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區中的情感治理：基礎、機制及限度

田先紅，張慶賀

(1.華中師范大學 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9；2.重慶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0044)

近年來，情感問題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在城市社區治理領域，研究者也越來越意識到過于注重制度和技術治理的局限性，轉而強調情感治理的重要性。情感治理話語的興起，既與現代性帶來的人際關系松散化、情感價值普遍衰弱的宏大社會背景有關，又與學者們對理性化、技術化治理的反思等因素相關。長期以來，我們高度強調理性、制度和技術的重要性，而“人”尤其是“人”的情感則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漸漸被隱沒。但實際上，“情感在所有的層面上，從面對面的人際交往到構成現代社會的大規模的組織系統，都是推動社會現實的關鍵力量”[1]序言?！扒楦胁粦摵唵蔚刈鳛榉抢硇缘暮蜌堄嗟囊庾R被舍棄；相反，情感的姿態和表達方式，雖然來源于言說者，然而對于改變言說者，卻具有獨一無二的能力?！盵2]因此，如何重新將情感帶回國家基層治理研究的中心，發掘情感與國家基層治理之間的關系機制，無疑是一個亟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以筆者于2018年7月6日至7月26日在A市C區F街道的調研材料為基礎，闡釋城市社區中的情感治理機制。在論證過程中，我們以F街道D社區的經驗材料為主，同時運用F街道其他社區的經驗材料。

1 情感與治理：一個基礎性命題的回溯與再認識

人類關于情感治理的話語源遠流長[3]。在論證科層制的技術優越性時，韋伯指出發展成熟的科層制是在“無恨亦無愛”的原則下運作，科層制發展越完美，越是“非人性化”，各級官員越要從職務處理中排除愛、憎等等一切純個人的感情因素[4]46-47。不過在隨后的論述中，韋伯也指出了科層制的弊端?？茖又浦械慕虠l、規范其實對行政人員之積極與創造性的活動是一種障礙，而且科層制擅長處理的是“可計算性”的事務，一旦涉及到人根據具體的問題所提出的實質性“公道”的時候，難免會與科層制中的形式主義、教條主義以及冷酷的“就事論事”原則發生沖突[4]52-53。

誠然，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情感，即使科層制中的職員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無恨亦無愛”。更何況，作為治理對象的“人”都是有情感的動物。一味強調制度、理性和技術治理，而忽略 “人”的豐富情感，將極大地影響治理效果。近年來，出于對理性、制度和技術治理的反思，學者們越來越強調將“情感”帶回治理的中心，情感治理的話語由此興起。在有關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研究中，一些學者開始將“情感”與“治理”關聯起來。概括而言，已有研究主要可分為三條路徑。

一是如何駕馭情感。這是西方情感治理研究的經典主題。自古希臘柏拉圖始，西方有關情感治理的研究就聚焦于個體如何駕馭激情、憤怒等不良情感，從而過上節制與美好的生活[3]。在當代有關情感治理的研究中，如何駕馭情感也是學者們關注較多的話題。特別是在新媒體時代，如何引導和治理網民情緒，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

二是如何建設情感。沿循這一研究進路的學者主要基于對現代化過程中人類情感價值普遍衰弱的反思，提出加強人們情感建設的議程。他們認為，正是由于人與人之間情感交流的減少、人際關系的疏離與冷漠，使得如何重新營造或建設情感的問題變得緊迫。一些學者從宏觀上探討了社會建設中的情感維度問題[5]。另一些學者則從微觀的視角切入，探討基層社區治理中的情感建設問題。有學者認為，社區情感治理要求社區行政人員、服務人員本著以居民為本的理念，通過社區情感再生產過程的干預，從而協調社區內部不同行動主體之間的關系[6]。另有研究者通過對楓橋經驗的研究指出，拓展快樂體驗路徑、搭建共述平臺、重塑集體記憶等方式有利于促進情感與理性的融合[7]。還有研究者認為，在社區治理中可以通過空間營造的方式來實現被治理者的情感再生產[8]。這類研究主要強調通過營造情感氛圍，推動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親密化，促進社會團結。

三是如何運用情感。這一研究進路重點關注治理者如何運用情感動員手段達到治理目的。裴宜理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當代中國革命和政治運動中的情感治理方式，并認為充分發揮情感的能量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情感治理手段的濫用則帶來消極影響[2]。Yang Jie、王雨磊以中國國家治理中的“送溫暖”制度為例，探討了國家通過這種情感治理方式增強自身合法性的過程[9]。

上述三種研究進路都將“情感”與“治理”關聯起來，但其取向卻具有較大差異。前兩種研究進路都將情感作為治理對象，強調治理者如何駕馭或建設情感。第三種進路將情感作為治理方式，強調治理者對情感的運用。本文將沿循第三種研究進路展開。所不同的是，已有關于情感運用的研究主要探討了國家治理主體通過政治儀式喚醒或激活民眾情感的方式和策略，偏向于國家的情感動員方面，而本文所謂的情感治理，則更強調治理者在日常治理中的情感運作機制。此外，已有研究主要強調人的生物層面的情感，比如憤怒、喜悅、悲傷等，而本文所研究的情感更側重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系，即社會層面的情感。在這一進路里，人情、人倫、面子、關系被置于更為重要的地位。

