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引領社區治理：三種類型的分析及其優化
——基于上海市的調查

陳 毅，闞淑錦

(華東政法大學 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上海 201620)

1 文獻研究與問題的提出

1.1 問題聚焦

新中國成立以來，基層黨建經歷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黨建、1978至1997年推行的街居黨建、1997年至2007年的社區黨建、2007年至今的“區域化大黨建”四個階段。由于轉型社會的復雜性、風險性以及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人們的觀念和能力都尚未做好充分準備……出現社區治理主體之間的零和博弈或治理主體缺位的現象，從而導致社會治理危機”[1]，社區自治陷入功利化、原子化、碎片化和空心化困境?，F實需要一種主導性力量來激發和整合社區資源，走出社區治理困境。本文圍繞上海正在探索的區域化大黨建，探究如何把政黨自身建設融入政黨對社區的治理之中。黨建引領社區治理是通過構建調適型、學習型和使命型政黨，矯正政黨行政化和虛化的弊病，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以問題為導向優化社區的整體性治理，把政黨政治性引領和社會性服務功能高度融合起來。

1.2 文獻梳理

李春峰把中西方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分為三大流派[2]56，第一派黨建研究主要基于黨的歷史和革新來宣傳黨的活力，建構話語權、倡導黨的先進性；第二派西方學者的研究主要探究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存活，并嘗試給予解釋；第三派中國學者的經驗研究主要基于事實的客觀描述來做開放式的學術探究，使研究更科學。這些研究有利于我們從宏觀上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與發展。從黨建的微觀維度或者具體實踐維度來看，基層黨建的經驗研究在總結特色、澄清誤區、指出困境等方面呈現繁榮景象。

第一，把黨建融入到社區治理中來。有學者提倡開發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的“三社聯動”。黨建引領社區治理不是“就黨建說黨建，就治理說治理，脫離實際問題發展黨建，而是將對社區的治理納入社區黨組織領導之下”[3]，避免社區黨建形式化和社區治理內卷化。

第二，社區黨建與社區治理融合的路徑研究。社區治理遵循“政黨嵌入”和“體制吸納”的雙向互動路徑：“一方面，通過充分挖掘體制內的政治資源，將傳統政治資源嵌入到基層社會中去代表民意，理性促進黨和政府引領社會；另一方面，創新機制協調好各種利益關系，引導基層群眾有序自治，把居民的參與訴求納入到現行體制內有序釋放，努力增加社區和諧因素?！盵4]

第三，基層黨建的工作理念從線性思維到網絡思維、“大黨建思維”轉變。把服務群眾與“互聯網+”黨建深入融合起來，從地域空間到互聯網空間，實現從“唱戲”到“搭臺”的轉變，“搭建社區公共治理平臺、動員社區各種資源，以網絡治理來替代過去自上而下的單向治理”[5]168。也“應梳理大黨建思維，形成黨建合力；形成大黨建格局，統籌黨建與經濟社會建設；以服務引領基層黨建、革新領導力資源、重塑組織權威”[6]。

第四，根據地區差異和社區差別總結出黨建引領的不同實踐模式?！拔洳Ｊ绞腔鶎由鐓^共治共享共同體建構實踐，清河模式是基層黨建網絡與社會治理網絡兩網融合互動實踐，北侖模式是服務型黨組織整合基層社會治理服務資源實踐?！盵7]浙江省金華市“基層黨建+社會治理”創新工作中的“紅色網格”實踐[8]和河北省石家莊市橋西區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創新路徑[9]等。

第五，對政黨的功能與使命的研究。王海榮等指出：“面對城市社區生活結構和整合方式的轉型和變革，黨必須在社區權力秩序建構中維持自身的領導核心地位?！盵10]鄭長忠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者和執政者，具有強大的優勢和權威，在城市社區治理實踐中扮演著秩序建構和提供群眾基礎的雙重角色?！盵1]黨建引領在落實社區黨委“同心圓”的政治引領功能和“連心橋”的服務群眾功能基礎上，筑造了“一核多元”和“一核多能”的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的全新架構[11]。建設服務型政黨“要求在向廣大群眾提供服務的過程中，通過建立完善的服務體系，整合各種社會資源，為群眾提供一系列利民、便民活動，在服務過程中實現黨的領導”[12]。

