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文化觀念思想源流探析

楊光

[摘要]檔案文化觀念之間的理解鴻溝源于其參照了不可通約的理論。文章在以托馬斯·庫恩范式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基礎上，選擇“成果觀”和“規則觀”兩種檔案文化觀念作為典型案例，結合時代背景和研究者個人的知識結構，分析了兩者的理論來源及各自的相對局限，發現“成果觀”源于政治經濟學的“財富說”，思維方式延續了經典文化人類學的“綜合論”，而“規則觀”則是管理學思維的產物。

[關鍵詞]范式檔案文化理論基礎

[分類號]G270

Analysis on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Archival Culture

Yang Guang（1.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 2. Archival Profession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Center of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gap between archival cultural concepts stems from its reference to the incommensurable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omas Kuhn’s paradigm theory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this paper chooses two archival cultural concepts of the "conception of achievements" and"conception of rules" as typical cases， comb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individual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researchers， and analyses their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their respective relative limitations. That is to say， "conception of achievements" originates from "Wealth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way of thinking continues th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classic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while "conception of rules" is the product of management thinking.

Keywords： Paradigm； Theoretical Basis； Archival Culture

任漢中曾感慨，“我感覺他們所談的‘檔案文化’與我心目中的‘檔案文化’好像并不是一回事，檔案文化這一話題炒得像雨像云又像風，讓人摸不著頭腦，理不出頭緒，非常糾結”[1]。這種理解鴻溝不僅出現于任教授所指的學界和業界的橫向交流之中，同時也反映在學術界內部的溝通之中。嚴旭萍曾總結了我國檔案文化研究中兩種代表性的觀點，分別是以王英瑋教授為代表的“成果觀”和以胡鴻杰教授為代表的“規則觀”[2]。這兩種檔案文化觀念折射出研究者截然不同的知識結構、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兩者間的學理交集寥寥。如若按照庫恩經典的科學發展模式來解讀這兩種檔案文化觀念間的分歧的話，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兩者秉承了兩種“不相容的理論”，其彼此的“差別在于我們將稱之為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實踐科學的不可通約的方式（Incommensurable Ways）”[3]，“持有不可通約觀點的人應被看做不同語言共同體的成員”[4]。而核心概念恰是不同范式最直觀的外化表現。鑒此，本文將在前人歸納的基礎之上，以核心概念為線索，借助范式模式探析兩種代表性檔案文化觀念背后深層次的理論源流。

1“成果觀”的理論來源及其局限

1.1以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來源的“財富說”

“成果觀”脫胎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以價值關系理論作為基礎，從主體需求出發強調了檔案文化的意義，是歷史唯物主義勞動價值論的具體應用?！俺晒^”將檔案文化界定為“是人類社會各組織和社會成員，通過有意識的創造性勞動，逐步積累和保存下來的維系和促進人類歷史文明延續和發展的物質與精神文化財富”[5]。該定義是對社會常識中一般性的文化定義的“套用”，即“文化是人們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6]。而這一廣義定義目前可考證的最早的公開中文出處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于20世紀50年代編譯的蘇聯工具書《簡明哲學辭典》。該書首次將文化定義為“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7]。該定義廣泛地被各種工具書援引，逐漸從最初一般性的哲學定義演變為我國社會生活知識體系中的常識。同時，該定義也成為我國檔案文化研究的權威范本之一。在我國檔案文化研究還未形成明確的研究領域，但已初步涉及該主題的早期萌芽階段，能夠明顯地看出這種“價值功能學說”的思想痕跡。該階段的文獻常常并不獨立論述“檔案文化”，而是尤好以“財富”或其相關詞“遺產”加以修飾[8]。而價值學說的思想不僅折射在早期的檔案文化論述中，而且還一直滲透至現有的檔案文化研究，基于“財富說”立場界定檔案文化的研究成果屢見不鮮，“成果觀”便是其中的典型。

