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倫理視閾中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三個維度

曹順仙 吳劍文

摘要：在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理論維度，人與野生動物存在著不可中斷、不可逆轉、不可割裂的三種善的邏輯：一是生命進化的連續性，二是本質塑造的交互性，三是價值創造的自然性。這三種善的邏輯蘊含了人與野生動物之間既是生命共同體又是發展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的“道”和“義”。野生動物保護優先是遵循人與野生動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關系和善的邏輯、回應生態危機背景下價值觀變化的時代選擇。在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歷史維度，近現代野生動物保護經過兩個階段的發展從而實現了三個轉變：野生動物的食用從合法轉變為非法、從道德轉變為不道德：動物保護的重點由家養轉變為野生、由野生動物的個體轉變為物種及其生態環境;野生動物保護的價值觀由人類中心主義轉變為“弱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這種轉變為野生動物保護優先奠定了歷史前提。在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實踐維度，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先導的經濟社會發展使人類擁有了可以摧毀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態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動物保護優先首先要維護野生動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須加緊扭轉野生動物生境持續惡化的局面，再次必須加快改變野生動物深陷人類“圍城”的狀況，最后必須抓住禁食限用、保護優先拐點到來的契機，將野生動物保護優先融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戰略，貫徹于綠色轉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盡快建構政府主導的多主體、分類分級分區保護體系，防止把野生動物與畜養動物混為一談，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濫”。同時，聚焦“以人民為中心”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價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態倫理的本土化、體系化建設，從生產生活出發進一步探討和制定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倫理指南，突出人道與自然之道、野生動物之道辯證統一的價值評價，防止把生態倫理、野生動物保護符號化。

關鍵詞：生態倫理;動物保護;共同體;和諧共生

DOI： 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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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暴發再次引發了人們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倫理反思，引出了完善修訂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政策法規的建議或舉措。那么，在生態倫理視閾中，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倫理反思究竟應該立足于什么理論維度、提出什么原則才能為加強野生動物保護奠定合規律合目的的理論指導和善的指引呢？對此，本文基于理論、歷史和實踐三個維度提出并論證了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原則主張，以便促進人與野生動物的和諧共生及可持續發展。

一、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理論維度

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維度，“科學只有從自然界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1]194。作為人文科學的生態倫理學只有從自然界出發，以生態整體思維把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置于自然界之中探討其生成、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和趨勢，才能跳出就人或就物而論的思維局限，為確立野生動物保護優先提供合規律合目的的理論支撐和至善指引。由此，在生態倫理視閾中，人與野生動物存在著不可中斷、不可逆轉、不可割裂的三種善的邏輯。

一是生命進化的連續性。近現代科學理論特別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不但揭示了“物種的起源”，而且系統論證了“人類的由來”;現代生態學則以生態系統論、生態整體思維顛覆了近代分析還原的機械論及其思維方式，使人們對人、自然界、自然物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則為正確認識人、自然、社會及其相互關系的辯證統一和動態聯系提供了科學的、歷史的、唯物辯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些科學理論使人們不僅認識到自然的先在性、自在性，還進一步認識到人和野生動物在生成、進化中的連續性。歷時億萬年的自然進化使自然界從無機變成了有機、無生命變成了有生命的生態系統，孕育了今天人們所見所知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和人等。這種生命進化過程，既有階段性又有連續性，既有質的飛躍又有量的變化，既不可逆轉也不可中斷。正如人和動物在結構和能力上的連續精進、自然心性的天然貫通、情感流露及嬉耍交流的相似互通一樣。

二是本質塑造的交互性。因為人與野生動物共處于人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的復合生態系統中。正是在這個復合生態系統中，人類通過物質變換才得以從茹毛飲血的原始時代走向熟食定居的文明時代，從拜倒在神獸腳下轉向創造農業文明和.T業文明、開創生態文明的時代。這種文明轉向始終發生、發展于自然之中，人也始終在自然界中獲得物質變換的物質并實現變換物質能力的提升，人、自然界、自然物的本質也因此發生著共時性變化。今天，人類在遭遇野生動物“野”性泯滅的同時，遭遇了人性的自然化與社會化相失衡，遭遇了生物多樣性減少與人欲多樣性遞增及人心難塑的矛盾。這是人與野生動物之間本質塑造的交互性被異化的結果。因為野生動物之“野”、野生動物之“動”反映著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鑄塑著不同時代山水林田湖草和人類生命共同體的本質特征。

