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叢書的出版與新詩經典化研究

摘 要：抗戰時期在黨的領導下大批文藝叢書的出版，使得新詩以叢書的形式而得以編選，新詩選本的面貌發生了新的變化。叢書的推出，以集體展示的方式，迅速推進了詩人詩作的經典化歷程。同時，叢書編選的內在要求又促使詩人詩作向大眾化、民間性的方向努力。叢書以“北方文叢”“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最為重要，而其中的《王貴與李香香》《劉巧團圓》《漳河水》等作品，則集體展示了解放區詩歌創作的成就，也成為新中國新詩創作的典范。

關鍵詞：文藝叢書；新詩；北方文叢；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中圖分類號：I20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332（2020）01-0040-05

中國現代文學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到1949年正式揭開了新的一頁，成長為新的人民的文藝、新中國的文藝，這與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是分不開的，就具體操作而言，大批叢書的出版，為現代作家作品的經典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條件。新詩的情況也是如此，從抗戰時期到1949年，詩歌選集或詩人的個人詩集陸續以收入叢書的形式加以出版發行，一方面通過這種集體展示的面貌，詩人詩作的影響力迅速擴大；另一方面，“叢書”的規整性又對新詩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促成詩人朝著大眾化、民間性的方向調整，從而促成中國新詩向新的人民的詩歌、新中國詩歌的要求前進。

一、文藝叢書出版的背景與形勢

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和出版工作一直高度重視，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的文藝活動與文化出版事業在黨的領導下迅速開展起來。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機關理論刊物《解放》周刊問世，該刊由同時成立的新華書局發行。同年10月，新華書局改名為新華書店，新華書店從此成為解放區乃至全國文化出版機構的一個標桿。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解放區發布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等，則為文藝工作指明了方向。

不過，詩歌在解放區的發展起初并不太順利。由于向來被視為陽春白雪，詩歌需要變成下里巴人，才能在解放區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一時期雖然有朗誦詩、街頭詩運動蓬勃開展，延安的《新中華報》還刊登過《街頭詩選》。但是能夠產生持久、深入影響的作品太少，更何況大量的詩歌不過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標語口號。倒是象詩人光未然與作曲家冼星海合作的《黃河大合唱》，作為音樂作品能夠取得巨大成功。在邊區，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是音樂、舞蹈以及具有綜合性的戲劇等樣式，它們得到了黨的大力提倡：“內容反映人民情感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話劇與歌?。ㄟ@是熔戲劇、文學、音樂、跳舞，甚至美術于一爐的藝術形式，包括各種新舊形式與地方形式），已經證明是今天動員與教育群眾堅持抗戰，發展生產的有力武器，應該在各地方與部隊中普遍發展?！盵1]對作品的要求是描寫新人新事，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場上，形式是民族的、大眾的，通俗易懂、宜于普及，作品要具有鼓動性和教育意義。

對于新詩而言，要符合這些要求，首先就要大眾化、要轉向“民間”，采取“民族形式”，才能取得成功。這一轉型，對于新詩而言是艱難的，這種作品被認為直到1946年才出現，那就是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因此，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懷著極大的喜悅之情對這部作品給予了高度肯定。按照陸定一的說法，新文藝取得成功的，首先是戲劇，其次是木刻，然后是小說和說書，最后才是詩歌，解放區之外是袁水拍的作品，解放區之內則是《王貴與李香香》，它“用豐富的民間語匯來做詩”，“內容形式都好”。[2]