換言之，本文繼承了已有情感治理研究的基本關懷，但本文所謂情感治理，并非將情感作為治理對象，而是指通過情感的治理，即社區工作者在治理過程中運用情感的方式(比如人情等)來完成治理任務，達成治理目標。在情感治理過程中，治理主體將情感運用到治理中去，用情感來調節治理主體與居民之間、居民與居民之間的關系，協助基層社區各項事務的開展，彌補社區治理中“正式機制”的不足，實現城市基層社會的組織與整合。

已有涉及情感在基層治理中作用的研究散見于人情、面子等研究文獻中，且主要集中于探討農村基層治理問題[10]。另有一些研究強調了親戚倫理關系等情感因素對于社區治理的重要性[11]，但并沒有系統地對以情感為基礎的治理方式展開研究。而且學者們往往將基層治理中的情感因素納入非正式治理、非正式制度的范疇[12]21-46，使得情感在基層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被模糊化。

我國城市社區采取群眾自治模式，社區居委會作為自我管理性質的服務組織，其主要任務是服務于社區居民的經濟、文化、生活等需求。社區干部的工作多與社區居民打交道。在與居民打交道的過程中，情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我們調研發現，城市社區工作者在治理過程中大量使用了情感治理方式。盡管城市社區有諸多正式的組織架構，制定了各種各樣的正式制度，但在社區治理實踐中，社區干部仍然需要依靠情感方式來推動工作的開展，我國社會中特有的人情、面子、關系等非正式規則形成了城市社區獨特的治理方式。我們之所以將情感這一因素凸顯出來，主要是基于對城市社區治理機制的認識和理解，情感治理不僅是一種治理策略，而且是社區工作中的常態，是一種日常工作方式。

2 城市社區情感治理的社會基礎

庫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治理概念有兩點重要的內涵：一是治理所要創造的結構和秩序不能由外部強加；二是治理是行動者之間互動的過程[13]。治理不同于行政管理，治理更尊重本區域的既有社會文化形態，吸納和利用本地內生性的社會規則來塑造本區域的社會秩序。這一定義對治理互動性的強調也將治理看作是一種動態的實踐過程。情感治理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國城市社區的一種典型的治理策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符合我國基層社會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而且情感治理所創造的秩序植根于居民的行為習慣和文化認同之中，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取居民的認同。在治理實踐中，由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所塑造的慣習左右著治理主體與普通民眾的思維及行為方式，因此要想深刻理解情感治理的邏輯和內涵，就必須對中國的社會基礎有清楚的認識。

2.1 作為人際交往規則的“人情”“面子”

傳統中國社會是禮治社會。禮不僅是一套典章制度，同時還是一種道德規范，規定了個體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熬?、臣臣、父父、子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從心所欲不逾矩”等是傳統社會的理想狀態。禮治所塑造的社會形態是情理社會，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多是依賴于人情、面子等社會規范。恰如金耀基所言：“關系、人情和面子是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關鍵性的社會-文化概念?！盵14]93人情是中國人際關系模式的核心，它表現了傳統中國人以親親(家)為基本的心理和行為樣式[15]84。正如有學者論到：“儒家倫理的立足點不是理，而是情，后者在體驗、感化和持久等方面都是理無法比擬的?！盵15]88即使是訴諸于理，也要符合人情，“得理不饒人”是對認死理不通人情的一種批評?，F實生活中的“送人情”“通情理”“動之以情”等都是對人情的描述。何謂人情？黃光國將人情歸納為三種含義：一是人們在遭遇不同生活情景時的情緒反應；二是指人與人進行社會交易時，可以饋贈給對方的一種社會資源；三是指人與人應該如何相處的社會規范[16]234-235。費孝通先生在討論中西社會差異時曾指出：“在西洋社會里爭的是權利，而在我們卻是攀關系、講交情?！盵17]27他進而論述到：“親密社群的團結性就依賴于各分子間都相互的拖欠著未了的人情……親密社群中既無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賬’?！阗~’‘清算’等于絕交之謂，因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無需往來了?！盵17]73人情對于維系中國人際關聯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面子”邏輯也是傳統社會調節人際關系的重要規則?！皝G面子”是中國人最極力避免的事情，在人際交往的時候為了維護雙方關系的和諧而傾向于“給別人個面子”。簡單而言，“有面子”一般是指個體在人際交往中的行為符合社會倫理規范以及自身角色地位，同時也能夠滿足他人的期待并且獲得了他人的認可和贊揚，反之則是“沒面子”。翟學偉指出臉面的本質是禮，要臉的實質就是守禮守節，面子邏輯有助于社會控制的實現[18]269-274?！叭饲椤薄懊孀印钡葌鹘y中國社會的人際行為法則并沒有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而消失，仍然是中國人行為處事的重要法則?！巴嘘P系”“求人情”“給面子”等仍然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從理論上看，這些在熟人社會中形成的規則將不適用于由陌生人組成的社會，但在現實中這些文化觀念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并且能夠反作用于社會交往實踐。有學者在對市場交易秩序的研究中提出“陌生關系熟悉化”的概念，指出既然傳統規則不適用于陌生人社會，那么人們會采取行動將陌生人的環境盡可能轉變成為熟人環境，在熟人環境中繼續使用“人情”“面子”等交往規則[19]。由此可見這些傳統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生命力之頑強。

