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價值鏈推進環境協同治理可持續發展機制探究

韓萬渠 原珂

〔摘要〕環境協同治理已經成為學術界和實踐界關注的熱點議題，但多元主體間價值、利益的結構性困境導致環境協同治理大多停留于倡導階段。通過對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個案考察可以發現：構建綠色價值鏈是推進多元主體參與協同環境治理的重要舉措。環境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評價指數的發布，激活和提升了社會對企業污染行為及政府監管的輿論監督有效性，為綠色價值鏈的構建提供信息支持;綠色供應鏈和綠色金融等對企業綠色行為的正向激勵效應，使企業成為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主動參與者，是構建綠色價值鏈的關鍵環節;環境協同監管良性的反饋閉環，有助于培育環境協同治理必需的社會信任，為綠色價值鏈的構建奠定社會基礎，推動著環境協同治理的持續發展。

〔關鍵詞〕綠色價值鏈;環境協同治理;利益相關者;社會組織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9）02-0095-08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將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置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統籌推進?！?〕生態環境治理明顯加強，環境狀況得到改善。然而，一個客觀事實是，盡管我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環境治理仍不容樂觀，任重道遠?！?016年全球環境績效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在180個參評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09位?！?〕人民群眾對綠水藍天之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促使社會廣泛關注環境治理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污染防治與化解重大風險和精準扶貧一起視為攻堅戰，反映出黨和政府對環境治理嚴峻性的理性認識。

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治理，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是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主體〔3〕，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參與者，也理應成為環境治理參與者。但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個體對環境治理的認知存在較大差異，參與環境治理中對自身付出的成本以及收益有著各自的考量?！?〕在這種認知差異及成本與收益偏好不同的情況下，各參與主體很難保持一致行動，難以達成環境治理的協同效應?；诖?，探索多元主體參與的環境協同治理運行機制亟需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一、研究回顧與問題提出

20世紀中頁，發達國家因重工業污染而導致的環境問題引發了一系列重大環境公害事件，其不僅喚起了公眾的環境意識，也迫使政府日益重視環境治理。在環境危機的影響下，以加勒特·哈（Garrett Hardin）、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Heilbroner）和威廉·奧福爾斯（William Ophuls）為主要代表的學者提出了環境治理的權威主義政治處方，即主張依靠政府及其權威手段治理環境?！?〕隨著“公共選擇理論”的興起，通過市場機制對環境問題進行調節的理念逐步在環境治理問題中得以推廣，例如戴爾斯（Dales）提出了“排污權交易”的市場機制以控制污染排放總量，并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激勵污染源降低自身污染排放量?！?〕環境治理的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強調社會組織的參與，并對環境治理中的社會組織參與及公民環境運動開展了大量研究。

國內學者陳振明〔7〕和李漢卿〔8〕認為治理就是對合作的管理，政府與非政府部門在相互協作中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從而實現整體效果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效果。公共治理理論強調政府、企業和第三部門共同合作的多中心公共治理?！?〕在具體的環境公共治理研究中，尼爾（Gunningham Neil）認為通過清晰明確的環境目標，可以有效地將認同這一目標的個體和機構組織起來共同進行環境治理;〔10〕楊妍則強調制度在環境協同治理中的重要性，認為構建公私共同參與的政治、法律和社會等多方面的機制才能夠實現環境善治的目標?！?1〕

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通過組織間或多個組織的合作進行環境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阿必諾（Albino）對美國上市公司環境績效所做的數據分析表明，公司與利益相關者的合作不僅有益于整體環境績效管理而且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環境聲譽;〔12〕王玉明通過對廣東省的考察揭示出環境治理中各政府機構或部門間仍未形成合力的客觀現實?！?3〕由此可見，環境協同治理雖然在學界和實踐界得到了認可和推崇，但是在我國現實環境治理的實踐中卻未能發揮其優勢。

環境協同治理需要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公眾多方參與，這種參與并不是簡單的裁決或者監督，而需要各方相互依賴、共同協商開展合作。目前，我國的環境協同治理仍然以地方政府為主導者，傾向于將非政府組織和體制外的精英吸收到體制內，以達到提升自身對民眾環境訴求的反饋能力和對環境訴求的掌控能力。而非政府組織和體制外精英借助于政府的吸納，能夠得到相較于未被吸納組織和個人更多的行動和資源支持，因而也并不抵抗政府的吸納?！?4〕但被吸納組織和個人往往要犧牲其自主性才能獲得政府資源支持。這種方式的有效性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并非獨立的行為主體，會因其推進經濟發展的目標設定，民生和社會建設對經濟發展的依賴，而弱化政府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動力，減損環境監管績效。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導的環境協同治理中的其他組織和個體往往很難擁有和政府行動討價還價的權力。

