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互動機制探索

李子涵

（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上海 201100）

法學教育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別于中國古代的“禮制”教育。作為“西學東進”的文化產物，其先后經歷了從無到有的中國近代法學教育（1840-1949）和歷經曲折的中國現代法學教育（1949年之后）。改革開放以來，當代法學教育得以繁榮發展，雖仍有精英化和大眾化之爭、學理化和職業化之爭等問題有待明確，但總體而言已經形成了教育規模宏大、專業結構全面、教學質量穩步提升的高等法學教育體系。而法治教育作為近來國家不斷倡導的新型理念，其內涵和目的是什么，和法學教育之間又有什么關系以及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之間能否形成良性的互動、如何互動等，都是我們需要關注和探討的問題。

一、法治教育的概念梳理

（一）法治教育的發展變遷

法治教育作為“法治”和“教育”的復合名詞，其核心內容隨著“法治”概念的發展而產生不同的內涵。目前對于法治教育的概念雖無權威性的解讀，但是我們仍然可從“法治”理念的發展和國家相關政策中梳理出一些關鍵性的本質特征和價值取向。其主要節點包括以下事件：（1）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在全體人民中都要加強紀律教育和法制教育。（2）1986年，第一個“五年普法規劃”正式實行；（3）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

法治教育作為一個正式的概念被提出距今不足五年的時間，但是對于其內涵不應限定在字面意思表示的層面。國內學者對法治教育的概念范疇多有研究，具體表述雖不盡相同，卻亦能概括總結出以下四點基本內容：第一，法治教育是國家和政府開展的一項教育活動；第二，法治教育的受眾是全體公民；第三，法治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公民的法治意識，提升公民的法律素養；第四，法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法治教育和法制教育的關系

法治教育和法制教育的關系如同法治與法制之間的差別一樣，值得厘清。從公民法律教育的發展來看，我國早期使用的是“法制教育”一詞，旨在宣揚社會主義法制，普及法律基本常識，以督促全體社會成員遵紀守法。其所秉持的多是一種法律工具主義，偏重于法文化器物層面的傳揚，是一種基礎性的知法守法教育，在本質上也僅是知識性教育。而法治教育更多地包含了對法律信仰的培育和對法治理念的弘揚，以引導社會公眾積極行使權利、自覺維護社會秩序等，是一種用法、信法的觀念教育和理念教育。

從“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轉變，標志著我國公民法律教育在經歷了30多年的實踐摸索后，實現了從法律常識普及和知識傳授，到法律意識熏陶和精神培養的轉換。同時，向法治教育的轉變又是法制教育發展順利成章的必然結果，法治教育的開展絕不是簡單的字義更新和政策轉換，其必須以法制教育的實踐效果為基礎。好比法制和法治的緊密關系一樣，沒有法制基礎就絕對談不上法治建設。同樣，沒有多年的法制教育先行，亦就沒有法治教育的“后來居上”。所以法治教育作為法制教育的“升級”，兩者之間蘊含著一種傳承的意味。

（三）法治教育和法學教育的聯系

法學教育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以傳授法律知識、訓練法律思維為手段，旨在培養合格的法律專業人才。其與法治教育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

首先，在實施主體和受眾上，法學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自然是由我國的各高等院校來組織運行，其受眾理所當然地選擇該專業進修的部分大學生，在實施主體和教育對象上都顯示出了明確的專業界限。而法治教育作為國家的一項方針政策，多由相關普法主管部門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統籌規劃，教育對象包括了全體公民，但重點則是廣大青少年和國家行政管理人員。

其次，在教育內容和目標上，法學教育作為一種專業教育（不同于職業教育），自然要追求對法學知識的全面涵蓋，從法理到法條、從歷史到未來、從實然到應然都是法學教育為培養優秀法律人才所必須傳授的知識，要使得培養出來的學生具備完整的法律知識體系、批判性的法律思維邏輯、崇高的法律精神品質等，從而可以勝任律師、法官、法學家等法律職業。法治教育被定位成通識教育似乎比較合理，但從法制教育一路走來，基本法律常識和道德觀念的普及已經逐漸落后于時代的發展。法治教育遠遠超過了普法教育的范疇，權利義務意識、法律信仰、正義自由等價值觀念的追求等，亦是當下法治教育的應有之意，知識的傳播已經成為一種手段，理念的樹立才是當下法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之間似乎有著明確的“界限”，但是針對當下法治教育所面臨的問題，結合法學教育所擁有的專業資源，構建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之間的互動機制顯得確有必要。