《簡明哲學辭典》是一本馬列哲學工具書，側重從社會生產邏輯以及政治維度解讀文化?！按_定作為社會現象的文化的本質時，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為出發點的，按照這個原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全部過程”[9]。作為對《簡明哲學辭典》基本指導思想的繼承，“成果觀”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讀檔案文化的本質，即生產勞動決定了檔案文化，檔案文化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反映；同時，“成果觀”中所提倡的“財富說”，即以“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作為檔案文化的屬概念，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具體體現。政治經濟學以社會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而財富是一定社會關系的勞動產品，同時也是社會關系的物化形式，它與商品的二重性相適應，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梢?，“成果觀”建立在價值關系理論的基礎之上。但以政治經濟學中的價值關系作為衡量檔案文化的標準，有其內在的局限。

一方面，“財富說”物化了檔案文化，呈現出“功利主義”傾向?！白鳛檎谓洕鷮W范疇的財富，它的內涵是生產品擁有的能滿足人的需要的有用性”[10]。而“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11]。因而，“財富說”側重強調檔案文化的使用價值，它以是否滿足人的需要作為衡量檔案文化的標準。而“有用性”物化了檔案文化的本質，使其內在的符號價值、象征意義等等則相對被輕視。同時，“財富”一詞背后是社會生產邏輯的運作，總是與“經濟”活動相掛鉤。然而，社會物質生產僅僅是催生檔案文化的一個原因，同時也只是檔案文化外在表現的一個方面，并不能涵蓋檔案文化的總體屬性。從生產邏輯出發解讀檔案文化的本質不僅簡化了其復雜的生成機制，即輕視了社會多因素的互動，且遮蔽了其多樣的作用形態。例如，在巫史合一的夏商周時期，檔案活動不僅涉及經濟管理，“有關祭祀、方國交涉、戰爭、今夕來旬以及田獵、游止、疾病、繩子、建筑、人事等無不在史官的占卜范圍之內”[12]。更為重要的是，“財富說”中所呈現出的以“有用性”為導向的功利主義傾向，易被消費主義所主導的現代社會大加利用，在機械無限的復制過程中喪失檔案文化特有的品質，淪為商業生產謀取經濟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財富說”混淆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俺晒^”將檔案文化喻為“財富”，這種界定方式嚴格意義上并不屬于形式邏輯，而是一種運用比喻的修辭格對檔案文化價值的說明。檔案文化的價值并不等同于檔案文化本身，即“什么是檔案文化”和“檔案文化有什么用”是兩回事。同時，“價值”作為一種主客體關系范疇，是指“客體的存在和屬性同主體尺度和需要之間是否一致”[13]，故其發生具有不確定性。因而，檔案文化“財富說”實際并沒有清晰的邊界。也正因此，使得任何與檔案相關的事物都可以借助“潛在財富”的借口被納入檔案文化之中，甚而貶損檔案文化的品質。試想，“局館合一”的管理體制導致的“官本位”思想由來已久，若因其發揮過一定的實際作用，從而就不加區分地將其也視為檔案文化，那么也就等于肯定了檔案行業的某種“官場風氣”。消解了“進步”與“落后”、“積極”和“消極”之間質的差別，與“財富說”的初衷背道而馳。

客觀而言，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在我國檔案文化研究中的長久延續，既由我國社會意識形態所致，同時也是由建國初期我國檔案學發展的客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檔案管理體制基本照搬了蘇聯經驗，故“中國的檔案事業不能不烙上蘇聯檔案文化的印記，而建立在檔案事業基礎上的檔案學就不可能不深受蘇聯檔案文化的影響”[14]。即使在1960年后，我國逐步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檔案學學科體系，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可能完全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不可避免地蘊涵著蘇聯檔案文化的基因”[15]。而“成果觀”是體現這種獨具時代色彩和政治烙印的文化思想的典型。

1.2借鑒經典文化人類學思維的“綜合論”