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和出版工作是置于整體規劃中加以統籌安排的，并且也不限于一時一地，有著放眼全國、展望未來的長遠考慮。在延安根據地所實踐的“新文藝運動”及其“文藝應為大眾”的創作目標，要作為“明天要在全國實行的”及堅持的“根本性方針”而確定下來[3]41-42。這其實是把延安置于解放區乃至全國的中心，延安的文藝方針政策將成為全國文藝工作的指導思想，而根據這種方針政策創作出來的作品，將成為廣大作家創作的樣板。這種模式，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長久而深遠地影響了文學的創作與編選活動。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以叢書的形式批量推出文藝作品，集中展示延安文藝成果的規模，同時又表現出相當嚴整的秩序感和整一性，這得以成為延安文藝產生全國影響力并實現經典化的重要途徑，這也是新詩編選的新的變化。有學者指出，這一點在抗日戰爭初期就有所表現，如1938年初面向全國讀者發行的大型叢書——“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戰地生活叢刊”，1939年開始陸續出版的“七月文叢”與“七月詩叢”等。到1942年以后，隨著中國共產黨強調加強解放區的文藝工作、確立延安的文化中心地位，革命文藝叢書開始大量涌現出來。它們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名為“大眾文藝”的各種普及性讀本；二是名為“文藝創作”的專門叢書；三是1942 年以來延安文藝的代表性作品。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是周而復主持、1946年4月開始出版的“北方文叢”與周揚主持、1949年5月開始出版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4] 關于“北方文叢”“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等叢書的編輯及意義，后文還將展開探討。

文藝叢書的編選出版。這種文藝叢書其實是在零散的作家選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集團化運作。按照羅執廷的說法，首先出現的作家選集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文化資本的運作過程：“個人選集這種文學傳播形式也出現并且盛行起來。這既與作家憑稿費、版稅生活的背景有關，也與民營出版體制下的市場化取向和盜版猖獗現象有關，甚至還有某些政治力量介入其中。而就新文學界自身來看，也體現出通過現代出版資源來奪取符號資本的自覺，而經由這些個人選集的出版運作，新文學作家也迅速地被社會化和經典化了?！弊钤绲倪x集出現于1925年，最先出版選集的是張資平、郁達夫、郭沫若等人，1933年以后快速增長。根據他的統計，民國時期出版了個人選集的作家約為38人，其中有5種以上選集的16位，魯迅最多，為53種，郭沫若位居其次，為20種。[5]由于新文學的實績在30年代開始呈現井噴狀態，因而大批的作家選集在此時涌現，而在此基礎上大規模的文藝叢書也開始出現了。

對于叢書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中國共產黨也很早就注意到了，并將其作為文化戰線斗爭、展現延安及廣大解放區形象、確立延安作為新的文化中心地位的有力武器。特別是進入抗日戰爭之后，解放區的文藝創作日益活躍，“魯藝”的成立為培養解放區本地的文藝家提供了條件，而大批作家與文學青年奔赴解放區，也為解放區的文藝輸送了源源不斷的資源。新華書店及各類出版機構的成立，則為這些成果的問世與傳播提供了堅實的保障。據王榮的統計，這些叢書就包括“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戰地生活叢刊”“大眾文藝小叢書” “大眾文庫”“通俗文藝叢書”“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創作小叢書”“詩建設叢書”“新演劇叢書”“新文藝叢書”“魯藝創作叢書”“解放文藝叢書”“工農兵叢書”“少年文庫”、《文藝選集》《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秧歌劇選集》、“新文藝叢刊”“群益文藝叢書”“人民藝術叢刊”等近百種，種類多，數量也極為驚人。[4]

二、“北方文叢”對詩歌民族民間方向的指引

在這些叢書中顯得特別重要的是周而復主編的“北方文叢”與周揚等主編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氨狈轿膮病敝械摹氨狈健币庵附夥艆^，同時又是以延安為中心，這套叢書的策劃與出版，就是為了“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前后的發表和出版的文藝作品介紹給國民黨地區以及香港和南洋一帶廣大讀者”[6]245，樹立起延安的光輝形象。因此，它帶有強烈的“選本”或者說“選集”的意味。

“北方文叢”出版以后，受到廣大讀者特別是港澳與海外讀者的熱烈歡迎，而其中趙樹理等作家以及《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等代表解放區文藝成就的作品入選，充分展現了解放區文藝作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風采。

