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表演與改進

張愛軍

摘 要：網絡群體性事件分為不同的性質和類型。不同性質和類型的網絡群體性事件或者具有意識形態內涵，或者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解構成為意識形態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當事人為了捍衛自身的利益或信念，對意識形態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即表演或隱藏，其表演和隱藏具有機會主義、極端主義、犬儒主義特點，核心是自我保全。把對公民權利的違憲審查落到實處、平衡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系、保持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開放性、利用技術手段提升對網絡意識形態的治理能力、采取政治謀略平衡網絡意識形態輿論場、培養理性公民等是網絡群體性事件意識形態改進的重要舉措。

關鍵詞：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網絡群體性事件

中圖分類號：D62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729（2019）01-0037-07

學術界目前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主要表現在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性質、特征、表現及政府應對措施方面，但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足。這些不足表現在：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類型缺少明確細致的核理；對網絡群體性事件背后的意識形態研究不足；對網絡群體性事件應對主體局限于政府；解決對策局限于政策治理層面而非憲法正義層面；對網絡群體性事件防范和控制缺少全局性謀劃。產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由多方面因素構成，往往都與意識形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有的甚至是網絡意識形態直接引發網絡群體性事件，比如2018年兩會發生的“翻白眼”事件，一經網絡傳播與擴散，迅速導致了網絡群體性事件。在網絡“后真相”時代，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有兩個主要因素，即個人情感和信念。個人情感和信念在網絡群體性事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個人信念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甚至個人信念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出于全局謀劃和風險防控的考慮，研究網絡群體性事件，必須對其背后的意識形態進行研究，有利于呈現群體性事件的實質和真面目。

一、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

網絡群體性事件本身是一個空泛的概念，這一空泛概念導致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僅停留在表面現象，提出的解決方案也缺少針對性。只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進行性質和類型的劃分，才能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防止一刀切。從類型的角度，可以分為利益型群體性事件、觀念型群體性事件、維權型群體性事件、生態型群體性事件。從主體的角度，可以分為農民群體性事件、工人群體性事件、軍人群體性事件、中產階級群體性事件。從政治社會心理學角度可以分為直接受害者群體性事件、間接受害者群體性事件。從信念角度，可以分為民族主義群體性事件，民粹主義群體性事件，自由主義群體性事件，社群主義群體性事件，社會民主主義群體性事件，左派、右派群體性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與現實群體性事件不但互動，而且一經網絡傳播，聚焦、變異就不可避免。從近些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來看，群體性事件訴求已經具有了質的變化，即任何群體性事件都具有意識形態色彩，道德至上和政治正確成為意識形態訴求的兩大基本特征。出于自我保全的考慮，意識形態訴求經常以隱藏的方式呈現，成為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重大趨勢。

網絡群體性事件之所以隱藏意識形態訴求，是國家對網絡的強勢管制的直接結果。尤其是網絡群體性事件直接威脅到公共權力安全及其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內容，都屬于強勢管制的內容。網絡大V或者意見領袖的反公共權力及其主流意識形態內容是公共權力強勢管制的主要客體。這種管制是立體的、全方面的、多層級的、多維度的。形成網絡技術、網絡法治、網絡輿論引導、網絡治理、現實治理、現實制度和體制的約束、現實的談話與訓導等齊抓共管多中心協同治理。在國家強勢治理的情況下，直接訴諸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的顯性內容明顯減少，但隱藏的意識形態訴求仍然普遍存在。其隱藏形式多種多樣，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憲法隱藏意識形態

通過憲法隱藏意識形態，即通過公民權利隱藏意識形態?！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及2018年的憲法修正案是我國根本大法。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一方面表明，依憲執政，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尊嚴，違憲審查，追求司法正義等都體現了依憲治國的理念和決心。另一方面，憲法明確表示捍衛和保障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不可侵犯，侵犯主流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就等于違背憲法。網絡群體性事件利用了憲法某些諸如公民權利的條款，卻不涉及或者回避憲法中的意識形態部分。網絡群體性事件或者只表達群體性公民權利訴求，刻意回避憲法主流意識形態，或者以公民權利的方式淡化主流意識形態。