公眾具有強烈的環境改善愿望，但由于現階段公眾普遍缺乏參與治理的能力且力量分散，往往表現為“搭便車”行為，以至于在現實中很難凝聚成強大的環保力量，只能將改善環境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主動作為。企業作為利益取向的市場組織，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是其天然追求，若環境保護不能給其帶來收益，那么保護環境就不會成為企業的首選項。在傳統的環境協同治理實踐中，企業雖然被動參與其中，但因其環境表現并不為市場所知，良好的環境表現所付出的環保成本不能轉化為自身競爭力的一部分反而成為增加產品成本的累贅，盈利的沖動促使企業尋求以各種手段逃避環境責任;環境違規付出的罰款等成本遠低于環保投入所增加的成本進一步增強了企業逃避環境責任的動力。有利可圖是企業逃避監管進行環境違法違規活動的最大動力。在環境利益相關各方價值取向相異甚至沖突的情況下，環境協同治理難免流于形式并難取得實效。

現階段，雖然中央政府有了較為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采取了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和調整環境保護部門設置的方式增強了環境保護工作的力度，但采用的仍然是加強監管，加大環境違規處罰力度等以政府為核心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面臨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推動本區經濟社會發展，這與同樣追求經濟利益的企業具有相同的共識，政府與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共同體?！?5〕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勢必要在環境治理和經濟效益之間進行權衡，很難采取強力手段進行有效的環境治理。

環境協同治理亟需一個有使命感并與其他參與方保持開放、尊重態度的組織者，緩解治理現實與理想目標的張力?！?6〕迪根（Craig Deegan）對孟加拉國非政府組織進行的實證研究證實非政府組織與新聞媒體的合作能夠對跨國公司的綠色供應鏈表現產生積極影響?！?7〕環境NGO以保護環境為組織目標，具有組織性、非營利性、志愿性、非政治性等特征〔18〕，其目標的單純性和組織的開放包容性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協同治理中的組織動員者的要求。因此，考察環境NGO如何充分利用自身優勢構建環境協同治理體系，以最大限度的吸納最多的組織和公民個體共同解決環境問題，探索NGO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運行機制，將為國家推進環境協同治理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二、綠色價值鏈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過程分析：以公眾環境中心為例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是一家成立于北京的環境NGO組織，自2006年成立以來，IPE一直致力于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利用信息的力量推進環境利益相關方協同進行環境治理工作。經過十多年的發展，IPE以環境信息為核心搭建了蔚藍地圖環境信息數據庫，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蔚藍地圖網站和蔚藍地圖APP兩個應用平臺。IPE依托兩個應用平臺發起了綠色選擇、綠色供應鏈、綠色證券和綠色信貸等多個環保項目，對政府、公眾和企業形成了較強的影響力，提升了相關方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推動著環境協同治理格局的形成。

（一）環境信息集散中心：IPE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信息基礎

目前我國環境信息發布主要依托于地方政府環境網站，缺少統一的環境信息發布平臺。地方主導的環境信息分散化，降低了環境信息的利用效率。IPE主要從政府和企業公開發布的環境信息中獲取基礎的環境信息，這些信息是IPE構建環境信息數據庫的基礎，進而在數據庫的基礎上研發PITI指數（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和CITI指數（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指數）。同時IPE從公眾或消費者獲取環境監督信息。在此基礎上，IPE將獲得環境違規確認的信息在企業信息上予以標記，為采購企業提供其供應商的環境信息，使采購企業能夠及時掌握其供應鏈的環境風險，協助其建立綠色供應鏈體系。此外，IPE構建企業反饋制度接收違規企業的環境違規解釋及環境整改信息，并對整改行為予以標記或刪除違規信息，為環境違規企業整改違規行為提供激勵。

在此過程中，IPE發揮著環境信息集散平臺的功能，而非僅是簡單的信息中介。IPE將收集到的環境信息予以加工，將信息識別簡單化，使環境信息在更廣的范圍上得到應用，擴大了環境協同治理的參與范圍。IPE構建的環境信息循環系統強調各個參與方的信息反饋及迭代，有效的反饋能夠激勵參與方發送環境信息的行為，使得這種信息互動行為在長時期內能夠得以持續運轉。

