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農業時代

陳勝前

一個時代即將過去，按道理說，要等到這個時代過去之后，才可以回首。人類社會發展不均衡，有的社會已經超越了農業時代，有的甚至還在狩獵采集時代，中國則正處在迅速離開農業時代的關節點上。站在這里，我們既可以旁觀，也可以回首與展望。作為考古學研究者，我們的特長就是長時段的考察;同時，作為一名“七。后”，親身經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目睹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長時段的理性思考之外，還有切身的體驗。于是，我似乎有了理由回首一個即將過去的時代?；厥讓⒆屛覀兛辞遄约涸跉v史長河的中的位置，理解當下正在發生的變化的意義。

就長時段來看，人類數百萬年的歷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分為三個階段：狩獵采集（或稱流動生產）、農業（或稱食物生產）、工商業生產（或稱市場經濟）。劃分的標準是基于人類獲取生存與生活資源的方式。上述三個階段的劃分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為三個階段的人類社會在不同獲取與利用資源方式的基礎上，連帶著在居住形態（也意味著社會關系）、政治組織、社會管理、意識形態，乃至于人自身的發展等方面都存在顯著的差異。我們在歷史與現實中能夠觀察到這些差異，尤其是那些表現在實物材料上的證據。作為考古學研究者，我曾經密切關注人類如何從狩獵采集轉向農業生產，也就是農業時代的起源;而作為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我又目睹這個時代正在身邊迅速消失。三個時代的對比，讓我們看到農業時代的特征，了解它留給我們的遺產。

所謂農業，有時又稱為食物生產，這其實是一個偽概念，因為農業并不無中生有地真正生產食物，而是讓動植物生產食物。農業需要控制土地（包括水源）、人力、動植物，順應天時，讓動植物順利地生長;在人的控制下，獲取與利用相應的資源。農業之前的狩獵采集時代，動植物也在生長，但不在人類的控制之下，人類只能去尋找、去邂逅。盡管人類在遷居的過程中，可能會砍伐樹木、播撒種子，如此往復，長期下去，甚至可能影響一個地區的植被，但是人類的行為并不是有意的，也不能控制這個過程。農業時代人類學會了控制，長期的控制導致動植物對人產生依賴關系，最終出現了馴化。于是，這些物種的生存繁衍，再也離不開人類。簡言之，農業本身并沒有生產什么，農業的本質就是控制！控制物種、控制土地，控制人力，由此，組織社會必定要以控制關系為主軸。

我們現代社會也有農業，比農業時代還要發達得多，那為什么我們不把現代社會歸為農業時代呢？這是因為現代農業也已經工商業化了。發達的現代農業國家，如荷蘭，所有的農業生產都是以市場交換為目的的，而且是以現代工業手段進行的（現代化的溫室、灌溉與施肥設備等）。另外，現代農業基本上都需要依靠工商業來補貼。從事農業的人口、產值在現代社會中已經式微。如美國農業人口只占2%，農業的產值只占GDP的1.5%（二。一八年）。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不把現代社會仍歸為農業時代，盡管現代農業比農業時代的農業要發達得多。

在現代資本、技術、管理等用于農業之前，農業是一個有明顯“天花板”的產業。這個“天花板”就是光合作用，農業的效率最終要受制于光合作用的效率。整個植物在生長季對日光能的利用效率也就是1%-2%。運用一定的農業技術，如選擇合適的品種與采用輪作制度，可以增加一定面積范圍內對日光能的利用。但是，不管怎么去做，光合作用的極限是無法突破的。在農業時代，要擴大產量，就需要擴大耕地面積;對動物飼養而言，是需要擴大放牧的范圍。相對而言，天然的草場比農作物種植更受制于光合作用。農業時代能夠擴張的資源只能是土地。然而，土地不是可以無限擴展的，世界上可以耕種的土地是有限的，有的地方是沒有足夠的降水;有的是沒有足夠的溫度;還有的是沒有足夠的有機質;還有的是因為沒有穩定的氣候，時不時有災害降臨……于是，農業便有了一個無法突破的極限。

