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與理性
——東西方最高文化信仰研究

隋云鵬

最高文化信仰是指對某種文化終極精神的虔誠信念、崇高敬仰和奉行實踐，是個體生命和整個群體的終極文化支撐、精神指引、人文關懷，是支配其宇宙觀、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精神支柱和決定性力量。文化信仰不僅是精神力量，也是物質力量。意識形態，尤其是核心價值觀與價值體系是最高文化信仰的外在邏輯展開和延伸。自從人類社會進入歷史發展過程開始，文化信仰一直伴隨其左右。在馬克思主義登上歷史舞臺以前，天命與理性分別是東方生存道路和西方生存道路的最高文化信仰。

一、天命信仰與理性信仰

天命信仰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高文化信仰，是中國傳統社會非宗教理性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與邏輯原點。在中國傳統社會，天命是指宇宙一般規律包括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一般規律對人類社會、個體生命的支配性、主導性與決定性力量，決定著宇宙和人類社會的起源發展、朝代廢興、人性稟賦、人生命運?！皥蛟唬骸?！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匆嘁悦??！保ā墩撜Z·堯曰》）說明4000多年前，天命信仰已經成為國家（中央邦國）層面的文化信仰。這被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證實。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作為距今約4300年-3900年（大約相當于堯舜時期）的中央邦國都城，是在陰陽、太極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觀以及八卦、五方的天下觀指導下規劃建設的，體現出最高統治者天命所歸、居中而治、掌握歷法、敬授民時的權威，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疤煲曌晕颐褚?，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保ā渡袝ぬ┦摹罚┲芪渫醯倪@句話將天道與人道聯系起來，表明當時的中國人已經將彼岸真理和此岸真理統一了起來；已經認識到主宰我們命運的天命不是來自天國，而是來自人類社會自身；已經把天命的內涵和重心從自然發展的一般規律擴充并轉移到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體現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相對自然界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體現了人在天面前的成熟和自信，體現了深刻的唯物主義史觀，在中國哲學史上有著標志性的意義。

春秋時期，老子認識到天體運行規律與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內在聯系，認識到后者是前者在人類社會的延伸，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保ā独献印さ诙逭隆罚┛鬃永^承和發展了天命信仰，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保ā墩撜Z·季氏》）孔子對天命的理性信仰源于其天文學方面的極高造詣，例如：“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后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保ā蹲髠鳌ぐЧ辍罚╇S著儒學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指導學說和主流思想，天命信仰成為中國人的最高文化信仰，影響著傳統社會的方方面面。

與中國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天命信仰不同，歐洲的文化信仰自古希臘以來發生了幾次大的變革。在中世紀，上帝是歐洲人無可置疑的最高文化信仰。文藝復興以后，歐洲的思想家、哲學家一直在為“上帝死了”做準備，尋找新的文化信仰。啟蒙運動時期，理性成為啟蒙學者極力確立的最高文化信仰，正義、自由、平等、人權等被確立為理性的核心價值觀，理性開始與上帝爭奪最高文化信仰的桂冠。對此，恩格斯指出：“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瓘慕褚院?，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恒的真理，為永恒的正義，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蓖瑫r，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這一文化信仰的確立是歐洲近代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哲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是歐洲近代哲學發展的時代特征。同時，歐洲的理性信仰又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在與中國的交往中，歐洲人發現了可以不依賴上帝存在的理性社會，從而為歐洲確立理性信仰提供了理論來源、參照物和奮斗目標?？梢哉f，啟蒙運動理性主義是歐洲的“理學”，而宋明理學是中國的“理性主義”。