2.2 城市社區治理的非規則性

按照一般的理解，農村與城市可以化約為傳統與現代，即農村社會是傳統社會，而城市社會是現代社會?，F代社會就是規則化、程式化的社會，而傳統社會是非程式化的、不規則的社會。這一認識可能有助于從宏觀上把握城市與農村社會的性質。但目前中國城市社區由于區位、經濟、文化等要素的不同，不同社區的社會結構、治理模式具有很大的差異性。有研究者根據不同的標準將城市社區分為不同的類型，如根據社會文化及傳統標準可分為傳統社區、現代社區；按照時空發展先后順序，又可分為單位制自然社區、單位制社區、法定街道社區、虛擬社區等[20]。因此，城市社區治理常常缺乏統一的規則、路徑可循。從微觀的社區治理樣態來看，基層社會是國家權力與社會的直接交匯處，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塑造著基層社區的治理樣態。改革開放之前，單位制作為城市基層社會的基本管理形式，是一種集政治、經濟、文化于一體的綜合性組織。國家通過單位制將城市基層社會的人、事、物整合于一體，形成“單位辦社會”的格局。單位制解體后，國家力量逐漸從城市基層社會中退卻，使得城市基層社會處于弱組織化的狀態。目前的社區制存在多元治理主體，黨支部、居委會、業委會、物業等協同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去。但是各個主體的性質和治理邏輯都有所不同，如何協調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也缺乏統一的路徑。此外，社區居民也可能會有多重身份，如黨員、居委會成員、業主等，居民究竟以何種身份參與社區治理也無具體規則可循，而使得城市社區往往呈現出一盤散沙的局面。

在目前這種治理主體不明確、治理規則供給不足的狀況下，城市社區治理面臨著失序的風險。但是從我們的調查來看，一些城市社區的社會秩序并沒有混亂不堪，這主要是因為在城市社區的治理中非正式規則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跟居民講法治、講規則常常難以奏效，而與居民講人情、攀關系則可立竿見影，傳統社會規則對調節現代人的行為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社區治理中的各項事務大多關切到居民瑣碎的日常生活，與居民面對面的交流往往是基層治理工作的主要方式，而在人際互動中情感是不可避免的要素。社區治理主體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與居民互動而產生積極正向的情感關聯，可以將陌生人關系轉化成熟人關系。如此，再運用熟人社會中的面子、人情規則來解決問題就要容易得多。比如在解決業主拖欠物業費的問題上，D社區蓮花小區的物業公司經理曾講到她會盡可能地與業主搞好關系。待雙方建立了較深的情感關聯以后，再去向業主收取物業費，業主一般會給她面子。因此，在城市社區治理中不能只是依靠正式規則，更要充分發揮情感、面子等本土社會資源的作用。而且，城市基層治理實踐表明，僅僅依靠正式規則進行治理，往往會遭遇困境。比如，在拆遷、拆違等工作中，如果完全按照正式程序和規則開展工作，居民往往不認可，甚至產生抵觸情緒和反抗行為，此時同樣需要社區工作者運用各種情感治理技術來化解難題。

3 城市社區治理中的情感生產機制

情感具有主體間性。情感不會單獨產生，情感的喚醒需要外在條件的刺激，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產生更多的是要依靠人際互動。無論是擬劇論、符號互動論還是情感交換理論，都是將情感的產生置于人際互動的情境之中。在互動中無論個人的期望狀態是否被滿足，或者個人的角色、地位是否被認可都能夠使個人體驗到不同性質的情感類型。在城市社區治理中之所以要強調情感，是因為大量的基層事務需要社區干部與群眾打交道，在打交道的過程中情感是不可避免的因素。而且情感不只是作為一種個人的心理體驗，而是會隨著自身的累積影響行動者的行為方式，進而會影響到社區治理活動。社區干部在與居民打交道的過程中，或者給予居民耐心、熱情的服務態度或者滿足居民的各項需求都能夠促使居民產生積極的、正性的情感，從而使得居民對社區干部乃至整個社區產生良好的評價和積極的認同。隨后，社區干部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就更可能得到居民的支持。下文將以筆者在F街道進行實地調研獲取的經驗材料為基礎，闡釋兩種主要的情感生產方式。

3.1 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生產

情感是在日常生活中“處”出來的，社區干部注重在日常交往中培養與社區居民之間的情感。除了日常工作溝通外，社區干部在工作之余也會參與到與社區居民的交流互動之中。社區干部并非科層體制中的正式“干部”。跟普通居民相比，社區干部并沒有太多優越感，這有利于縮小他們與社區居民之間的心理距離。社區干部雖然可能不在該社區生活，但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他們與居民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語言表達等方面大致相同，不存在溝通障礙。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私人交流可以建立比較深厚的情感關聯，將兩者之間的陌生關系轉化成熟人關系。根據互動儀式理論(1)互動儀式的概念是將社會學、人類學中的儀式研究拓展到微觀的人際互動中，涂爾干、戈夫曼的理論從宏觀的角度對人際互動產生的儀式化效果進行過闡釋，柯林斯則從微觀角度對互動儀式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其認為互動儀式能夠產生情感能量，而情感能量是維系個體與個體間、個體與團體間關系的重要因素。，個人間融洽、順暢的互動可以對自我角色進行再確認，個體能夠從這種確認中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這種積極情感的累積會轉化為情感能量而促使互動者期待下一次互動，進而使得兩者的關系更加親密。