而即便土地可以無限擴展，農業還是一個受人類身體限制的產業。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人類身體的能量輸出是有限的，因此，雖然有許多土地可以利用，但是一個人能夠耕種的土地面積仍然是有限的。有些地方有畜力幫助，力量最大的莫過于水牛。于人而言，的確有所幫助，不過水牛仍然是一個生物體，駕馭、管理與喂養它還需要花費許多能量。另一層意思是農業提供人類身體所需要的基本資源，也就是解決吃飯問題，而人是可以吃飽的，一旦吃飽，無須吃得更飽，即人們對農業的需求有一定的限度。這也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存在的理由之一，就像老子所期望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論是產出還是需求，在傳統的農業時代，都是為極限所控制的。產出與需求平衡是最為理想的，產出大于需求沒有必要，也不大可能。

當然在農業時代，絕大多數情況下，產出并不那么容易滿足需求。農業需要控制物種、土地、人力。前兩者的控制相對容易實現，而對人力的控制就不免更困難。狩獵采集時代人們基本是平等的，偶爾有威望上的差異，也很難傳給子嗣。而農業時代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酷的人身控制，如奴隸主之于奴隸、地主之于農民。如果我們不去劃分奴隸與封建時代的話，它們都屬于農業時代，此時人身控制只有嚴酷與相對寬松之分，等級、出身、血統等一切能夠代表身份高下之分的東西，都是農業時代偏好的。然而，人身的控制也不是無限度的，無論是通過硬的手段如身體的羈押，還是軟的手段如精神麻醉（比如用宗教、道德、禮儀等），還是有人會明白“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道理。有壓迫自然也有反抗，農業時代社會維系的成本由此變得極為高昂，為了實現控制的目的，軟硬的手段都需要用上。

雖然非常血腥，但我們仍然把這種復雜社會稱為文明。甚至可以說，是農業導致了文明。即便是在新舊大陸沒有什么聯系的時代，兩地的農業社會也都出現了復雜化，發展出了我們稱之為“文明”的社會形態。所謂文明就是指國家（或者類似國家的集權式社會管理制度），還有文字、城市、手工業等國家的副產品。當然，這些副產品不是文明必需的條件（南美文明就沒有文字，游牧帝國絕少城市）。國家是農業時代控制權演化的產物，物種的控制通過馴化得以實現，對土地與人力的有效控制是通過國家才得以建立的。對一個社會群體而言，這涉及內部與外部矛盾的處理。對外，它需要跟另一個群體去爭奪土地與人口;對內，同樣需要處理土地與人口分配的問題。這中問有無數的關系需要協調，極端的手段自然就是戰爭，或者說得更廣泛一點，即暴力手段。內外關系的復雜化最終促成了文明。

暴力與戰爭并不是農業時代特有的東西，人類的靈長類祖先就已存在，德瓦爾《黑猩猩的政治》中有精彩的介紹。狩獵采集時代，人類群體內部沖突導致的傷亡比例比農業時代還要高，這主要是偷襲造成的。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很少把狩獵采集社會內部的沖突稱之為戰爭。對狩獵采集者而言，他們居無定所，有了沖突之后，可以選擇搬離。惹不起，躲得起，因此，高于游群（band）的社會組織難以形成。但是在農業時代，農民是難以逃離的，即使是人可以逃走，耕地、莊稼還有牲口是挪不走的。歷朝歷代，一旦農民流離失所，那么這個朝代的氣數也就快耗盡了。因為難以遷移，控制權的爭奪就成了需要直面的問題，非勝即敗，幾乎沒有其他的選擇。人口的增加，社會組織的擴大，社會網絡的擴展（伴隨著結盟與背叛），社會沖突的規模隨之擴大，社會組織的復雜化由此不可避免。