二、法治教育的現狀

法治教育的展開依據受眾、范圍和具體實施主體等多種因素綜合考量，主要分為針對大學生群體的校園法治教育和針對普通社會公眾的社會法治教育。

（一）高等教育中法治教育的疏淺

從法制教育實施之初，就有針對非法學專業大學生開展的普法教育基礎課程，后與思想道德修養課程合并為我們較為熟知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如前所述，無論是早期的法制教育還是當下的法治教育，都被歸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內。無論從教材的編寫上，還是授課內容的側重上，純粹法律知識和法律思想的教育占比明顯不足。況且對于授課教師而言，思政方向的專業性并不能代表法學方向的專業性，那么其授課的傾向就自然會偏重于思想道德教育而不是法治教育。如果只是照本宣科式的法律知識灌輸，就更談不上真正的“法治教育”，難以啟發學生對法治理念的思考，亦會缺乏不同法律意識之間的碰撞和提升。非專業的授課教師和非專業的學生之間對“法律交流”的共同忽視容易造成大學校園中法治教育的形式化。

我們不是要質疑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不是想深究道德和法律之間的關系，只是道德并不能代表法律，德育更不能代替法治教育，我們所要追求的是法治社會而不是“德治社會”。所以，當下高等院校中針對大學生的法治教育機制有失偏駁，或者說不夠全面。

（二）社會環境中理念教育的缺失

法治教育作為一種觀念和理念教育，需要一種文化氛圍的烘托才能創造出良好的效果。信息時代的發展，知識的獲取不再是少數團體壟斷的行業，法律知識的全面普及即將完成。智能工具可以使得當下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公眾輕易獲得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知識，但往往也就止步于此，其目的性明確只是為了解決問題。當然這也是一種法律意識的體現，得益于我國多年來“遇事用法”的宣傳教育。

所以整個社會環境下，公民的法律教育仍然停留在法制教育的層面，缺少對法律精神方面的宣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大力倡導的價值體系對法治教育而言又太過宏大，難以把握，對社會公眾而言多半只有“是什么”的教育意義。法律工具主義的思想在多年的普法教育中逐漸在社會公眾的意識里根深蒂固，如果沒有更加專業的教育，怕是難以改變。但是社會環境的復雜又難以找到更加合適的方式來進行法治教育，使社會公眾的大眾化教育走進了只能進行知識性教育的困境中。

三、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互動機制探究

（一）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互動的必要性

從法治教育面臨的困境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筆者將其分為兩個教育環境來分別探討，但究其根本仍就是如何培育人們的法律信仰問題。對于大學生群體而言，因為校園的特殊環境，理念教育的展開較為可行，所以是“法治理念”教育不足的問題；而對于普通社會公眾而言，社會環境的復雜多樣使得知識普及性教育容易展開，但是在未形成適宜的社會氛圍之前，恐怕難以找到恰當的理念教育踐行方式。

法律信仰，是人們對待法律的最高情感狀態，包含著對法律的理性推崇和終極關切，并由此激發出的對法律的信賴、尊敬和崇尚，并愿意為之而獻身的精神。這種理想的法律人人格塑造，即便是在以培育優秀法律人才為目標的法學院專業教育中都絕非易事。法律信仰是一個包含眾多因素的綜合概念，首先，從對法律的基本認知中把握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價值，了解法律的基礎知識和行為的法律界限；其次，在知識理解和掌握的基礎上，在權利運用和救濟的過程中，從個人的直觀感受中表達對法律體系的態度和反應，產生對法律的情緒和情感；再次，在法律文化的長期沉浸中，一方面抵制觸法行為，另一方面深化對法律的認同，產生自我規制的法律意志；然后，法律需求成為個人乃至社會的基本需要，是個人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并由此產生動機以指導個人的行為；最后，在各種社會關系中，對法律的敬畏代替了對他人的敬畏，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使人們對法律產生一種依附感，并將其作為自己的力量來源加以信仰。

由此可見，法律信仰并非是我們所能信手拈來的東西，其必須是以一定的專業性為依托。但是當下的法治教育環境卻呈現出和法學教育“互不干涉”的局面。這種教育模式顯然不能適應法治建設的需要，并且著實難以取得實際成果，因而構建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互動機制成了法治教育發展的必然選擇。

從法學教育的自身繁榮來看，其也應當為法治教育的發展提供支持?！巴椒ú蛔阋宰孕小?，再完善的法律體系、再先進的法學教育，如果離開了社會成員的認同和信仰，就難以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和價值，進而理論研究和知識創新也都會失去意義。要使法律成為全社會的生活方式，法治和法治教育的實行是必然途徑。法學教育為了避免自己淪為“工具教育”的境地，追求法治社會成了其潛在的目標，而法治教育的直接目的與此正不謀而合，所以無論是為了法治教育還是法學教育本身，構建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似是理所應當的。

（二）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互動的可行性

法律信仰培育的專業性需要法學教育為法治教育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結合我國法學教育的規模、作用和目的，構建之間的互動機制并非毫無可能。

