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中學“教授校長”現象及借鑒

項紅專

(杭州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浙江杭州 311121)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大學教授專門從事高深學問之研究，與中小學教育似乎是風馬牛而不相及。然而，已有研究[1]表明，民國時期，中國教育學界中擔任過中學校長、又曾在大學教育系里任教的教授總共有73人。筆者進一步分析發現，在這73人中，至少12位享有聲譽的大學教授曾擔任過著名中學的校長，我們姑且稱之為“教授校長”。教授校長們創造了中學教育的輝煌，是近代教育史上教育家辦學的典范。事實再一次證明，一批教育家，可以影響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民國時期中學教育界出現的“教授校長”現象耐人尋味。

一、大學教授與其主持的著名中學

民國時期，12位大學教授與其主持著名中學概覽見表1。從表中可見，這12位大學教授大多學貫中西、學養深厚，擔任過部長、廳長、校長、院長等職務，具有較高的社會影響，他們所主持的學校都是政府認可或社會公認的一流中學。傅任敢和高仁山雖然沒有擔任過重要行政職務，但傅任敢是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科的奠基人，曾翻譯出版《大教學論》《教育漫話》等世界教育名著，這些學術成果至今在教育界影響深遠。高仁山則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北京大學教育系的創始人之一(曾任系主任)，是20世紀20年代教育改革的實踐家，對道爾頓制深有研究；同時也是一位革命烈士，是北京大學繼李大釗之后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的又一名革命教授，犧牲時年僅34歲。

表1 大學教授與其主持著名中學概覽

說明：

1、在上述“畢業學校(時間)”一欄，學校以最高學位為準，所學專業均為教育學?！案绱髱熢骸笔侵该绹鐐惐葋喆髮W師范學院。

2、在上述“所主持的中學(時間)”一欄，列舉的中學是指這些教授一生中所辦理的最為重要的一或兩所，“創”字表示該教授是該校的創辦者。

3、在上述“主要任教大學(職稱)”一欄，列舉的大學是指這些教授一生中任教過的有代表性的一所，任教的學系均為教育系。

4、在上述“擔任重要行政職務”一欄，列舉的職務是指這些教授一生中擔任過的比較重要的一個。

二、大學教授出任中學校長的原因

民國時期，大學的教書生活相對而言是安逸舒適的，而中學校長則要面對辦學經費不足、學生動則掀起風潮等常見的難題。那么，大學教授為何愿意有所犧牲地去擔任中學校長職務，并有勇氣去接受不可預知的各種挑戰呢？通過深入考察，我們發現，12位大學教授之所以出任著名中學校長是由于內外因素綜合作用所致：

從外因來看，首先是師范院校有設立附屬學校的要求。1913年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師范學校規程》[2]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高等師范學校，應設附屬中學校及小學校。由于附屬學校為師范院校學生實習場所，亦即為師范院校課程訓育等理論證實之場所，它與師范院校具有高度依附性，所以，通常情況下附中主任(即校長)都由教育系教授兼任。例如，1920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改為東南大學)開始設立中學教育課程，廖世承就承擔這門課程的教學任務，同時又擔任附中主任職務[3]。1955年以前，南京師范大學附中的30任校長都由大學教授兼任[4]。與此類似，設有教育系的大學都會爭取設立附屬學校(實驗學校)。因此，林礪儒、方永蒸、廖世承、許恪士、胡家健等出任中學校長都是屬于此類情形。

其次是大學區制推行的影響。1927年6月，國民黨政府改教育部為大學院，任蔡元培為大學院院長。蔡任院長后，就積極推行大學區制。在全國推行大學區制，是蔡元培的一個教育理想，與他教育獨立思想相關聯。所謂大學區制，具體來說，就是模仿法國的教育體制，分全國為若干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內各種教育事業包括中小學校都由大學校長管理。要而言之，大學區制優于省市教育廳局之處，在于以專家學者來領導教育事業，改“官僚化”為“學術化”。江蘇是首批試點區(另一個是浙江)，鄭通和、汪懋祖以大學教授的身份出任中學校長恰好順應這種潮流。

再次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傅任敢出任重慶清華中學校長，一方面當時他已是位著譯頗豐的年輕教育學者，另一方面他長期在清華大學就職并深得梅貽琦校長的器重，此外他還有從事中小學教育的經歷。黃溥系雅禮大學本科第一屆畢業生，當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特殊的經歷和高學歷使他成為雅禮中學復校后第一任中國人校長的理想人選。李清悚早年跟隨其老師、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先生從事兒童教育研究，共同創辦“中華兒童教育社”。1927年，他受陳先生召喚，幫助陳先生(時任南京市教育局學校教育課課長)接收南京各公立中小學校，此后受命擔任南京市立一中(初名首都中區實驗學校)校長也順理成章。1937年，中英賡款董事會聘請知名人士陶孟和、顧頡剛等組成西北教育考察團，赴甘肅、青海兩省作實地考察時，王文俊就是五人考察團成員之一。通過考察和研究，王文俊提出，要改變青海的學校教育，唯一有效辦法是新建一所示范性的完全中學，這樣才能推動邊疆教育事業的振興。王的建議得到了董事會的認可，并確定由他具體籌辦湟川中學。

