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非洲的社會和階級

蔣暉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非洲反殖獨立運動，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和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社會主義革命有相同的性質，但也有很大的差別。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經驗為思考非洲種種現實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如果將中國的反帝和非洲的反殖斗爭進行比較，在政治層面上我們會發現如下顯著差異：非洲反殖獨立運動不是以階級斗爭為理論基礎，以階級動員和武裝革命為斗爭方式，以無產階級政黨為先鋒隊從而最后實現的無產階級專政。非洲的反殖斗爭的勝利固然離不開冷戰格局中社會主義力量的支撐，在意識形態上深受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影響，但同樣離不開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內在的分化，特別是將過去非洲對歐洲的臣服關系調整為依附關系，從而導致非洲的獨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以比較和平的方式完成。但如此一來，非洲革命黨也失去了深入發動群眾的機會，從而缺乏獨立后管理國家所需要的執政能力和公信力。

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獨立后的非洲大多實行了名義上或準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主要體現在整個非洲一黨體制的確立和計劃經濟。然而，這條道路并沒有走通，除了少數國家在七十年代中葉由于原油的國際價格走高而出現了短暫的經濟繁榮之外，非洲整體的情況則是經濟不振、貧富分化、政治獨裁和部落沖突加劇。為這個時期把脈叩診，西方診斷出的病因是兩點：政治的非民主和經濟的非市場化，這便開啟了八十年代末非洲政局劇變的先聲。然而，從中國發展的經驗看，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為什么非洲的一黨制和計劃經濟并沒有為九十年代之后市場經濟的轉型打下必要的經濟基礎。特別是，沒有任何一個非洲國家利用這個機遇初步建成較為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這個任務沒有完成，到了全球化自由貿易時期，就更不容易完成。所以直到今天，非洲經濟運行模式依然是出口能源和進口商品。

非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什么沒有發揮出來？回答這個問題或許要從社會主義時期非洲的執政黨的能力入手。非洲的社會主義體系和中國的最大不同之處是：除了七十年代之后少許國家采取了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大多數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都是大眾黨，而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也就是說，領導社會主義的政黨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式的政黨，并不代表工農的基本利益。這當然是由非洲獨特的政治、文化歷史條件造成的。首先在反殖斗爭中，革命黨的首要任務是在各個不同族群和部落之間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這便形成了“大眾黨”的基本體制;其次，遭受西方數百年的奴役使得非洲社會內部階級分化不顯，因此革命的性質主要為反對種族壓迫而不是階級壓迫，是黑人對白人的反抗，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目標不是均貧富，而恰恰是從零起點積累個人和國家的財富;第三，革命領導者幾乎都是受到西方教會教育的精英，他們在國家獨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談判者，是非洲國家民族利益和西方政治集團利益達成妥協的調停人，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者，他們最大的優點是熟悉西方而非領導國家。于是，非洲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下述諸種“亂象”和矛盾便不難理解：

第一，這群政治精英迅速利用手里的國家權力為個人積累大量財富，非洲的根本矛盾由種族壓迫轉變為階級壓迫。第二，為了積累個人財富，同時也為了尋求發展資金，利用國外資本是最便利之道，因此，雖然普遍實行了支柱型產業的國有化政策，但不可能徹底驅除國外資本。相反，大多數國家不得不沿用殖民時期留下的西方經濟體系，這樣便不能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獨立自主的發展政策，這也證明西方的依附統治政策在非洲是十分奏效的。第三，由于不是通過革命建國，非洲統治黨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黨的基層組織力量尤其薄弱，黨對國家的管控水平低下，這從非洲工會相對于政府具有極大的獨立性上便可看出。在加納等國家，盡管政治強人如恩庫魯瑪取締了工會的獨立性，但最終他的下臺反而說明工會作為反對力量的強大。第四，非洲一黨制之所以長期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取決于其政權有多么穩固，而取決于領導者和西方的關系的好壞。凡是在位長的獨裁者大多有國外勢力為其背書，而西方在很長時問是認同非洲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后，非洲社會主義種種矛盾應歸結于其民主政治邏輯的混亂：非洲社會主義反對西式議會民主卻無能力實行社會主義大民主;其黨是大眾黨格局卻要實現先鋒黨的目標，這種悖論在坦桑尼亞尼雷爾時期的社會主義農村改造政策中體現最為明顯。

九十年代初期，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大陸，幾乎一夜之問非洲發生了由一黨向多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由西方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這些國際機構通過貸款來緩解非洲國家的財政赤字危機。但同時它們提出國有資產私有化的要求，這個要求包括非洲國家放棄在社會主義時期實行的國家福利政策，以保證獲得國際貸款的公司獲取最大的盈利?？梢韵胍?，在這種政策下，非洲底層民眾的生存條件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這是非洲九十年代的普遍狀況。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非洲出現了高速發展的階段，但這種高速發展依然依靠的是能源出口，而不是自主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近期非洲經濟又開始低迷，這部分是由中國發展放緩和國際石油價格的降低所導致的?？傊?，在全球化時代，非洲的國際位置完全是由其潛在的“消費市場”和“能源基地”兩個功能所決定的。

