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70年來新中國廣播語言研究（1949—2019）

摘? ?要： 70年來，新中國廣播語言研究大致可分為“十七年”“十年”及“新時期”三個時期，經歷了初現生機、相對停滯、日趨繁榮三個階段。新中國廣播語言研究承前啟后，在廣播語言要素及應用諸方面，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

關鍵詞： 新中國? ?廣播語言研究? ?分期? ?特征? ?承前啟后

中國廣播語言研究百年歷程的大部分時間處于新中國成立至今70多年內。新中國廣播語言研究大致處于百年中國廣播語言研究的“發展后期”[1]（5）及“復興期”[1]（8）。新中國廣播語言研究首先傳承了民國時期廣播語言研究，同時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均有明顯的獨特性，較以前有所豐富與發展。新中國廣播語言研究根據內部發展各階段的獨特性，可分為“十七年”“十年”“新時期”3個時期。

一、初現生機的“十七年”廣播語言研究

新中國成立（1949）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以下簡稱“文革”）前，這段歷史時期俗稱“十七年”。此期間廣播語言研究承前啟后，初現生機。除意識形態引領作用進一步增強外，廣播語言要素、廣播語體、廣播語言規范化等方面，也多見研究成果。

（一）意識形態引領作用進一步增強

正值新中國成立之初，自解放區人民廣播①語言研究形成的意識形態引領作用進一步增強。這種引領作用成為貫穿70多年來新中國廣播語言研究全程的一根紅線。代表作有梅益《政治是廣播大躍進的統帥》（1958）、向隅《文藝廣播怎樣為政治服務》（1958）等、夏青《做一個紅透專深的廣播員》（1958）等。對廣播語言研究意識形態引領作用的強調還體現在領袖題詞上。1965年9月5日為紀念中國人民廣播事業創建20周年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先后為之題詞。毛澤東同志發表題詞——“努力辦好廣播，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這些題詞指明了包括廣播語言研究在內的新中國廣播事業發展的方向——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

（二）廣播語言要素研究承前啟后

較之民國時期，“十七年”時期廣播語言要素研究承前啟后。葉圣陶《把稿子念幾遍》（1958）新提“讀改法”，是對茅盾《對于時事播音的一點意見》（1937）所倡導“說新聞”廣播播讀理念的豐富和發展。此“讀改法”至新時期仍廣泛運用于廣播語言應用實際中。徐起《從播音工作看精簡異讀問題》（1965）等研究《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在廣播語音要素應用中存在的同義異讀音等問題，對后世同類研究具有啟迪作用，如彭紅《播音規范與〈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1997）就消除播音中存在的異讀現象提出了建議。

雖然數量相對較少，但“十七年”不乏廣播詞匯、語法研究之成果，如程天民《我對于新聞語言和廣播語言的一點意見》（1953）、李義《關于廣播的口語化問題》（1959）及葉圣陶《要寫得便于聽》（1960）。

（三）廣播語體研究更加注重媒體特征

十七年時期學者對廣播語體及風格的研究較民國時期更深化，更注重廣播主要靠說聽傳播和接受語言信息的媒體特征。葉圣陶《關于廣播語言的一些簡單的意見》（1953）主張“廣播稿完全是讓人家聽的”，要“上口順耳……就是意思明白通暢”。此類研究成果還有梅益《廣播語言的準確、鮮明、生動》（1958）、李義《關于廣播的口語化問題》（1959）、楊兆麟《改進廣播文風問題的研究》（1959）等。

（四）廣播語言規范化研究依據從新

民國時期雖已有學者論及廣播語言規范化問題，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廣播語言規范研究依據有較大變化。要而言之，由國語規范化轉化為普通話規范化③?！冬F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決議》（1955）、《人民日報》社論《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而努力》（1955）、《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6）等都成為此期廣播語言要素規范化應用與研究的重要依據。相關研究成果有葉圣陶《廣播工作和語言規范化》（1955）、鄭林曦《讓廣播語言成為普通話的典范》（1955）及王茂松《從漢語規范化談到廣播語言》（1956）等。

十七年時期廣播語言研究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存在一些缺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研究成果仍多為實踐經驗;至六十年代初，研究的理論性有所增強。后受制于社會形勢，研究生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此外，研究的專門性論著較少，更多研究成果（結論）散見于相關論著;語言要素應用專題研究成果較少。