第六，對于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約束條件及其困境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1)“單要素說”。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成效關鍵在于黨組織內部體制問題，因為“條塊分割的體制使社區內單位黨組織與街道黨組織難以在社區黨建中形成合力；社區特別是社區新生社會組織中黨組織不健全，空白點多；社區黨組織干部隊伍力量弱，組織活動不正常；流動黨員管理難；社區黨建缺乏經費保障；社區黨建工作方式方法滯后”[13]。(2)“雙要素說”。將組織能力和物質能力作為分析基層黨組織結構約束條件的兩個因素[14]。(3)“多要素說”。諸如將居委會、業委會和物業管理委員會三者的矛盾認為是影響治理績效的主要因素。由于城市社區這三種不同的治理主體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治理原則與路徑，這些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區治理效能的低下[15]。也有人認為，黨建引領社區治理效能受社區居民的參與意愿和參與能力、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狀況和組織能力、社區治理的資金保障和制度支持等諸要素影響。

筆者結合上述文獻研究，通過對上海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實證分析，回應“區域化大黨建”時期如何更好地發揮政黨下沉社區的“抓手”作用和引領優勢，針對社區類型差異性，黨建引領應“因勢利導”探尋不同的引領方式，通過分析制約因素及其優化，探討如何真正實現政黨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會服務功能的高度融合。

2 研究對象的界定和解釋框架的建構

2.1 研究對象的界定

筆者自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走訪了上海市不同區不同街道的多個社區，常見的社區可分為三大類：(1)棚戶區、舊城改造社區和城鄉結合部社區；(2)現代商品房社區、繁榮商圈的樓宇社區；(3)新型高檔社區、熟人社區(諸如成片的“工人新村”這類單位社區，經過房改后賣給居民，他們多是單位的同事)。這三種類型的劃分受到“當前社區治理模式開始由‘行政型社區’向‘合作型社區’和‘自治型社區’發展”[16]這一觀點的啟發，由于不同社區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同，政黨選擇的主要引領方式也存在差異。

2.2 解釋框架的建構

圖1 政黨介入、居民參與兩個維度下黨建引領社區治理方式

為了更好地實現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政黨政治引領和社會服務功能，需要充分發揮政黨和社會兩方面的自主性。圍繞政黨和居民如何合作互動達到實現美好社區治理的目標，筆者試圖從“政黨介入度”和“居民參與度”兩個維度作為區分黨建引領社區治理方式的解釋框架(見圖1)。

在這種解釋框架下，“失敗式”引領在上海很少出現，本文不加分析。因為當居民沒有自治意愿或者能力時，居民參與度很弱，黨和國家必然會基于社會穩定和社區發展而主動嵌入行政性力量來避免出現無政府狀態。針對棚戶區、舊城改造社區和城鄉結合部社區，居民參與能力弱而導致參與度不高。為避免社區亂象的發生，政黨介入度強，政黨主要發揮著“主導式”引領作用。在居民自治意愿較高、社區精英帶頭解決社區公共問題的現代商品房社區和繁榮商圈的樓宇社區，多元主體利益訴求和價值偏好不同、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水平和能力逐漸提升，居民參與度比較高，政黨力量介入也相對較強，政黨主要發揮著“協商式”引領作用。在同質化程度高的新型高檔社區以及熟人社區，居民面臨的主要需求在于多元培訓、文化價值以及社區服務層面。高檔社區精英為了實現更有品質的社區生活，或者熟人社區的居民為了獲取更便捷的服務，參與自治度比較高，政黨的介入程度較弱，政黨主要發揮著“自治式”引領作用。這三種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方式基本上反映了當前上海社區黨建引領的形態。