從內因來看，這些大學教授均出生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教育救國論”在他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他們紛紛矢志教育，并終身不渝。黃溥懷著“教育救國”的理想和抱負，兩次自費出國留學，旨在學習西方新思想、新觀念和新知識，尋找以教育改造中國的根本出路，從而以親身的教育實踐來報效祖國。廖世承清華學校畢業時準備出國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他的這一選擇遭到許多親友的竭力反對，說什么“教育事業是最沒有出息的，一生吃粉筆灰，如學‘經濟學’、‘銀行學’，才是‘金飯碗’”[5]。但親友的勸阻和反對，沒有動搖他學教育、立志終身搞教育的決心和信心。鄭通和在《六十自述》中也談到，“余到美時對于選科問題曾詳加考慮，認為教育為國家興強最重要之因素，更以平時敬佩張伯苓先生辦學之精神，乃決定選習教育為主科”[6]。因此，他出任上海中學校長時曾發過誓：“我一定要把上中辦好，不僅要與南開中學媲美，更要勝過南開，這樣國家教育才能隨時代進步?！盵7]高仁山先生從18歲開始就投身教育事業，傾心專注，一刻不怠，即使被捕入獄后，他仍心系教育?！叭妈F窗生活，形體上雖兇首垢面，而心志上對教育事業，未嘗一日去懷”[8]。

此外，這些大學教授在長期學習和研究教育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想，繼而產生實現教育理想的強烈愿望。高仁山為實現“根據科學方法辦理實驗學校，解決我國教育上實際問題”[9]的夙愿，與胡適等人創辦了北京藝文中學。汪懋祖出任蘇州中學校長也是實現了他多年以來親自辦學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蘇中規模大，人才多，實可作為一個實驗中學?！盵10]在這點上，汪懋祖和他的老師杜威要把芝加哥辦成實現自己教育理想的實驗學校一樣，他也要把蘇州中學辦成一所作為實現自己教育理想的實驗中學。

三、教授校長的辦學之道及借鑒

1、教授校長辦學治校的特征

12位大學教授出任著名中學校長后，恰似如魚得水，找到了理論與實踐的最佳結合點，可以盡情地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充分地實現自己的辦學理想和人生抱負，進而取得了顯著的辦學實績。研究表明，教授校長辦學治校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

①理念引領

基于長期對教育的研究和思考，教授校長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和辦學理念。他們對什么是教育、為什么辦教育、如何辦教育等問題往往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和主張，自覺用理念來指導辦學實踐，引領學校的發展。林礪儒主持北師大附中后，堅決反對把中學看作升大學的工具，主張教育是為青少年的成長服務的。他提出了“全人格教育”思想，他說：“我認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決非何種職業之準備?！盵11]他認為學生生活，“要直接經驗道德生活、科學生活、藝術生活、宗教生活，換句話說，就是善、真、美、圣的生活，而且尤要緊的是發揮天真爛漫，為趣味而活動之少年之精神?！盵12]在籌建湟川中學的時候，王文俊提出了“整體教育”的主張。所謂“整體教育”，就是采取切實有效的多種教育措施和管理辦法，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的“整體性”，以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所以，創辦湟川中學伊始，王文俊就下決心扭轉以知識為中心的辦學模式，真正把它辦成全面育人的學校。蘇州中學組建之初，汪懋祖就提出了“學術化”的辦學理念，決心把蘇中辦成一所“學術化”的學校。他說：“一所優良學校成績的表現，不僅在畢業生多數能考取大學，或中學會考能得到錦標。而在入學后能獨立研究學術，崇高人格，出大學復能發展其能力，以各得其用，此亦清醒的教育者所當注意的?！盵13]可見，汪校長辦學并不僅僅追求升學率，更關注的是培養水平高超、人格高尚的知識精英。