（二）通過利益隱藏意識形態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社會階級、階層、利益多元化、多極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且具有固化的傾向。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空間和渠道狹小且具有停滯的趨勢。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生存空間問題、發展空間問題越來越突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盵1]社會主要矛盾與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的解決還需要一個過程，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卻永不停息。社會底層求生存，中產階級求穩定，大的企業家求發展，核心都是追求利益的保值與增值。按照理性經濟人的角度來說，人都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沖動和天性。如果批評、質疑主流意識形態會讓個人的利益受損，那么通過追求利益來實現利益就是經濟人的理性選擇。網絡群體性事件，部分是從追求利益出發，到滿足利益結束。即使是具有明確意識形態取向的網絡群體性事件，出于機會主義或者自身意識形態安全的考慮，也會主動隱藏其意識形態，通過強化利益訴求而淡化意識形態訴求。

（三）通過價值觀念隱藏意識形態

通過價值觀念解構意識形態的方式就是把意識形態系統化解為細化為具體的語言系統，化解意識形態的整合能力。在這方面，薩托利在其《民主新論》中曾經有明確的表述，并對意識形態進行一個，“拆包過程”[2]（P564），通過價值觀念解構意識形態的標識，就是讓價值的歸價值，道德的歸道德，科學的歸科學，信仰的歸信仰。各在其位，各盡其責，各司其職。網絡不同類型的群體性事件，不追求整合性主流意識形態或者非主流意識形態，而是以追求價值觀的面目呈現。網絡掀起的道德運動，比如2018年發生的大學師德問題，都以強化大學師德為目標，淡化了大學的意識形態色彩。由社會道德引發的網絡群體性事件，也都從道德本身論證其道德建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再比如引發全民關注的網絡生態群體性事件，以追求生態文明的發展建設為己任。通過價值觀念呈現其本身存在的問題，既可以規避侵犯主流意識形態帶來的風險，也可以完成道德訴求目標。

（四）通過情感隱藏意識形態

情感是隱藏意識形態的最佳方式，通過情感而形成的網絡群體性事件，避免了意識形態沖突和價值撕裂，具有更大的共識性特征。相比較而言，西方是契約文化，情感被邊緣化。中國是“情本體”的文化，契約文化被邊緣化。正義感就是最大的共識，西方的正義感是基于憲法、制度、規則、程序的正義感，中國的正義感則是正義感本身。中國的情感無處不在，體現在網絡群體性事件中也同樣如此。情感是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基本動力之一。微博群、微信群是情感的集散地，網民因為情感被迅速地聚集在一起，因對某一問題的關注進行情感動員，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把正義感極端化和泛化，通過正義感泡沫化淹沒了意識形態，使得意識形態尤其是網絡主流意識形態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五）通過后政治冷淡主義隱藏意識形態

政治冷淡主義的關鍵問題是關注基于個人興趣和愛好的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品味訴求，而不是去關注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其心理學依據則是對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恐懼性、宏大性疏離，對網絡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保持著較為明顯的邊界意識。后政治冷淡主義一方面保留了政治冷淡主義的特點，另一方面通過大眾主義、消費主義、娛樂主義去化解各種意識形態。網絡群體性事件，都是從消費領域開始，也都是在消費領域結束。吃穿住行、吃喝玩樂引發的問題是一些網絡群體關注的焦點。大眾主義、消費主義、娛樂主義屬于民間意識形態，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直接政治訴求，后政治冷淡主義對意識形態的隱藏體現的是民間意識形態對網絡政治性意識形態的抗拒?！敖袢疹^條”“內涵段子”“抖音”都是90后娛樂主義的表現，因其內容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2018年4月被取締，也因此導致了網絡和現實群體性事件。再比如，一些微信群明確規定不談政治意識形態，只談民間娛樂，否則就會被群主移出微信群。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網絡群體性事件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因自身僅是群體性事件，以解決群體性利益為目標，其自身并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訴求。第二種情況是把沒有意識形態訴求的群體性事件解構成網絡群體性意識形態事件，導致群體性事件政治化和擴大化。第三種情況是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網絡群體性事件隱藏為網絡群體性事件本身，第三種情況需要特別引起重視。

