描述性研究與定量性研究之后,科學地構建我國的本土化大學生高階思維評估模型指標、信效度分析、應用檢測、影響因素分析等,這樣相比之前的少量的、不集中的國內研究,則更具有一定的研究廣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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