“北方文叢”中的詩作不多，有艾青《吳滿有》、李季《王貴與李香香》，還可以加上被視為詩歌的說書詞《劉巧團圓》（茅盾稱其為 “一種可以弦歌的敘事詩”[7]705；周而復為《劉巧團圓》所作“后記”則稱其為“一首人民斗爭勝利的抒情詩”[8]150），延安文藝對于詩歌的理解與要求充分呈現出來，即以民族的民間的形式歌唱解放區的新人新事，塑造新時代的新模范。這一點延續到建國后，成為對于新詩創作的具體要求。因此，當時涌現出了大批采用民間曲藝、歌謠形式、以口語入詩、通俗平易的格律體敘事詩，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詩人采用陜北“信天游”的體式，歌唱了解放區的新人典型“王貴”、“李香香”，從而成為解放區詩歌的一個標桿。這也就不難理解本來是說書詞的《劉巧團圓》，也被視為詩歌作品。

不僅如此，陸定一所肯定的“自從文藝座談會以來”的詩歌作品，就是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這首詩是在1946年9月發表于《解放日報》。周而復也認為《王貴與李香香》“是中國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奇花，是人民詩篇的第一座里程碑”[6]248?！锻踬F與李香香》這樣的作品，被認為是人民文藝的典范之作，那么它們的成功之處何在？當時在解放區涌現出來的作品，不少都是有現實原型為依托的，即取材于現實、取材于生活。艾青的《吳滿有》如此，《王貴與李香香》《劉巧團圓》《白毛女》等也是如此?！锻踬F與李香香》是李季在靖邊縣開始孕育的，是從聽到的一個故事而獲得的靈感，但顯然經過了李季的想象、創造與加工，不會與故事本身完全等同[9]44。這首詩在很大意義上融合了李季在邊區多地生活和工作的經驗與體會，筆下的新人形象，或許也是雜取種種而合為一個?！秳⑶蓤F圓》也是1946年春韓起祥聽到的發生在甘肅慶陽地區的一個真實故事而獲得了啟發，他經過采訪、思考、加工，添加了一些情節，先編成故事，再編成說書，“從口頭創作到正式出版，前后修改十三次，歷經半年多的時間”，還插入信天游這種民間形式，并采用戲劇化的情節設計，這些恰恰是群眾歡迎的元素。[10]93-96

因此，單說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群眾之中、取材于現實，顯然是不足以說明問題的。不過，李季、韓起祥成功的原因至少有兩方面：一是將民間形式很好地融入到故事骨架之中，二是具備了自覺的“人民意識”。第一點對于艾青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的《吳滿有》雖然是口語化的詩作，卻非民間形式。而這一點對李季、韓起祥來說卻不成問題。韓起祥不必說，李季也是從小受到民間文藝的耳濡目染，后來嘗試過多種民間的、古典的文藝形式創作，如唱本、章回小說，以民歌形式創作《王貴與李香香》反而是在此之后[9]49。因此，陸定一對他們都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在說書的方面，有韓起祥編的許多本子，顯出民間藝人驚人的天才”，《王貴與李香香》則是“用豐富的民間匯語來做詩，內容形式都好”，國統區的袁水拍得到他的肯定，也是因為這一點。[2]

就第二點而言，郭沫若在為《王貴與李香香》所寫的序言作了揭示：“這些正是由人民意識中發展出來的人民文藝，正是今天和明天的文藝”，它是“新的意識與新的形式的一個有機的存在”；不過，郭沫若強調“形式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意識”。[11]新的人民文藝要求新意識與新形式的結合，而這里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新意識——人民意識。說到底，仍然是對作家提出了思想改造的任務。

出身農民的李季，早早就走上革命道路，奔赴延安并入黨，在邊區工作多年，具備人民意識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是作為舊藝人的韓起祥，就必須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進入人民的陣營了。1947年10月，東北書店印行韓起祥口編、高敏夫記錄的說書作品《劉巧團圓》，書中所附《韓起祥小傳》講到：“過去，他也跟陜北一般舊書匠一樣，全說些封建迷信的舊書，兼算命、扣娃娃，藉此過生活”，“一九四四年，受了邊區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得到延安縣政府的教育和幫助，思想轉變了，才開始說新書”，“他的新書，語言豐富，生活活潑，表現了群眾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富有民間的風趣，演唱的技術又很好，因此，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也得到延安文藝界的好評?，F在，韓起祥已經變成一個新的民間藝人，一個盲目的口頭作家”[12]62-63。這段描述清晰地勾畫出從舊藝人、舊作家成長為革命文藝工作者需要經過的歷練，成為作家改造自我的一個范本。

