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家書賦的學理原因尋繹

劉小兵

（黃淮學院 文化傳媒學院，河南 駐馬店 463000）

中國古典文學與書法藝術關系密切，其中辭賦與書法的“互訪”頗值得關注：辭賦作品中有題詠書法的篇章，如蔡邕《筆賦》、楊泉《草書賦》、王僧虔《書賦》、竇臮《述書賦》、柳宗元《筆精賦》等；書法藝術中有大量的辭賦書寫，如《洛神賦》《琴賦》《月賦》《歸去來兮辭》《文賦》《枯樹賦》以及前后《赤壁賦》等。辭賦文學之書法流播蔚為大觀，可視為中國文學與書法藝術交融互動之文化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辭賦以書法的形式再現和傳播，既開拓了賦體文學傳播的渠道，也從形式體制和情志意蘊等方面豐富了書藝之美，促進了書法藝術尤其是文人書法的發展。辭賦與書法的結緣，形式多樣，內涵豐富，展示的是文學與書法的交融與互動。其中，書家對辭賦作品的鐘情與描摹，其學理原因究竟何在？本文試作探究。

一、辭賦與書法：形式體制的呼應

瀏覽辭賦在書法藝術中的流布傳播，面對書法家對辭賦作品的青睞，首先引發我們思考的是：究竟哪些因素決定了書家的選材？其原因應是多方面的，我們首先需要從文學與書法各自的基本樣式及審美要求談起。

古典文學的文體樣式豐富多彩，若詳加細分可至百余種，如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將之分為127類，然其共性則如蕭統《文選序》所云：“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盵1]即文學是要講求文采的?？鬃右嘣啤把灾晃?，行而不遠”。文學發展至漢魏六朝，內容之豐富、形式之華美自不待言。結合上文所列書法文獻，可見被書寫的辭賦作品以朗朗上口的抒情小賦或駢賦為主，這首先與“詩賦為正宗”的文學傳統有關，此不贅述。辭賦具有的可讀性強、情思飽滿、韻味悠長等特點，則是其受書家青睞的主要原因。

早期書法（唐前）雖亦求美，但主要還是作為記錄的工具，內容可謂無所不及，故流傳的書法作品以應用型文體居多，如書信、碑文、經書等，此時期書法在實用與審美兼具的同時，側重的是實用。雖然這些文獻也會被后人視為書法藝術甚至是書藝經典，但大都屬于無心插柳之作。隨著時代的發展，書法藝術的形式除了墓志碑刻，紙質的樣式一般有中堂（掛于客堂正中）、條幅（往往多幅并列）、橫幅、手卷（亦云長卷）、對聯、斗方、冊頁、扇面等。其中，可以書寫稍長一點文章的，多為中堂、條幅和冊頁。書法作品講究的是落筆錯落有致，風格形神兼備。歐陽中石說：“漢字文化的美，在于點畫生姿，章法得體，書文相映，煥人心儀?！盵2]書法講求造型，追求氣韻生動，此點與辭賦文學達成了一致：辭賦即是講求駢偶、聲律、藻飾等的美文，如劉勰所云辭賦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辭賦的四六句與書法藝術中的對聯，在形式和風格方面的要求基本接近：對偶規整，音韻和諧，簡潔古雅，如“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等，世人頗喜以條幅或對聯來書寫這些美文名句。

隨著印刷術的發明、改進與普及，工具性、功利性的抄錄（如文集、經書）工作漸少，書寫的技術愈加提升為獨立的、更多人都可參與的藝術，書法的審美、怡情功能被加強，書寫的材料也隨之被重新選擇。自此，出于賞心悅目的目的來書寫詩詞歌賦漸為普遍。而哪些美文可以進入書家的視野，頗值得研究，其體現的是文學與書法藝術的交織與互動。如：書寫碑文，是由于傳統“不朽”思想的影響以及敬畏祖先和神靈的原因；書寫經書，自然與唐宋以來佛道的興盛相關；書寫美文詩賦，自然與文學的興盛有關。