二、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表演

網絡群體性事件，有的是因現實引發，在網絡上傳播。有的是在網絡引發，導致現實行動，網絡群體性事件與現實群體性事件相互配合。網絡群體性事件既可以隱藏意識形態，也可以通過意識形態表演。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表演，既有通過主流意識形態的表演，也有通過非主流意識形態的表演，或者是主流意識形態與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結合。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表演，在網絡上體現出碎片化的特點，通過碎片化的意識形態，強化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核心訴求。與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一樣，具有典型的機會主義、犬儒主義、極端主義特征。

（一）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主流意識形態表演

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主流意識形態表演，是通過選擇對網絡群體性事件訴求有利的話語來追求其群體的利益。這些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主體主要包括農民、工人、下崗工人、社會底層群體、社會邊緣群體。他們對利益訴求明顯，對主流意識形態具有高度認同性。主流意識形態強調的公平正義，尤其是追求社會平等的理想對他們具有極強的經濟激勵、政治激勵、社會激勵作用。他們在網上形成具有濃厚平等色彩的意識形態群體，在線上和線下舉行追求平等的活動。對平等意識形態的傷害同時傷害了他們平等的利益訴求，迅速引發網絡和現實的雙重互動性群體性事件。

平等在邏輯和事實上都具有追求擴權的趨勢，他們希望通過擴權的方式來追求平等。對此，馬克思早就說過，“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盵3]（P762）平等導向權力的話語邏輯和事實，使他們更易于用主流意識形態語言表演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利益訴求。通過主流意識形態表演還使擴張的權力在話語上應對一致，公共權力難以用共同的意識形態話語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表演行為進行話語反制。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主流表演也正是利用了這一特點，通過網絡主流意識形態表演來強化自己的利益訴求甚至政治訴求，甚至使公共權力處于疲于應對狀態。利用網絡主流意識形態進行表演，在碎片化地強化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時，也給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帶來一定程度的破壞性。

（二）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非主流意識形態表演

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非主流意識形態的表演主要體現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自由主義三個方面。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民族主義表演具有重要的節點，網絡民族主義群體分布于社會各個階層，形成網絡民族主義群體事件的主要是社會底層民眾，他們且具有政治動員的特性，自動因個體形成的網絡民族主義事件往往局限于網絡本身，動員型的網絡民族主義群體性事件則表現為線上與線下互動相結合，網絡民族主義群體性事件需要有國與國關系事件引發的沖突與節點。比如反日釣魚島節點、反美的貿易戰節點、反西方的意識形態節點、反韓國的超市節點。這是因為網絡民族主義與主流意識形態具有同構性和同質性，易于形成動員型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民族主義表演則把民族主義極端化，對外反全球化，對內反國民化，在精神和肉體上對國民進行傷害，尤其在傷害國民的身體安全、就業安全、保障安全、起居安全、出行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更為直接和明顯，具有極端的反全球化性質和自我封閉性質。

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民粹主義表演同西方一樣，具有反精英、反建制、反主流的基本屬性。網絡民粹主義把民神化，甚至視民之聲為神之聲或者民之聲即為至上之聲。他們污化經濟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表演，都具有典型的道德主義特征，這種特征既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也源于沒有規則而導致的道德無政府狀態。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通過表演的方式推送多數人的道德暴政，這種道德暴政既無視事實真相，也無視證據，把人徹底污化是民粹主義道德暴政直接目的。道德主義與政治正確主義是他們推動道德運動的利器，也是民粹主義之民的要義。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民粹主義表演，往往會走向道德和政治正確的反面，因為民粹主義的反建制傾向具有沖破規則、破壞規則、無視規則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自由主義表演主要體現在維權性質和類型的群體性事件上。其中以中產階級為核心遍布于社會各階層。在維權事件中，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更具表演特性，這是因為網絡自由主義是國家治理和約束的核心主體。在過去，網絡宣傳自由主義的意見領袖和網絡大V能夠迅速集結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粉絲群體，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目前這些大V或意見領袖被銷號、屏蔽、刪帖，已經失去了過去的影響力，但他們仍然通過群體性事件節點進行自由主義解構。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會通過講自由主義故事的表演方式或者截取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片斷的方式，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由與法治進而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自由主義大V仍然可以通過各種政治隱喻的方式對公共權力產生壓力，對網絡主流意識形態具有潛在的解構能力。