有一種理論認為文明起源或與關鍵資源（包括威望產品）的交換和分配相關，對于農業時代的文明而言，這些其實只是表象，或者說是副產品，真正的意圖都是為了上述有決定意義的控制權。至于說從交換與分配的角度來考慮文明起源的問題，這是把工商業時代的思想用到了農業時代。就像我們考古學家常常把農業時代的思想（以為這就是最古老的傳統）用于考察狩獵采集時代一樣。商業對于農業時代的人群是可多可少，甚至是可有可無的，不具有決定性。農業社會的組織都是圍繞土地、人口、動植物的控制權展開的。所謂文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秩序，就是農業社會諸層面或系統所形成的結構。不同社會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形態各異的文明。

中國是農業時代的幸運兒。遍觀全球，在原始技術的狀態下，具有廣闊農業自然地理區域的地方是很少的。我們首先可以把南半球排除在外，因為那里的溫帶區域面積十分有限。在北半球，則要排除北美，因為新大陸地區，人類進入較晚，狩獵資源豐富，農業需求并不強烈;另外，這里缺乏適合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如馬、牛等，馴化動物僅有火雞與豚鼠，農業系統不完整。然后需要排除北非、阿拉伯半島，這里是干旱的沙漠，根本不適合農業。歐洲的溫帶區域大部分為海洋所占領，陸地區域所處的緯度已經跟中國的東北差不多。盡管它屬于溫帶海洋性氣候，但是總的熱量條件還是不如中緯度地區。最后，我們看到，剩下的、適合農業發展的區域不過是西亞的新月形地帶（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還有歐洲的農業都是受到西亞影響發展起來的）與中國長江、黃河中下游地區。而且，中國這片區域的面積要更大、更完整，可以說是得天獨厚。

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一萬多年前，中國發展出了兩大農業起源中心：北方以粟、黍為中心的旱作農業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稻作農業。從目前的考古證據來看，如果不局限于動植物物種的證據的話，兩個地區幾乎是一樣早。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文明的基本格局形成。中國文明是一種原生型的文明，它立足于原生的農業社會基礎之上，根源深遠。當前的研究表明，中國早期文明大約從距今近六千年開始，經歷了三波浪潮：第一波是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以良渚和石家河文明為代表;第二波是在北方，以紅山、石峁、陶寺文明為代表;第三波是在中原。不過越來越多的發現似乎表明中國早期文明更像是群星閃爍，逐漸匯聚，最后形成了我們熟知的中國文明（或稱中華文明、華夏文明）。而南北相依的特點，使得兩大農業起源中心賦予它寬廣的社會經濟基礎，這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意義巨大。每當北方遇到戰亂的時候，人群南遷，保存并擴散了中原先進的文明。不然的話，就會像其他幾大古文明一樣，中道斷裂。中國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唯一綿延不絕的古文明，與這樣深厚且寬廣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分不開的。

中國文明的基礎并不限于南北，它有一個不斷融合的過程。從農業起源與發展的過程來看，在作為生態交錯地帶的長城南北地區曾經存在著一種波動的文化適應，這里環境不穩定，新石器時代早期在農業與狩獵采集之問波動，后來增加了畜牧，再后來引入馬、牛、羊之后在商周時期形成了游牧經濟。中國東北地區從距今一萬兩千年開始，發展出一種漁獵傳統。這是一種能夠支持復雜狩獵采集者的特殊適應，類似的情況還可以包括日本的繩文時代、秘魯海岸、北美的西北海岸與北歐沿海。我在《史前的現代化》一書中稱之為“強悍的狩獵采集者”。歷史上，精于射獵的東北少數民族常有入主中原的機會，從鮮卑到女真。其農業開始較晚，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水平不高，較成熟的農業直到漢代才真正開始。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流行的是一種混合著根莖種植、漁獵（遺址中通常有大量介殼堆積）、狩獵采集的食物生產形式。西南地區是狩獵采集者的天堂，是狩獵采集時代的“北上廣深”，直到歷史時期，這里還一直保留有較多的狩獵采集經濟成分。農業的擴散是個緩慢的過程，它需要技術與人口等條件，原始農業距今六七千年開始成熟，即農業的文化生態系統形成，此時農業擴散速度大大加快，如南島語族開始擴散、人類正式進入青藏高原等。