二、相對停滯的“十年時期”廣播語言研究

十年時期（1966—1976）即“文革”時期，廣播語言研究與社會科學領域其他學科研究一樣，處于相對停滯狀態。申啟武、安治民《中國廣播研究90年》（2010）甚至認為此期“廣播研究基本陷于停頓”[2]（6）。齊齊哈爾師范學院中文系《新聞通訊的寫作（一）——寫作課教材》（1972）算是為數不多的相關研究成果。

三、日趨繁榮的“新時期”廣播語言研究

隨著政治上“撥亂反正”，經濟上改革開放進程加快，廣播語言研究與社科其他領域的研究一樣進入了日趨繁榮的新時期。

（一）“綜合研究”與“專題研究”齊頭并進

就整體而言，“綜合研究”構成了新時期廣播語言研究之總體框架，“專題研究”較之綜合研究更細化而完備。施旗等《廣播語言的運用》（1980）、林興仁《廣播語言教程》（1998）和唐余俊《廣播語言研究》（2015）等屬于“綜合研究”成果?！皩ｎ}研究”成果幾乎涉及廣播語言研究各方面，如劉士勤等《新聞廣播語言的特點和詞語變化》（1980）、夏青《普通話廣播中的讀音問題》（1982）、林興仁《實用廣播語體學》（1989）、陳克嶺《廣播評論要慎用同音詞》（1993）、高歌東《廣播語體修辭學》（2005）、孟偉《聲音傳播：多媒介傳播時代的廣播聽覺文本》（2006）、董捷《提升廣播語言精密度的方法》（2015）。

（二）廣播語言要素研究仍為重中之重

1.語音研究熱度不減。

廣播語音（含播音）研究仍是此期廣播語言研究的最大熱點，研究涉及面較以往更寬。張松《談談播音的降調問題》（1979）、陳剛《談談評論播音的基本要求和語言表達特點》（1980）、吳為章《鏗鏘悅耳瑯瑯上口——談廣播稿中語音要素的運用》（1981）、王璐等系列論文《廣播語言的吐字發聲問題》（1982—1983）、范惠鳳《正確運用停連》（1984）、張頌《論播音語氣》（1985）、丁崇立《廣播語言的音樂美》（1986）、張一農《明白如話聽著順耳——談廣播語言的聽覺要求》（1993）、唐余俊《廣播語音應用的修辭學研究》（2018）等研究涉及停頓、重音、語速、語氣、聲韻與節奏、語調等方面。

2.廣播詞匯、語法研究更廣泛而細致。

新時期詞匯語法研究較之十七年時期更廣泛而細致，研究成果數量和涉及內容均已大大超前，取得多項突破性進展。

詞匯方面，秦旭卿《略論廣播語體及其用詞》（1986）與陳月明《從心理學角度談廣播電視廣告中的詞語反復及心理學解釋》（1988）分別從廣播語體特征及心理學角度研究廣播語言詞語選用問題。李守之《廣播稿要避免產生歧義》（1986）、張偉《怎樣處理廣播稿中同音詞》（1988）、趙輝《廣播語言的選用》（1994）等研究廣播語言中同音詞、雙音詞等的正確應用。顧光燧《模糊語言在廣播新聞中的運用》（1993）、唐余俊《廣播語言中的語義模糊現象》（2014）等研究廣播（新聞）語義模糊性等問題。

廣播語法研究方面，王海泉《廣播語言要變長句為短句》（1986）、余圣輝《代詞在廣播稿中的應用》（1987）、李載本等《廣播稿中標點符號的變通處理》（1994）等涉及詞法、句法研究乃至標點符號用法研究。

（三）廣播語體研究視角更寬

新時期較十七年時期以體現媒體特征為主，廣播語體研究視角更寬。林興仁《實用廣播語體學》（1989）論述了“廣播語體的滲透與創新、漢語廣播語體的類型、漢語廣播語體的五類分語體等問題”[3]。林興仁《廣播語體的定格、變格、排斥、滲透與創新》（1989）、葛浩《廣播語體的“八綱辨證”》（1994）、畢一鳴《“播音腔”與“主持調”———淺論廣播語體的適應性》（1996）、李強《廣播語言和文本語言應重修舊好》（2009）、畢一鳴《論口語文化中的廣播語言》（2010）等研究成果涉及廣播語體多方面論題。

（四）語言規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

《廣播、電影、電視正確使用語言文字的若干規定》（198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2001）等相關法規的頒發，使此期廣播語言規范化應用更“有法可依”。研究者除依據自身實踐經驗或研究心得外，更多以相關法規為依據，使廣播語言規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相關研究成果有江藍生《當前廣播電視語言文字應用中的幾個問題》（1997）、劉耀武《廣播語言規范化十大原則》（2002）、姚喜雙《播音員、節目主持人的語言評價》（2005）、陳寶瑞《廣播語言十不宜》（2005）、郭龍生《廣播也要重視規范使用祖國語言文字》（2007）、蔡成《全面掌握和正確使用廣播語言》（2016）等。

