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業成就獲得的城鄉差異研究
——基于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實證分析

張 凌

（湖南農業大學教育學院，湖南長沙410128）

一、問題提出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城鄉人口的社會流動被認為更多地依賴于教育資源，農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制約著人口的遷移傾向，與其經濟收入呈現正相關[1]。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戰略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民似乎獲得了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巨大機遇。2011年前后，我國的重點高校開始設立專項名額，面向貧困地區招生。越來越多的農村大學生進入城市，他們的發展和流動，是檢驗高等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指標，也是解決教育促進底層升遷性社會流動的重要切入點。目前對城鄉學生發展差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關于農村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研究。城鄉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問題長期存在，優質高等教育機會更多地被城市學生占據，這一現象在1999年擴招之后更加明顯[2]。其二是農村學生就業和初職獲得研究。學界認為，農村戶籍身份也會降低農村大學生的職業生涯機遇，農村大學生的單位地位、職業地位、收入水平都比城市大學生低[3]；城市籍大學生通過投入更多的經濟資源，更高效地利用信息途徑，以更少的求職時間獲得了高質量的職業崗位[4]。如果將農村大學生向上的社會流動視為一個持續的過程，在當前背景下，農村大學生在進入高校時處于競爭劣勢，在找工作的時候也缺乏更好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源，那么他們是否能夠通過大學的學習獲得更好的學業成就？城鄉學生在學業成就獲得的內在機制方面存在哪些差異？現有研究對上述問題的討論較少，本文將嘗試給出答案。

本文選擇在人力資本理論視角下，將大學生的學業成就視為他們獲得更好就業和實現向上流動的資本?；谑锥即髮W生成長追蹤調查的數據，分析城鄉學生在獲得更優人力資本的過程中，社會經濟地位、學生參與和人際關系的不同影響機制。我們希望了解學生社會經濟地位的優勢是否將持續地推動他們在大學階段取得更好的學業成就，并試圖對寒門學子的社會地位獲得和階層流動問題帶來新的理解。

二、分析框架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最初屬于經濟學領域，貝克將人力資本擴大到人的行為范疇中，指出教育和經驗是人力資本概念的關鍵特征[5]。之后，人力資本理論成為解釋高等教育對經濟地位和職業地位獲得的作用機制的重要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現代教育是形成人力資本的最重要途徑。受教育層次高，教育質量好，個人的人力資本存量會相應提高。我們可以認為，對已經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而言，精英高校的學生比普通高校的學生擁有更多的人力資本，學業成就更好的學生比學業成就相對較差的學生擁有更多的人力資本。這些資本將有助于他們獲得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經濟、社會地位，從而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盡管在職業獲得的模型中，不同學者所加入的變量并不相同，但其基本觀點在于強調“人力資本”在職業獲得中的作用。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正在增長，給個人生產者提供了強有力的動力[6]。

在人力資本理論的視角下，勞動力市場中對于人力資本價值的判斷往往基于更加直觀的指標，對大學生而言這些指標并不僅僅指學習成績。例如，既往的研究發現大學文憑是進入精英階層的基本條件，黨員政治身份也成為進一步區隔這個龐大群體的標志[7]；此外，擔任學生干部的狀況、獲獎情況、實習情況等多元要素都被視為學生能力評判的直觀標準[8]。本文將使用個人的成績排名、榮譽獲得狀況作為學業成就指標，探討城鄉學生在獲得這兩類人力資本過程中影響機制的差異。

三、概念界定和研究問題

（一）學業成就

學業成就是一個多元的概念，當前研究者對它的界定和測量主要有兩條進路。其一，針對學生能力和結果的測量。例如，我國學者專門編制了大學生學業成就測量問卷，從人際促進、學習認知能力、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四個方面檢驗大學生的學習效果[9]；也有學者直接將成績排名作為衡量學業成就的指標[10]。其二，以學習過程為導向的測量。例如，美國的全美大學生學業參與調查（NSSE），通過問卷測量大學生的高校學習經歷對發展不同技能的作用[11]。