3 三種黨建引領社區治理方式的實踐及特征

3.1 “主導式”引領：政黨介入強，居民參與弱

“主導式”引領區別于傳統“單位黨建”的“行政化管控”。因為在“社會國家化”時期，“城市基層黨組織活動方式的‘行政化’占據了主導……將人們納入到單位制的‘蜂巢狀’結構之中”[17]。盡管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這種“行政化”體制不利于激發社會活力，同時也容易使黨的自身建設陷入科層制的僵局中。而“主導式”引領并不是指政黨對社區治理相關事務的控制，而是指在黨建引領的宏觀政策指引下，面對基層社會發育不健全、公共精神尚不充分、社區主體參與度低的現狀，在居民沒有意愿處理的公共問題上，借助政黨的力量，通過專業的項目制來主導社區治理，把黨建融入到社區治理中去。

以上海市松江區永豐街道YS社區為例，該社區屬于老城改造社區，道路損壞嚴重，其他基礎設施破舊，亟待翻修。修路的進展比較順利，但在翻修老舊水管問題上，因為涉及住戶繳納維修資金問題，很多居民以自家的水管依舊能用為借口沒有意愿改善社區整體水管系統的質量，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基礎設施的翻修進程。黨組織從提升社區全體居民的生活質量這一大局出發，通過政黨力量來提供公共物品，引入專業隊伍和高品質項目，將資金用在“刀刃”上，最終解決了該問題，確保了社區內水源的整體供應，體現了黨建的全局規劃觀念和服務意識(1)根據筆者于2019年4月3日訪談松江區永豐街道YS社區黨支部書記的錄音信息整理而成。。

這一引領在筆者對松江區岳陽街道黨建工作者的訪談中也得到佐證。該街道轄區也是老城區，除了社區私搭違建、消防設施老化、道路破損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外，該街道又屬于外來人口比較集中的商業地段。存在人口流動性大、群租現象突出、門店道路“亂停車、停車難”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市容和居民生活質量。由于涉及眾多利益相關主體，改善上述問題的重任最終落在了政黨身上。街道黨支部挖掘之前流失的門店黨員，在門店聚集的路段，設立“路段黨支部”和“路段黨建聯系點”。對于那些路段上沒有黨員的小微企業，街道通過在居民區黨總支下設立“非公企業聯合支部”，以派駐黨建顧問的形式實現對路段門店的全覆蓋。由此形成了“1個街道黨建服務中心+5個社區黨組織+26個居民區黨組織+X個路段黨支部”的縱向黨建共同體，促使門店黨員發揮帶頭作用。

這種自上而下政黨主導的推進方式對于全力解決區域內各種“疑難雜癥”效果明顯(2)根據筆者于2018年11月30日松江區岳陽街道黨建服務中心訪談信息整理而成。。對于那些為了一己私利，在黨組織和社會組織等多次勸導后仍不配合工作的居民，社區黨支部會從全局利益出發，發揮主導力量，強力推進。諸如筆者訪談的普陀區長壽路街道LC社區。該社區是一個由老舊公房社區和棚戶區組成的混合型社區，在“拆違”過程中就面臨上述問題。居委會J書記就提到：“在拆違工作中，家里有黨員的，我們首先做工作。黨員就要起帶頭作用，也有黨員參與度低，我們就要加強教育，使其配合工作。針對沒有黨員的拆遷戶，我們跟他們反復溝通，也動用了社區內熱心的退休老黨員力量去幫忙勸導。但是總有不配合工作的，那我們肯定依法依規進行強拆，當然這種‘強制性’行動有政策依據，確保我們工作得以合理合法地開展?！?3)根據筆者于2019年4月7日普陀區長壽路街道LC社區訪談錄音整理而成。

這種強力“主導”與當前呼吁在社區治理中強調協商和自治的話語并不矛盾，依法對政黨賦權增能，更多突出政黨的政治性而非行政性。在資源有限條件下，黨組織能運用各種技能、政策工具，開展相關的計劃、組織、領導、控制等活動；以項目來聚焦難題，通過挖掘黨內骨干力量和吸納黨外的組織力量形成黨建共同體，完成比較棘手的社區事務。

3.2 “協商式”引領：政黨介入和居民參與都強

社區黨建工作者把推進社區協商作為實現基層治理的重要方式，“通過社區利益相關者共同商議并取得一致意見的過程，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群眾訴求、推動社區自治”[18]?！皡f商”的真正含義在于參與協商的主體能夠不受限制地自由交流，并通過對觀點的討論和推理，潛移默化地改變自身偏好，使協商結果趨向公共性。隨著基層社會治理的發展，協商主體從國家擴展到社會，也從“政治協商”到兼顧基層的“社會協商”?！皡f商式”黨建引領遵循“經濟人”假設，圍繞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展開協商，突出政黨引領下的多元參與。