二、天命與理性的歷史局限性

人類和人類社會本身是自然發展一般規律的產物，從進入歷史發展過程開始，即進入探尋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進程，并共同創造了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理論成果——理性主義。理性主義是指以客觀規律為對象的哲學和科學，這里的規律是指事物運動過程中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穩定的聯系。正如列寧所說，理性主義的發展也遵循著“由現象到本質，由所謂初級本質到二級本質，不斷深化，以至無窮”的規律，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因此，天命與理性作為理性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化終極精神也有著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這種歷史局限性主要是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制約。人們的生產生活受無數規律的支配，人們對這些規律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受每一歷史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制約，這些對規律的認識也有對有錯、有淺有深，不盡相同。例如，對于宇宙一般規律或者說文化終極精神，中國人稱之為“天命”，中世紀歐洲人稱之為“上帝”，近代歐洲人稱之為“理性”，道教稱之為“三清”，印度教稱之為“梵天”，等等，分別代表了各民族、各群體對宇宙一般規律的認識水平，也反映了各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狀況。這一點在宗教和神話世界里體現得更為經典，宗教和神話世界里大大小小的神實際上是大大小小的規律的別名，只不過由于當時科技水平低下、生產力發展落后，人們無法正確認識各種規律，只能將它們歸結到神秘主義。比如，二十八宿星君代表著對黃、赤道附近二十八顆星座運動規律的認識，以觀測日、月和五大行星，確定季節和時間；社稷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原始神祗，即土地神和谷神，代表著對農業生產規律的認識；在古希臘神話中，宙斯代表著宇宙一般規律，他的妻子、子女、兄弟姐妹和親戚等神祗則分別主管某一行業或領域，代表著對該行業或領域發展規律的認識。

文藝復興以來，尤其是啟蒙運動之后，隨著近代科學和工業的狂飆突進、生產力的飛躍式發展，人類終于進入了全面科學認識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時代。馬克思主義承擔起了這一歷史使命和文化使命，也就是說，天命和理性等文化終極精神或者說宇宙一般規律，只有到了馬克思主義登上歷史舞臺，才開始揭開它的神秘面紗——“分工”或者說私有制、社會活動的固定化、“異化”：“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保ā兜乱庵疽庾R形態》）也就是說，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起主導作用的是分工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愿望不能實現并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于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地，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于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保ā兜乱庵疽庾R形態》）也就是說，主宰我們命運的天命與理性不是來自天國，恰恰相反，它來自人類社會——我們自身。

三、人類不自由的根源

天命與理性即分工或者與其相等的表達方式——私有制、社會活動的固化、“異化”是人類不自由的根源。啟蒙運動時期，自由成為資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之一。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但卻無處不身戴枷鎖。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這個變化是怎樣產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成為合法的？我相信我能解答這個問題?！笨梢?，盧梭在提出自由的命題時，已經認識到那時的自由是“身戴枷鎖”的自由。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統治下被設想得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于物的力量?！保ā兜乱庵疽庾R形態》）這是因為，“過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個人的自主活動受到有局限性的生產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縛，他們所占有的是這種有局限性的生產工具，因此他們只是達到了新的局限性。他們的生產工具成了他們的財產，但是他們本身始終屈從于分工和自己的生產工具?！保ā兜乱庵疽庾R形態》）不僅如此，自由在同一時代的各個階級間也是不一樣的?！霸谶^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保ā兜乱庵疽庾R形態》）而階級的形成也根源于分工，對此，恩格斯指出：“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p>

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指出了人類不自由的根源，也指出了解放人類、實現人的真正自由的方向和道路，即共產主義革命。通過共產主義革命，現代生產力充分發展，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異化，使人類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獲得徹底解放，人們對由自己相互作用產生的、完全異己的、威懾和駕馭著他們的力量實現了控制和自覺駕馭，從而實現了“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實現了“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實現了“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資本論》），“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自由成為最高文化信仰。恩格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894年1月9日，在致朱·卡內帕的信中提出了“未來新時代的精神”的命題，他認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是“未來新時代的精神”。自由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繼承、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被確立為共產主義的文化終極精神。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現代生產力充分發展、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上帝”“自我意識”“幽靈”“怪影”“怪想”“枷鎖”“最高存在物”“概念”“唯一者”“實體”“人的本質”“高深莫測的創造物”“造物主”“絕對觀念”“邏輯范疇的預先存在”都將因失去它們賴以存在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物質基礎而歸于消滅。馬克思主義通過對天命與理性等“自我異化”的徹底批判，實現了天命與理性的共產主義革命，賦予了天命與理性共產主義意義：天命與理性開始從自發的“分工”階段進入自覺的“消滅分工”階段，人類開始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人開始“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那時，自由不僅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成為最高文化信仰，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也成為最高文化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