3.1.1 私人性質的生活互動建立情感

社區干部雖然不是科層體制中的正式職員，但他們也受到科層體制理念和制度的影響。而且，近年來基層社區治理的規范化建設不斷推進。在理論上，技術化、理性化的治理應該盡可能避免情感因素的作用。但是在D社區這種半熟人社會的土壤中，社區干部不是作為一個冷冰冰的公職人員的形象來對待社區居民，反而會采取見面打招呼、拉家常等充滿溫情的互動形式培養與社區居民的情感。比如見面的問候不僅僅是簡單的禮貌性行為，更是一種儀式化行為。這種行為可以拉近雙方的距離，表明雙方屬于熟人關系，進而增加彼此互動交流的機會。另外，如果有一定的地位和威望的人主動問候普通人，前者的行為能夠滿足后者被尊重的需求，會讓后者感到“有面子”。社區干部與普通居民畢竟工作職位、社會角色不同，兩者或多或少會產生一種疏離感?；膺@種疏離感的最有效的方式是社區干部將自己的“后臺”，也就是生活中的一面展現于普通居民，讓普通居民感覺“社區干部也是人”，從而拉近雙方的距離。D社區義務巡邏隊隊員GSZ曾講到社區的Y書記和L主任都經常熱情地問候他們。GSZ的話語里透露出一種對社區書記、主任的認可和贊許。在她眼里社區書記、主任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善于溝通。很顯然，在這個互動場景中，社區書記、主任通過打招呼、關心生活的行為滿足了GSZ被尊重的需求，同時也會讓她覺得社區書記、主任“給了自己面子”。這種面子獎勵會促使GSZ產生積極正向的情感體驗。作為面子獎勵的回報，GSZ會在心底更加尊重和認可社區書記、主任，更有可能將這份認可體現到自己的行動中去。

3.1.2 通過服務建立情感

社區干部的本職工作是為居民服務。社區干部與居民之間的互動更多是圍繞具體的事務。在此類互動場景中，社區干部是服務人員，幫助居民解決問題。在處理具體的事務時，由于社區干部與居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角色的不對等，社區居民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這就很容易導致居民“求著”社區干部辦事，也會使得社區干部感覺自己“有恩”于居民。如果社區干部存在官僚主義作風，會導致普通群眾與社區干部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在D社區，社區干部在工作中比較注意與社區居民的情感交流，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干群關系較為融洽。從霍曼斯的交換理論[1]149來看，社區干部給居民辦事本質上也確實給予了對方一定的資源來解決對方的問題，雖然這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但是問題解決后居民會獲得感激、愉悅等積極的情感。D社區的干部在為居民辦理各項事務的時候，會耐心細致地與居民進行交流，設身處地站在居民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社區干部通過同理心、移情的方式為居民提供一定的情緒勞動。這種情緒勞動的目的是為了激活對方的積極情感，從而獲得更多的認可和支持。這種情緒勞動并不是刻意為之，更多的是發自于內心對居民的尊重，社區干部無意間用自己的情緒帶動了對方的情緒而形成一種較為融洽的互動儀式。雙方在互動儀式中都能夠收獲積極愉悅的情感，這種積極的情感會累積、轉化成為情感能量，進而能夠維系社區干部與居民之間融洽的關系。

3.1.3 給予信任建立情感

除了通過情感與社區普通居民建立良好的關系，社區干部也非常注重用情感來調動社區積極分子的治理熱情，激活積極分子的正性情感來團結治理隊伍。其中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社區干部信任并且支持積極分子的工作，在工作中給予積極分子一定的自主空間。這種做法會使積極分子覺得社區干部“瞧得起”自己，從而進一步增強積極分子服務社區的積極性。例如，在D社區組建義務巡邏隊時，按照規定巡邏隊的成員人選需要社區書記、主任來挑選和把關，但是社區Y書記將選擇隊員的權力交給WSF，這是對WSF人品、眼光和工作能力的信任。一般情況下，熟人之間才會產生信任，社區Y書記的這種行為顯然是將WSF當成了“自己人”。一旦成為了“自己人”，說明雙方不僅僅局限于工作上的關系，還具有了一種較為親密的私人關系，雙方溝通的模式和邏輯也會朝著“自己人”的方向轉變。此外，社區Y書記對WSF的信任也是對她作為隊長角色的一種認可，WSF自我證明的需求得到滿足而會產生積極的情感體驗。這種積極的情感體驗反映到行動上就是要“不能辜負書記對自己的信任”，從而更積極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概言之，無論是日常的生活互動、公共服務，抑或是信任關系的培育，都有利于激發群眾的自我關聯性情感?！爱斁用窀惺艿缴鐓^工作者表達的正向情感后，便在不自覺中增進了對社區的認同，深化了社區參與的行動，而這種行動則進一步彰顯了居民自身的主體性?！盵6]

3.2 特殊事件情境中的情感生產

所謂特殊事件情境中的情感生產，是指當社區居民遭遇重大特殊事件時，社區干部通過慰問、救助等方式，以實際行動感化居民，從而進一步贏得居民的信任和感激。如此，雙方之間的情感加深。特殊事件包括居民家中遭遇重大變故(比如生病等)、舉辦紅白喜事等。