（二）公眾參與的引導者與代言人：IPE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社會基礎

環境治理需要多方參與，公眾的參與尤為重要。通過查閱IPE網站發現，2007年IPE聯合21家環保組織向公眾發出了綠色選擇倡議，呼吁消費者利用手中的消費選擇權影響企業的環境表現。為便利公眾開展綠色選擇，IPE開發了環境地圖網站，截至2018年3月，網站已經為1.6億多人次提供了查詢服務。2014年IPE發布了移動APP“蔚藍地圖”?！拔邓{地圖”不僅集成了環境地圖的所有信息功能，而且能夠通過實時定位為用戶提供直觀的、身邊的環境信息，將環境監測信息與公眾的生活聯系了起來。此外，“蔚藍地圖”添加了一鍵舉報黑臭河功能，后臺直接將信息反饋至相關部門并跟蹤信息反饋，為公眾深度參與環境治理提供了渠道。截至2018年3月，“蔚藍地圖APP”安卓端累計下載安裝量達611.34萬;IOS端評分高達4.5分，用戶數量持續增長。通過構建友好的信息平臺，IPE不僅為公眾提供了豐富且直觀的環境信息，而且提供了參與環保監督的便捷通道，擴大了環保參與人群，為自身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三）政府環境監管的監督者與助力者：IPE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政府互動

信息公開是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基礎，也是政府環境監管績效的重要指標。IPE在創立之初就將推動環境信息公開作為組織的最大任務，客觀上扮演著通過環境信息公開，監督政府環境監管的角色。為推動地方政府積極落實相關法律法規，IPE與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聯合開發了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PITI），對全國113座城市（2017年上升為188座）的環境信息公開情況進行量化評分和排名，一方面形成公眾壓力推動地方政府落實信息公開，另一方面通過樹立標桿城市為地方政府提供改進參考。根據PITI，十年來的政府PITI得分從2008年平均得分31.06分，提升到2017年的52.34分，環境信息公開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提升。截至2018年3月IPE共收錄超過90萬條環境監管記錄，覆蓋超過300萬家企業（其中有監管記錄企業740882家），為IPE開展環?；顒犹峁┝擞辛Φ臄祿?。在推動地方政府公開環境信息的同時，IPE依托“蔚藍地圖APP”和微博、微信等平臺收集公眾環境監督信息向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反饋，擴大了環保監督力量，彌補了政府環境監督力量不足的缺陷，成為政府環境監管的助力者。

（四）企業環境行為的監督者與激勵者：IPE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企業互動

企業是環境問題的主要制造者，為推動企業參與環境協同治理，IPE與NRDC（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合作開發了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指數（CITI）對品牌商在華綠色供應鏈情況進行綜合評價，要求品牌商對自身以及旗下供應商的環境表現負起責任。IPE依托環境信息數據庫為品牌商提供企業環境信息查詢服務，與品牌商聯合向環境違規企業施加壓力，同時與品牌商聯合為企業改進環境表現提供技術支持?！毒G色供應鏈CITI指數2017年度評價報告摘要》綠色供應鏈CITI指數覆蓋行業14個，共涵蓋267家品牌商，3510家供應商;通過品牌商推動供應商主動與環保組織溝通企業數量累計達4270家，其中1297家供應商通過了綠色選擇聯盟（GCA）第三方環境整改審核。此外，IPE其他組織共同推動了我國房地產企業建設“房地產綠色供應鏈行動”，涉及企業5000多家，上千億產值。目前，綠鏈行動（GSC）網站上發布了依托IPE提供的企業環境信息和其他行業標準制定的中國房地產行業供應商“白名單”和“黑名單”，帶動了一大批企業改善環境表現。IPE監督企業環境表現所產生的環保壓力加快了企業進行內部變革的步伐，為企業提升未來競爭力提供驅動力。

為進一步擴大影響力， IPE于2013年推出了“綠色金融”項目?！熬G色金融”項目致力于推動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將企業環境表現納入到企業信用之中，通過為環境表現優秀企業提供優惠資金鼓勵企業改善環境表現。目前，IPE搭建的環境信息平臺已經被接入“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委員會”（以下簡稱“綠金委”），成為企業環境違規信息查詢的工具，獲得了專業機構的認可和使用。IPE搭建的環境信息數據庫被綠金委認可和采用推動了綠色供應鏈向綠色價值鏈的轉型。在綠色金融項目的推動下，IPE將為企業改善環境表現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動力，進而激發企業主動參與環境協同治理的積極性。