這種協商的有效實現多發生在社會發育程度較高的現代商品房社區和繁榮商圈的樓宇社區，針對社區公共事務展開討論、觀點互換、專業共享，突出各社區治理主體的平等參與地位，最終找到各方滿意的解決問題方式。以普陀區宜川路街道ZH商品房社區為例，針對居民反映強烈的停車位不足問題，參與協商的主體縱向上由街道黨建辦(黨工委)、社區黨建中心(黨支部)、樓宇黨小組、居民黨員組成，開展黨內政治協商；在橫向上由行政指導性組織、社會性組織和自治性組織構成，進行社會協商(見圖2)。在多次協商之后達成共識的解決方案：把社區內一些綠地剝離出來改造成停車位，隨著施工的完成，社區內停車位不足的難題得到很大程度的緩解。

但共識性的解決方案達成之后，又有一些居民反映社區內綠地不足、社區環境不夠美觀的問題，社區黨組織再次召開黨建聯席會議，建立了“六方聯動、多位一體”治理機制。即由居委會、居民議事會、物業、業委會、民警、駐區單位代表“六方聯動”，建立聯席會議制度，每季度定期召開六方會議，并根據情況不定期邀請專家召開臨時會議，居民議事會多次聽取居民意見，在多次協商之后，決定將社區但凡能改造整理的角落都建設成綠地，使社區公共用地得到開發，從而美化了社區環境(4)根據筆者2019年4月3日在普陀區宜川路街道ZH社區訪談的錄音整理而成。?！吧鐓^協商是體制內組織與體制外組織互補，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乃至社群網絡結合的多元主體合作共治局面。它有利于尋找到大家都認可和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并在此基礎上共同行動落實協商成果，社區協商更符合社區共同體的本性?！盵19]

圖2 協商式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結構圖

3.3 “自治式”引領：居民參與強，政黨介入弱

這種“自治式”引領社區具備在屬地化解決“問題”的體系和能力。這類“問題”一是積極意義上的“社區需求”，另一個是消極意義上的“社區糾紛”[20]，更多依靠社區本身的治理體系、資源和能力在當地就能得到解決。根據筆者調查發現：在這類社區中，政黨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對社區自治的監督和服務上?！包h對于介入社區的社會組織給予必要的指導和監督使其政治正確，同時提供社會組織開展公共服務的領導力，確保自治空間的拓展?！盵21]

發揮黨組織對社區“共識凝聚”的價值引領作用，依托發育程度比較高的基層社會，搭建議事平臺、暢通表達渠道、吸納社會資源、發揮社區精英的作用幫助居民開展自治和健全相關制度等，引導居民依法在體制內平等溝通、有序參與社區事務，也放手讓社會組織參與諸如職業培訓、花藝培訓和居家養老服務等活動。在筆者走訪的新型高檔社區即石泉街道PZ社區是一座時下最流行的地鐵上蓋綜合體，居住環境優越，周邊星級酒店、商務樓、購物中心、健身中心、幼兒園等配套設施齊全，交通便利。社區居民中早出晚歸的上班族、彈性工作的SOHO族、難得露面的“漂漂族”占近60%。

對于這類同質化程度比較高的社區，社區自治能力強，社區治理借助網絡技術從“線下”走向“線上”。因為這“三族”年輕人始終處在不露“真面”的后臺，傳統“線下參與”的社區治理很難展開。居委會社區黨建中心創新工作方法，從原來的靠“舌尖”“腳尖”工作拓展到“指尖”，為居民“線上參與”提供全天候服務，將固定電話捆綁在值班人員手機上。也為了讓居民及時掌握各類信息，搭建平臺諸如社區網上論壇、QQ群、微信群以及微信公眾號，居民可以直接在群里提意見、談建議、作決策。比如居民自發在“健康運動微信群”中招募志愿者參與“嘉年華”“端午·小小粽子一片情”和“古韻中秋”等形式多樣、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動。目前黨支部為了進一步細分人群，有針對性地進行協助，相繼建立了“辣媽微信群”“莘莘學子微信群”，發揮了新媒體這一“工作載體”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社區黨委也在換屆選舉之際，通過組織居委會工作人員進行上門宣傳，展現良好精神面貌，順利建立樓宇自治群。