（三）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交叉表演

網絡意識形態的虛擬化、碎片化、海量化與網民的烏合之眾化相結合，使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交叉表演具有不可避免、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網民在海量的意識形態信息面前無從選擇，易陷入“情感的困斗”和“信念的困斗”，二種困斗相結合，使他們通過意識形態抱團取暖的方式形成意識形態烏合之眾式的共同體，開成“小圈子”式的共同體。一旦遇到社會的引爆節點問題，迅速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利用他們選取的碎片化意識形態進行網上溝通和現實運動，高喊互相矛盾的意識形態口號，組建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話語，表達其混亂的利益訴求。

（四）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表演的“后真相”化

“后真相”化是解釋主義的，一切都在于解釋，而不在于事實?！昂笳嫦唷被乔楦兄髁x和個人信念主義的，事實真相如果不符合個人情感和信念，都可以忽略不計，甚至直接取代事實真相。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表演，都是以情感和信念為基本動力的。沒有情感和動力，就不會聚集在一起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諾埃勒·諾伊曼認為，大眾傳播的發展規律是“意見氣候”，而非群眾理性共識，大眾傳播受個人偏好、個人情緒影響，更易受群體情緒影響。當群體情緒不可控制時，個人易于陷入群體意見的旋渦。吉斯塔夫·勒龐認為，群眾不愿意接受邏輯推理，厭惡復雜的論證過程。給群眾輸出的觀念必須是明白無誤、斷言、絕對、簡潔清晰、具有強烈情緒色彩的觀念，唯其如此，才容易被群眾所接受和喜愛，才能在進入無意識領域的過程中變成一種強烈的情感。一些網民則呈現出“永遠漫游在無意識的領地，會隨時聽命于一切暗示，表現出對理性的影響無動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們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外再無別的可能”。[4]（P28）

網絡群體性事件意識形態隱藏與表演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隱藏與表演聚焦在機會主義、極端主義、犬儒主義三大特征上。網絡群體性意識形態隱藏與表演是機會主義的，他們抓住意識形態表達的話語機會，選擇性地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哪種話語對他們有利，他們就會選擇哪種話語，無論何種類型的網絡群體性事件都具備這種特點。網絡群體性事件是極端主義的，他們提取的意識形態話語通過表演的方式極端化，以極端化的方式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只有極端化表演，才會引起社會和政治的重視。網絡群體性意識形態表演是犬儒主義的，哪種話語對他們傷害最小，或者無傷害，他們就會選擇哪種話語。即使是極端的意識形態話語，也以自我保全為目的。網絡群體性事件通過不斷傳播和擴大，甚至由此形成群體性事件引發的社會運動，才能更好地自我保全，法不責眾是他們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心理基礎。

三、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改進

無論何種性質和何種類型的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表演與隱藏，都反映了非正常非健康的網絡意識形態生態，其實質都是對公共權力及其主流意識形態的現實上或網絡上的挑戰。但這并不是取消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理由，即使是取消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網絡群體性事件也不可能杜絕。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和表演，是網絡意識形態多元化的產物，是社會多元化在網絡上的反映。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和表演，只能采取實質有效的辦法進行改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網絡空間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網絡空間烏煙瘴氣、生態惡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其目的也在于改進網絡意識形態，使網絡意識形態生態變得更好。