如果將非洲的社會主義時期和全球化時期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我們會發現非洲獨立后發生的最根本變化就是形成了自己社會的階級結構，因此，壓迫模式已由外部轉向內部。在二十世紀，非洲新生成的精英包括三類：在殖民時代接受西方教育的文化精英，他們沒有經濟權力;社會主義時代的國家管理者，其中一部分實際轉化為買辦資本家;全球化時代的中產階級?，F在非洲所標榜的消費能力不是指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而是指這個新生的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

既然階級分化是非洲當代歷史最重要的現象，理解非洲的現實就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階級分析理論和方法，但是缺乏階級意識的自覺是現代非洲各個時期社會精英共同存在的問題。盡管如此，非洲一些富有遠見的知識分子還是從六十年代發展出一套階級分析的理論。其中奠基人是法儂，他在《大地的受難者》一書中提出警告，要防止獨立后非洲“民族資產階級”的墮落。他的預言不幸言中，七十年代，這些大肆掠奪國家財富的“民族資產階級”已成為顯而易見的事實。于是，新一代非洲馬克思主義者借用中國革命提出的“買辦資本家”的概念，給這個階層冠以新名。非洲階級分析的另一個傳統則由坦桑尼亞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伊薩·席?；_創，在《坦桑尼亞的階級斗爭》（一九七六）一書中認真研究了尼雷爾執政時期出現的“官僚資本家”的現象，這是非洲學者第一次借助馬克斯·韋伯的思想來分析“管理者”的階級問題。沿著他開辟的道路，歐文·馬科維茨的《非洲的權力與階級》（一九七七），理查德·斯科拉《一個非洲國家的公司權力》（一九七五）分別提出“組織資產階級”和“管理資產階級”的概念。喬萬尼·阿里吉則指出非洲工人階級的內部分化，技術工人形成了所謂的“勞工貴族”。

可以說，在對非洲階級和社會的各種分析里面存在一種“掐頭去尾”現象，即對社會階級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上層精英。這個傳統從法儂開始，是他準確預言了獨立后非洲新的統治階級的出現。相比較他對精英的警惕和批判，法儂對“大地的受難者”的階級分析就明顯簡約，實際上，除了“民族資產階級”，非洲其他社會階層都被籠統地歸于“大地的受難者”這個與其說是概念不如說是形象。一九六七年皮特·勞埃德出版《熱帶非洲的新生權貴》使得精英/大眾的二分法的社會分析模式得以強化。此書體現的是西方冷戰時代對非洲的戰略意圖，即西方必須把注意力放在培養非洲精英上面，在這個時期，西方缺乏對非洲普通大眾階級屬性的研究和分析。

什么是非洲工人階級的狀況？什么是非洲農民階級的狀況？農民和工人這兩個階級是如何互相轉化的，工人的農民化和農民的工人化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意味著什么？這種問題很長時問沒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視。一九六三年湯普遜發表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極大地促進了英國戰后知識界對工人階級的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概念，階級不是一種本質，而是一種歷史現象。在這部書的影響下，一些研究非洲工人階級狀況的著作開始出現。但總的來說，研究非洲工人階級的主要動力在于如何對這個階級進行管控，而非理解這個階級的特殊的歷史使命。所以研究逐漸向“工業關系”方向轉移，這樣，工會和工運很快成為這個領域的研究重點。對非洲農民的研究成果要比對工人的研究成果豐富得多，這主要是因為從殖民非洲向當代非洲過渡的過程中，非洲的核心問題幾乎都和農民相關：土地問題、農民革命問題、移民工問題、農村改造和城市化。這些問題都因為實際需要而變成各種社會學專題研究，所有這些研究采取的整體思路是，非洲農民的復雜性使得其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分析，也就是說，農民問題是許多社會問題的交叉點，而自身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

真正開始擺脫精英/大眾二元對立的階級分析話語的是新近出現的非洲中產階級研究。中產階級的誕生是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發生在非洲社會里頭等重要的事件，可以說世界對非洲經濟增長抱有的樂觀態度都因此階級的出現和迅猛壯大。而之所以中產階級的出現被賦予如此高的意義感，是由于“中產階級”理論在政治思想史和經濟領域里所承載的深刻含義。