由此，原來一直處在后臺不露“真面”的居民能夠借助各類群所搭建的微信平臺加強相互間了解，實現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5)根據筆者于2018年8月8日在石泉街道PZ社區的訪談和獲取材料整理。，社區自治也通過黨建網絡平臺順利開展，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績效。從表面上來看，由于該社區居民工作方式和生活節奏現代化，社區居民很難聚在一起商討社區公共事務，因而實現不了傳統意義上的自治，但實際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加上這種社區中的居民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自治能力為這種人口結構社區實施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提供了可能。即案例中居委會創新社會治理機制，使原來的“舌尖”“腳尖”工作拓展到“指尖”。

除了簡單的公益性活動之外，居民自治也能處理一些較為復雜的社區事務。這尤其在熟人社區中比較常見：長征鎮NJ社區主要以老鄰居為主，因為房屋建造年代久遠，缺少電梯給居民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居民要求加裝電梯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因為居民對資金如何分攤的分歧很大，再加上涉及的部門很多，導致實施起來阻力重重。NJ社區居委會黨委對此給予支持并表示“這第一個公章，由我們居委會來蓋”。同時在居委會黨委指導下，充分調動業委會積極性，由業委會主持關于安裝電梯涉及的社區土地使用權二次征詢會，為安裝電梯提供服務和后續的監督。項目的順利推進也得益于各類社區組織和居民的積極參與，諸如朱阿姨就是個熱心人，為加裝電梯召開的樓組會議一年就有三十多次，幾乎每場會議都有朱阿姨忙前忙后。居民陸某和李某也積極參與，為了找到房屋的原始圖紙，他們去了當年籌建該社區的區房管局；為了獲得相關部門的多種審批，他們去了市房產局、規劃局、建交委、氣象局、地震局、消防局、衛生局、環保局等多家單位，前后共蓋了46個章。最終在居委會、業委會、社區居民的共同努力下，除了政府補貼的部分，均由居民自掏腰包，這也成了上海首個居民自籌資金、加裝電梯的事例(6)根據筆者于2019年4月7日于普陀區長征鎮NJ社區的訪談信息整理而成。。

與這種社區自治有相似之處的是長風新村街道LD熟人社區，該居民自發設立工作室，供居民審議決策。2013年該社區業委會成立“老董工作室”，得到黨組織的大力支持。該工作室由9人組成，除牽頭人是78歲的熱心居民董阿姨外，其余8名成員分別是業委會和居委會的工作人員，他們專門收集居民的各種意見，在社區各項建設中充當居民與居委會、業委會及物業之間的橋梁紐帶，在融洽鄰里關系和協調資源等方面起到了不小作用。至今已先后受理群眾訴求的案例70多起，整改率達80%左右(7)根據筆者于2018年7月15日在普陀區長風新村街道LD社區的訪談整理而成。。對這類容易開展居民自治的社區，政黨給予充分支持，也把黨建精神、黨員帶頭作用等理念融入到社區自治的各項行動中，同時針對社區自治的不當之處發揮政黨的力量去監督和矯正。

4 三種黨建引領社區治理類型的約束條件及其困境比較

在橫向比較了上海三種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類型之后，筆者也針對在實踐中面臨的困境展開縱深探究，以便更好地優化黨建引領。結合實地調查，筆者認為，基層黨組織的治理理念轉變、治理能力、關系塑造和可以利用的治理資源構成了制約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主要因素(見表1)。

表1 三種黨建引領社區治理類型的約束條件分析圖

(續表1)

4.1 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好壞根源于政黨治理理念的轉變如何

隨著市場經濟、社會組織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轉型，社會從被治理的對象成為治理的主體之一，社會自主性生長起來，黨和國家對社區治理的改革呈現出政黨與各相關治理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網格化、服務型治理趨勢。但很多社區黨組織工作人員在思想意識方面“對社區黨組織的地位和黨組織與社會組織的關系認識模糊，對黨的領導與依法自治關系也存在一些模糊認識”[22]。