大約在商周時期，中國農業社會融合的形態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改變。向西北擴散（黑騰線以西）的農業結合歐亞草原上馴化的馬以及其他馴化動物倒形成了一種新的農業形式——游牧。這不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農業，它需要與作物農業社會交換，或是采用另一種更暴力的形式——劫掠。游牧社會形成之后，與中原地區反復拉鋸，這三千多年的歷史是我們熟稔的教科書內容，中國的西北半壁河山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與東南半壁逐漸融合。游牧社會威脅中原政權主要還是發生在戰國之后，此時以諸子百家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形成。南北（其實是東南與西北）交鋒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這時西方帝國開始從海上方向威脅中國，中國文明格局發生了另一次根本性的改變，中國開啟了海洋時代，或者說工商業文明的時代?；厥字袊r業時代的后半程（距今六千年之后），中國文明一直在不斷融合之中，這個過程包括和緩的擴散，也包括激烈的戰爭，其中與西北半壁的融合直到清朝才得以真正完成。

農業文明的秩序并不只是國家政統的存在，甚至也不完全是民族的融合，它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結構。由于漫長的農業時代與得天獨厚的條件，古代中國把農業文明推向了極致。盡管存在地方的不平衡，通過政府的調配，尤其是溝通南北的大運河興建之后，中國可以較好地解決饑饉危機，堪稱農業時代的楷模。在農業時代維系一個巨大的政權，除了依賴國家力量之外，中國很長時問都依賴鄉村社會的自我管理，所謂皇權不下縣。盡管地區差異巨大、方言眾多，但中國有統一的文字。在完善的農業生產與社會結構基礎上，發展出了堪稱農業時代文化結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一切是如此完善，以至于“十全皇帝”乾隆面對英國使團代表馬戛爾尼時可以高傲地說：天朝統馭萬國、富有四海、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也不愿意去學習西方的“奇技淫巧”（科學技術），即便康熙皇帝帶頭示范。

然而，農業時代還是要結束了！農業取代狩獵采集，在于它能夠提供更高水平的食物保障，能夠產生一定的生產剩余，能夠在更有限的范圍內獲取食物。這樣的話，可以避免經常遭遇的饑餓（支持更多的人口），打破食物分享上的平均主義（鼓勵更多的剩余生產），以及避免群體之問領域的爭奪（促進定居）。但是，農業也帶來了更多的人口、更大規模的社會沖突、更復雜的社會，最終形成了文明。但是，相比于工商業，農業生產是低效率的，一個家庭或生產單位要生產自己需要的幾乎所有東西，而不是去生產這里最適合生產的東西。其生產與消費處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平衡狀態，而商業交換可以打破產出與需求之問的平衡，商業刺激下的工業進一步幫助突破生產極限。再者，農業社會的生產都建立在控制的基礎上，由此形成各種形式的等級制，以及為之服務的意識形態。商業交換需要的是平等與自由，打破身份控制，需要法治來保證交易與財產，打破社會關系對個體的約束，以及確認作為交換單位個人的主體性。當然，沒有時代是完美的，工商業時代也有自身的問題，資本的貪婪、機器的僵化、物質消費主義……人開始異化，社會出現新的分化。但無論如何，它解決了農業時代的一些根本矛盾，這無疑是需要肯定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強調多元主義以及對過去充滿田園牧歌式回憶的時代。狩獵采集時代人們不會產生任何垃圾，一切都取之于自然，回歸自然。農業時代人們開始燒制陶器、冶煉金屬，但日常生活之中也絕少有垃圾的概念，所有的東西幾乎都會循環使用。這些時代讓人懷念，不過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回去了，中國正在迅速走向工商業時代，作為生活在這個過渡期的人，我們有幸看到一段宏大的歷史變遷?；赝麣v史，我們需要借鑒和反思，更需要闊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