三是價值創造的自然性。眾所周知，人是自然界中唯一能夠創造價值的自然物，而人之所以能創造價值得益于自然創造，得益于自然創造了能意識、會思考的物質器官——人腦，如果離開了人腦，就既無所謂意識也無所謂價值或價值創造。同樣，人腦的自然進化、價值意識、價值意識變化以及價值創造能力是在與自然打交道或是進行物質變換的進程中形成的。20世紀中期以來，面對物種生存危機，人們物種保護意識空前增強，價值理念和價值創造也傾向于除食用、物用、藥用等傳統利用價值之外的生態、美學等其他方面的價值。如美國《瀕危物種法》（1973），不但要保護動物，保護包括植物、菌類、無脊椎動物以及整個生態環境，而且宣稱要考慮物種“對國家及其人民具有美學、生態、教育、歷史、娛樂和科學價值”。這種價值觀念和價值創造生態化的轉變實質是對價值塑造自然性的回歸。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么呢？”[2]

因此，人與野生動物之間存在的善的邏輯蘊含了兩者既是生命共同體又是發展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的“道”和“義”。（1）生命進化的連續性在根源上規定著人與野生動物是生命共同體，保護動物就是保護人作為“類存在”的生命之本。因為沒有動物就沒有人類，動物滅絕意味著自然生命進化運動的斷裂，意味著維系人作為高級動物的生命鏈脫節，人將面臨生命自然進化的中斷。其后果不僅將招致動物“類存在”的瀕危和滅絕，也將動搖人作為“類存在”的根基。因此，恩格斯說，“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決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因為“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動物對于人而言不只是無機身體，更是人的有機的身體。（2）本質塑造的交互性則意味著人與動物是可持續維度上的發展共同體。遵循人與動物之間本質塑造的交互性是化解野生動物保護難題、促進人性平衡發展的客觀需要。因為脫離了自然和自然物，人的自然性無以養成，失去自然性的人也無從成為全面發展的人?！霸谌祟悮v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盵1]193人與野生動物之間本質塑造的交互性與時俱進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3）價值創造的自然性則意含著人與野生動物是價值共同體。它規引著人們價值意識、價值觀念和價值創造的與時俱進。如今，關于動物的內在價值、固有價值、生態系統價值等理論正在替代外在價值、工具價值和經濟價值等傳統價值論。野生動物保護優先是遵循人與野生動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關系和善的邏輯，回應生態危機背景下價值觀變化的時代選擇。事實上，我國2016年修訂后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已經申明保護野生動物是“為了保護野生動物，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F行的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也承認“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等。

