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夏衍致周揚的一封信

阮清華

最近有幸收到一封解放初期（一九五0年二月）夏衍致周揚的信。信件主要內容如下：

周揚同志：

彼此都忙，又有許久不通信了……

有幾件事想和你談談。第一件是電影廠的事，公營，開支很大，華東財辦有難色，老于甚為棘手，加之東影新片在此均不賣座，經濟上更難。而私營的則日來借力訴苦，忙于應付。昆侖事已復一電，諒可達覽。任宗德頗不老實，有挽住公家，逼你合營之勢。他此去香港，成就如何，尚難逆（預）料，故前途困難重重?？疾焖綘I電影經營困難，有兩件事我們有責任要替他們解決，而一直拖著未解決，這是我們陷于被動的主要原因。第一件是華西、中南、西北的影片經理公司迄未建立，以致私營出片，只能在華東有收入，自非虧本不可。其二是影片出口結匯辦法迄未宣布，影片不能輸往南洋，收入又大大減少。這兩件事是必須辦的，遲早要辦的，希望你們趕快設法辦，使他們不致再有借口來依賴政府的貸款，否則，上海的負擔實在太重，中央也將不堪其擾。此事我已寫信給牧之同志，迄未得復。

第二件是關于文化局的事。上次我在京曾與您及周總理談過，并得同意，但一直拖到現在，迄未具體化。前文管會所屬機構，市教處已交市政府，高教處已交華東軍政委員會，只有文藝處及新聞出版處無所屬，由市委宣傳部領導，事實上黨政分開后，這樣做不合式（適）了，而市教育局又太忙，管不了，所以設局是勢所必然的。這事市委已通報過，市府黨組也已同意，但打電報給“中宣部暨政務院”后，即無下文，擱了兩個月，這兩處工作就陷于三不管，下面干部情緒波動，不知中央對此作什么決定？上次饒政委在京，要求我暫留上海，把文化局搞起來，上了軌道后才到北京就外交部的事，為期到六月底，現在二月已快過了，假如我再拖在這里，到三四月才作決定，那么恐怕六月就不能抽身了，喬冠華不斷向我訴苦，希望我來京;而我在此宕著，實在不是辦法，此事望您考慮一下，究竟如何才好？

第三件，是關于《文匯報》的事，在去年九十月間，《文匯》只銷二萬份，長江同志認為可聽其自生自滅，中宣部亦有此意電知此地。但現在情形有點改變，其一是《文匯》已銷到四萬到五萬，與《大公》相差無幾，在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影響。其二是上海地下黨方面有意見，以為在最困難的時間（一九四六、七），《大公》是政府幫的，《文匯》是跟我們的，現在我們幫了《大公》很大的忙，而一任《文匯》自生自滅，就顯得太“勢利”，因它銷路小而渺（藐）視，劉曉同志認為應該小幫它一下才對。這就和原來的意見有出入了?！段膮R》內部的確很復雜，徐鑄成，我們對他的印象都很壞（據說他這次入京，宦鄉對他很不好），但地下黨的意見也值得考慮，因為我們現在的方針，對這些人還是團結改造為主也。此次舊年他們過不來，結果還是陳市長同意借了五千萬才過去的。不久幾天，他們又會來談今后領導問題的，希望你們（你和胡喬木）也商量一下后，給我們一個方針。

事情很多，趁空先寫了這些，以供參考。商務、中華的事，

我另寫信給愈之了。即頌，布禮。

問小蘇同志好。

夏衍，2.20

遍覽各類《夏衍研究資料》《夏衍全集》《夏衍書信》以及各種形式的夏衍傳記和文選，均未收錄，可以肯定是尚未公開的信件。信中提到的幾件事情，對于了解和研究解放初期上海文化宣傳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同時對于研究夏衍其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思想和作為也具有重要價值。我將就其中與文化宣傳相關的內容進行深入解讀，以加深對解放初期上海地方政權建設過程和狀況的了解。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電影業面臨的問題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軍管會組織文教管理委員會負責接管上海的學校、戲院、劇團以及電影等文化產業單位，陳毅市長親自擔任文教管理委員會主任，夏衍任副主任，但實際接管工作由夏衍負責。電影工作是夏衍文教接管工作中比較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累人的”。夏衍是“第一批打進電影界去的共產黨員”，也是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的電影小組的最早成員，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就開始為上海私營影業明星公司寫劇本，對上海電影界比較熟悉和了解，也與上海的很多電影人有交情。接管初期，因為整個環境的影響，電影業同樣面臨百廢待興的局面，困難重重。不僅接管過來轉變為國營電影廠的要管，私營的也需要政府出面維持。

