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釋與歷史連續性

李凱

歷史解釋不僅是學術研究的重要任務，也是高中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要求。它應該如何落實，是中學歷史教學中的熱門話題，眾多學者與廣大一線教師對此有不少精辟的論述。但有一點需要注意，老師們往往把歷史解釋的工作集中在重大的歷史現象上，比如秦王朝的郡縣制、漢武帝的推恩令、董仲舒罷黜百家的建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內容，越是令學生費解的概念，老師放置的精力就越大。于是，重大歷史現象能夠解釋到位，而不少零碎的歷史概念一帶而過，要么是不予解釋。這樣的處理自然可以理解，畢竟在有限的時間內，不大可能把所有歷史現象解釋得頭頭是道。但問題是，由于缺乏相應的鋪墊，使得重大歷史概念之間產生了斷裂感;與其說歷史課敘述的是歷史，不如說是解釋得當但已片段化的若干歷史現象。即便老師精心地過渡，用人物線索或其他方式彌合了課堂呈現效果的斷裂感，但歷史內容的斷裂感依然存在。

事實上，歷史敘述和歷史解釋不能分割，教學內容的推進過程中已經融入了老師對歷史現象的理解。在一線教學中，老師完全可以對一些邊緣化的歷史概念進行科學詮釋，借此建立歷史連續性。比如在講述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制度時，在秦王朝的郡縣制與漢武帝的推恩令之間，還存在漢初的郡國并行制。一般老師習慣于把它一帶而過，指出劉邦錯誤地認為，秦王朝不分封親戚子侄是秦亡的原因，所以在其晚年大封同姓諸侯。這樣處理也能自圓其說，畢竟劉邦高估了同姓諸侯的忠誠度最終釀下苦果;但這樣解說不能彌合秦的郡縣制和漢武帝的推恩令之間的裂縫：（一）如果說秦王朝的統治是鐵板一塊、郡縣制推行順暢的話，那為什么不能通過國家制度的運轉平息秦末農民戰爭？（二）制度并不是心血來潮就能實踐的，當時社會對這種制度一定存在內在的需求。即便是在漢武帝以后，郡國并行制仍舊沒有廢止，只不過王國不再成為中央政權的心腹之患，足見它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存在合理性。這種合理性是什么？（三）一個制度的出現絕非空穴來風，既然漢武帝能夠通過推恩令來解決王國問題，那么推恩令的來源在哪里？和郡國并行制有著怎樣的關系？深究起來，這些問題都是中學教學的盲點。如果只以劉邦錯誤地吸取秦亡歷史教訓的角度解釋郡國并行制，以上三個問題就沒有解決，秦代郡縣制、漢初郡國并行制和漢武帝的推恩令之間就會有很大的斷裂感。所以我們勢必要圍繞著這三個問題，重新詮釋郡國并行制，尋求歷史發展的連續性。

