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緣何偏愛婦人語

沈迪

內容摘要：唐宋詞中不乏站在女性立場，以女子口吻表情達意的作品。這些詞作從創作動機來分，大約有三類情況：賞玩女性;抒發男女纏綿情思;委婉地借女性舒展政治抱負。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從客觀上說，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以及詞本身的特點有關。主觀原因乃是封建文人士大夫長期以來養成的“臣妾心態”。

關鍵詞：唐宋詞 女性角色 擬女性 臣妾心態

唐宋詞中，有一現象可謂光怪陸離，文人士大夫經常在詞中以女性視角，模擬女性的情態、心理，“男扮女裝”地以女性身份來抒情達意。例如：

《長命女（一愿郎君千歲）》雖是一歌姬口吻，作者卻是以文雅著稱的南唐宰相馮延巳?！队駱谴海ňG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的作者也并非豆蔻年華為初戀所惱的少女，或是陷入婚姻圍城的怨婦，而是性情持重的北宋名相晏殊?！渡樽樱ㄔ律狭翌^，人約黃昏后）》的作者也并非人們猜測的“斷腸”女詞人朱淑真，而是北宋一代宗師歐陽修。窺探不勝枚舉的唐宋婉約詞約微可知，唐宋詞（主要是婉約詞）中，確實存在著并不鮮見的男兒好發婦人語的現象。而且，身為高層士大夫的馮、晏、歐諸公尚且如此，那就遑論其他中下層詞人了。

男性寫手下的唐宋詞擬女性作品，按其目的大致可分三類：一是將女子作為娛情賞玩的對象。詞人作詞的初衷并非言志，只為應景讓主客盡興罷了。詞里的女子多為歌舞伎，多是男性生活里無足輕重的點綴和調劑品。由于作者與被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在現實中兩者的互動關系限于主賓，社會地位高下貴賤懸殊，所以詞人多用男性視角，以一種“以我觀物”的狎賞心態描述她們。例如牛嶠《女冠子》中的“玉趾回嬌步”;尹顎《清平樂》中的“賺得王孫狂處，斷腸一搦腰肢”等。他們多精工細描女性的容貌、服飾，追求視覺感官的暢快，而少有對其內在心理的真切體現。

二是借女性的遣懷來傳遞、透視自己對情愛的感受和認知。在中國古代表現愛情的詩詞及至現實生活中，多是男子在滿足情愛的需求后便不復回頭，徒留女子懷抱綿長無盡的相思。私意以為，在一場真正的愛情中，若男女兩性在生理上的性別平衡未被打破，雙方在精神需求上是平等的，那么所感受到的廝守的甜蜜、分離的痛苦以及別后的相思也理應是相同的。但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導致傳統士大夫不寫“我想女子”而寫“女子想我”，因為在他們的理念中女性的歸屬即在情愛圓滿后的家庭，而男性則要從中抽身，去擁抱更廣闊的天地。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文人在和歌女的磨合中總會產生或深或淺的情感烙印，以致他們在詞中描寫思婦心理時，有意無意地用同理心去關照她們，“代言”某種程度上也是“自抒”。例如柳永《雨霖鈴》中的千古絕唱“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若非柳永與歌女們在互動中真正深有觸動，又怎能將自身投入的這份相思描繪得如此刻骨？

三是通過女性角色的哀怨甚至呼告來委婉地言志，來澆胸中之塊壘。貿然批龍鱗不僅有違交往做人之道，而且危及生命。風流倜儻的學者只好以男女幽怨托之，諷而不露。這種以婦人自比，以情人、官人擬君的寄托之作在唐宋詞中雖不能說比比皆是，但也可說是稀松平常。例如辛棄疾就在好些詞中婉曲地經由“蛾眉”、“失寵的妃子”等女性形象，用怨悱的口吻傾吐他對國祚式微的憂慮，壯志難酬的憤懣。

唐宋詞中的“男子而作閨音”并非男性文人突發奇想，在這種大丈夫卻好發“妮子語”的創作行為背后究竟隱藏著哪幾層原因呢？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地探求。

第一、受社會政治大環境與文化氛圍的影響。一方面，宋代統治者鑒于大唐因藩鎮割據而亡的教訓，在內政上下猛藥加強中央集權，重文抑武。但也恰恰因此，當北宋被金人攻城略地時，昏君佞臣大權在握，中原百萬官兵武不能戰，一味退守南方，都城竟也為形勢所逼，由汴京輾轉淪落至臨安。南宋偏安一隅，茍且偷生。宋軍在軍事上的不堪一擊又從負面刺激了國人厭戰求和的心理。其間，雖然也有個別將相乃至帝王的銳意革新、奮力一搏，也終究是強弩之末，垂死掙扎。這樣的惡性循環似乎給歷史上的宋人心理打上了固定的標簽：保守、求靜、求安、懦弱，而少有唐人開闊遼遠的視域、豪邁疏狂的胸襟、開拓進取的思維格局。