按照NSSE的定義，學生參與是學生在他們的學習和其他帶有教育目的的活動中所投入的時間和努力。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視角來看，學生就讀期間，在各類教育活動中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的不同分配策略將使他們獲得不同的人力資本，從而影響他們初職的獲得和將來的發展。本文探討的學業成就的影響因素來自于以下方面：其一，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其二，學校和專業狀況；其三，學生參與；最后，與學生參與緊密相關的學生的人際關系狀況?；谝陨衔墨I綜述，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城鄉學生之間在成績排名方面有何差異？

研究問題2：城鄉學生之間在社會經濟地位和人際關系方面有何具體差異？

（二）社會經濟地位

從科爾曼的研究開始，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就被認為是學生學業表現、進入高校、社會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階層固化特別是貧困家庭的孩子缺乏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成為世界性的問題。布勞和鄧肯對社會地位獲得的研究證明了父親的社會地位對子女的正向影響[12]；而美國學者帕特南的研究則讓人們看到窮人的命運在代際間的不斷復制[13]。在我國，大學教育的大眾化似乎也并沒有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機會。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個人教育獲得中的作用呈上升趨勢，其影響也沒有隨學校的擴招而減弱[7][14]。本文中的社會經濟地位變量主要包括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親職業狀況。

（三）高校和專業類型

本次調查主要針對北京高校的學子。其中，來自教育部直屬高校的被訪者占比58.42%；其他被訪者分別來自于北京市屬高校（23.31%），以及國防科工委所屬高校（12.03%）、國家民委所屬高校（6.24%）。本文將高校類型分為三類：教育部直屬高校包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國家部委所屬高校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北京市屬高校包括北方工業大學、北京農學院等。高校類型以北京市屬高校為參照，轉化為虛擬變量后進入分析。調查共涉及64個專業，本文將之分為兩類：人文社科類被編碼為0，理工農醫類被編碼為1，作為虛擬變量進入分析。

（四）學生參與

學生參與簡而言之就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投入的所有物質的和心理的能量的總和。[15]換句話說，一個高參與度的學生在學習、校園生活、學生組織、與老師和同學的互動等各個方面都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對本科生而言，時間和精力主要分配到以下三個領域：第一課堂，主要指課程體系內的各類課程；第二課堂，指大學的各類社團活動，以及作為學生干部所進行的各類公共服務；校外實踐，指學生的校外兼職和專業實習行為。本科生的時間和精力在上述三個方面不同的分配策略將帶來不同的結果，繼而影響他們將來的發展。

（五）人際關系

人際關系和人際參與是個體學業成就取得和資源獲得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中，與不同群體人際關系的質量被證實對個人的學業成就具有顯著影響[16]。相對于中學生，大學生的人際關系更加豐富，因而在國內外各類研究中，人際關系都被視為學業成就的重要影響因素。奧斯?。ˋstin）提出，學生學習就是積極參與大學各項活動的過程[17]，學生與教師、同輩的互動往往被作為測量指標，這與人際傳播中對人際關系的界定思路相同。本文認為，大學生的人際關系既是大學生參與的結果，同時也是學業成就取得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中大學生的人際關系主要由與教師的關系和與同學的關系兩方面構成。

城鄉學生在校期間時間和精力的分配策略有所不同。這種分配方式是他們根據自身狀況和價值所做出的判斷，反映了成長環境的作用，也必將進一步影響自身學業成就的取得以及將來的發展。從人力資本的視角來看，時間和精力的分配反映了個體對不同收益的期待，這種收益同時也是他們進一步獲取社會地位的籌碼。本文認為，學業成就可能因某些外在因素的影響（學校、專業、年級和測試手段的差別）而難以做橫向比較，但其內在機制應該相對穩定?；谝陨险撌?，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3：社會經濟地位、學校和專業類型、學生參與和人際關系如何影響城鄉學生的成績排名，內在機制有何差異？