（五）環境NGO聯盟：IPE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行業力量

環境協同治理離不開其他環境NGO組織和專業環境機構的參與，IPE與眾多環境NGO組織構建了覆蓋全國的“綠色選擇聯盟”合作體系，共同推動環境協同治理。此外，為借助專業環境機構的力量，IPE構建了與專業環境機構進行合作的制度，合作機構需要通過“綠色選擇聯盟”成員的一致審查。環境違規企業在申請撤銷環境違規記錄的時候需要聘請通過審核的專業機構對企業整改情況進行審查，專業機構提交的審查報告同樣要通過“綠色選擇聯盟”的審查，企業才能撤銷在IPE環境信息數據庫中的環境違規記錄。IPE通過與其他組織的合作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力，此外，其他環境NGO也起到了對IPE的監督作用，保障了IPE的公信力。

三、合作互信、信息反饋與利益協調：綠色價值鏈推動環境協同治理機制分析

空氣、水等環境資源屬于全民共享的公共資源，共享者本應對環境資源負有保護的責任，但是在責任過于分散的情況下反而無人為此負責，導致環境問題頻發。環境協同治理需要多方共同參與，不僅要確保各方能夠共同擔責，而且要確保各方能夠在協同中獲得相應的利益。因此，環境協同治理需要一個能夠取得多方信任并發揮居中協調作用的平臺型組織。環境NGO作為環境協同治理的發起組織具有較大的優勢。IPE充分發揮其組織優勢，通過構建合作互信機制、互動反饋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調動了環境利益相關方的環保積極性，推動形成了環境協同治理體系。

（一）合作互信機制

信任是合作的基礎，作為環境NGO的IPE，因其公益性、非營利性和弱政治性等特點，而具有第三方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更易贏得各方的信任。這是環境NGO相對于其他環境治理參與主體的身份優勢。為保障和擴大這種信任優勢，IPE運用多種方法鞏固多方合作互信關系。環境信息是IPE運轉的核心，為保障信息上的可信性，IPE并不直接采集環境數據，其收集的環境信息主要來源于政府和企業的公開信息，一方面保障了信息的權威性和豐富性，另一方面減小了信息內容失真對IPE本身造成的信任沖擊。此外，IPE構建了透明的數據公開和查詢平臺，實時公開環境信息的內容和來源，進一步增強了其可信性。IPE聯合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制定的PITI指數和CITI指數評價標準，為評價政府和企業環境態度提供了統一評價標準，避免因標準不統一導致相關方對報告可信性產生質疑。同時，統一的評價標準也為IPE與其他環保組織開展合作提供了方便，保證了合作伙伴所用標準的統一性。在與企業的溝通方面，IPE構建了GCA審核制度，企業環境整改情況要經第三方專業環境機構審查并通過綠色選擇聯盟（GCA）所有成員的審核，通過多方共同監督，避免IPE單方監督容易出現腐敗問題的情況，進一步保障了IPE的公信力。

（二）互動反饋機制

“倘若沒有真正的對話，協同治理中的利益相關者就無法從他們的多樣性和相互依存的關系中獲益?！薄?9〕IPE在PC端和移動端搭建的環境信息平臺為用戶提供了快速便捷的環境信息查詢功能，保障了各方環境信息知情權、獲取權及獲取的便利性。同時，為保障信息能夠雙向溝通，保障環境協同治理各參與方能夠及時清晰地發出自己的聲音，IPE為各方構建了暢通的互動反饋機制。為保障公眾的環境監督權，IPE在“蔚藍地圖APP”設置了一鍵舉報功能，直接將舉報信息推送至政府相關部門，并跟蹤政府部門信息反饋，為公眾和政府之間搭建了互動渠道。在CITI指數評價中，IPE通過排名為環境表現優秀的企業提供了向公眾展示自身環保態度的平臺。同時，為保障環境違規企業的申訴權，IPE為企業構建了反饋回應機制，企業能夠對環境違規行為進行解釋和澄清，IPE將企業解釋信息標記在企業環境違規記錄中，為企業提供了展示自身環境表現的渠道。此外，IPE為環境整改合格的企業提供了刪除記錄的渠道，通過嚴格的GCA審核制度企業能夠消除環境違規記錄，一定程度上彌補過往的負面信息對企業經營帶來的影響。IPE為企業搭建的溝通渠道保障了企業能夠向公眾展示自身的環境表現，有利于企業在綠色消費中形成競爭力。IPE構建的互動反饋機制避免了利益相關方僅作為被動的傾聽者，而是成為環境協同治理的真正的參與者。