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經濟和文化藝術高度發達、繁榮，地主和士大夫階層的地位節節攀升，社會上層幾乎只享逸豫，不思憂患;只看眼前，不慮將來。此種生活觀又進一步磨掉了男子本性中剛猛進取的野性和鋒芒。因而，宋人在詞中較少表現出逐鹿中原以外的曠野、荒原的追求，卻更多注重“自我”性靈抒發的意趣，更多關注“小我”的溫馨滿足。唐代詩人感興趣的邊塞狼煙、戍邊苦寒、秦時明月、田園牧歌、百姓疾苦、朱門酒肉，在宋人看來或許遠不如掌中的一杯美酒、指尖的一根銀箸、女子惹人生憐的盈盈粉淚、宴上的一曲靡靡之音來得動人，來得有吸引力。

第二、詞自身的原因。一方面，詞產生的環境決定了文人們偏好“婦人語”。酒筵上，多由酒酣耳熱的文人即興根據詞牌寫詞，然后交由伶人伴奏演唱。自晚唐漸降至兩宋，藝術審美風潮發生了變化，士大夫們由欣賞如漢代的李延年、唐代的李龜年那樣的同性歌友，轉而欣賞如鶯歌燕啼、嬌濃軟語式的“萌妹子”、“金嗓子”。在這樣濃重的充滿了女性脂粉味的音樂環境中，文人詞不自覺地屈從于女性偏于細膩、柔美的歌喉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那個時代，大多文人基本認同文要用來載道，詩要用來言志的觀念，而詞最初只是難入大雅之堂的詩余、“小技”。這種反差性的認知反倒使詞在抒情方面更加直率袒露，擔當起了抒發詩文所忌諱的，其實是人之平常，也是人之所大欲的某些情感的任務。這些正常人的感情被積蓄壓抑了太多太久，因而“閘門”一開，自然迫不及待地左沖右突，形成一道綺麗柔婉的風景。下至風流文人如柳永，上至名公大臣如范仲淹、司馬光，幾乎都曾沾染此風。

第三、中國士大夫男子根深蒂固的“臣妾心態”是使擬女性作品逐漸發展起來的深層原因。專制時代處于“三綱五?！边@種特殊倫理關系中的男性，既要做孝子，又要做忠臣，角色負擔和責任比只主內的女子更加深重。尤其當他們仕途失意感慨關山難越的時候，更會意識到自己在朝中猶如棄婦的處境就好比在閨中企盼良人眷顧的怨婦的境遇。他們可以在女性面前耀武揚威，卻要在人主面前，在廟堂之上伏低做小。所以，當士大夫們仰天長嘆“誰悲失路之人”時，心理不自覺地向社會處境和自己相似的女性社會角色靠攏，寄寓于棄婦賤妾來表達宦海沉浮之感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中國士大夫深層的“臣妾心態”脫胎于“三綱”中一味強調單方面付出這一單向倫理法則。關于這一點，葉嘉瑩先生有一段極為精辟的論述：“在這種關系中，為君、為父與為夫者，永遠是高高在上的主人，而為臣、為子與為妻者，則永遠是被支配的對象。不過此‘三綱中，‘父子乃是先天的倫理關系、所以‘棄子的情況，不僅發生得較少，而且復合的機會也比較多?？墒恰寂c‘夫妻則是后天的倫理關系，其得幸與見棄乃全然操之于高高在上的為君與為夫者的手中，至于被逐之臣和被棄之妻，則不僅全然沒有自我辯解和自我保護的權力，而且在不平等的倫理關系中，還要在被逐和見棄之后，仍然要求他們要持守住片面的忠貞?！雹僖蚨?，中國古代男性詞人的這種“臣妾心態”也可說是由來已久，“源遠流長”，并且較深地影響了唐宋詞的發展。

在以女性口吻言說的唐宋詞出現前，中國古代文壇多是男性的天下，不僅作者是男性，作品中塑造言說的對象依然多是男性。結合當時女性在社會上沒有話語權的實際情況，唐宋詞中擬女性作品的大量出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男性作者群對于女性的注目與關心。除了部分民歌和女性自由自發抒寫的少量作品，以及一些可能無法流傳的作品外，女性的遭際、女性的訴求，在文學舞臺上，常常是被男性冷落的存在。而唐宋詞中，一些男性文人能放下身段，和女性的內心世界共情，表達對她們的同情與關心。盡管這種男性視角在男性統治視野下呈現出的女性形象只能是滄海一粟，只能是萬紫千紅中單薄的一朵小花，但它所體現出的隱約的人文情懷，和反映出的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演變情況，卻也值得我們探討。

注 釋

①《迦陵論詞叢稿》，葉嘉瑩，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230。

參考文獻

①《花間集?！穂M]李一氓，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②《詞話叢編》[M]唐圭璋編，中華書局，1981。

③《唐宋詞風格論》[M]楊海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牡，1986。

④《唐宋詞擬女性心態探析》[J]，王乾，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3.7。

（作者單位：江蘇省常州市田家炳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