②銳意實驗

教授校長以學術立身，崇尚科學，尊重規律，重視教育教學的實驗研究，力求把學校教育納入科學化的軌道。廖世承說：“我們覺得教育的事業，是一種實驗的事業，要用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方法，把教育原理，時常去應用，時常變通，才有改進的希望?！盵14]上世紀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全球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雙重影響下，我國中小學教育進入了一個改革發展的重要時期，國內各種教育主張和改革方案競相興起。面對各種主張，廖世承不人云亦云，而是重視教育實驗。他主張對新學說、新主張應先搞實驗，“實驗有效，然后再謀推廣”[15]。廖世承在進行科學實驗的基礎上，指出在中國不能實行道爾頓制。時至今日，這仍然是我國公開宣布教育“實驗”失敗的唯一的一次。林礪儒也強調：“與其再談諸紙上，毋寧驗諸實行”[16]。他任校長時制訂的本校宗旨之要項中，其中一條是“實驗中學教學新法”[17]。針對當時中國教育的現狀，高仁山發誓愿做一個中國的實驗教育家，其創辦的藝文中學是國內開展道爾頓制實驗時間最長(十年)的學校。傅任敢創辦重慶清華中學后，在兩年半的時間內，主持了六項“設計待驗”，積極倡導和踐行素質教育，其中包括“看報和演說”、“伙食問題”、“家信督導”、“花錢和記賬”、“課外運動”、“管賬與管錢”。這六項連續性單項實驗的開展，充分反映了傅先生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嚴謹治學的態度。

③慎聘良師

教授校長從自身成長和從教經歷中意識到教師對辦學的極端重要性，“教師優良則學校成功，教師不良則學校失敗”[18]，進而把師資的改進視為學校的要務。他們嚴把教師進口關，寧缺毋濫，聘請高水平教師來校任教。為了給蘇中學子提供最優良的學術教育，汪懋祖利用利用各種資源，“游說”各名牌大學的教員及優秀畢業生，還從其它江南名校挖來經驗豐富的教員，凡德高望重之名師，輒遠道親往敦聘。在他的努力下，蘇中形成了一支高水平、學者型的教師隊伍。就拿國文學科來看，有二位國學專家，三位大學教授，其力量可與臨近的東南大學相抗衡。在貴州湄潭，盡管辦學條件十分艱苦，但浙大附中并沒有降低辦學標準，大部分師資由浙大各學院講師或助教兼任。教授校長不僅嚴格選聘教師，還注重教師進修提高，鼓勵教師開展學術研究，不做教書匠而要做教育家。在他們看來，“學校首要，在于教學，教學良否，在于教師能否有進修之機會以為斷?！盵19]中央大學實驗學校專門制定了教師進修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本校各教師每學期應在大學各院系選習三學分，以選足三十六學分為度”[20]。教師的學術研究倡導以教學研究為中心，以教材編寫為重點。南京一中除教導部、總務部外，還專門設立研究部，研究部的職責主要是關于中小幼各階段教材教法研究、訓育方法研究、環境設施研究等。教師著書立說蔚然成風。從1927年至1931年，蘇州中學教師出版著作約48種，其中自編教材占相當比例，這些教材出版后其它學校爭相使用。

④民主管理

教授校長都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再加上大多有國外留學的經歷，民主意識比較強。因而，他們在辦學實踐中，積極倡導民主作風，自覺踐行民主管理。鄭通和以師生為本，他服務上中十二年，自始至終與全校師生共同生活，每日升降旗、早操、軍訓以及課外活動等，均親自參加。傅任敢十分重視民主治校，把“民主”列入辦學指導方針。當時，社會公認重慶清華中學“四個最”，其中之一為“作風最民主”。傅先生從不獨斷專行，凡擬訂辦學方針和措施，均廣泛聽取意見，與師生員工一起討論，取得一致后才加以實施。每到期末，學生人手一份《期終意見表》，上面印有“善意批評，積極建議；知無不言，言而不盡”[21]十六個字，學生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無記名填寫，以免顧忌。黃溥具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不僅在辦學中實行民主化的學校行政，而且對這一問題有過深入的思考。他認為，中學行政民主化的問題，就是“如何將民主真諦與精神，灌輸到中學行政上去”。為此，他提出了中學行政民主化的十四項具體規定，其目的是“讓每一位教職員工都積極參與到學校的建設與發展中來，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潛能，步調一致，向著同一個目標共同努力”，這樣，“每一個教職員都會感覺到自己是學校的主人，從而毫無保留地而又心甘情愿地為學校作出最大的貢獻”[22]。

