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禮之外：比較視野下的隋唐外交文化

李丹婕

貞觀十四年（六四0）閏十月丙辰（十二月十二日），吐蕃贊普派遣使者攜大量黃金和寶物來到唐朝，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賠罪，二是求婚。這是吐蕃第二次向唐朝求婚。第一次是貞觀八年，當時吐蕃剛剛崛起于青藏高原，正欲對外擴張，試圖通過與大國唐朝聯姻，進一步強化并鞏固自己的實力。但是，就在吐蕃求婚期間，位于吐蕃之東、唐朝之西的吐谷渾也向唐朝求婚。太宗最終同意了吐谷渾的請求，拒絕了吐蕃。這一決定應該是太宗權衡之后的結果，當時唐朝對吐蕃所知無多，吐谷渾則自隋朝起便與中原有比較頻繁、密切的交往，又地處唐朝和吐蕃之間，對唐朝而言戰略意義更大?？墒峭罗拐邊s告訴贊普，唐朝拒婚，是吐谷渾從中作梗，吐蕃贊普遂決定出兵吐谷渾，試圖通過軍事威脅，實現與唐的聯姻。吐蕃大軍襲來，吐谷渾難以招架，東向避難，人畜皆損失慘重。吐蕃兵鋒直抵松州（今四川松潘），挑釁唐朝。唐朝當然出兵迎戰，最終令對方示弱，于是貞觀十四年吐蕃贊普再度遣使入唐，賠罪之余，重新請婚。太宗重新斟酌后，這次應允了婚事。貞觀十五年正月丁卯（二月二十一日），吐蕃大相祿東贊便帶著五千兩黃金、數百件珍寶入唐迎親，當月丁丑（三月三日），唐朝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率使團送唐朝公主人蕃。這位唐朝公主，就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成公主，她和松贊干布之間的婚事也從此被傳為佳話，成為古代漢藏文化交流史的里程碑事件。

事實上，就李唐皇室而言，文成公主只是唐朝外嫁的貴族女性之一，僅《唐會要》卷六“和蕃公主”的條目下，便記錄了十五位嫁與外蕃的唐朝公主。今人談論包括文成公主在內的唐朝外交聯姻，多名之為“和親”，而且往往不假思索地將此事與西漢時期中原與匈奴之問的和親行為相聯系。這一思路其實并不妥當，因為雖然同為國家層面的外交聯姻，但就其行為宗旨和邏輯而言，唐朝和漢朝卻是截然有別的。西漢與匈奴之間的聯姻，是西漢換取和平的方案，雖是主動提出，實則是別無選擇的無奈之舉，中原一方處于被動的下風。漢匈和親說到底是中原王朝的單向奉獻，而這么做也沒有換來持久的和平，還為西漢平添了一項沉重的財政負擔。相比起來，同樣是公主出嫁，唐朝則是“上國”，聯姻的前提，是吐蕃帶著大量財寶向唐朝“求婚”，能否實現，還取決于唐朝的態度。換句話說，唐蕃通婚和漢匈聯姻，背景與性質都大不相同，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唐朝，至少是唐前期的外交聯姻看作漢匈和親的延續，而應將之置于唐朝自身的政治文化及其所處的世界語境中加以認識。

不妨仍以唐蕃聯姻為例來做些說明。這一事件中，有三個要素需要特別留意。

首先是吐蕃的求婚。貞觀八年，唐朝已取代突厥汗國，成為東亞地區最強大的政權，吐蕃則是青藏高原的新興勢力，正欲向外擴展。吐蕃請求與唐朝聯姻，一方面是希望借此進一步增強實力，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尋找大國對自身地位的認可。吐蕃贊普在被唐朝拒絕后發動軍事打擊，并非全無理由，在他看來，弱國吐谷渾都能娶到唐朝公主，擁有更強實力的吐蕃，顯然更有資格與唐朝聯姻。換句話說，吐蕃求婚之舉，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當時通行的國際規則的。關于這一點，此前有一個切近的先例，那就是突厥。突厥建國之前，是生活在阿爾泰山一帶的游牧部落，原本是為當時的草原霸主柔然汗國鍛造鐵器的奴隸。由于掌握高超的制鐵技藝，突厥部的實力日益增強，到酋長土門統治的時代，吞并了周邊其他一些游牧部落，凝聚成一支不容小覷的力量。土門為提高身份并得到大國的認可，首先做的，就是向宗主柔然可汗求婚。但是，柔然可汗卻仍視土門為奴仆，不僅斷然拒絕突厥的求婚，還辱罵甚至殺害了突厥的使者，此舉遭到了突厥毀滅性的報復。柔然汗國很快被突厥擊潰，大漠南北白此成了突厥汗國的天下。從上述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吐蕃贊普和突厥可汗都試圖通過與大國聯姻，提升自己的政治身份，他們也一致認為，實力是聯姻的充分條件。突厥求婚柔然，發生在六世紀中葉，而吐蕃向唐朝請婚，則是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事，柔然早已滅亡，吐蕃剛剛興起，雙方并無交集，兩件事之問的高度雷同無疑說明，小國憑借實力請求與大國聯姻的行為，在當時已是受到普遍認可的政治文化和交往慣例，而北周、北齊以及隋唐等中原地區的政權，也處于這一游戲規則通行的世界之中。比如，北朝末年，西魏北周、東魏北齊處于弱勢，就曾先后千方百計向柔然、突厥求婚，并迎娶了草原汗國的公主（關于求婚柔然事，參羅新《茹茹公主》，見《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求婚突厥事，見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

其次，按照漢文史籍所記，文成公主人藏后，吐蕃贊普便不再穿本族的毛氈大衣，換成了唐朝的絲綢袍服，而且對唐朝文化的喜愛日勝一日。這類記載，大概不乏儒家史官選擇性的書寫和修辭，但與唐朝聯姻后，吐蕃便相應具有一定的義務，則是毋庸置疑。貞觀十九年，太宗征伐遼東，贊普專門派遣祿東贊入唐道賀，而且非常正式地寫了一封奏表，以臣子兼女婿的身份，向唐朝天子致意，文中寫道：“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并為臣妾，而高麗恃遠，闕于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才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保ā杜f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這篇文字措辭謙卑，內容恭敬，其中“圣天子”“臣”“奴”“子婿”等強調身份的專詞，用得準確又妥帖。贊普對吐蕃和唐朝之間的關系以及自己在這一關系中的位置，顯然一清二楚，而且他能夠嫻熟地利用文書與禮儀的形式，確認并鞏固這一關系。雖然突厥、吐蕃直到七世紀之后才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文字，但就保留在傳世漢文正史中的相關記載來看，他們一早就能嫻熟地利用漢文文書與中原政權互動，而且能準確把握文書措辭和格式蘊含的微妙信息，這背后大概和中原士人的流散有關。李淵晉陽起兵之初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曾謙卑地向突厥可汗致以表文，落款署“某啟”，以突顯自己的卑下;而到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淵決定與突厥一決高下時，便果斷下令“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在文書格式上做手腳，顯然不是中原皇帝自說自話的獨角戲，而是同時期各族政治精英都能心領神會的權力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