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批評作為文學活動對于人的詩意生存

呂逸新 岳慶云

摘要：生態存在必然詩意地尋歸生命有機性的運演節律。對人來說，或者對人的生存來說，生態對文學、文學對生態，都依生態存在而動，都是人的生命活動狀態使然。生命有機性既是人的自然之身及感性生命的基礎，又有機呈現人的多重存在關系，更需要精神性及審美化的提升，文學則是其中重要提升力量。生命、人與文學的生成及效應則依循詩意的節律，既形成整體的有效性，又顯示著各方的魅力。當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出現，從發生之初到廣泛影響實際都在極大地關注著人的生存問題，并探尋人何以能詩意生存。當生態批評作為文學活動在助力，必然要成就那種“有效”及“魅力”，其方法、策略及目的性追尋，旨在助推人的活動不斷地融入詩意生存。事實上，生態批評的闡釋、評論、理性確證及學理基質，就是通過生態整體及詩意性的綜合性體驗，把控生態、生命、人與文學間的詩意關系，彰顯其相互促動、相互映襯的魅力。

關鍵詞：生態批評;文學活動;詩意性;節律性;生態有機性

DOI： 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2061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生態存在實際是自然運演、生命活動的狀態，是顯示有機性、節律性及循環性的狀態，因而呈現詩意性。人作為生態存在物，其生存過程理應體現詩意性：一方面，人在從事意識、精神及審美活動時，會主動地沿著詩意性節律來構建體驗及創生路徑;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生命的活動體，其活動狀態難以別離生態運演的有機性及節律性。我們研究生態批評也意在確證人的生態存在特性，更要通過這種文學活動，深層審視人的“精神狀態”，審思精神問題與生態問題緣何深度影響人類活動，進而由對狀態性的析理而推及人的詩意性生存。美國的生態批評學家勞倫斯·布伊爾談到他在寫作關于“生態想象”的著作時堅信：生態問題不僅僅是經濟資源、公共健康及政治問題。他明確指出：“所有的人類生態學者努力的成功，最終不是與‘一些高度發達的技術或某種神秘的新科學相關，而是與‘精神狀態相關：態度、情感、意象、敘事?！盵1]布伊爾在概述“生態批評”術語時亦指出：“生態批評是總括性術語，用來指具有環境傾向的文學與藝術研究（藝術研究相對少見），也指為這種批評性實踐提供支持的理論?！盵2]151當我們介入文學、理論及人類活動問題而認識生態批評時，首先要明晰三個概念，即生態批評、人的生態存在與詩意性;顯然，這也離不開對人的“精神狀態”的審思。生態批評作為文學活動現象是本論題研究的基本要素。人的生態存在是人作為生命有機體進行各種活動的基本狀態，因而也決定了生態批評的基本狀況及研究理路。所謂“詩意性”也不脫離這種生命機體的有機存在，而生態批評又需通過文學來觀照“存在”問題。正如蓋光所言：“我們研究生態批評，并拓展及延伸其文學闡釋視界，不只確證人何以呈現‘生態存在，更要通過文學活動而言及人的生存，關注人何以能夠在生態條件下生存?！鷳B以自然運演、生命活動的循環性狀態，顯示有機性、節律性，其詩意性也由此而生……生態批評的表達路徑理應是寬廣而多向的，且蘊積著詩意性，既須超越文本限制，又須歸復‘萬物一體的生存現實?！盵3]19事實上，詩意性必然呈現自然、生命本身的節律性運演狀態，協調人（作為生命活動體）與自然（有機與無機、有生命與無生命）的有機性交往，也使自身的生成、發展、延續呈現節奏化。

一、生態存在·共生觀照·詩意性

文學與生態、詩意能同體觀照，作為文學活動的生態批評也能深解生態存在原本的含義。這需沿著兩個關系序列引入：一是生態、生命、人——詩意性;一是生態、文學、人——詩意性。兩序列都以生態與人的一致性為基礎條件，其主要區別在其連接點，一方是生命，另一方是文學，顯然，前者是基礎性的，說明作為客觀實在的人的自然之身及生態基礎;后者則是書寫、復現及精神性呈現，表明人的存在必須要獲得精神性及境界性提升。鑒于人的生態存在需以生命有機性為基礎條件，亦需呈現詩意性，故生命不只是必要條件，更需依循亙古永久的運演節律。這亦表明：生態存在是有機、節律的詩意性存在，而生命、人與文學必然融匯至生態化的詩意性節律中，三者的詩意合成也彰顯文學活動的魅力。