第一個問題非常復雜。秦王朝滅亡的歷史原因中，暴政造成民變是不可忽視的內容。仔細考察，這里人們常說的秦的暴政，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秦王朝濫用民力、大興徭役、賦稅以滿足其欲望，是統治者個人的一己之私。處于社會下層的廣大民眾，尤其是東方六國民眾經不起秦王朝的敲骨吸髓，這些內容為人們熟知。另外一方面，并不純是統治者一己之私使然，而是秦王朝統治者急于求成、中央集權推進過快，大大超出了東方六國貴族與民眾的許可度;而秦統治者帶有極大的優越感，對六國施以政治強壓而完全無視其呼聲。前者能從階級矛盾的角度予以詮釋，但后者就沒有階級矛盾這么簡單，而是秦王朝版圖內秦人與非秦人、秦政權與反秦勢力、郡縣制度與反郡縣制度的較量。事實上，秦統治者完成了統一，并不意味著秦王朝就是鐵板一塊;秦在統一之后迅速推行郡縣制，卻沒有讓郡縣制度深入人心。錢穆先生說，“始皇既卒，趙高用事。天下解體，怨望日甚。封建之殘念，戰國之余影，尚留存于人民之腦際。于是戍卒一呼，山東響應，為古代封建政體作反動，而秦遂以亡?！盵1]“封建之殘念，戰國之余影”之所以“留存于人民之腦際”，一是因為意識形態本身就帶有頑固性，從李斯力排眾議力主郡縣，以及秦末六國貴族紛紛復國就能看出，分封的政治格局仍是不少人眼中的理想國;二是因為，秦王朝強行推行郡縣制度，并沒有很好地宣傳郡縣制度、讓東方民眾從情理上接受它;更沒有給六國貴族懷柔安撫、對東方民眾施以惠政，讓人們擁護它。秦王朝隳名城、殺豪杰、徙豪民、銷天下之兵、巡行東方的過程中，都表明秦統治者在推廣郡縣的同時，逆向的離心力始終存在。田余慶先生指出，戰國晚年，楚國軍事力量雖已就衰，但在關東六國中還是比較強大的。前260年秦趙長平戰役之后，六國中與秦同大而足以難秦的，只有楚。秦滅楚，經過了較久的艱苦戰爭;楚被滅后，潛力還在。所以陳勝一呼而楚境震動，關東沸騰，張楚所具有的號召力量其他關東五國都無法比擬[2]。陳蘇鎮先生也指出，楚人在六國之中反秦最為激烈，表現出鮮明的自發性，楚地百姓也積極支持參與反秦，楚軍上下皆以反秦為己任，矛頭指向咸陽;燕趙韓魏的反秦斗爭激烈程度不如楚[3]。這些事實都說明，在秦始皇統一后的十幾年，秦王朝內部的危機是非常嚴峻的。固然在中國政治史中郡縣制度的方向是正確的，但由于推進方式的生硬，它并沒有被山東六國廣泛認可。周曉陸先生曾指出，秦封泥所見郡縣分布，大致呈一西一東的啞鈴狀分布，西邊以關中多縣為主，這是秦朝的政治、經濟中心與大后方所在;東邊以黃淮中下游豫、魯、皖、蘇多縣為主，這是“苦秦久矣”的黔首們隨陳涉揭竿而起的地區[4]。 這樣的分布很值得玩味，它表明東方黃淮下游地帶就是反秦力量最為集中的區域。秦王朝費九牛二虎之力平息了陳勝吳廣起義，但無力阻擋劉邦項羽的勢力，說明秦人的力量在六國反秦力量面前是有限的，冷冰冰的秦制不足以化解當時的社會矛盾。

基于以上的分析，第二個問題就容易理解了。陳蘇鎮先生指出，“在東西文化尚未充分融合、戰國時代的文化布局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劉邦建立漢家帝業，一方面必須‘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須尊重東方社會之習俗，特別是楚、齊、趙人之俗。這是歷史對劉邦的苛刻要求，也是漢初實行郡國并行制的深層背景?！盵5]在漢初復雜的歷史環境中，劉邦的制度建設勢必要滿足兩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是這樣的制度能拉攏當時一切可以拉攏的力量，不惜代價分化瓦解敵人;另一方面是這樣的制度有利于君主集中權力。而兩方面內容也恰恰是郡國并行制合理性所在。針對前者，劉邦分封了一系列要沖地帶的異姓諸侯，認可其在勢力范圍內的合理性;但異姓諸侯紛紛叛亂，劉邦最終把他們逐一翦滅，立白馬之盟大封同姓諸侯。這樣的做法在古代很正常，往往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對自己勢力不及的地區，會采取懷柔政策，保留原有的政治機構，并任命原部落首領直接管理當地百姓，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當然“異姓則異德”，分封異姓諸侯的做法是權宜之計，正如柳宗元《封建論》所說，“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當王朝的力量強大到一定程度，痛下決心魚死網破之時，異姓諸侯就成為最高統治者打擊的對象，劉邦的白馬之盟就可以視作以劉姓宗親打擊異姓割據勢力的關鍵一步;而從分封異姓諸侯到分封同姓諸侯的嬗變，也說明以劉邦為代表的劉姓宗親逐漸能夠成功駕馭地方秩序，這從平息異姓諸侯叛亂、翦除諸呂與對匈奴斗爭中都有體現。這較之秦楚之際的政治亂局而言也明顯進了一步。針對后者，劉邦繼承秦制，把漢初的國家結構和秦的郡縣制有機結合在一起。周振鶴先生指出，雖然漢初實行封建制在名義上是仿照周代遺意，但在實質上有很大的區別：西周的封建是層層分封，而漢代封建只有一層分封，諸侯王國以下依然是郡縣制，每個王國領有三四郡、五六郡不等，所以《隋書·地理志》說：“漢高祖……矯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連邑，有逾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于秦”，是一點也不錯的[6]。由此可見，即便劉邦分封同姓，也非意氣用事，而是仔細考察當時情勢、吸收郡縣制合理因素的趨利避害之舉。漢景帝采用“削藩”的手段，直接奪取王國所屬的支郡，雖然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但朝廷得以在三個月內平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郡國并行制中“郡縣之制，無改于秦”。