（三）利益協調機制

盡管環境保護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但鑒于現階段環境責任分擔和利益分享機制的缺失或限制，無人愿意承擔環境保護所需要付出的成本。IPE通過構建利益協調機制保障了利益相關方能夠從環境協同治理中獲得相應利益，激發了環境利益相關方參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IPE通過公開發布CITI指數對品牌商構建綠色供應鏈體系施加了輿論壓力，推動了品牌商綠色供應鏈體系的建設。此外，我國房地產企業與IPE合作推出的房地產行業綠色采購“白名單”和“黑名單”推動了房地產領域的綠色供應鏈建設。IPE綠色金融項目獲得“綠金委”的認可推動了綠色供應鏈向綠色價值鏈升級。綠色金融項目能夠幫助金融機構識別企業環境風險，降低金融機構投資風險，幫助金融機構獲得長期收益。在綠色金融項目中，環境表現良好的企業和進行環保技術升級改造的企業能夠獲得一定的資金支持，降低了企業的環保投入成本，鼓勵了企業為形成未來的競爭力積極進行環保升級，而不是為節約成本停留在環境違規的邊緣，從而鼓勵更多企業參與到環境協同治理之中。金融機構通過將未來收益變現為企業承擔了部分環保升級成本，避免了企業因過高的環保投入而無法正常運營，這就打消了政府擔心環保會影響本區經濟發展的顧慮，激發了地方政府參與環保的積極性。此外，民眾受益于環境改善，增強了對政府的認可度和信任度，政治上的收益將進一步鼓勵地方政府參與環境治理。地方政府的積極參與將使IPE的環境數據信息更為豐富，從而為各方提供更全面的環境信息，形成環境協同治理的良性循環。IPE構建的環境協調機制保障了利益相關方的利益，確保了環境協同治理體系的長期運行。

四、結語與討論

本研究對綠色價值鏈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運行機制的考察，重點分析了IPE通過環境信息公開與再加工，在厘清環境利益相關方之間利益關系的基礎上，構建綠色價值鏈將公眾綠色消費、企業綠色供應鏈和綠色金融鏈，實現對環境協同治理各方的推進效應。環境協同治理的發起者以中立的態度取得各方的信任是環境協同治理能夠成功的關鍵，這是環境NGO組織的身份優勢。為確保NGO組織的公信力不被侵蝕，IPE向各方傳遞的環境信息并不是自己采集的第一手信息，而是來源于各參與方的主動提供，并以公開透明的方式收集、記錄各方發出和反饋的環境信息，進一步鞏固了其可信任的形象。

環境協同治理不僅需要一個能夠被各方信任的領導發起組織，而且要確保各方在參與協同治理的過程中獲得一定的利益，從而有動力參與其中。IPE從降低公眾參與環保的成本入手凝聚公眾的力量，推進企業為獲得環境聲譽而主動改善環境表現;此外，公眾參與在為政府開展監督提供助力的同時，也給政府施加了改善環境行為的壓力。IPE凝聚公眾力量推進了企業和政府兩個最主要的環境相關者參與到了環境協同治理中。為進一步激勵企業的參與，IPE推動銀行、證券等建設綠色金融項目，形成綠色價值鏈使各方能夠從參與環境協同治理中獲益，保障了環境協同治理體系的可持續運行。

盡管本文研究對象是作為NGO組織的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但是，IPE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經驗值得借鑒。首先，信息是推進環境協同治理的邏輯起點，核心是環境信息的收集、整理與再開發;其次，綠色價值鏈的構建是環境協同治理的關鍵環節，其本質是利益協調與整合;再次，有效的反饋是環境協同治理持續推進的基礎保障，重點是通過良性的互動反饋，將企業、公眾和政府在環境協同治理的關系納入良性互動循環中，保障環境協同治理的長續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論述，分別從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改善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四個方面做出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關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及機構改革方案的出臺，尤其是生態環境部的設立，將進一步理順生態環境保護、監管體制，更有助于環境協同治理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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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