在“主導式”黨建引領社區治理中，不僅要政黨“下馬觀花”、采集民意，幫助居民解圍脫困，還要政黨從全局出發做好社區整體性科學規劃，做到前瞻性引領?！皡f商式”引領在觀念上受制于政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下放權力，在多大程度上接納社會主體要求參與的訴求，以便實現社區治理主體之間有效協商，尋求社區決策的全過程實質性協商得以貫徹落實?！白灾问健币I受制于政黨在觀念上對社會主體多大程度的尊重，從直接干預的行政管控轉為間接引領的服務和監管，為社區自治搭建平臺、提供服務、糾偏矯正，追求“無為而治”的“藝術”，這也有助于回歸社區自治的本義。

4.2 政黨的治理能力決定黨建引領的美好理念落地生根

黨組織的治理能力主要包含統籌協調與科學決策的能力、政治引領與輿論把控的能力、開拓創新與高效服務的能力、依法行政與民主決策的能力、整合社會與構建和諧的能力[23]五個方面，可以以此為標準來檢視，筆者調研也發現，基層社區黨員素質參差不齊，基層黨建工作者的人數明顯偏少、人手不足，缺乏業務能力和政治意識都很強的精英黨員。

在“主導式”引領的社區治理實踐中，黨組織的治理能力主要取決于領導干部的能力?！爸鲗揭I”有可能回流到“行政化管控”的傳統黨建模式中，導致政黨的治理能力難以提升。而在“協商式”引領的實踐中，社區治理的成效受制于基層黨組織能否確立起與區域內社區社會組織、自治組織、駐區單位等主體在參與治理上的平等關系，同時又能保留其在協商過程中必要的整合與協調的能力。在“自治式”引領的實踐中，盡管自治活動多發生在熟人社區或者居民公共精神強、同質化高的社區，但并不是所有的自治活動都能得到有效開展，各自治主體之間產生糾紛也很常見。因為“盡管保持自主性和空間是基層社會的活力所在，但是這些空間不能過度拓展，如果不加以適當引領，很容易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出現諸如各行其是、偏離失控等脫嵌問題，這些問題進而會對黨的領導的鞏固乃至黨的執政根基產生威脅”[24]。

4.3 主體間良好關系的構建程度影響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優化

良好的政黨治理能力除了受制于政黨自身的建設，也取決于政黨與社區主體之間良性關系的構建?！爸卫砟芰Φ拇笮〔粌H在于組織自身是否擁有基本的社會資本存量，也在于是否存在一個或若干個比另一些人更有能力、各方面都出類拔萃，從而享有較高社會地位的民間領袖或精英?！盵25]目前由于社區精英缺乏，居民“弱組織化參與”的特征還比較明顯，政黨與社區主體之間的互構關系還有待加強。

在“主導式”引領中，如果黨組織“主導”得好，則會直接深化社區對執政黨的認同，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威望，進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這就需要政黨通過宣傳、動員、策劃、組織等工作，主動吸納參與性不強但仍能配合響應的居民，然后再影響外圍觀望和不常參與的居民，改善社區低度參與的現狀，緩解基層黨組織的治理壓力。在“協商式”和“自治式”引領實踐中，制約社區治理成效的不再是居民參與的有無問題而是參與的效度問題。

由于城市社區這三種不同的治理主體都有著自己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治理原則與路徑，這些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區治理效能的低下，因此，構建“利益兼容的社區共同體”是社區黨建的核心著力點。根據筆者走訪發現，在“協商式”和“自治式”引領中，社會組織的參與往往也會過分追求自身利益，導致協商和自治開展難、進度慢、阻力大。在基層黨組織與社會組織的互動中容易出現“雙重邏輯”：一方面需要培育、扶持和吸納社會組織并對其“放手”來幫助解決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效率低下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需要保留對社會組織監督和規范，克服其能力不足的局限，在張力中構建政黨與社會組織的良好關系。