1.充沛的法學專業教育資源可完善校園法治教育的環境

我國的法學教育在經歷了坎坷的發展歷程后，已經成長為現代高等教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法學教育的專業資源有充分的能力承擔起校園法治教育的責任。首先，專業的法學教師較一般思政教師而言，在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和法律精神方面更具經驗和技巧，更能觸發學生心中對法律的情感；其次，法學院豐富的實踐教學資源可以彌補思政教育課堂上的枯燥感，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多樣教學形式能讓學生在具體情景中感知到法律的魅力和威嚴，個案中公平、正義等價值的體現還會激發學生對法律的向往和追求，很多時候改變人們態度和想法的往往是這種能夠引發共鳴的具體案件。

2.專業法律人才的培養能為社會提供踐行法治理念的優秀模范

法治建設是一項長期持久的工程，法治教育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籌劃，在經歷了法制教育的蛻變后，作為一個還算得上是新生物的理念，缺陷不足在所難免，需要長期的努力來不斷完善和革新。以往，法治教育和法學教育各自為政，彼此間缺乏有效的互動機制，但并不是法學教育對法治教育的推進漠不關心。相反，在社會環境中，積極踐行、倡導法治理念的多是經受過良好法學教育的法律人，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等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成員，從事政法類工作的國家公務員等。所以，法學教育對法治教育的發展而言，是一種隱形的助推力，雖然并不能被直觀地感知，但是卻實實在在促進著法治教育的發展和推進。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的銜接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已經確實存在的事實，法學教育能為社會公眾法治教育的展開培養理念的踐行者和傳播者，形成次級的“法治教育”角色。

四、法學教育對法治教育的可為變革

（一）嘗試培養法治教育方向的專業學生

社會法治教育的展開既有理論教育的培養難度，亦缺乏專業人才的有效規劃。不難想象，現階段法治教育的實際負責、實施主體可能既缺乏法學的專業知識，又對專業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不甚了解。因此，可以嘗試培養法治教育方向的專業學生。法治教育作為一項重點工程，理應由專業人士來負責、設計和執行，理論層面的爭論和碰撞即便能產生優質的建議和方案，但終究缺乏專業的實施主體。法治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既能檢驗、豐富各家理論建議的可行性，又能在實踐操作中發現問題、總結問題、解決問題。為此，法學專業可以聯合教育學等專業，共同培養能適應未來法治教育需要的專業人才，從專業出發解決問題。

（二）法學教育可突破高等教育的籬笆

法學教育在現有體系下可嘗試以法學院學生為主體，開展“次級”的法學教育，沖破高等教育的范疇，延伸到中等教育領域中。教育是一項長久而偉大的工程，法治教育也需要做好“代際”教育的準備?？紤]到專業師資的有限和教學內容上的深淺等問題，可以有序組織法學院的高年級學生開展針對高中生和初中生的青少年法治基礎教育，以培養青少年對法律的感情和認同，為將來專業法治教育的展開鋪墊。青少年思想的可塑性為法治教育的“先行”提供了高度的可能性，一個從小就接受公平正義和權利義務教育的青少年，長大后更有望成為具備規則意識和權利意識的公民。

但是現階段針對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課程仍以普通教師的課堂授課為主，內容多以講授犯罪、懲罰犯罪，還停留在法律的約束、威懾階段。參考美國“street law”項目的成功經驗，我國高校的法學院亦可采取這種聯動的方式培養青少年的法治態度、法律意識，從主題類的法律互動中培養青少年的法律興趣和法律素養，既能盡早地對青少年產生崇尚法律的潛移默化影響，又能為法科生提高一個踐行法治的平臺，提高法律知識的應用水平，并豐富自己的社會體驗。

（三）培養以踐行法治和傳播法治為指引的優秀法律人才

法治環境的營造是件難以捉摸的事情，尤其在社會大環境之下，各地風俗、民情、發展水平等大有差異，在專業的法治教育隊伍建立健全之前，法律職業人員是當下社會中傳播法律和踐行法治的主要主體。法學教育作為專業教育，是為了培養出具備豐富法律知識、嫻熟法律技能，能夠準確解決專業法律問題的職業人才；而作為素質教育，法學教育要關注學生的法律情懷和法律職業道德。在當下法治建設的環境氛圍中，“法治”亦是素質教育所應當關注的焦點，在法學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互動中，培育能夠改善小環境內法治狀況的法律人是法學教育能有所作為的地方。

基于法治進程的發展，法學教育要加大對法科生意識層面的培養，注重對法治理念的教育和法律精神的塑造，培養一批勇于在實踐中踐行法治精神的專業人士。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蓬勃發展必然會使得職業法律人廣泛覆蓋于我國社會的各個角落，法學教育若能注重對法科生法治踐行和傳播能力的培養，將會在社會范圍內構建良多的“法治小環境”，形成法治的循環教育，為整個社會法治教育的未來發展營造一種良好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