書家大量書寫自創或前人詩文的時期發生在宋元時期，有人以為這與“文人書法”的興起相關。當書寫者開始“玩書法”而不是出于實用目的（如寫碑文、抄經書、臨摹書帖）書寫之際，自由選材亦開始，書寫的內容當是契合我心即可，如蘇軾書寫《歸去來兮辭》及祝允明書寫《歸田賦》《洛神賦》《閑情賦》等。當然，究竟是誰第一個書寫某篇辭賦美文，還有待新史料的發現，但書寫者欣賞和喜愛該文是可以肯定的。于是，文學史上那些精美的文章，無論是駢文或辭賦、短論或宏文，只要書者覺得篇幅適宜、文辭優美、情韻俱佳，或辭賦作品可以滿足書者的某些訴求，都可以拿來書寫。

簡而言之，當書法藝術逐漸由以實用為主發展至以審美為尚，書寫的材料則非美詩佳文何以配之？成熟的書法藝術遇到興盛的文學藝術，美輪美奐的結合由此開始。因此，辭賦一類美文的被書寫，與書法“由工具而審美”的發展相關，與文學豐富精美的語言、結構等藝術形式相呼應，二者的結合有形式體制的呼喚與響應的因素。辭賦與書法之形式體制的關系，可謂“合則雙美”。

二、書家與賦家：情思志趣的寄托

書法家書寫詩文的情形多姿多彩，書寫起因自需具體分析。例如，有的是為滿足帝王的喜好和要求，如唐代宮廷的集體書寫《蘭亭序》；有的可能是受老師的影響，如歐陽修推崇陶淵明，云“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蘇軾結合自身的需求，在精神上也選擇了陶淵明這位前代同道；有的則是出于傳承的譜系，如《赤壁賦》的書寫與效法蘇體書法有關。以此類推，有人因喜歡二王而臨摹和書寫《蘭亭序》，有人因追慕趙體而書寫選材也和趙孟頫有相同之處。因此，書法藝術有其自身技藝和觀念的傳承，這些因素亦需要關注。

然而，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書法和文學在藝術本質上的相通性。任何藝術都蘊含主體情志，其與創作者的才情、氣質、情懷密切相關，如清代劉熙載《藝概》論書法藝術與書法家個體之關系時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盵3]“文如其人”與“書如其人”雖需辨析，然自有其合理性。書寫經典名作的目的不外乎傳其美文、慕其人格、寄托己意等，當然亦有附庸風雅、沽名釣譽者。但書寫前人或他人詩文，其中還不乏書者情感需要的因素，如文人書法偏愛文學性的書寫材料，故多書詩文而非碑銘；仕途失意的文人自然更有賴于文學、書畫藝術的自救與撫慰。此處，不妨以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為例，略加申述。

歷經唐宋元明，陶淵明早已成為一個優秀的文化符號，并內化為中國古代文人士子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從大多數書陶作品《歸去來兮辭》看，無論展現的是閑靜幽雅之境，還是超然灑脫之情，大都可與陶文相得益彰，能夠讓人更加深刻地感受陶淵明其人其文的魅力所在。在人品道德上備受爭議的董其昌，亦喜歡書寫陶詩與陶文，其《書羅語題尾》云：“樂志論，與羅氏此篇，實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數書之，亦如歸去來詞，以志吾樂耳?！盵4]以志吾樂，是書家書寫文學名篇包括辭賦作品的重要心理訴求。董其昌一生經歷讀書交游、中舉為官、徘徊官場與賦閑之間、告老還鄉等一系列曲折的過程，辭官之后的董其昌閑怡自得，陶醉于詩文書畫藝術中，并從前人如王羲之、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東坡等人那里求得精神上的慰藉與共鳴，因而對董其昌的名士情懷（包括對陶淵明的崇拜）不能簡單地視為附庸風雅，其書畫藝術所取得的造詣（尤其是其中的文人氣息）與其士人情懷密不可分。另如臺閣體書法家沈度亦有隸書《歸去來兮辭》，風格雍容典雅、規整端莊，雖同樣表達對陶淵明的欽羨，然整體書風上側重展示的則是“隱逸”二字中的“逸”字①。