因此，周而復在主編“北方文叢”時對韓起祥極為重視。1947年8月3日他為《劉巧團圓》寫了一個長篇“后記”，對說書進行追溯，從其印度源頭說起，再到傳入中國的流變與發展，再到強調它是“為人民所喜見樂聞”的形式，實際上是強調對中國古典文藝和民間文藝的繼承。當然思想問題仍是首要的：“新舊文藝的分野不在形式，而在內容，意識。站在人民立場寫出來的文藝，不管是用什么形式，都是新的文藝，今天和明天的文藝”，因此，他高度肯定《劉巧團圓》是“生動的民主生活的畫面，是一首人民斗爭勝利的抒情詩”，是“嶄新的文藝”。[7]147-150

由此可見，當時的解放區文藝創作，是要求作家首先要有革命的、人民的立場，進而采用古典的、民間的形式，創作大眾化的作品。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在這方面是最為成功的，因此，它和《劉巧團圓》等作品能夠順利地進入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序列，也就水到渠成。

三、“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對新中國詩歌面貌的預示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編選緣起于黨的領導人為在奪取全國勝利后展示解放區文藝風貌的要求 [13]，于是在1948年8月，時任華北局宣傳部長的周揚主編、陳涌、柯仲平等（后來還有康濯、趙樹理、歐陽山等參加）開始編選這套叢書，此后由新華書店出版發行。它在很多方面與“北方文叢”之間的銜接性、一致性都是明顯的：它們都是由黨在文藝工作方面的領導同志策劃、展示宣傳解放區的文藝成就、樹立延安的中心地位、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確立的方針、路線與精神樹立為文藝創作的指導思想等?！氨狈轿膮病敝械牟簧贂恐苯舆M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就是一個證明。

但是另一方面二者還是有所不同：首先在于這套叢書從作品規模、作家隊伍、藝術水準等方面來說，都是空前的，因而在很長時期內都堪稱解放區文藝最集中、最大規模、最為權威的亮相，其影響也就至為深遠；其次，前者的對象主要是國統區、港臺乃至海外讀者，目的是進行宣傳和統戰，后者則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實際上是要確立解放區文藝在全國——同時也是新中國——的領導地位。因此，它固然也有宣傳、傳播解放區文藝的目的與功能，但其實已經是要在奪取全國勝利后推行文藝方針政策設想的體現，并且這種文藝方針政策也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按照郭沫若所說，只有這樣才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才能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文藝革命”，建立起“人民的文學藝術”[14]44。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會隆重召開，與會代表收到了“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這份特別的禮物。周揚在大會發言時指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他強調這是唯一正確的方向，不可能再有別的道路與方向，而解放區的文藝作品，正是按照這個方向前進而結出的果實，它們是“新的人民的文藝”。[14]70

因“人民的文藝”而冠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之名，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當然它也承載著自左翼文學、抗戰作品、“北方文叢”等一脈相傳的紅色基因，因而其中的不少作品，逐步被塑造成為紅色經典。

據學者統計，“中國人民文藝叢書”自1948-1949年7月由新華書店出版，共出54種，初版均為5000冊。1950年新增10種、修訂或重印16種，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1年成立后，出版過叢書中的21種。[15]在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中，詩歌作品還是不多：戲劇25種，小說16種，通訊報告10種，詩歌5種，說書詞2種。詩歌作品是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圈套》、田間的《趕車傳》、王希堅等人的《佃戶林》、民間創作的《東方紅》，加上韓起祥的《劉巧團圓》和王尊三等的《晉察冀的小姑娘》。1950年版的叢書增加的詩歌有李冰《趙巧兒》、阮章競《漳河水》?；蛟S是因叢書的權威地位，很多作品的印數極大，這對于作家作品的經典化無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詩歌作品中以《王貴與李香香》影響最大，發行量也最大：到1950年第3版時印數達到了1萬5千冊，1956年第10次印刷時達到近8萬冊。[16]