在政治思想領域，正是中產階級理論的發展質疑了馬克思革命理論的正當性。它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會像馬克思所預想的導致兩個根本對立階級的出現，相反，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問會出現一個緩沖地帶，這就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被認為是勞動分工的產物，是管理現代國家所需要的龐大的官僚體系內在的要求，是分配部門高度發達而產生大量非生產部門的工作的產物。這個新興的階級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就已初露端倪，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便成為確定無疑的事實，這是因為戰爭強化了國家機器，并使得戰爭狀態的生產主要由國家組織，于是原有的官僚體制開始變得更為龐大，在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工作的員工急劇增加，也就是說，具有固定收入的白領而非領取計件工資的藍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于是，馬克斯·韋伯對官僚體制的研究便成為中產階級理論核心方法論。他提出的“生活機會”（教育機會、升遷機會、就業機會等）成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穩定的指標，一個社會如果能提供良好的“生活機會”便可發展出維持社會穩定的中產階級。也正是由于韋伯，“階級”這個概念不再必然是和“財產”及“是否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經濟地位相關，而可以從職業、收入、社會榮譽和地位等角度衡量。

中產階級理論最早出現在三十年代的德國，不幸的是，當時的研究者（埃米爾·萊德勒、雅各布·馬爾沙克、漢斯·施佩爾、希伯爾曼等人）已經觀察到納粹和中產階級的關系，于是最早的對德國中產階級的系統研究反而變成了對中產階級文化保守和經濟反動性的批判。這種憂慮影響了隨后的美國學者。美國學者萊特·米爾斯和隨后的丹尼爾·貝爾通過他們對美國白領的研究指出，美國是一個中產階級國家，這便是美國的發展模式，也就是美國夢的實質。隨后，在解除了對馬克思革命理論主張的焦慮后，西方學者對中產階級政治功能的探討便集中于中產階級和社會民主的關系。

在經濟領域，中產階級之所以重要在于他們是商業社會的最主要的消費者，因此研究中產階級就是對商機的研究。

理解非洲中產階級的興起和對其的研究必須放在這兩個大背景下進行。非洲中產階級是否是非洲的救世主？非洲的中產階級是否是世界商人的福音？如何通過確定中產階級的消費欲望和需求來調節生產？非洲國家的不同政黨如何利用中產階級來贏得政治家需要的選票？這些實際的政治和商業需求正在促進非洲中產階級研究的繁榮。

然而，在已有的各種各樣研究中，南非著名白人學者羅杰·索撒爾（Roger Southall）《南非新黑人中產階級》（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in South Africa）一書特別值得一提。這是一部具有強烈現實批判的著作，同時在許多黑人中產階級那里又是一部非常不合時宜的著作。他的核心觀點是，南非的中產階級的政治屬性尚不清晰，因為這個階級的崛起完全不是本階級努力的成果，它不說明南非龐大的黑人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已經找到了通往中產階級之路，也不說明南非政府在種族隔離后制定了具有生產性的和可復制的中產階級化的道路。恰恰相反，現有的黑人中產階級的形成只是對白人資產的掠奪，是國大黨在奪取政權后通過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將白人資產合法化地劃分給國大黨的政治精英們，其手段主要有兩個：第一，通過控制國有企業，將這些國有企業高管位置分配給自己人;第二，通過施行“黑人經濟振興法案”，迫使白人掌控的私有企業拿出部分高管位置給黑人，同時，為黑人精英運行私有企業提供種種便利。因此，索撒爾成為少有的在非洲大陸齊聲歡呼中產階級的崛起時，潑了一瓢冷水的學者。他的見解是，現在的黑人中產階級是靠掠奪而出現的寄生階級，上對國家，不能擔負經濟生產和管理的重任，下對民眾，則不擔負任何道義責任，因此，黑人中產階級的出現在非洲現有的歷史情景尚不足以代表一股歷史進步的力量。

索撒爾的著作幫助我們對非洲現代史獲得三點更深刻的認識：第一，它清楚地表明，非洲大多數國家沒有培養出代表民眾利益的政黨，早期的黨國體制滋生了買辦階層，在全球化時代，以南非為代表的黨國體制則以犧牲底層為代價培養了寄生性的中產階級;第二，索撒爾的著作可以看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德國批判中產階級學說的遙遠的回聲，這個學說在被美國所鼓吹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長期壓制下幾乎被人們忘卻;第三，它將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非洲由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所組成的典型社會結構內部的種種張力。

二0一六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南非金山大學社會和經濟研究所參加索撒爾的新書研討會。一位儀容華貴的黑人女學者應邀來點評他的著作。一眼看去，這位女學者即屬于索撒爾批評的南非中產階級。在她避實就虛的點評中，有一句話令人印象特別深刻，反映了黑人中產階級的不滿。她說：這部研究黑人中產階級的書讀起來令人沮喪，真希望什么人以后能就這個題材寫一本令人讀來愉快的書。這位女教授的話再次讓我意識到，在非洲，所有的階級問題都必然和更復雜的種族問題糾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