4.4 可供利用的資源是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重要保障

在“主導式”黨建引領中，治理資源的多少取決于行政體制內的劃撥如何。然而據調研發現，在這些舊城改造社區和棚戶區，社區黨建用房有限、環境差，很多沒有專門的黨建活動場所，配備的黨員和黨建的經費也非常有限。除了日常的黨建工作運轉之外，很難保障開展諸如文化教育、技能培訓之類提升居民素養的活動，這在一些城鄉結合部的被動型社區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吸納社會資源方面，社區黨組織吸納的居民黨員普遍年齡大、分布散、參與意識不強，也需要黨組織積極開發社會資源。而在“協商式”和“自治式”的實踐活動中，各協商主體間或者自治主體也往往因為主體之間資源未能充分整合而難以形成合力，社區居民的參與度不高，社會組織也比較有限，社會組織的組織能力也有待提升，使協商或自治難以深入和持久。這就需要探討如何更好地把政黨引領帶入到社區中，從而使協商或自治得以有效推進并走向制度化、常態化。

5 結論與討論

5.1 對三種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歸納總結

結合上海的具體案例展示，依據社區社會結構狀況和需要治理事務類型的差異性，筆者從黨組織基本角色、治理方向、黨內活動導向、黨外活動導向、常見事務類型五個方面對主要三種類型的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進行歸納(見表2)。

表2 不同引領方式解決的常見事務類型及黨組織活動導向歸納

5.2 功能實現：尋求政黨對社區的政治領導功能與社會服務功能的高度融合

如上所述，不同引領方式都存在各自的長處與不足。當然，一個社區只適用一種黨建引領方式也不多見。諸如在“主導式”引領社區治理中也可能由于社區公共問題的復雜性等原因單靠黨組織主導難以解決，也需借助社會組織或者專家外腦的力量進行協同治理。協商式引領可能因為主體難以平等而使協商流于形式，自治式引領可能出現因自治引起糾紛、自治失靈。自治式引領和協商式引領在某些情況下也常出現交織。因此，黨建引領社區治理對于很多社區而言，常常是打“組合拳”，綜合發揮以上三種引領走向“區域化大黨建”。這不同于僅僅聚焦于黨組織自身建設的“小黨建”，而是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以基層黨組織為引領，做好街道黨工委、社區黨建工作站和居民黨員縱向黨組織建設，推進黨建引領“網格化管理”日?；?、常態化的制度建設，融合各類要素、整合人、財、物和信息等資源并整體推進的“大黨建”。

從總的趨勢來說，為了實現有效的高水平的社區治理，黨建引領的具體運行是動態的、以問題為導向來調整引領方式，以堅定的政治立場為思想指導，開展靈活機動豐富多彩的黨建活動。因而在共建共治共享之間的邏輯關系上，發揮黨建引領的倡導、整合與協調作用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實現路徑[26]，在發揮政黨對社區公共事務主導的同時，也尋求社會組織和居民等主體來彌補各領域內的黨組織覆蓋的空白點，充分調動政黨和社會兩方面的自主性，把政黨的政治領導功能和社會服務功能高度融合起來。

5.3 進一步討論：黨建引領重在營造社區共同體，尋求協同性整體治理

社區黨建除了把服務落到細微處，還需要營造出社區共同感的感覺，極力打造多維社區共同體。其一，理順社區各主體合理的利益訴求。尤其在城市化快速推進期，伴隨著社區公共服務需求的不斷增長，各類矛盾可能集聚迸發，要求強化黨建引領，搭建多元協商平臺，打造利益兼容的經濟共同體社區。其二，營造干群融洽的情感共同體社區。把黨建工作與民心工程聯系起來，以真誠的情感投入換取社區居民的心理認同。其三，培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的價值共同體社區。把個人層面的價值與社會層面和國家層面的價值對接起來，培養社區居民的大局觀念和責任意識，超越狹隘的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其四，構建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社區。把個人的生活和成長完全與社區的治理和發展融為一體，倘若能真正培養起人們與社區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認知，內生型社區治理就有了動力源泉，使命型黨建也真正得到貫徹實施，榮辱與共的社區共同體更能提供社區人身心回歸的溫情港灣，這是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根本要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