（一）把對公民權利的違憲審查落到實處

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依憲治國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方面是保障公共權力正常規范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使權力，防止和限制公共權力的無限擴張和濫用，進而侵犯公民權利。另一個方面是保障公民權利，讓公民權利依照憲法和法律正常行使，防止公民權利的無限擴張和濫用。對于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都要進行嚴格的違憲審查，并通過司法正義予以糾正。網絡群體性事件，無論是對意識形態隱藏和意識形態表演，都是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濫用的結果。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認為：“領導人其實不能專斷地造出和操縱一套統治的意識形態。因為，政治意識形態一旦在政治體系中被廣泛接受，領導人本身也就成了它的囚徒。如果他們違反其準則，就會冒毀壞自己的合法性的風險?！盵5]（P79-80）公民權利濫用的起因都是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必須對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意識形態言論進行違憲審查，尤其是對公民權利的意識形態言論進行違憲審查，從憲法上保障公民合憲的意識形態權利訴求。

（二）平衡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系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程序正義優先于實質正義，實質正義制約程序正義，二者具有統一性。在網絡上讓程序正義優先于實質正義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難度。網絡群體性事件又具有突發性、不可控制性、不可預測的風險性，程序正義優于實質正義的時間成本高昂，難以收到短期的效益。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實質正義在實際操作上往往優先于程序正義，并通過實質正義倒逼程序正義，節省了大量的時間成本、精力成本、治理成本、程序成本，有效取得時間收益、精力收益、治理收益、程序收益。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或者表演，都包含著對意識形態正義的訴求。盡管這種意識形態正義具有碎片化和虛擬化的特性，通過平衡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系，并通過實質正義倒逼程序正義，有利于降低網絡群體性事件隱藏和表演的概率，還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本來面目，解決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真實合理訴求，防止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的異化或者變異。

（三）保持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開放性

網絡主流意識形態只有在開放的狀態下才能具有活力，才能具有包容性，才能不斷吸取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合理因素，才能防止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自我封閉和僵化。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對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發展不利，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表演卻為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尤其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合理內核有值得肯定和吸取的因素。利用網絡主流意識形態表演，從某種意義上說證明了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正當性、正確性和合理性。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存在也需要網絡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整合、統攝和宰制，增加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力和控制力。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方面也要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1]

（四）利用技術手段提升對網絡意識形態的治理能力

對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治理包括憲法性治理、制度性治理、意識形態治理，也包括技術性治理。要運用大數據、AI人工智能、算法等網絡技術手段對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治理。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或表演為網絡技術手段提供了精準抓取集群性意識形態的良好機遇，為不同性質和類型的網絡群體性事件進行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精準投放和推送提供了有利條件。

（五）采取政治謀略平衡網絡意識形態輿論場

意識形態的發展是多種意識形態合力的結果，也是網絡主流意識形態引導的結果。網絡群體性意識形態事件通過合力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盵6]（P478-479）這包括利用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力、引導力、震懾力、宰制力平衡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的輿論場。利用網絡非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平衡意識形態輿論場。比如，當網絡群體性事件產生意識形態節點時，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具有壓制自由主義的作用。當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趨于極端化時，自由主義具有防止其極端化的功能。同一群體性事件，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其具有多樣的解釋，化解了群體性事件帶來的緊張關系，任何一種極端化的表演都具有相反的群體性的意識形態力量進行相互牽制，能有效地防止任何網絡群體性事件極端化。

（六）培養理性公民

理性的公民既不會通過意識形態隱藏形成、傳播、擴散網絡群體性事件，也不會通過意識形態極端化表演形成、傳播、擴散群體性事件。理性的公民表達意識形態，既不隱藏也不表演意識形態，只是在群體性事件中直接表達其意識形態，并主動負有傳播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意識和責任，同時也具有化解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功能和泡沫的責任與義務。培養理性的公民，需要通過外在的教育和引導，也需要內在的道德自律和警醒，更需要網民之間的協商、溝通、辯談與實踐。

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與表演都具有客觀必然性，這是互聯網技術發展的產物，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利益多元化的產物。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識形態隱藏與表演，既給網絡主流意識形態帶來了挑戰，也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對網絡意識形態的發展，不能取締，只能改進。通過各種措施平衡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網絡意識形態分布，推動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推動網絡群體性事件向良性健康的軌道發展，在群體性事件的博弈中推動社會進步，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 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01-05）.

[2] [美]喬萬尼·薩托利.民主新論[M].馮克利，閻克文， 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法]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馮克利，譯.北 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5] [美]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M].王滬寧，等，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