（五）廣播語言新晉研究層出不窮

1.廣播修辭（辭格）研究。

新時期廣播修辭（辭格）研究由隱到顯，漸成熱點，且出現了專門性的廣播修辭（辭格）研究成果?！跋麡O修辭”研究成果如林興仁《廣播的模擬語境和廣播的語體》（1987）、高歌東《廣播語體修辭學》（2005）、胡毅《淺談廣播語言與修辭學的關聯》（2011）等;“積極修辭（辭格）”研究成果如林興仁《廣播稿中比喻的運用》（1985）、沈九濤《廣播評論的對比手法》和陳佳敏等《廣播節目的獨特魅力：“通感”》（2011）等。

2.對廣播語言研究史的研究。

進入新時期，對廣播語言研究史的研究漸受學者關注。吳為章《廣播語言研究述評——為紀念人民廣播事業誕生50周年而作》（1997）較早研究1940年至1990年這50年間人民廣播語言研究發展狀貌;王文利《民國時期的廣播播音研究》（2011）重在研究民國時期的廣播語音史;唐余俊《百年中國廣播語言研究史》（2017）貫穿百年歷史研究中國廣播語言研究發展歷程。

3.全國新聞獎獲獎作品點評中的廣播語言研究。

1991年以來歷次全國新聞獎獲獎作品（廣播類）點評已成別開生面的廣播語言研究成果。如對廣播評論《脫貧攻堅擺不得半點“花架子”》（2017年二等獎獲得者）之“初評評語”為：“體現廣播的語言特點。語言干凈利索，語句短小精悍，沒有多余的字和話，聽起來俏皮生動;說白話不用形容詞，并采用排比手法，聽起來抑揚頓挫、韻味十足?！盵4]評語論及獲獎廣播評論語言語音、詞匯、語法要素及語體風格、修辭（辭格）應用等。這些獲獎作品點評中的廣播語言研究內容未必全面、系統和深入，但因為獎項等級高、影響力大，可大大增強廣播語言要素應用的有效性。

（六）新媒體廣播語言研究昭示新方向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新媒體廣播（利用互聯網的網絡廣播及在線廣播電臺軟件等）大量涌現，使廣播語言信息傳播方式較之傳統方式有新變化。語言研究已開始基于信息傳播較易雙向及逆轉，以聽覺為主，且可輔以視覺等新特征。新媒體廣播語言研究昭示了新時期廣播語言研究的新方向，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成為學術界研究的新熱點，出現了諸多廣播語言研究新成果，如姚喜雙等論文集《新媒體時代廣播電視語言研究》（2013）、李勤《新媒體時代播音語言水平的提高方式》（2018）、姚茵《新媒體環境下廣播語言規范問題及解決方法》（2018）等。如何在“微時代”（微信、微博等）應用好廣播語言要素等也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研究成果包括孫明花《試論微博在國家電臺少數民族語言廣播中的作用和應用》（2012）、彭慧蕓《淺析廣播播音主持的語言表現力——以廣播電視臺微信點歌為例》（2015）等。

新時期廣播語言研究時間跨度大，成果豐，但仍存在較多的研究空白點。如梅益于十七年時期提出的電臺“要千方百計做到能自己走路”的理念，直至新時期才真正落到實處;新時期廣播語言研究雖也走出了自己的路，但研究成果寥寥。又如在此期間廣播修辭（辭格）研究涉及的辭格種類偏少;新媒體廣播語言研究的深廣度有待拓展，成果總量有待豐富。

注釋：

①新中國成立前“人民廣播”指解放區廣播，新中國成立后代表整個中國的廣播事業。

②這是按1945年算的。另說應從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日語廣播開播之日起算。

③國語與普通話在語音、詞匯、語法要素方面有較明顯差異。

參考文獻：

[1]唐余俊.廣播語言研究[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

[2]申啟武，安治民.中國廣播研究90年[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

[3]鐘廣社.讀林興仁《實用廣播語體學》[J].當代修辭學，1989（3）：42.

[4]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評論《脫貧攻堅擺不得半點“花架子”》“初評評語”[EB/OL].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7-06/12/c_136359121.htm.

本文為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百年中國廣播語言研究史研究》（批準號18ZWD007）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