3.2.1 居民遭遇重大變故時的主動關懷

當社區居民家中遭遇重大變故時，社區干部主動前往慰問、支持和幫助。CGM的小女兒患上抑郁癥后，有一次試圖自殺，送醫院搶救期間，社區干部WY、DC和YXM等人都去醫院看望和幫忙，在醫院跑來跑去、忙前忙后，這令她非常感動。社區干部的付出也贏得了相應的回報。CGM表態會更加配合社區開展工作。依據中國的傳統觀念，個人家庭出現的變故屬于自己的私事，一般都是由自己家族的人或者親戚朋友來幫忙張羅，而社區干部與CGM只是屬于工作上的合作關系，并沒有太深的私人關系。于情于理，社區干部都不必花費自己的精力和時間來幫助CGM，但是社區干部仍然熱心地去探望和幫忙。社區干部的這種做法既減輕了CGM的經濟壓力，同時也是輸送了人情?！叭饲閭苯K究是要還的，所以CGM在感動之余表態自己一定會好好配合社區的工作。

3.2.2 紅白事時的人情往來

紅白事作為人生的重大過渡儀式歷來受到重視，紅白事不僅僅是自己家庭內部的事情，而且還是整個家族中的大事。作為一種儀式活動，紅白事有利于團結自己的家族、宗族力量，增強族群的凝聚力，而且紅白事中的人情錢禮金還具有一定的互惠功能。紅白事一般都是人生的重大節點，需要花費較高的費用，而這時親戚、朋友送的人情還是能夠起到一種緩解經濟壓力的作用。紅白事中的“人情圈”一般是家族、宗族中的“自己人”，也包括關系比較好的同學、朋友。能夠進入他人的“人情圈”說明彼此之間存在關系往來。社區居民家中辦紅白事的時候，社區干部主動去送人情，一方面可以拉近社區干部與普通居民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可能會讓居民感覺社區干部“看得起自己”“給自己面子”，從而產生對社區干部的感激和支持的積極情感。而且社區干部送的人情禮金對社區居民操辦喜事也具有一定的幫助。雖然社區干部不可能參與每位社區居民的紅白事，但是對于平時為社區做過很多事情的積極分子，社區干部一般都會在紅白事的時候送人情。這一方面算是對積極分子工作的回報，另一方面又能夠激發積極分子工作的熱情?？傊?，當居民家中有重要事件或遭遇重大變故時，社區干部給予幫助和關心，有利于培育居民的情境性情感?！霸诨又袑⒄J知、情感和行為取向相互傳遞，在面對面的互動中建構起社區各個主體之間的情感聯結?！盵6]

4 城市社區的情感治理機制

韋伯曾經將人的行動分為價值理性行動、目的理性行動、情感式行動和傳統式行動[21]51。韋伯關于人的行動類型的區分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城市社區的情感治理機制。在本文中，筆者根據治理對象及運用場景的不同，將情感治理劃分為兩種機制：一是原生型的情感治理；二是工具型情感治理。原生型的情感治理是一種基礎性的、間接性的、目的性不強的治理方式。工具型情感治理是策略性的、直接性的、目的性比較強的治理方式。

4.1 原生型情感治理機制

所謂原生型情感治理，是指作為治理主體的社區干部對治理對象的情感不帶有目的性，而是純粹出于私人感情而為之。原生型情感治理依賴于社區服務人員發自內心的對社區居民的尊重。在工作中，社區干部不僅能夠在具體事務上滿足居民的需求，同時熱心、耐心等一些情緒語言也能滿足居民被尊重的需要，使居民對社區干部產生積極的情感。在工作之外，社區干部與居民之間的交流更是一種地位平等的、私人之間的互動，交流的內容也更多地圍繞于生活瑣碎或本地新聞，能夠拉近兩者的距離，增強雙方“自己人”的情感認同。在社區治理中，原生型的情感治理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日?；卫?。它不僅可以促進社區秩序的穩定，而且還可以給社區干部積攢情感資源。原生型情感治理還是一種間接治理，在治理過程中積攢的情感資源可以增加社區干部的關系資本，為以后的治理工作奠定情感基礎。

上文分析的情感生產機制其實也是原生型情感治理的表現方式。無論是日常的生活工作，還是在特殊情境中，社區干部運用正確的互動方式培養與社區居民之間的情感。這個過程除了能夠使社區干部與居民之間的關系更為融洽、和諧，而且對社區治理也具有結構性、系統性的影響。當個體在與他人的互動中由于滿足期望或者受到獎賞而產生正性情感以后，個體會對這種情感的喚醒進行歸因，自我、他人、互動結構、社團以及文化、國家或者國家系統等都是歸因的候選對象[1]88。雖然個體傾向于將正性情感的喚醒進行自我歸因，但是在一定情況下個體也會將這種正性情感的喚醒歸因于他人、社團、組織等外部社會因素。當個體將正性情感的喚醒歸因于外部因素時，會對他人或組織表示感激并作出一定的承諾，有利于維持系統結構的穩定。

因此，社區干部與社區居民在日常的交往中，通過滿足居民的期待、給予信任、送人情等各種方式來激活居民的正性情感。社區居民將這種正性情感的喚醒歸因于整個社區服務機構甚至于整個社區，進而提高居民對社區服務機構以及社區的認同感，使他們更加支持和配合社區日常治理工作的開展(見圖1)。這種邏輯在CGM的案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社區干部對遭遇家庭變故的CGM噓寒問暖，這使得CGM非常感動。她不僅對社區干部表示感謝，同時也表示自己一定會將自己的份內工作做好。CGM對自己工作的承諾實質上是對社區整個治理機構以及治理模式的認可。這份承諾和認可會使得她更積極、熱情地配合社區工作，從而有利于社區秩序的維持。