一九四九年六月，夏衍、于伶等人代表文管會和軍管會文藝處等先后接收了原國民黨政府經營的中央電影攝影場一廠、二廠、中制、上實等電影機構，在此基礎上于十一月組建上海電影制片廠（上影），于伶、鐘敬之任正、副廠長。夏衍信中的老于即于伶，時任軍管會文藝處處長，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是新中國上海電影事業的直接領導人。由于接管的人員和機構眾多，開銷很大，實行國營的電影廠開銷很大，而華東財政緊張，于伶的工作很難開展?！皷|影”是指東北電影制片廠，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大型電影制片廠。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問，東影拍攝了動畫片《甕中捉鱉》、科教片《預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蔣》以及新中國第一部反映工人階級生活的長故事片《橋》等影片，但這些影片在上?！熬毁u座”，進一步加重了公營影業的經濟困難。

私營影業同樣處境艱難，“日來訴苦”，多要求政府提供幫助?！袄觥奔蠢鲇皹I公司，是共產黨影響下的“唯一進步的制片廠”，“戰后進步電影運動的基本陣地”，曾經拍攝過著名的《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希望在人問》等進步影片。任宗德是昆侖影業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在大股東夏云瑚撤資后，臨危受命，擔任昆侖總經理，成為昆侖影業的實際當家人。在上海解放前一兩個月，昆侖公司制片業務處于停頓狀態，拍攝中的《烏鴉與麻雀》和《三毛流浪記》受國民黨當局壓制，被迫停拍。上海解放后，昆侖的進步歷史受到肯定，任宗德個人也受到中共高層接見，周恩來要求昆侖“拍出更多好片”;中央電影局局長袁牧之更鼓勵昆侖“充分發揮進步作用”，他還說：“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國家的電影制片機構是主力軍，民營電影廠家是左右兩翼。昆侖是進步電影的中堅……一定要爭取盡快拍出一些好影片?！?/p>

解放初期的任宗德頗受鼓舞，試圖繼續大力發展電影事業，但由于“昆侖在經濟上很困難，又沒有適應新形勢新要求的好劇本投入拍攝”，令任宗德“萬分焦急”。在夏衍的建議下，昆侖先是恢復拍完了《三毛流浪記》和《烏鴉與麻雀》兩部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拍的影片，然后即著手準備改編和拍攝《武訓傳》。電影《武訓傳》的拍攝過程一波三折，為了修改劇本、籌集拍攝資金，任宗德經常找夏衍幫忙。任宗德與夏衍相識于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又于香港和上海有多次見面和交流，認為夏衍在電影方面是“行家高手”，解放后夏衍又成了上海文管會副主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成為上海電影界的領導者，任宗德自然是更多地找夏衍尋求幫助了。但他可能不知道，夏衍實際上可能已經不勝其煩了，在信中斥其“頗不老實”。不過夏衍這個時候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任宗德的昆侖將會因為繼續籌拍《武訓傳》，給夏衍帶來解放后的第一場大沖擊，迫使原本就認為“武訓不足為訓”的夏衍去承擔《武訓傳》的政治沖擊，公開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檢討自己工作的失誤。不過夏衍在這封信中透露，任宗德似乎是主動想要合營，積極靠攏共產黨，“挽住公家，逼你合營”。昆侖是當時上海最為重要的私營影業公司之一，主動要求合營，說明公私合營有市場需求，也是私營影業適應新形勢發展的自我選擇，并非都是被迫合營。

夏衍指出有兩件事必須做而沒有做的，一件是各地成立影片經理公司，以便協助各私營廠經銷和推廣新片。這件事進展很快，到一九五0年二月底，全國六大區都成立了國營影片經理公司。影片出口的事情則比較難辦，此時期整個進出口貿易都面臨極為嚴重的困難局面，影片出口創匯自然也似乎并不現實。但不管怎么說，私營影業的困境并未改變，公私合營道路卻已經開啟，一九五0年三月，長江電影制片廠實行公私合營，是上海第一家公私合營的電影生產企業;一九五一年四、五月份全國開始批判電影《武訓傳》，昆侖影業首當其沖，“各方面都陷入困境”，各私營影業公司更是戰戰兢兢，不敢拍片，經濟上負債累累。一九五一年九月，昆侖與長江合并，成立公私合營的長江昆侖聯合電影制片廠（簡稱“長昆廠”）。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以長江昆侖聯合電影制片廠為基礎，加入文華、國泰、大同、大光明、大中華和華光等私營電影公司，改組為公營的“上海聯合電影制片廠”，簡稱“聯影”，這是上海第二家公營電影制片廠，于伶任廠長，葉以群、吳邦藩任副廠長。長昆和聯影都成立于批判電影《武訓傳》后整個中國電影業陷于停滯的階段，基本上無所作為，一九五三年二月，聯影被并入上海電影制片廠，二者合并成立新的上海電影制片廠。至此，上海私營影業基本結束，上海電影業最早實現整個行業公私合營。