“盡管人們對文化的定義有諸多歧義，但對于專業術語的文化一詞源于人類學著作這一點是沒有什么分歧的?！盵16]正如《大美百科全書》記錄著：“將文化視為專門用語始于十九世紀中期的人類學著作?！盵17“]人類學之父”愛德華·泰勒于1871年發表的著作《原始文化》被視為最早的文化人類學典籍，他在該書中首次確定了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18]。泰勒對文化的闡釋是一種典型的“綜合論”思維，即通過枚舉部分實例，然后提出一個抽象的框架將所有未知的被定義項都囊括其中?！熬C合論”的思維是面對復雜現象后的一種折中方法，它的內涵和外延實際相當模糊，并沒有定義文化的特征。因而，人們自然無法通過經典文化概念把握文化。而“成果觀”將檔案文化界定為某種“總和”，這種思想的源頭便是來自經典文化理論。盡管“成果觀”借助價值學說克服了人類學由于寬泛的視野對文化意義的忽略，肯定了檔案文化的“有用性”。但“成果觀”的核心思維方式與泰勒的文化理論并沒有不同，也自然將其局限帶入到了檔案文化的解讀中。

一方面，寬泛的解讀視野使得檔案文化喪失了專指性，無法區分檔案文化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差別，任何與檔案相關的事物都可以歸入檔案文化的范疇[19]。人類學本身是關于人的學科，其研究范圍囊括了人類社會的所有物質和精神因素。采用人類學寬泛的視野解讀檔案文化，就使其如同一個無限的容器，任何與檔案相關的要素、活動都可能納入其中，披上文化的外衣。以至于檔案文化研究者都認為檔案文化是無所不包的，感慨道：“現在，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在不斷擴大，呈現出無事不是文化，無處不有文化的百花盛開、爭奇斗艷的局面?！盵20]檔案文化甚至不可避免地和社會上其他文化理論一樣，背負“文化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的指責。

另一方面，繼承經典文化理論的“成果觀”暗含諸多二元對立，沒有有效地體現文化內部的辯證關系。一是物質與精神的對立。雖然，“成果觀”強調了檔案文化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但在具體闡釋中，實際只表明了檔案文化的精神屬性，即“檔案文化包含了人類社會、民族的特殊標志和特殊成果，包括知識、信息、信仰、道德、法規、習俗等智力的、審美的、技術的和精神的成果”[21]，這與泰勒的經典文化定義如出一轍。二是社會與自然的對立。檔案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產物無可非議，但人兼具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文化”一詞的源頭就暗示了人與自然間的一種辯證法。從詞源上來說，文化是一個派生于自然的概念[22]。英文Culture、法文Culture、德文Kultur均源于拉丁文的Colere，意為耕種、居住、敬神和保護，即“文化”最先與農業（Agriculture）相關。正如伊格爾頓所言，“‘文化’最先表示一種完全物質的過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過來用于精神生活”[23]，“文化不是簡單地代替自然，反倒是以既必需又多余的方式補充自然”[24]?！俺晒^”將檔案文化闡釋為“智力的、審美的、技術的和精神的成果”，這只強調檔案文化的社會屬性，卻無法說明作為人類社會產物的檔案文化的自然屬性。當然，這種倚重“文化”社會屬性的思維源頭不只是經典文化人類學，同時還來源于我國的“文化”語境?，F代意義的“文化”并非本土漢語語境的源生概念，而是西學東漸時期由日本的“新漢語”流傳過來的舶來詞匯[25]。在明治維新期間，日本人是從古漢語中汲養[26]，單獨創制了“文化”一詞，并從動詞的意義上對譯“Culture”，取“文德教化”之意，與“武力刑罰”相對。顯然，中西語詞的“強行”對接使得“Culture”偏離了其本意，在強調人文主義的同時，忽略了其原始的自然向度。而該理解方式早已演變為我國社會的基本認知，檔案文化亦不能超脫這種客觀的文化語境。

2“規則觀”的理論來源及其局限

“規則觀”，即將檔案文化界定為一種規則[27]，是典型的管理學思維的產物，它以明確的主體訴求為導向，是管理者權力意志的工具化體現。規則是指人類活動直接或者間接“制定”的、需要遵循的行為準則[28]。意志是“一種組織化、整體化的強烈意愿與目的追求”，它與“通過他人的工作實現目標”的“主體訴求”是相一致的；“意志超越于規則并決定規則的價值本性與根本效用，規則是意志實現自身的工具”[29]。因此，“規則觀”實際踐行的是管理的基本思路，即以“組織的管理者通過一系列活動實現既定的目標”作為指導思想。在“規則觀”的闡釋下，檔案文化不過是管理活動中須遵守的一種標準，其具有明顯的工具化特征和主體的人格化色彩。