一、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歷史維度

依據相關保護運動、保護理論和保護立法，野生動物保護的歷史大致可分為近代和現代兩個階段。

近代野生動物保護大約始于17世紀、訖于20世紀60年代。在這一階段，先后發生了反對活體動物解剖的動物福利運動、反對將動物視為機器和不顧動物痛苦的仁慈主義運動以及針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利用的資源保護運動等。動物福利運動和仁慈主義運動以17世紀的英國為代表，前者主要關注“工作動物”的待遇，關注動物遭受的不必要痛苦，比如毒打寵物或不喂食，讓馬在炎炎烈日下拉車，在動物科學實驗中麻醉得不夠充分，不注意改善食用動物的飼養條件等4;后者主張動物能夠感受到痛苦且能夠感受到被傷害，因此不必要地傷害動物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資源保護運動以美國為代表，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不同的是，資源保護運動存在兩種價值取向：一種以吉福德·平肖領導的美國資源保護運動為代表秉持功利主義的自然資源保護傾向，另一種以約翰·繆爾領導的國家公園運動為代表倡導非功利主義的荒野保全。這兩種不同價值取向的資源保護運動對后來的環境運動及生態倫理思想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面對生物多樣性減少和動物被虐殺，這個階段保護動物的倫理得以拓展和創新，形成了以生物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和道義論生物中心倫理。[5]這兩種理論都主張把道德關懷拓展到生物或所有生命。其中，阿爾貝特·施韋澤“敬畏生命”的理論被視為生物中心倫理（biocentric ethics）的一個早期版本。施韋澤突破了傳統倫理只關注人與人之間道德關懷的限定，指出“愛”“同情”和“善”的原則應當賦予所有的生命個體?！熬次飞辈粌H要求敬畏人的生命，還要求敬畏動物和植物的生命，要把愛的原則擴展到一切生物，因為生命本身即是善?！熬次飞弊罨镜牡赖略瓌t是：“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盵6]

運動的推動和理論的指導使動物保護立法得以起步并取得了長足進步。早在笛卡兒主義盛行的時代，就有人對“殘酷對待動物”的合理性進行了質疑。1641年，律師華德說服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馬薩諸塞當局制定了一項法律，規定“任何人不得專制地或殘酷地對待那些供人驅使的牲畜”“人們負有責任讓牲畜定期休養生息”。到了19世紀，人們更加強調用法律手段改變人對待動物的方式。1822年英國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禁止虐待動物法案》（《馬丁法案》）;19世紀中葉法國第一次把“在公眾場所虐待家畜的行為”納入刑法，該法以其提議者德·格瑞蒙特將軍的名字命名。[4]92這一階段，野生動物受到飼養、馴養動物立法的影響，逐漸獲得了一定的立法保護和道德關懷。英國在1822年《禁止虐待動物法案》的三項增補法案中，把保護對象的范圍擴大到了“部分受囚禁的野生動物”。[71美國在19世紀末通過的《反虐待動物法案》明確禁止虐待包括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在內的所有動物。[8]1900年美國聯邦層面第一部野生動物保護法《雷斯法案》頒布，明確申明保護受滅絕威脅的、利于農業的鳥類。[9]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立法實踐，歐美國家大部分在19世紀就基本完成反虐待動物立法，二戰后又陸續進一步制定動物保護法、動物福利法和相應的管理法規。亞洲國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等和我國香港、臺灣地區也都在20世紀完成了動物福利立法。[10]在國際層面，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歐洲出現了早期的物種保護國際條約，如《英法漁業公約》《北海過量捕魚公約》《萊茵河流域捕撈大馬哈魚的管理條約》《保護海豹條約》《保護農業益鳥公約》等。20世紀上半葉，隨著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加劇，《保護天然動植物公約》（1933）、《國際鳥類保護公約》（1950）等先后頒行。野生動物保護朝著國際化方向邁進。

現代野生動物的保護白20世紀60年代至今，推動其發展的運動主要是現代環保運動。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揭開了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尼斯·海斯的“地球日”活動則把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環境保護運動推向了高潮，使之成為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規模宏大的群眾性環境保護運動。[1]

現代環保運動以20世紀30-70年代發生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為背景，席卷了多個國家和地區，推動了綠色思潮的興起。動物保護理論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其中代表性的有“動物解放論”（Animal Liberation，辛格，1973）、“動物權利論”（Animal，雷根，1973）、“動物福利論”（animal welfare，休斯，1976）以及有概念無嚴格理論論證但實際影響廣泛而深遠的“物種主義”（ speciesism）①等。這些理論的價值取向呈現出了多元化特征，有弱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等。其中動物權利論吸納了施韋澤生命倫理和羅爾斯頓自然價值論的重要思想，主張動物不僅有獲得平等關懷的權利，也有固有價值。[12-13]動物倫理的發展進一步撼動了人們千百年來心安理得食用動物的信念，促進了人們對人與動物關系的反思和批判。