研究問題4：社會經濟地位、學校和專業類型、學生參與和人際關系如何影響城鄉學生的榮譽獲得，內在機制有何差異？

四、數據和方法

（一）調查和樣本的構成

本文采用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數據進行研究。該調查始于2009年，利用北京市54所公立學校2006級和2008級在校學生學籍數據庫作為抽樣框，采用多階段、分層、概率與規模成比例（PPS）的抽樣方法進行最初的樣本設計，到2013年持續追蹤了5輪。本文采用2008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樣本總數為4792。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是通過分層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式直接從首都高校在校生學籍庫中抽取樣本的。調查樣本中，獨生子女占比達61.5%，超過80%的家長中至少有一人的受教育水平為高中及以上，一人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占比達48.7%，在“211”大學就讀學生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更高。城市戶籍的大學生中，76.3%在市屬高校；農村戶籍的大學生中，90.1%在市屬高校[18]。

（二）概念的測量

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主要考慮學生的來源、家庭經濟狀況、父母受教育水平、父親的職業狀況。由于學生的戶口狀況曾經發生過變化，因此本文對學生是否來自于農村的界定以目前的居住地為準，將居住地為農村、鄉村集鎮、縣城編碼為0，將居住地為縣級市、地級市、省會和直轄市編碼為1。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以去年家庭總收入的對數作為測量標準。父母受教育程度被分為六個層次，編碼為1-6，分別對應小學以下、初中中專、高中職高、大專、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父親的職業分為五類，包括農村務農、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民營/私營/三資企業、個體經營及其他，以農村務農為參照，轉化為四個虛擬變量進入分析。學生參與包含課堂學習狀況、課外活動參與情況、社會實踐參與情況三個部分。課堂學習狀況包含有沒有逃過公共課或專業課兩個問題。相關選項包括從來沒有、偶爾、經常、上學期沒有公共課，前三類分別被編碼為1-3，其他設為系統缺失。課外活動參與情況包含兩個測量問題：是否擔任班干部（否=0，是=1）；每周參與社團活動的時間。社會實踐參與情況由兩個問題構成：是否在外兼職；是否參與實習（否=0，是=1）。人際關系分為同輩關系和師生關系兩個維度，均為李克特五點量表。同輩關系對應的測量問題是：您與宿舍同學、班上同學關系如何（Cronbach’salpha=0.609）。師生關系對應的測量問題是：您與任課老師、院系領導、院系團委老師的關系如何（Cronbach’salpha=0.830）。

因變量學業成就由兩個指標構成。第一個指標是在大學期間是否獲得過榮譽。曾經獲得過榮譽的學生被編碼為1，沒有獲得過的學生被編碼為0。第二個指標是成績排名。用學生的當前成績在班上的名次除以目前的班級人數，得到排名結果，再將排名結果轉化為二分變量。其中，排名前30%被編碼為1；排名30%之后被編碼為0。

（三）數據分析方法

本文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來檢驗假設。Logistic回歸分析是對因變量為定類變量的回歸分析。在本文中，因變量均是二分變量，回歸方程表明的是因變量的類別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被自變量所預測。

以上方程的被解釋變量分別是：大學生是否獲得獎勵，GPA是否能夠進入前30%的行列，是否擔任學生干部。其中，β是回歸系數，表示當其他自變量取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該自變量取值每增加一個單位引起比數的自然對數的變化量；α是常數項；Logit(Y)是因變量發生比的自然對數。通過將Logit(Y)進行對數轉換可以計算odds（Y=1）=elogit(Y)，得到因變量隨著每個自變量的變化而改變的發生比。

五、數據結果及分析

（一）各變量描述性結果

樣本構成中，女性2266人，男性2505人，缺失值為21；居住于農村的有1979人，居住于城市的有2788人，缺失值為16；榮譽獲得情況方面，曾經獲得過榮譽的有2095人，沒有獲得過榮譽的有2665人，缺失值為32；擔任學生干部情況方面，2478人沒有擔任過，2276人擔任過，缺失值為38。父母親學歷被分為6個層次，賦值依次為1-6。從樣本分布狀況來看，生源地為城市的學生遠遠多于生源地為農村的學生。為了回答研究問題1和研究問題2，我們首先以城鄉生源為分組變量，比較兩者之間在各個變量（連續性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分析結果見表1。