首先，生態是人的詩意性生存的基礎。生態對于人的存在而言首先是自然生態存在，這是基礎性、根本性的。人的生存活動延至今天已經有了超常的發展，卻仍不可能脫離自然之身。人的軀體性活動由自然之身而成就，即便是人的社會、精神、文化性存在同樣也無法別離自然生態的基礎性。人作為生態存在物的一切活動方式及運思方法都或隱或顯、或深或淺地以自然生態狀態為參照，或者是生態運行的延伸、派生及參照，這也就成就了人的多向聯系。對人的生命來說，聯系不僅僅是人自身的、內在的，更是有機的，亦需萬物共有的，因而也是“生態”的。我們體驗及“書寫”其詩意性，就要求我們的活動必須建立在多重聯系條件下，依照生態有機性與節律性，進而詩意性地體驗、運演且復現人的生態本來。

其次，生態使人的生命活動富有色彩。自然生態使萬物成為生命有機性存在，也成就了人的生態存在。有機運動的基本狀態為：生態運演中存在著生物多樣性，多樣生物種群及生命個體從事著亙古不斷的物質轉換、能量交換及信息傳遞，從而形成以取食為本根存在的“金字塔”，并形成巨大的生態關系網絡。這是一個永久的且不可斷裂的生命運行的節律和網絡，也是一種“鏈條”，它使生命及人的生活波瀾壯闊、色彩斑斕，生命的生生死死亦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人作為生命有機體，是生命有機性及節律運演之鏈上的一個生物群類，盡管人能夠從事社會、經濟、精神及文化活動，能夠從事審美及藝術體驗，但這一切的基礎都無法別離生態、生命存在的有機性及節律性。

再次，生態使審美、藝術的詩意性成為必然。對生態、審美與文學活動進行詩意性體驗及理性把握，不僅源于生命存在的有機性、節律性，還基于無數肌體（個體）之間構成的相互關系。人的一切活動前提是個體生命的活動，這就不可能脫離對人的生存的體認及把握。從我們的研究領域來看，真正能夠全面、整體、系統認識并能夠體驗及書寫人的生存境況，顯然生態、生命及審美與文學藝術的相互間對接的有機性，對人的活動所產生的作用最為根本。生態批評作為文學活動，旨在體驗及解說有機性、節律性及人的活動方式的融合性，本身就呈現詩意性。我們祈望生態批評能夠不斷地啟悟人們詩意的生存體驗，讓人們在詩意的生態家園共生，且體味生命存在的自由感，享受到“家”的安寧及快慰。

最后，生態存在與文學活動（創作、鑒賞與批評）富含共生共榮的詩意性，且祈望人之生存是“詩意地柄居”狀態。人的柄居之地實際是生態家園，生態家園的詩意狀態不但使萬物有了家的存在，而且在家中體驗生命的詩意美韻。人在家中與萬物同享生命之美，并把其作為不懈追尋，助推生態家園能夠永續存在。如果從家園意識中理解詩意性，我們需把控多重蘊含：一是歸家。人之身以及與萬物之間的任何活動，不但依循有機節律，而且需在生態家園之內進行。二是規制。不同的生物種群及生命體在家園中都有自身的位置，都需要按照家園的規制行使，且不得躍遷，否則即為違規。三是共生。有機、節律、規制使萬物之間共生永存，同樣人與多樣的生命存在同處共生境域，相互促進，進行能量交換。四是塑美。這里所言的美不僅僅是感知覺的沖擊，也不只是形式意味，更在于生命活動的有機節律。如若個體生命及在家園中生存的所有生命體都能依循有機節律，就體現了美，且在塑造自體的美。五是暢神。從感性體驗到精神境界的追尋，審美及文學活動既有機展示體驗之魅，暢抒家園居住境況，又以靈性、神韻、境界塑造人格，提升其魅力。六是施愛。家是充滿愛的，生命存在都有愛與被愛的祈望和權利，生態家園的施愛惠及每一個生命體，而無數生命共演的合奏有機、節律地呈現出來，也是為家的施愛。

生態批評作為20世紀后半葉產生的一種文學現象，從發生之初到廣泛影響實際都在極大地關注著人的生存問題，并且是探尋人何以能詩意生存。海德格爾在體驗及評析人的詩意性及“詩意地柄居”特性時，也是由關注人的生存問題出發，進而闡釋人何以能本根性地顯化人的存在魅力。

一、生態批評·棲居之地·詩意生存

詩意性之所以有如此的能量及魅力，全在它呈現生態存在的本根之狀，也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及人與自身的多重生存關系的和諧自由呈現?！霸娨狻北臼侨吮净脑~語，是人進行生命、情感及藝術體驗而生成的詞語。我們之所以用其來闡釋、顯化甚至歸位生態、生命、人及文學，也全在于生態與人的活動的有機節律性及詩意性。