運動和理論的互動發展，一方面有效地提高了公眾的動物保護意識，另一方面促進了現代動物保護法律的完善和價值取向的變化。在立法層面，伴隨著生態危機的蔓延及其對動物、人類等生存威脅的加重，各國在1973年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簡稱CITES）影響下，紛紛制定國內法以期有效保護和管理瀕危物種，如

①這一概念是由辛格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動物解放》中提出的。1973年美國頒布了《瀕危物種法》。很多國家也感受到制定綜合性法律體系對野生動物尤其是對瀕危物種進行廣泛保護的必要性，于是綜合性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和相關法律體系逐步形成。如我國以1988年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為動物物種保護的主體法律，輔之以《刑法》《海關法》《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由此共同構成了物種保護的綜合法律屏障。在國際層面，國際合作不斷增強，保護條約和公約不斷增多，如《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柄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1971）、《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1973）、《生物多樣性公約》（1992）等。這些條約和公約的保護對象不再集中于有利用價值的物種，而是包含廣泛意義上的物種及其生態環境;其國際影響也超越了近代，有些條約和公約的成員國如今幾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物種保護已經成了全球共同的事業。[14]

兩個階段的發展史使野生動物保護實現了三個轉變：一是野生動物的食用從合法轉變為非法、從道德轉變為不道德;二是動物保護的重點由家養轉變為野生、由野生動物的個體轉變為物種及其生態環境;三是野生動物保護的價值觀由人類中心主義轉變為“弱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這種轉變為野生動物保護優先奠定了歷史前提。馬克思指出：“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盵1]194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符合現時代“人作為人”的歷史邏輯和現實需要。

三、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實踐維度

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先導的經濟社會發展使人類擁有了可以摧毀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態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追求生態、文明、和諧、永續和美麗的首要任務是必須扭轉生態惡化、生命瀕危的不可持續狀態。

因此在實踐的維度，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在于野生動物生命之善的維護。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的《2014地球生命力報告》中對3 000多種脊椎動物進行調查的數據推斷：“全球哺乳動物、鳥類、爬行動物、兩柄動物和魚類的數目平均起來大約是40年前的一半?！倍谕粫r期，地球人口數量則增加了近一倍。人類的開發利用和柄息地的退化、消失是動物減少的主要原因，而在所有威脅全球野生動物種群的因素中，這個因素占82%?！兜厍蛏蟾?018》也顯示，2014年全球魚類、鳥類、哺乳動物、兩柄動物和爬行動物的數量相較于1970年下降了60%。這意味著，地球生命力指數在不到50年的時間里平均下降超過一半，且持續下降的趨勢并未得到緩解。[15]根據聯合國2019年發布的最新人口預測，世界人口增長率將于2100年降至“零”，也就是說，世界人口增長仍將持續80年。照此，對野生動物的食、用、捕、殺等，如果不采取更高更嚴的原則舉措，那么它們滅絕的“零”點將為期不遠，屆時人類可持續發展將面臨生命鏈中斷的風險。對此，我們不得不倡導敬畏生命，只有敬畏生命才能延續生命。正如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所揭示的那樣，狼滅絕了，鹿成了山中王，鹿成了山中王，結果草被吃光了，樹被啃死，最后山禿了，一座山的生態系統被毀了。人所能做的就是“象山一樣思考”[16]，以生態整體思維重新認識自然生命，認清動物與人類的生命相連、命運相隨的關系，回歸遵循生命運動規律的改造世界之道。