CGM對社區干部的感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報”的規范有相當契合之處。按照中國傳統人倫中“報”的規范，中國人對別人“做人情”的主要動機之一，是他對別人回報的預期。同時，這種倫理規范又強調“受恩者”有回報他人恩情的義務[16]236-237。正所謂“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如果不回報，就會產生一種恥辱感”[22]277。社區干部為CGM走出家庭困境提供了幫助和關懷，不一定必然期望CGM未來給予回報，但他們確實贏得了CGM的“報恩”。當然，這種“報”的規范雖隱含著交換的意味，但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經濟交換行為。

圖1 原生型情感治理機制示意圖

4.2 工具型情感治理機制

工具型情感治理是將情感當作一種策略性的工具來輔助于社區治理。黃光國曾經將中國人的社會關系分為情感性的關系、工具性的關系和混合性的關系。他還指出，個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的關系的目的是以這種關系作為獲取其他目標的一種手段或工具[16]230-231。本文所謂工具型情感治理與黃光國的工具性的關系概念有相似之處。不過，黃光國認為，“由于工具性關系的短暫和不穩定性，這類人際關系也不是中國人以‘人情’和‘面子’玩‘權力游戲’的范疇”[16]232。本文對他的觀點做進一步的闡釋和拓展。筆者認為，工具型情感治理也同樣可以通過人情、面子等方式來展開。在社區工作中，社區干部會有意識地運用一些情感感化的方式發揮人情和面子的作用來達到治理目標。在這種場景中，社區干部對于治理對象并不具有深厚的私人感情，而僅僅是一種情感的工具性運用。與原生型情感治理不同，工具型情感治理帶有很強的策略性，所針對的人物和使用的場合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工具型情感治理主要目標是完成自上而下安排的治理任務，比如社區干部利用面子和人情等方式來穩控社區中的不穩定分子、消除隱患、化解糾紛、拆除違章建筑等(見圖2)。

圖2 工具型情感治理機制示意圖

情感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治理工具，因為情感是嵌入到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中的一種重要因素，具有影響人際關系、預測他人行為甚至于影響社會變革等一系列的社會功能。傳統社會中的“人情”觀念其實就是對情感工具特質的具象化。比如我們常說的“欠人情”，可以理解為個體在與他人交往互動中獲取了豐富的資源，但自己并沒有給予他人相對等的資源而產生的一種愧疚心理。欠了人情之后就必須要還人情，在合適的時間或場景再給予對方相對等的資源，這樣就形成了“欠人情—還人情”的系統性的行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情感是行為者的行為動機，更是聯系兩種行為之間的紐帶。因此熟諳此道的人往往會通過行動而讓自己“有恩”于他人，讓對方對自己產生愧疚心理而“要挾”對方以獲得更大的利益。當然這只是情感工具化的極端狀態。此外，中國人的面子觀念也具有同樣的邏輯。人們最怕“丟面子”，與人相處要給人“留面子”?！坝忻孀印笔莻€人的行為符合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并且獲得了他人的肯定和認可而產生的愉悅情感，與之相反則是“沒面子”。面子與人情一樣也遵循“來而不往非禮也”的規則，他人在一定的場合給過自己面子，那么自己以后找機會也會還給別人一個面子。在人際交往中，別人會不會給自己面子與自身擁有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源有直接的相關性，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源越豐富越能夠贏得他人的贊賞和認可。

工具型情感治理需要以日常生活中積累的情感資源為基礎。社區干部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對居民的尊重、關愛、信任、幫助等行為可以轉化為人情、面子資本。深秉“禮尚往來”的居民在與社區干部互動的過程中也會傾向于“還人情”“給面子”。這種邏輯在社區處理非日?；录绕涫峭话l性事件的時候表現得非常明顯，比如拆違、維穩、矛盾糾紛調解等問題。

在社區矛盾糾紛調解過程中，社區干部常常采用情感治理的方式。D社區前任書記JP(現任M社區黨委書記)曾介紹說，在社區剛成立時，由于大量企業破產，下崗工人們的不滿情緒很高，偶爾還會發生群體性事件，社會秩序非常不穩定。當時JP書記一邊動員黨員、積極分子進行社區建設，同時還要化解工人與企業的矛盾。當時下崗工人一度鬧得非常激烈，給廠長送花圈、拉橫幅，到區委區政府門前聚集。JP親自出面跟鬧事者溝通。最后，鬧事的領頭者作出了妥協。在這個事件的解決過程中，JP書記的“面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JP在做社區書記之前就是當地的“強人”，不僅非常有能力，而且為人直爽、坦誠，具有很高的威望，擁有非常豐富的社會資本。擔任社區書記之后JP更是帶領社區老黨員、積極分子積極搞建設，盡其所能解決社區中一些下崗工人的就業、生活問題。JP通過自己的行為積攢了大量的情感資源，社區居民對JP書記深懷感激，在遇到事情的時候社區居民當然要給她一個面子。此外，工具型情感治理也常常被用于維穩工作中。D社區現任書記YY談到維穩方式的時候，用得最多的詞匯就是“打感情牌”。所謂“打感情牌”，就是過年過節時對重點上訪戶進行慰問。類似的情感維穩方式在其他社區也普遍存在。作為科層組織邊緣地帶的工作人員，社區干部能夠調動的資源其實非常有限，情感是他們為數不多的策略性工具之一。有些上訪人員的問題屬于歷史遺留問題，在既有的制度和規則下無法解決，而且有些上訪戶屬于“謀利型上訪”“無理上訪”[23]107-115。對于這種情況只能通過情感來逐漸感化他們。社區干部對上訪者的感化不可能一次交流就能解決，而是要多次交流、長時間互動才有可能說服上訪者給自己一個面子，使其答應不在“重要時期”采取極端行動。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對原生型情感治理和工具型情感治理的區分，并不表明二者是絕對對立或者毫無聯系的。相反，二者可能存在交叉重疊之處。原生型情感治理可能夾雜著些許工具性的成分。換言之，兩者的界線并非特別清晰，同一種行為可能既有原生型情感治理的影子，同時可能又會夾雜著工具型情感治理的色彩。比如社區干部對社區積極分子的關懷，一方面社區干部的熱情和關愛確實是發自內心，另一方面這種行為也可能同時蘊含有鼓勵積極分子熱心工作的目的。工具型情感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會以原生型情感治理為基礎。若有日常生活中的原生型情感基礎，那么工具型情感治理方式可能會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原生型情感治理的過程中能夠積攢情感資源，這種情感資源與傳統觀念中的“人情”“面子”“關系”等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能完全等同。情感資源是工具型情感治理中的關鍵要素，也是社區干部能夠“打感情牌”的前提。