總體來看，這些作品表現的主題主要是控訴舊社會、反抗侵略者、歌頌共產黨、贊美新人物、向往新中國等。就具體作品而言，《王貴與李香香》《趕車傳》《趙巧兒》《漳河水》《劉巧團圓》《晉察冀的小姑娘》是長篇敘事詩?！度μ住贰兜钁袅帧肥嵌辔辉娙说脑娮骱霞?，《東方紅》則是一部民間詩選?？傮w來看，它們以民歌體、民間曲藝形式的敘事詩為主。

周揚對這套叢書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第一次文代會上他特意以叢書中的作品為例來論證人民文藝的偉大之處。就詩歌而言，他贊賞阮章競《圈套》（還有歌劇《赤葉河》）以女性為主角，揭示了農村斗爭的艱難與殘酷，也展現了廣大農民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他稱許《王貴與李香香》是歷史題材方面的杰作，并且“和自己民族的、特別是民間的文藝傳統保持了密切的血肉關系”[13]70-76。周揚還對“工農兵群眾的文藝活動”進行了回顧與贊揚，而文代會之后出版的《東方紅》詩選，恰恰就是這種文藝活動的標志性成果。

阮章競的作品也是一個成功的范例，真正奠定他在新中國文壇地位的，是長詩《漳河水》。作者為它寫了一篇序言，時為1949年除夕，既是辭舊迎新的時刻，也是北平與中國即將進入新時代的信號。有學者認為，“在民族化的詩歌寫作中，阮章競是致力最多的一位。他以全方位的試驗，奠定了民族化新詩的根基”[17]211。這部作品本身也釋放出新的信號：既是新的人民的文藝，也在新文藝中展現出阮章競自己的創新。后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這部作品本身取材于現實，采錄了民間的歌唱，但他“自己又模仿著編了些，組織成現在的樣子”，融合了詩人自己的創造、虛構與加工；二是形式命名的困難：它是“由當地許多民間歌謠湊成的”，哪一種名稱都不夠精準，于是依牧童的啟發而取名為“小曲”[18]2-3。在謝冕看來，這不是對民間形式的簡單套用，而是一種“對于‘民間的‘活學活用，看起來‘什么也不是，而恰恰是一種脫離了‘原樣的再創造”。這部作品由此展示出中國詩人在向民族民間學習的過程中已經成熟起來，創造性日益明顯，實現了新詩向傳統的對接。從《漳河水》表現出的對中國古典詞曲的借鑒與化用，“提供了中國新詩民族化的成熟的經典”，[17]215-216預示了此后民族民間運動的展開。

注 釋：

[1]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解放日報》，1943年11月8日。

[2] 陸定一：《讀了一首詩》，《解放日報》，1946年9月28日。

[3] 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香港海洋書屋，1948年。

[4] 王榮：《宣示與規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藝叢書的編纂刊行——以“北方文叢”與“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編輯出版為例》，《陜西師大學報》，2012年第3期。

[5] 羅執廷：《民國時期的新文學作家選集出版》，《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4年第2期。

[6] 周而復：《〈北方文叢〉在香港》，吉少甫主編：《郭沫若與群益出版社》，百家出版社，2005年。

[7] 茅盾：《茅盾文藝雜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8] 周而復：《劉巧團圓·后記》，韓起祥：《劉巧團圓》，香港海洋書屋，1947年。

[9] 王文金、李小為：《李季研究資料》，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 胡孟祥：《韓起祥評傳》，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

[11] 郭沫若：《〈王貴與李香香〉序一》，李季：《王貴與李香香》，生活·讀書·新知聯合發行所，1949年。

[12] 韓起祥口編、高敏夫記錄：《劉巧團圓》，東北書店，1947年。

[13] 簫玉：《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開啟文學新紀元》，《石家莊日報》，2009年9月19日。

[14]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

[15] 袁洪權：《開明版〈趙樹理選集〉梳考》，《文學評論》，2013年第1期。

[16] 王榮：《論〈王貴與李香香〉的版本變遷與文本修改》，《復旦學報》，2007年第6期。

[17] 謝冕：《中國新詩史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18] 阮章競：《漳河水·小序》，《漳河水》，新華書店，1950年。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百年新詩選本與中國現代新詩的經典化研究”（16BZW141）。

作者簡介：郭勇（1978-），男，湖北麻城人，文學博士，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文論、中西比較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