從各階層文人士大夫對《歸去來兮辭》的反復書寫，或許可解釋“經典”的意義所在：“‘經典’是指一個文化所擁有的我們可以從中進行選擇的全部精神寶藏?！盵5]37荷蘭學者佛克馬、蟻布思對經典形成的界定就包括了“反復被提及”這一要素：“對于經典的選擇將會更多地以潛在認同、自我肯定、熟悉感以及沙文主義這樣的標準為基礎?！盵5]196書法藝術對經典美文的反復書寫，就是對經典的“反復言說”。通過對《歸去來兮辭》的反復書寫，書法家傳達的是對陶淵明人格的認同和對詩意情懷的向往以及對詩意人生的不懈追求。

當然，經典的“復活”不會遮蔽和扼殺“現代性”?，F代性借助經典，同樣可以展示不同的個性特質。同樣是書寫《歸去來兮辭》，每個人都會寫出自己心目中的陶淵明。如蘇東坡書，體為行書，瀟灑俊逸；趙孟頫書，溫潤中和，楷書為主，間以行書筆意，符合一個逐漸學會從容周旋于仕隱之間的前朝遺民的士人心態；祝枝山書，則為行草，如金蛇狂舞，氣勢跌宕，符合其落魄不偶卻狂放不羈的性格特征；文徵明多次書寫過《歸去來兮辭》，多以行書或楷書為主，秀雅穩健，平和沖淡，則與他內斂的性格以及最終通過詩書畫藝術找到安頓自我的精神家園有關。

另如辭賦文學被書寫頻率較高的《洛神賦》《前后赤壁賦》等，除了傳承書法技藝的因素與意義，更是因為文本內在的情韻吸引著歷代書家。從文化符號的角度來看——“洛神”代表的是文人的傷痕記憶，接續了香草美人的傳統；“赤壁”二賦則關乎宇宙觀與人生觀，承載的是宇宙無窮而人生有限需曠達以超越的追求；“歸去來”則代表了找尋自我以及終極家園的雙重意蘊，激發的是“人歸何處”的共鳴。這些書法藝術在傳播經典美文的同時，也宣揚了某種人格與道德，寄寓了某些理想與追求。其中或有借書寫美文以附庸風雅、沽名釣譽者，然正如“盜亦有道”一樣，盜也必須借助道義才能達到目的，附庸風雅、沽名釣譽者正是利用了人們普遍認同的規則，恰說明道義具有普世意義。書寫美文的人，也正是利用了受眾對美文、美好生活、美好人格等普遍認同的心理。我們反對的是人與文的分裂，但不能因此否定藝術本身的魅力，對于書壇紛紜的辭賦文學書寫現象，亦當如是觀之。

當然，有一些辭賦書法在書法史上出現并不多，亦未形成書壇潮流或傳統，其書寫原因需具體分析。有出于個人情感需求而書賦者，如陸柬之書《文賦》，最初是出于對祖先的崇敬，而后世接續者如清代鄧廷楨再書《文賦》，則是出于對此幅書作經典的欣賞。亦有出于政治目的而書賦者，如乾隆年間《盛京賦》的書寫，則承載了統治者多重的政治意圖。

三、賦學與書學：審美境界的相通互補

陸機《文賦》云“賦體物而瀏亮”，賦體文學擅長描摹大千世界，正如朱光潛《詩論》所說“近于圖畫”。書法是一種線條藝術，屬于特殊的圖像藝術。在描摹圖像、以象傳神這一點上，辭賦與書法可謂異曲同工。若拈出中國傳統藝術共同追求的“意象”二字，其不同之處或在審美效果方面：辭賦偏重于“象”的建構（鋪陳描摹，營造氣象），書法則側重于“意”的傳達（揮毫潑墨，傳情達意）。以上可視為賦學與書學在審美境界上的相通與互補。