二上海市文化局的成立

上海解放后，市軍管會負責接管上海，軍管會下設軍事、政務、財經三個接管委員會和一個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夏衍擔任文教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陳毅親任文教管理委員會主任，而且用“管理”而不用“接管”，充分反映出上海市軍管會對上海文化教育界的重視。軍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下設高等教育處、市教處、文藝處、新聞出版處。隨著接管的順利完成，軍管會各單位開始歸并上海市政府和華東軍政委員會管理，文管會市教處交市政府成立市教育局，高教處交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文藝處和新聞出版處歸市委宣傳部管理。隨著“黨政分開”改革的需要，文藝處打算劃歸市政府，成立市文化局，夏衍被指定為首任文化局局長，負責籌建文化局。

一九四九年夏衍在參加新政協會議期問，周恩來專門約他和劉曉談了今后轉外交部工作的事情，隨后被內定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正式任命為華東軍管會委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準備赴北京外交部工作。然而文化局的籌建工作卻難以開展。雖然市委、市政府都同意設立文化局，并打電報給了中央宣傳部和政務院，但卻突然沒有了下文;而饒漱石又要求夏衍先把文化局建起來并帶上正軌后再離滬赴京就外交部職，如此就把夏衍給“宕著”了。

人民政府建立初期，諸事繁忙，夏衍身兼數職，各部門都告急要人，上海要留，華東要管，外交部迭催，搞得夏衍分身乏術，只好求助于周揚了。但文化局的成立，此后依然一波三折，直到一九五0年四、五月問才正式開始籌建，到七月才正式成立。建立市文化局是從中央到市委、市府都同意的政策，夏衍也早就被任命為文化局局長，而且以文管會文藝處為班底組建文化局，從人員配備上來說也已經有很好的基礎，但實際建局工作卻進展緩慢，夏衍自己也一籌莫展，反而求助于遠在北京的周揚，個中因由，令人好生奇怪。

根據地時期，“行政機構沒有文化局”，新中國成立以后，很多地方設文教局，管理文化與教育工作，上海很可能是最早醞釀單獨設立文化局的地方。關于市文化局的成立以及夏衍在其中的作用等問題，目前尚不清楚。各類夏衍傳記資料都沒有探討，夏衍自己寫的相關材料中也對文化局籌建和初期工作略而不提，所以真正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去查閱相關檔案資料。但從夏衍信中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作為市政府機構之一的文化局，其建立過程并不順利，雖然從時問上來說，只比原計劃晚了一個月，可從夏衍信中無助的求援口氣看，其問必有很多事情發生。一方面，上海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文化機構眾多，在文化方面占有全國“半壁江山”，情況各異，十分復雜;而且上海文藝界向來派系分明，即使是同為支持革命陣營的文藝界領袖和領導，也存在歷史矛盾和見解分歧。另一方面，上海文管會接管干部和市政府干部隊伍中，“老區干部”和地下黨干部之問的矛盾從接管初期就已經開始顯現，夏衍作為地下黨干部，對老區一套“不熟悉”，而華東局和上海市大部分干部都是從新四軍隊伍中調過來的，因此夏衍在工作中其實挺孤立，感到“很為難”。

三《文匯報》的“自生自滅”

《文匯報》是民國時期上海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報，也是中共革命過程中積極與之合作的上海民營報紙，更是“一張苦難的報紙”。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匯報》因支持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的“反饑餓、反內戰、反獨裁”運動而被國民政府查封，被迫?？?，直到次年九月三日才在香港復刊。上海解放以后，新政權與上海進步報人之問的關系面臨調整，“盟友關系必須繼續保持”，但“要以黨的規范和標準讓他們脫胎換骨”。然而，如何保持，如何改造，卻可能有不同的選擇途徑。

從夏衍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中共中央此前有讓《文匯報》“自生自滅”的意思。長江即范長江，時任政務院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是新中國新聞工作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中宣部亦有此意電知此地”。范長江剛剛同意徐鑄成讓《文匯報》在上海復刊的設想，卻轉眼就命令上海讓其“自生自滅”，這可能是徐鑄成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事情。畢竟，復刊之初，《文匯報》在上海已經?？_兩年之久，而報紙又是需要依靠訂閱和廣告為生的行業，復刊后的報紙根本沒有廣告收入，完全依靠報紙銷售獲取收益;而在上海百廢待興之際，《文匯報》復刊連紙張等都需要依靠公營的《解放日報》支持，其內部更是困難重重。首先是資金嚴重短缺，復刊初期，嚴寶禮總經理到處借貸，疲于應付;職工工資打七折都還經常要拖欠一兩個月之久。其次，機器設備極為簡陋，僅有的一臺舊印報機還是解放前保存下來的，其他設備也殘缺不全，大部分工作靠手工操作。再次，辦公條件惡劣，整個報社全部辦公用房加起來不足一千平方米。另外，人員不足，尤其領導干部和業務骨干少，更是當時面臨的最大困難。