一方面，以“管理”作為指導思想的“規則觀”也就意味著檔案文化有著明確的目標導向，以提高組織的效率為宗旨?！耙巹t觀”認為，檔案是社會組織出于自身管理活動的需要而形成的文化載體；檔案的文化是指檔案管理過程中產生的特定的規則[30]。而“任何規則都不過是權力主體的一種表達路徑，是管理者主體訴求的一種形式”[31]。因而，“規則觀”實際是從管理者的角度出發，將檔案文化視為實現組織目標的工具，強調的是檔案文化的工具價值。而檔案文化的其他價值，作為一種超越現實、否定現實的力量，如升華精神、傳播知識、獲得審美、啟迪民智等人文內涵則被忽略了。雖然從詞源來看，中西語境中的“文化”（Culture）從誕生之初的確均體現了一種隱性的管理思想。如上文所說，日制漢語“文化”一詞意指“文而化之”。而西語“‘Culture’這個詞的一個原始意義就是‘耕作’（Husbandry），或者對自然生長實施管理”[32]，即“控制、改造自然”。故兩者都在動詞意義上使用“文化”（Culture）一詞，并均可以理解為一種廣義上的管理活動。然而，“規則觀”卻將檔案文化界定為一個“物”。雖然，文化是一個遵從規則的問題[33]，但“管理”（活動）并不能等同于“管理規則”（物）?！耙巹t觀”實際將檔案文化這一運動過程化約為一個單一的要素，或者說它將檔案文化這一活動需要遵從的規則等同于檔案文化本身。

另一方面，“規則觀”片面化了檔案文化的形成過程，將其視為管理者單向建構的結果，忽略了其他成員的主動性?！叭绻麤]有權力就沒有規則。因此，管理的要旨是‘獲取權力，制定規則’”[34]，即權力制定規則，而規則是權力意志的體現。將檔案文化界定為一種“管理規則”意味著，檔案文化是管理活動中權力的擁有者和行使者——管理主體集體人格的體現，是獨立于非管理者成員的存在?！耙巹t”一詞比“（生活）樣式”（如人類學家克魯克洪的觀點）、“（生活）方式”（如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觀點）等相關詞體現出更強烈的規范意義、強制意味。在“規則觀”的視野下，似乎所有的非管理者都如同一個只負責接受檔案文化的器皿，而本身并不具有參與的主動性。但“‘文化’這個字眼本身包含著制造與被制造、合理性與自發性之間的一種張力”[35]，即雖然檔案文化具有規訓意義，即“規則觀”中所強調的“管理”功能，但在實際情況中，人們與檔案文化之間的關系并非是“緊張”的主動與被動的二元對立，同時也存在自覺主動地接受與內化。此外，“規則觀”假設檔案文化是處于“先驗”地位的靜態實體。在其解讀下，檔案文化被視為先于所有被管理者而存在，并對所有被管理者發揮著同質性作用，而忽略了個體之間接受度的差異，以及個體對檔案文化的反作用。同時，檔案文化的建構與發展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但“規則觀”忽略了對這種動態發展過程的揭示。

3結語

不同的檔案文化觀念本身并無優劣之分，正如庫恩所言，不同范式全都是“科學的”[36]。如果拘泥于某種觀念據理力爭則有落入循環論證窠臼的風險，因為彼此在辯論前就預設了符合自身的標準，而這一特設性的標準與對方的世界觀是難以調和的。本文旨在從價值中立的立場對兩種檔案文化觀念的理論來源及其局限進行客觀性的闡釋和解讀，而非進行規范性的指正。事實上，按照孫大東的論證和判定，我國檔案學整體的發展正處于前科學階段[37]。而檔案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分支主題，其內部范式林立的局面不過是檔案學處于前科學狀態的一個具體體現而已。按照科學史演進的規律，各種不可通約的范式相互競爭正是檔案學走向成熟的必要前提。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重點基金項目“檔案學經典著作評價研究”（項目編號：17ATQ011）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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