第三個問題，即推恩令作為行之有效的政策，一定在原先的制度文化中存在痕跡，非憑空杜撰。其一，分割諸侯國勢力的做法，在文景時代就已經推行。漢文帝就曾接受賈誼“眾建諸侯少其力”（《漢書·賈誼傳》）的建議，將齊國分為七國，將淮南國分為三國，使國的數目增加，而領域卻大大縮小，實力也就嚴重削弱了。周振鶴先生指出，事實上七國之亂中“眾建諸侯”的效果已經顯示出來，除吳楚二國外，其他五國都勢單力薄，所以七國之亂很快就被平定，景帝又乘勝收奪各王國支郡，使所有王國都只余一郡之地，郡國并行的制度已與純粹的郡縣制沒有實質的差別[7]。這樣分割王國勢力的做法非常有效，和推恩令的內容是如出一轍的。其二，推恩令并不違背劉邦的政治思路，還在形式上對劉邦的邏輯進行彌補與發展。分割諸侯國勢力固然立竿見影，但這樣做勢必要在諸侯國出現悖逆乃至叛亂之后，只有如此中央才有理由制裁它們。這不僅是后見之明，更是違背劉邦白馬之盟精神的無奈之舉。漢武帝與主父偃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們巧妙地在劉邦的制度建設基礎上“舊瓶裝新酒”：既然漢代封建只有一層分封，諸侯王國以下依然是郡縣制，那么諸侯國王儲之外的子弟無任何土地可以獲得，即便是僅坐收衣食租稅的采邑也沒有。推恩令是讓諸侯王可以封子弟為王子侯，主觀目的是為了推漢家皇室之恩，但客觀上所建侯國必須歸王國周圍的郡所有，王子侯沒有臨土治民的政治權力，封侯越多，王國領域就越小。從中可以看出推恩令正是踩在劉邦肩上對劉邦的制度開刀，挑起諸侯國王儲與其他子弟之間的矛盾，最終削弱了諸侯國的勢力。

基于以上三個問題的分析，我們就可以重新解釋劉邦的郡國并行制：它基于秦代滅亡的歷史教訓，試圖贏得東方六國貴族民眾的支持，并且把秦代郡縣制度與劉姓血緣結合起來，雖然也帶來一系列問題，但在一個歷史時期內有利于漢初政治秩序的穩定;漢武帝采取的推恩令正是在劉邦政治遺產的基礎上推行的改革。正如孟祥才先生指出：“武帝以后，諸侯王占地不過一郡，王國主要官吏由漢中央任免，他們失去直接治民統兵的權力，變成衣食租稅的大貴族地主，已經無法與朝廷抗衡了。至此，劉邦創立的分封兄弟子侄為諸侯王的制度基本穩定下來，并大體上為以后的建皇朝所遵循?！薄跋喾?，劉邦實行過的分封異姓諸侯王的制度后世卻基本上沒有延續下來，原因是它違背了皇權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則，是占據了皇位的一家一姓所最忌諱的?！盵8]足見至漢武帝，分封給皇權帶來的威脅才較為徹底地滌除，并經歷漢王朝的宣傳，郡縣制不僅是國家政權的政治實踐，也是一般民眾眼中的理想政治狀態。

這樣進行解釋，郡國并行制的意義與缺陷就比較清楚了，能在秦漢中央集權發展的脈絡中充當承上啟下的教學環節，從而建立起歷史連續性。無論是在歷史課還是歷史著作中呈現歷史感，我們首先應當給聽者或讀者一個清晰連貫的脈絡。許多經典著作中，作者傳達的信息雖然有限，但連貫性強，有效避免了片段化，突顯了前后更迭的變遷之感。歷史連貫性需要以教師嚴謹扎實的理論知識為基礎，尋求一個個歷史現象之間的邏輯聯系;并按照課堂的需求突出重難點，非重點的內容以凝煉的語言表達出來，從而使一節課成為有連續性的整體。

【注釋】

[1]錢穆：《秦漢史》，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35頁。

[2]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28頁。

[3]陳蘇鎮：《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10頁。

[4]周曉陸：《秦封泥所見江蘇史料考》，《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5]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第79頁。

[6][7]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中國行政區劃沿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9-10頁。

[8]孟祥才：《先秦秦漢史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