5 城市社區情感治理的限度

筆者強調情感治理對于城市社區治理的重要性，但并不否認其局限性。

5.1 情感治理可能消解正式的規則治理

在治理的過程中對情感的過度強調可能會消解、替代正式的規則治理。本文對情感治理的分析并不意味著情感治理要優于規則治理，也無意倡導全面的情感治理，只是指出情感治理在城市基層社會依然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治理方式，它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規則是冷冰冰的、不近人情的，而情感則是有溫度、人性化的，對情感的過度強調有可能會使得規則失去意義。規則之治的本質特征在于公平性和權威性。規則之治不會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在規則的約束范圍內一視同仁，較為缺乏變通的余地。

理性的、非人格化的規則治理體系一方面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同時還能極大地提高治理效率。如果任何事情都可以通過人情來特事特辦，規則的公平性和權威性將受到極大的挑戰。與此同時，過于強調人和事的差異性、特殊性也會極大地提高治理成本。城市社區的治理需要情感與規則的結合。情感具有不穩定性和主觀性，如果缺乏規則的制約情感就容易失去邊界。治理中情感的泛濫極有可能帶來特殊主義邏輯的普遍化，甚至導致治理主體“以權謀私”“徇私枉法”的越軌行為。因此，在人情與制度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是現代國家治理面臨的難題[24]。

5.2 情感治理可能強化工具理性行為

西方學者曾指出，情感勞動者在付出情感的過程中，可能失去真實的自我[25]98。個體成為被“情感控制”的動物[6]。情感的商品化使得人們容易失去價值理性，導致工具理性的泛濫。雖然情感治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個體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但它終究具有較強的目的性。尤其是在工具性情感的運用之中，無論是“人情”還是“面子”的邏輯，情感都更多的是一種達至目的的工具。過于強調情感的工具性、目的性將會使情感“變味”，這種“變味”的情感也不利于社區干部與社區居民的情感維系。

而且，社區干部在工作中過于依賴情感治理方式，可能換取了暫時的穩定和安寧，但并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或者沒能形成解決問題的長效機制?？梢哉f，情感是社區干部在為居民服務過程中的伴生物，最根本的還是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為了情感而情感，或把情感當作社區工作的目的都與社區工作者的職責相悖。某些社區干部通過情感營造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諧局面，其背后可能潛藏著社區干部的不作為。他們只是想通過情感氛圍的營造減少與居民的沖突和摩擦。與此同時，將情感作為工具，也可能強化情感治理方式的工具化運用，使基層治理走向情感治理的路徑依賴。

5.3 情感治理過于依賴個體素質

相較于正式的規則治理，情感治理對治理者的個人素質要求比較高。情感治理要求社區干部具有嫻熟的與居民互動、交流的能力，能夠在與居民的互動中喚醒居民的積極情感。社區干部一方面要具有較強的人際溝通能力，另一方面還要具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而這又與基層工作人員的年輕化趨勢相矛盾。目前社區居委會不僅僅是居民的自治組織，同時還承接了一些市區、街道派發的行政性工作，因此在社區干部的招聘考核中比較看重個人的文牘能力，這使得年輕人受到青睞。但年輕人往往又缺乏足夠的群眾工作經驗，甚至在工作中會抵觸、排斥這種需要與居民溝通、交流的事務，更談不上喚醒居民的積極情感、滿足居民的情感需求了。

此外，群眾工作經驗可傳遞性較差，基層干部只能在與居民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積累。雖然社區干部在入職之前會經過一些相關培訓，但是群眾工作能力并不能僅僅依賴于短期培訓。即使年輕社區干部能夠在老干部的指導下逐漸增強群眾工作能力，但是這些年輕干部往往又容易流動到其他單位，居委會的工作崗位成為部分年輕干部的“跳板”。居委會“留不住人”的現象較為普遍。隨著年長的社區干部走向幕后，年輕干部穩定性不足且又缺乏群眾工作經驗，社區人才斷層局面正在威脅著情感治理的可持續性。