《文匯報》在徐鑄成和嚴寶禮的帶領下，克服重重困難，不僅沒有“自滅”，反而逐漸有了起色，這可能也是范長江當初想象不到的事情。到一九四九年十月，盡管整個上海情況依然處于非常困難的境地，但《文匯報》的銷量居然已經從復刊時的兩萬份上升到了四五萬份，甚至六萬份，與老競爭對手《大公報》相差無幾了?！段膮R報》銷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其與上海知識界的聯系和影響力;而隨著銷量增加，其影響力自然進一步提升，使得新政府不得不考慮改變讓其“自生自滅”的策略。另外，上海的地下黨主要領導人劉曉等也認為讓《文匯報》“自生自滅”的策略并不合適，顯得太“勢利”。畢竟《文匯報》被認為是中共革命的同情者，的確也因此遭到了國民政府的查封而?？?，既然讓其復刊，自然應該繼續扶持一下，“小幫一下才對”。

《文匯報》銷量的變化與劉曉等原上海地下黨對《文匯報》的態度，使得主管上海文藝新聞工作的夏衍頗為棘手，因而給周揚寫信，希望周揚能和中央主管新聞工作的胡喬木商量，定下一個方針，以便下面可以遵照辦理。徐鑄成對夏衍給《文匯報》的支持感激不已，多年后依然對夏衍贊賞有加，“當時主持文管會的夏衍，很支持《文匯報》，說，‘《文匯報》……現在復刊，應給予紙張和印刷方面的資助”，“幸好這時任市委宣傳部長的夏衍、副部長姚溱，很能體諒老知識分子的心態，遇事推心置腹，披瀝交談”。有意思的是，雖然都是報人出身，夏衍書生從政后，卻頗有點看不慣徐鑄成，“對他的印象都很壞”。

宦鄉是徐鑄成介紹進上?！段膮R報》任主筆的，后來徐鑄成從《大公報》到《文匯報》擔任總主筆后，宦鄉任副總主筆。徐鑄成對宦鄉算是有知遇之恩，而且兩人又有共事經歷，徐鑄成也挺賞識宦鄉，“同輩中最敬佩宦鄉”。一九四八年宦鄉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出任由天津《大公報》改組的《進步日報》總編輯，后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副秘書長兼新聞處處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委會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新聞記者協會理事等，成為新政權宣傳輿論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徐鑄成雄心勃勃地“知北游”，想“在北京搞一個《文匯報》”，“成為新聞界的巨頭”，但是到北京和宦鄉見面后，“知道這個計劃不可能實現”?；锣l不僅不支持徐鑄成將《文匯報》辦成全國性大報，甚至復刊后可能還批評了他，“對他很不好”。

當然，《文匯報》事實上也并沒有“自生自滅”，復刊的時候新政府就從人員、經費、紙張等方面予以了比較全面的支持，而后也在“團結改造”的方針指引下，實現了“從民營到黨管”的轉變，“黨管國辦的報業新格局由此而奠定”。但夏衍這封信仍然讓我們看到，解放初期，中共高層和人民政府對《文匯報》一開始就有兩手準備，徐鑄成在復刊第一篇社論《今后的文匯報》中說：“《文匯報》是一張苦難的報紙”，原本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的，估計他也不會料到，這“苦難”并沒有隨著復刊而結束，即使是在復刊之初，就已經被安排了“自生自滅”的路。只是形勢的變化和領導人之問意見的并不統一，才使得《文匯報》有了繼續被改造的機會，才終于成為“黨管國辦的報紙”，“自生”其實是不可能的，但也終免于“自滅”。

革命年代夏衍跟周揚就是老朋友、老戰友，革命成功后又都出任新政府領導，兩人又有上下級關系。夏衍給周揚的信，既是老朋友之問的通信，同時也是夏衍向周揚匯報和請示工作，亦私亦公。從這封信可以看出，人民政府建立之初，百廢待興，許多事情都處于忙亂之中，而且由于人手不足，經驗缺乏，對很多突發事件也疲于應付。盡管共產黨有一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愿景規劃，但到底如何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其道路并非自有安排，也非一蹴而就。從夏衍的信中可以看到，不管是電影業的公私合營，還是《文匯報》的復刊與改造，甚至是文化局這樣的政府部門的成立，都是在不斷的博弈與發展中才成為事實。也就是說當時很多事情的安排、計劃都與后來的發展有別，都存在不同的路徑可能性，最終走出來的這條路，其實是各種力量相互博弈和妥協而形成的。各行業的精英們和知識分子在與中共和人民政府的互動中，共同走出了改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