其次，野生動物生境持續惡化的局面必須加緊扭轉?？萍蓟?、T業化、城市化、交通現代化等在給人類生活帶來極大富足和便利的同時，造成了對野生動物生境的極大破壞。當前，野生動物的住食行遭遇了人類現代化障礙。無數的野生動物無處覓食，無“家”可歸，找不到回“家”的路，辨不清運動的方向。柄息、遷徙、飛行、洄游、挖坑、打洞、筑巢、建窩、產蛋、孵卵等皆成了問題。而且，又有多少動物被農藥毒死，多少動物被建筑、汽車、飛機撞死，多少動物被獵殺。與此同時，野生動物還不得不在貧與富、強與弱、發達與不發達的行為主體的夾擊中求生存。因為富的、強的、發達的仍然千方百計把生態環境成本外部化，貧的、弱的、不發達的為了生計，為了避免饑餓、接受教育和醫療或謀利，都不情愿踐履動物保護。野生動物生境的破壞其實質就是自然的社會化和社會的自然化嚴重失衡、重自然的人工化社會化改造而忽視或不愿意進行社會的自然化改造的結果?！翱茖W數據告訴我們，人類長時間給地球帶來的壓力在累積，導致我們賴以生存的森林、河流和海洋生態系統健康程度不斷惡化。生物多樣性正在以令人觸目驚心的速度消逝?！币虼耸澜缱匀换饡粲跽?、企業和公眾行動起來，在《生物多樣性公約》框架下履行相關協議，激勵公共和私人行動保護和恢復全球生物多樣性，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15]

再次，野生動物深陷人類“圍城”的狀況亟待改變。人與野生動物的生態位已發生顛覆性變化。人口的增長使人類的生態足跡遍布全球。地球生態系統特別是地球陸生生態系統日益成為人類撒歡的地方，野生動物的邊緣化、生態空間的碎片化成了不爭的事實，而這最終導致人類自身遭遇環境反噬和生態安全難題。自然以生態危機、環境風險、生物病毒傳播等負反饋方式作用于人類及其社會，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也以對立形式呈現于社會。正如羅德里克·納什所說：“當人類讓自己遠離了自然的其他部分時，文明便斷絕了與這個生命網絡的聯系?！匀粏适Я似渥鳛槿祟愃鶑膶俚哪澄锏闹匾?，變成了一個敵人，一個標靶，一個僅僅為開發所用的物體?！盵17]

最后，禁食限用和保護優先的拐點已經顯現。就全球而言，一是人作為肉食性動物之一，已到了不依賴于野生動物、可不食用野生動物的階段。二是大量野生動物的瀕危和滅絕已然使食、用、捕、殺成為國際和國內令行禁止的事情，國際公約、國內各級法律法規的出臺也使野生動物的食用成為非法和違法的事，經濟政治代價與日俱增。三是在文化上無論是“弱人類中心主義”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都批判和反對濫食、虐殺野生動物。四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層面，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已經開始。就我國而言，一方面，工廠化養殖已取代狩獵和家庭化養殖，成為動物食品的主要生產方式和食用來源，野生動物食用地位已被人工養殖動物所取代。例如，在我國2009-2019年肉食和水產品供應中，人工飼養的大牲畜成為肉食產品的主要來源，在水產品總產量中人工養殖水產品產量也已超過天然水產品（圖1）。這意味著人們的健康和營養已經不再依賴于野生動物的食用。

另一方面，野生動物的經濟價值、工具價值正在被生命價值、內在價值和生態系統價值所取代。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黃河斷流、長江“斷魚”等問題，并明確提出了“生態優先”[18]和“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19]等原則主張。國際社會也希望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能發揮引領者的作用，并期望即將在中國召開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上促成一份有雄心、可執行的方案。[15]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有理由期待我國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可以朝著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方向更進一步。

總之，我們應該堅持價值原則與科學原則的辯證統一，抓住契機，盡快確立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原則方針，并將之融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戰略，貫徹于綠色轉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通過求“真”和求“善”的協同共進，促進人與野生動物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共生共榮。