辭賦與書法藝術的結緣，從文學史與書法史的角度綜合來看，主要有形式體制、情思志趣、審美意境等兩相契合、相得益彰的因素，另外也包括書法技藝傳承接力的因素，如書法技藝的訓練講究臨摹，而要達到一定境界，則需要背臨（既要默寫出原帖的文字內容，也要再現原帖的筆法），文字內容若非朗朗上口、易于記誦，則非常不便。這也是書家選擇內容優美、篇幅適宜的文學經典作為書寫材料的重要原因，而不少辭賦經典篇幅適中，意境優美，便于記誦。這一點，從上文所提的歷代書家書寫同題作品即可看出。

正是憑借各自的審美境界，辭賦與書法得以結緣，其多方面的文化意蘊亦包含其中。無疑，這是一場雙贏互惠的結緣：從文學的角度看，辭賦得以多出一條美麗的傳播途徑，使之更為賞心悅目、深入人心；從書法的角度看，在辭賦美文的熏陶下，書寫者有了人文底蘊，為書法作品注入了情思與魂魄，從而更具氣象與境界。因此，筆者以為，后世書法家之所以青睞某些辭賦作品，書法技藝在古人眼里倒是其次——所謂形而下者，辭賦作品中體現的人格魅力、所包蘊的人文情懷才是最重要的。即使如《赤壁賦》這樣原本就是書法經典的作品，很多書法家的接續也不僅是亦步亦趨的模擬，而是另辟蹊徑，從字體到格式自由發揮、重新書寫，正所謂得魚忘筌、得意忘言。

文學包括辭賦藝術對于書藝的貢獻，亦如學者所云：“縱觀中國歷史中書法的生成及發展，有一條明確的主線，這就是它生長于傳統文人之中，依靠傳統學問來滋養。所謂國學或者說傳統學問，造就了中國傳統文人獨特的精神氣象及人格魅力，傳統的經、史、子、集四大類別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思想，是探知中國人文精神的通衢，書法恰恰是在這些學問的蘊含之中，才滋長出那份雋永蘊藉的內涵，擁有了那份獨特的被陳師曾稱為‘高尚意趣’的‘文人氣’?！盵6]辭賦文學經典中的“文人氣”是豐富和提升書法藝術境界的主要因素。

歷代書法家對美文的青睞，揭示的是：作為一門藝術，若無美的樣式、格調，以及美的情思、韻味，何以稱之為藝術？曾經借助書法得以傳播的文學，可以從形式與內蘊方面豐富書藝之美，促進書法的生存與發展。令人遺憾的是，隨著印刷術的出現，文學逐漸忘記并冷落了與自己曾為一體的搭檔——書法。隨著學科的細化和現代化，文學乃至忘卻了自身亦是關乎心靈的藝術。今天，文學創作通過敲擊鍵盤完成，文學閱讀通過瀏覽鉛字或屏幕完成，文學研究通過檢索資料完成。而從書法的角度來看，曾經傾心于學養，追求藝境與技術俱佳的書法藝術，如今亦只存技術而匱乏情境及藝境，書風與文人情懷早已貌合神離，書法成為點綴裝潢、附庸風雅甚至沽名釣譽的工具。古人面對一幅書法藝術，通常的反應是“口誦其文，手楷其書，想見其人風采”[7]，而今人觀賞書法則是走馬觀花，只看筆法、線條、結構和尺幅等形式，無暇、無力或不屑去細細品味具體的書寫內容。古典文學研究者或許應對此予以關注，并從中獲得一些啟示：在文學經典誕生以及傳播的歷史長河中，書法藝術曾是重要的不容忽視的一脈源泉，歷代書法家為后人留下許多美麗動人的藝術景觀，而當下的“文學研究”之路是否日趨狹窄，忘卻了文字本身之優美，在遠離“美術”（王國維語，意為美的藝術和境界）的道路上愈走愈遠了呢？

注釋：

① 沈度《歸去來辭》，隸書軸，紙本，高50.5厘米，寬23.4厘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