表1 不同生源地學生在各個變量上的T檢驗

從調查數據來看，學生成績排名并未呈現出明顯的城鄉差異，但是學生本身的家庭條件以及學生參與的狀況則在多方面形成明顯的城鄉差異。農村學生的父母親學歷、家庭收入都遠遠低于城市學生；在學生參與方面，農村學生的課堂出勤狀況顯著好于城市學生；人際關系質量方面，同學關系并無明顯城鄉差異，而城市學生的師生關系則顯著優于農村學生。下文將討論城鄉學生在校期間時間、精力不同的分配方式對其學業成就和未來發展的潛在影響。

（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3和研究問題4，本文以成績排名為因變量，將社會經濟地位、高校類型和專業、學生參與、人際關系分為四層，用向前Wald的方式，逐步選擇自變量進入方程。共有1588個樣本進入分析，缺失值有391個，得到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中可見，卡方值達到顯著，表明自變量中至少有一個能有效預測因變量的概率；Hosmer-Lameshow檢驗值不顯著，說明模型擬合度較好；Wals值達到顯著，說明自變量和因變量存在顯著關聯；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表明方程中自變量與因變量的相關性。對農村學生而言，更好的課堂出勤狀況、擔任班干部的經歷、更好的師生關系對成績排名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2 農村學生成績排名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表3是以城市學生成績排名為因變量的分析結果，共有2143個樣本進入分析，缺失值樣本為645個。本輪分析中，當師生關系質量進入模型后，Hosmer-Lemeshow檢驗值達到顯著，模型擬合不佳，因此將此變量剔除，采用第三層變量進入之后的結果（見表3）。對城市學生而言，更好的課程出勤狀況以及擔任班干部的經歷對成績排名產生正向影響，此外，城市學生母親的學歷程度正向預測了他們的成績排名，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城市學生取得更好成績排名的概率更高。

表3 城市學生成績排名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以榮譽獲得為因變量，分別對兩個群體的學生進行分析，農村學生的狀況見表4，城市學生的狀況見表5。對農村學生群體榮譽獲得的回歸分析中，共有1622個樣本進入分析，缺失值為357。對農村學生而言，家庭收入越高，獲得榮譽的概率越低；父親在企事業單位就職的學生比父親從事其他職業的學生獲得榮譽的概率更高；學生參與方面，公共課出勤狀況、擔任班干部和兼職的經歷、師生關系質量正向預測了榮譽獲得。對城市學生榮譽獲得的回歸分析中，共有2202個樣本進入分析，缺失值為586。與農村學生的相同之處在于，公共課出勤率、擔任班干部和兼職的經歷、師生關系質量正向預測了榮譽獲得。此外，人文社科專業的城市學生獲得榮譽的概率更高，實習經歷也正向預測了城市學生的榮譽獲得。

表4 農村學生榮譽獲得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六、討論和結論

在我國，教育的大眾化轉型使得更多的人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其中不乏農家子弟，但同時“文憑無用，知識無用”的觀點在社會上的聲音越來越大。這種說法可能正是基于人們在人力資本視角下對投入和產出的考慮，農村學生首當其沖地受到這種觀點的沖擊。當前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仍有明顯差距，本文的研究樣本也呈現同樣的狀況。農村學生接受大學教育對其家庭而言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越來越多的農村家庭開始質疑這筆教育投入的價值，農村家長的教育期待逐漸降低。本文探討了大學教育作為人力資本生產過程的內在機制，解釋了城鄉學生在校期間如何分配時間、精力，從而獲取人力資本。人力資本與其他類型的資本不同，我們無法把個人的教育、經驗、價值、特質與其本身割裂開來。對個體而言，成績排名、榮譽獲得可被視為其職位獲得、薪水提升、社會流動的資本。同樣，學生的戶籍、對高校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參與程度、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人際關系也可被視為學生個體人力資本的構成部分?？傊?，不同的經歷所帶來的學業成就以及經歷本身都可被視為學生將來發展的資本。