在求“真”的層面，一是要加強現代科學和后現代科學的傳播和普及。這既應包含生物學、生態學、生命科學、環境毒理學、生態毒理學、傳染病學等自然科學，也應包

①具體數據來源參見：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OI。含生態經濟、生態政治、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旨在為落實野生動物保護優先和提高生態倫理意識奠定求真的科學基礎。二是要充分認識當人類時刻想沖出自我建構的“圍城”時卻讓野生動物陷入了人類“圍城”的因由，盡快將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納入國家生態治理體系，建構政府主導的多主體、分類分級分區保護體系，防止把野生動物與畜養動物混為一談，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濫”。這既是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護自然原則的體現，也是落實生態優先、推進發展方式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體現。三是強調生命共同體意識，認清動物之命關乎人命、關乎人與自然生命運動的持續。正如新冠病毒侵染人類一樣，人類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進程中，自然和自然界的一切物質和生命存在也以自身獨特的路徑和方式滲透并影響著人類，盡管這種滲透和影響可能是有利的或者有害的甚至有時是要人命的。我們必須認識到，對新冠病毒而言，人類不過是一種新的動物宿主，盡管這種“寄宿”對人類是致命的。沒有“距離”就無法“隔離”，給野生動物留一點空間、留一條生路在本質上就是給人類可持續發展留下空間和出路。

在求“善”的層面，尊重自然，敬畏生命，追求文明永續。既要聚焦“以人民為中心”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價值理念的塑造，又要為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風險防范培育生態公民;既要加快生態倫理的本土化、體系化建設，又要充分發揚人的主體精神和道德自覺，從生產生活出發進一步探討和制定野生動物保護優先的倫理指南;既要確?？萍冀洕幕陌l展服務于促進生命、完善生命而非傷害生命和毀滅生命，又要把生態倫理融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過程、各方面，突出人道與自然之道、野生動物之道辯證統一的價值評價，防止把生態倫理、野生動物保護符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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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月紅）

Three Dimensions of Wildlife Protection Priority from Perspective ofEcological Ethics

Cao Shunxian. Wu Jianwen

（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 I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of wildlife protection priority，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ogic of goodnessthat can not be interrupted， reversed and separated： the continuity of life evolution. the reciprocity of natureshaping， and the naturalness of value creation. These three kinds of logic of goodness contain the "Tao" and"righteousness"， which means that human and wildlife are not only the communily of life， but also thecommunity of development and value. The wildlife protection priority is to follow the logic of goodness in thena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wildlife and to respond to the change of values under the backgroundof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histoiical dimension of wildlife protection priority， modern wildlife protection hasachieved three changes after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consumption of wildlife has changed from legal toillegal， from moral to immoral; the focus of animal protection has changed from domestic to wild， fromindividual to species and thei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values of wildlife protection have changed fromanthropocentrism to "weak anthropocenrrism" and "non-anthropocentrism". Those changes have laid ahistorical premise for the priority of wilrllife protection. In the practice dimension of wildlife protection priority，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d by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ables human beings to have theability to destroy the earth and life on it. "Can but not want" is the most basic requirement of ecologicalcivilization. Therefore， the priority of wildlife protec：tion is first to maintain the goodness of life of the wildanimal. then to speed up efforts to reverse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wilrllife habitats， next to speed up thechange of the condition that wild animals are trapped in the "siege" of human beings， finally to seize theopportunity of the turning point of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to integrate wildlife protec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The wildlife protection priority strategy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the practice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 multi-agent， classified anrlpartitioned protection system dominaterl by the government shoum be construc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prevent the confusion of wild animals and livestock animals， and to prevent the "boundless law" or¨moI'aloverflow". Meanwhile， we should focus on form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valu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eople-centered" prosperity， democracy， civilization， harmony and beauty， speed upthe loc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further explore and formulate ethical guidelines forwildlife protection prio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highlight the evaluation of thedialectical unity of humanity， nature and wildlife and prevent merely symbolizing ecological ethics and wildlifeprotec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ethics; animal protection： communit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收稿日期：2020-03-25

基金項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優秀教學科研團隊建設項目“雙主體‘問題+復合教學模式的建構”（17JDSZK115）;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研究重點項目“基于生態哲學的高質量發展‘江蘇方案研究”（2018SJZDI026）;2019年南京林業大學教學成果培育工程項目“思想政治理論課‘問題+復合教學模式的建構”

作者簡介：曹順仙，南京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生態文明和環境倫理學;吳劍文，南京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