⑤以德服人

教授校長自幼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注重澡身浴德，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在學校管理中，他們善于發揮非權力的影響力，樹立道德權威，以德服人。鄭通和強調：“做校長的，人格要高尚，處處須以身作則?！盵23]鄭校長把上中辦得有聲有色，固然與其眼光、智慧和能力有關，但也是其人格魅力使然。他公私分明，任人唯賢，但如下屬有舞弊徇情等事，即依法辦理，雖至親好友不稍寬宥。他嚴于律己，家住學校宿舍，照付租金；即使通信郵資，亦是自付，不費公帑分文。他說：“論工作效能，向未后人；論從政節操，自信已實踐‘公正廉明’四字”。[24]重慶清華中學是所私立學校，傅任敢卻信奉“學校私立非私有”，把社會捐款、學費收入全部花在學校和學生身上，自己則不取分文報酬(僅領清華大學發放的工資)。在陜西城固時，方永蒸一家是“窮大家”，他以微薄的收入維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生活非常艱難。當時，面粉店老板為討學生的面粉錢，找到他家，見他家吃不起饅頭，就給他送兩袋面粉來，但被方永蒸拒絕了，雖然老板死活不肯把面粉拿走，他最后還是按市場價把面粉錢付給老板。方校長知道，商人是不會白白送東西給別人的，以后他們會借此在學生的面粉錢上加價?？梢?，他寧愿自家忍饑挨餓，也決不損害學生的利益。

2、對教育改革發展的借鑒意義

民國時期，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我國12位有影響的大學教授走上了著名中學校長的崗位。由于他們的加盟，優化了校長隊伍的結構，提升了中學教育的品質，創造了中學教育的輝煌。12位教授校長都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家型校長?！敖淌谛ｉL”現象給當下教育改革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①切實促使教育家辦學理念落地

校長成為教育家，教育家當校長，體現了當今學校教育改革發展的方向，反映了人們群眾對美好教育的熱切期盼。倡導教育家辦學是遵循教育規律的客觀需要，也是教育縱深發展的必然選擇。倡導教育家辦學現已上升為國家意志。眼前切要解決的是如何讓“教育家辦學”這一理念真正落地。因此，我們應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尤其要在以下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進程，如建立現代學校制度，提升學校治理水平，賦予校長更大的辦學自主權；積極推進校長職級制，取消中小學校長的行政級別，改“官僚化”為“專業化”；建立激勵教育家成長的遴選和獎勵機制，包括建立國家榮譽制度，等等，把“教育家辦學”這一理念融入到各項政策制定和制度設計中去，為教育家成長創設適宜的生態環境，提供“溫暖的氣候”、“肥沃的土壤”，進而有利于其自然涌現、自覺成長。

②著力提升校長隊伍整體素質

與其他人群相比，中小學校長是最有可能成為教育家的群體。自2013年起，教育部相繼頒布了《義務教育學校校長專業標準》《普通高中校長專業標準》《中等職業學校校長專業標準》，致力于提升校長的專業化水平。但是，如果把當下中小學校長整體素質與民國教育家型校長比較，尤其在教育信念、學術涵養、道德修養等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值得一提的是，民國時期對中小學校長任用資格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對同事，校長必須顯示其雙重領袖的資格，一為辦事上領袖的資格，一為學識上領袖的資格；對學生，校長應使他們竭誠景仰和推戴；對社會，校長應努力做個社會的領袖”[26]。因此，我們應自覺對標研判，主動尋找差距，精準有效施策。具體來說，在校長選聘中，應注重考察選聘對象是否具有教育理想和使命擔當。在校長培訓中，應注重引導校長潛心研讀人文教育經典，領悟教育本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我們應發揮其在校長領導力提升中的積極作用，如用儒家思想提升人格魅力，用道家思想提升領導藝術，用兵家思想提升戰略意識，用法家思想提升變革創新精神，用墨家思想提升執行能力等。此外，我們還應鼓勵校長攻讀碩博學位以及參加高層次訪學研修，不斷提升自身的學養。

③努力貫通大學與中小學教育

從前面分析可知，民國時期大學教授到中學任職并無障礙，這就意味著垂直流動是順暢的。反觀當下，大學和中學的聯系唯有高考招生這一環節，而且也僅局限于重點大學和重點中學之間。除此之外，大學和中學儼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兩邊人員也老死不相往來。這樣，顯然不利于相互溝通和各自發展。目前，我國已開始實行縣(區)域內教師、校長交流制度，中小學教師、校長的橫向流動已經打通，但大學、中小學間的縱向流動(或垂直流動)還困難重重。從人才培養角度看，縱向銜接比橫向聯系更為重要，它更有利于人才尤其創新人才的一體化培養。因此，我們應樹立“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進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打破大學與中小學之間的藩籬，破解創新人才培養的“斷裂”之困。貫通大學與中小學教育，對于師范院校(包括從事教師教育的高等院校)來說意義尤其重大。我們應注重體制機制創新，努力形成大學與中小學的發展共同體，實現理論與實踐、職前與職后的深度融合，促進雙向強化、協同發展。這樣，大學教授可以下中小學指導辦學甚至親自辦學，加強辦學的學術引領，提升中小學教育的品質；高水平的中小學校長教師也可以進入大學開展訪學研修，總結提煉教育教學思想，同時參與師范生課程教學，提高教師培養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