（一）社會經濟地位的直接影響弱化

進入大學階段，學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不再明顯。對農村學生而言，在獲得榮譽的機制中，家庭收入發揮了負面效應，父親在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學生獲得榮譽的概率更大，而這個效應在城市學生中并不存在。在農村，收入更高的家庭大多為父母在外務工或從事個體經營，但這類家庭在經濟上的優勢并未成就子女的學業優勢。如果將教育視為投資，父母所投入的陪伴精力和家庭所投入的經濟支持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對家庭收入較高的農村學生而言，他們的父母似乎并沒有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而那些父親在企事業單位工作的農村學生，即使家庭經濟條件略差，獲得榮譽的概率仍然更高。對城市學生而言，家庭收入、父親的學歷這些在小學、初中學業成就研究中常見的影響因素，在大學階段不再發揮顯著效應，只有母親的學歷影響了城市學生的成績排名。這一方面可能與當前城市家庭中母親更多地陪伴子女的現狀息息相關，另一方面也說明城市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獲得了基本達標的家庭陪伴和課內課外教育，并未因家庭環境的不同而產生過大的能力差距。

（二）城市學生在人文社科專業中的優勢

專業類型在城市學生的學業成就獲得中具有較大的預測效應，人文社科專業的城市學生獲得更好學業成就的概率更大，理工農醫專業則未呈現出這類優勢。個體所受的教育可被分為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前者是為適應社會生存而接受的基本教育，后者則是以更好的職業地位為指向的[19]。地位教育往往更多地涉及人文教育、藝術修養等，這與人文社科學習所需的廣博知識底蘊是相通的。而農村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所獲得的素質教育、地位教育十分有限，其“成功”大多建立在應試教育導向下的“苦讀”，他們在人文社科專業中的劣勢可被視為教育不公平的一種體現。

（三）社會實踐的正向效應

本文從第一課堂、第二課堂、社會實踐三個方面來衡量學生參與的狀況?？傮w來說，學生參與有助于學業成就的提升。學生參與的城鄉差異主要體現在榮譽獲得方面，具體表現在社會實踐上。從結果來看，參與兼職的狀況正向預測了城鄉學生的榮譽獲得，參與實習的情況在城市學生榮譽獲得過程中也發揮了顯性的預測作用。相較于成績排名，榮譽獲得更多地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這與職場競爭有著相似之處。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那些獲得榮譽的城市學生無論家庭經濟條件如何，都更多地參與了實習和兼職；而對獲得榮譽的農村學生而言，恰恰可能是較差的家庭經濟條件促使他們花更多的精力去兼職，從而間接提升了他們的綜合素質。這種城鄉差別也表明，城市學生的社會實踐或許一開始就暗含著他們對職業生涯的規劃，這可能使他們在將來的職業競爭中獲得先機。

（四）師生關系的影響

學生受益于良好的師生關系，而良好師生關系的建立則建立在高頻率、高質量的師生交流基礎上。本文的研究表明，城市學生的師生關系優于農村學生，這間接顯示了城市學生更強的人際交往能力，特別是與上級的交流能力，而這一能力在個體未來發展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如前文所述，農村學生在獲得高等教育機會和初職機會的過程中都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他們唯一可以把握的是大學四年的學習過程，生產更多的人力資本將有助于他們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本文的研究表明，雖然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并未對學業成就的獲得產生直接的正向效應，但農村學生人力資本的生產機制卻可能使他們在未來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種不利地位將表現為農村學生較高的教育投入與較低的收入水平之間的反差，而這種狀況無疑將進一步降低農村家庭的教育期待，加劇教育不公平和階層固化的趨勢。本文認為高校應制定針對農村學生的專門舉措，提高他們在校期間的參與度，引導他們進行科學規劃，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對于人文社科專業的農村學生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他們由于自身視野的局限，加上沒有“一技傍身”，在進入社會之后將更加舉步維艱。后續研究還可對農村學生在校期間時間、精力的分配以及學業成就的獲得進行質化研究，從而為制定有效推進農村學生參與的措施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