5.4 情感治理面臨現代化的挑戰

如前所述，城市社區中的情感治理有其相應的社會基礎。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觀念、社區治理事務的非規則性都是情感治理機制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但是隨著現代化的推進，社會的理性化、原子化程度日益提高，人際關聯日益松散，情感治理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居民與居委會的關系也越來越疏離，有的居民甚至不了解居委會具體為何物以及居委會與物業公司的區別。除非需要辦事，居民一般不會去居委會。而且，社區居民大多是早出晚歸，社區干部進行家訪面臨較大難度。社區干部缺少與居民溝通互動的機會，情感治理就難以實施。另外，隨著中國城市社區治理從傳統管理向現代治理的體制性轉換[26]，社區治理越來越倚重規則治理、技術治理，這也在不斷壓縮情感治理的作用空間。盧梭曾提出，不要用理性來克服情感的缺陷，而應該反過來，理性應該受到情感的約束[7]。當前，學界在強調情感因素的同時，存在貶低理性、制度和技術的傾向。如何將理性與感性、情感與制度、思想與技術更好地結合，是新時代社會治理面臨的難題。筆者認為，制度仍然應該是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同時，情感治理既需要治理主體對治理客體的情感關懷，需要責任的承諾，也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更好地予以實踐。

6 結語

上文已經對城市社區情感治理的基礎、機制及限度進行了分析。本文并不是將情感治理放在非正式治理框架內進行解讀，而是試圖凸顯國家基層社會治理的情感維度，將情感因素與國家治理聯系起來。

6.1 將情感帶回基層治理之中

面對西方現代社會的高度理性化狀況，韋伯曾表現出對“理性的牢籠”的擔憂[27]182。韋伯的擔憂道出了現代社會的理性化困境。這一困境不僅發生于西方社會，正處于劇烈轉型的現代中國同樣需要面對這一難題。在國家轉型過程中，如何將理性化的制度建設與人的豐富情感結合起來，更好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和國家面臨的考驗。尤其是對于中國而言，民眾對國家的想象和期望有其獨特之處。有學者指出，在中國，國家是民眾最受認同的范疇，是民眾情感寄托和依賴的對象。民眾對國家擁有道德想象和道義期望。諸如日常用語“老百姓”就彰顯了德性話語的特點[28]。裴宜理也認為，中國人的權利觀念不同于西方。中國人并不追求抽象的政治權利，而更在意實實在在的利益。同時，民眾認為國家有義務保障民眾的權益，國家也擁有保障公民權利的意識形態[29]。這些都要求國家與民眾之間建立緊密聯系，“建立國家整體和社會、群眾的生活世界之間多層級、多面向的有機聯系”[28]。因此，在國家治理中，需要情感方式的嵌入，以更好地顧及民眾的情感需求，拉近國家與民眾的距離。

基層作為國家權力與社會的對接地帶，直接影響著國家與社會關系?；鶎痈刹康难哉Z行為也直接影響著民眾對國家權力的態度和情感。因此，作為國家代理人的社區工作者如何深入民眾，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正式制度和治理技術是國家權力進入基層社會的主要載體。但是，正式制度和治理技術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而且制度和技術的冰冷特質容易讓民眾產生畏懼或反感。因此，社區治理不僅是制度與組織之間的互動關系，而且必須充分發掘“人”的價值[30]。尤其是在矛盾糾紛化解等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過程中，人情、面子等方式可能遠比制度和技術奏效。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本土性資源并不總是抗衡國家的一種力量，它有時也可以被國家利用，作為強化國家權力的一種手段”[12]?；鶎痈刹吭诠ぷ髦胁捎们楦兄卫淼姆绞?，有利于柔化國家與社會的剛性權力結構[6]，使國家權力更好地嵌入基層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情感治理可謂國家治理體系的潤滑劑。它不僅能夠彌補科層制技術治理中缺乏人情味的治理模式，而且有利于干群關系的維系，更是基層干部踐行群眾路線的重要路徑。同時，它可以提升國家權力在基層社會的認同度。

6.2 重新認識城市基層社會的治理樣態

雖然中國城市和農村的經濟結構及社會形態有一定的差異性，國家政策在城市和農村的執行模式也有所不同，但不能忽視的是二者都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具有很強的同一性。因此，二者在治理機制上也共享諸多類似的治理方式，尤其是在人情、面子等人際交往規則的運用方面。本文對城市社區情感治理的分析有利于打破之前將農村基層社會與城市基層社會對立起來的想象，即城市基層社會更多遵循制度化、規則化的治理，農村基層社會更傾向于依靠非正式的傳統規范來治理。這種想象和假定對于成熟的城市社會而言，具有洽切性。在成熟的、高度現代化的城市社會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高水平的規則化、制度化，但中國城市基層社會尚不成熟，再加上傳統文化因素的浸潤，城市基層社會仍然呈現出較強的非規則性。

情感治理作為一種典型的非規則性治理機制能夠彌補城市社區治理中的正式規則和制度供給不足的問題。同時，情感治理也與中國傳統社會規范如面子、人情等相吻合，是一種建立在既有的社會文化生態基礎之上的治理方式。社區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注重維系與居民之間的感情，真心為居民服務，滿足居民的需求，實質上就屬于原生型情感治理。這種治理方式能夠喚醒居民的正性情感，居民將這種積極情感歸因于社區干部、社區服務機構，從而更加擁護和認同社區及社區干部。工具型情感治理則更具有策略性，在這里情感是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其作用機制類似于面子、人情、關系等傳統規則。社區干部在原生型情感治理的過程中不斷積累人情、面子資源，在調解糾紛、維穩、拆遷等特殊情況下才能夠調用這些情感資源來“打感情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