“生態”緣何呈現了詩意性呢？有學者言：“生態的詩意性因于宇宙的宏闊、永恒的節律性運演，太陽、地球的運轉，季節、節氣及晝夜轉換，到生命共同體及每一個生命個體的細微運動，甚至微小的細胞，都依循著一定軌道、節奏，且循環往復，永遠不會變異……軌道運轉，節律循環，其有序化、韻律化，且不斷轉換性流行，既促成生命的有機一過程性，也使生命活動起來……人的活動（身體、精神、心靈）、文學藝術，尤其是詩歌的節奏、韻律，其源起點及參照必然是生態化的軌道、節奏及有序化、韻律化的有機狀態?！盵3]29-30我們認識生態存在的有機性、節律性意在體驗及發現。海德格爾稱：“詩意創作乃是一種發現、尋找?！盵4]”“詩意”之于生態、生命是本然的，是亙古無法變異的，但當其融人文學體驗，除了必然運行這種本然，更需發現、尋找，實際上就是在找尋最切近、最依循本然狀況的體驗方式，包括生命機體的運動，情感的波瀾，言語的表達，以及機體、情感、言語之間，以何種方式組合、排列，更能夠符合詩意的節奏及韻律，繼而能夠依循像生態、生命之有機運動那樣，既有律動的規制，又充蘊了無盡的情意與想象的情調。當文學能夠發現和尋找這種詩意狀態，就必然盡顯其魅力;而我們把握生態批評的闡釋、評論及學理基質，也是對生態存在及詩意性體驗的發現和尋找。

生態批評被冠以“生態”頭銜，包含了多重含義：有對生態現象的科學認知、體認及闡釋，有技術性解讀及對人之現實生存的支持與服務，更是基于文學現象、遵循藝術審美體驗的基本規則?；诖?，生態批評不但滿含對詩意性的渴求，而且本身就通過詩意體驗去悟解、闡釋、評論及理性確證，進而把控生態、生命、人與文學間的詩意關系。生態批評并非限于一種感性體驗，擬或學理性辯證的文學闡釋活動，盡管會關涉多重研究、體驗理路，但其作為文學性活動時，其詩意體驗的過程性是必然的。因其必須關注人的生態存在的現實狀態，關注人的生命運動能否有機合理地依循生態運演，所以也表明生態批評必須是現實的、實在的;但生態批評并非直接介入現實或力主改變現實，而是通過文學藝術活動對生態、生命繪制狀態，因而它又需含蘊文學藝術活動的理想性，乃至境界性。如果說，我們將其設置為上述所言的這種多樣、多重的綜合性體驗之地，擬或是生境性的柄居之地，似乎也不為過。這種柄居地育養人尋找及發現安寧、平靜的能力，也是調節人能否合理有機地歸復“生態和諧”之地，合力夯實這種生存的根基，就像海德格爾在評述荷爾德林詩時說，人被聚集到此根基上時，“人在其中達乎安寧;當然不是達乎無所作為、空無心思的假寧靜，而是達乎那種無限的安寧，在這種安寧中，一切力量和關聯都是活躍的……詩的本質貌似浮動于其外觀的固有假象上，而實則鑿鑿可定。其實，詩本身在本質上就是創建——創建意味著：牢固的建基?！盵4]49-50人的詩意性的生存體驗應合理、有效地復現“生態和諧”之地，使生命的運行符合生態節律的尺度。如果我們能夠守持生態批評的本然，那么，必然能夠促成這種詩意之境的生成，當于其中與“生生”交往互動著，在“金字塔”結構中，在平衡、有限性的相互依存中，人與自然之間、白然萬物之間，大家不期而遇，若能夠共生共榮、互惠互利，想必是愜意的，是歸根的，顯然亦會是詩意體驗的。但在人類強力活動中，在人的超強、超限、無節制、異節律的活動中，這種詩意尋求似乎只是一種祈望，甚至有人會說是“烏托邦”。即便是海德格爾所祈望的那種“安寧”“寧靜”“敞開”“澄明”的詩意柄居之地，似乎也只是“烏托邦”式設想。但人之所以為人，必然是有情懷、有向往的，能趨新，有對寧靜、和諧、安平的尋求。由此，人必然會成就自我規范、自我限定的能力，有規制人的活動而構建生態有機且能夠優化生態生存的能力。如果人類堅執守持這種能力，那么，所謂的這種“烏托邦”或許并不是妄想。如果人類在自身的發展行程中全力執守，我們的生態觀照從學理研究到實踐亦在努力著，那么，我們對生態批評力量的全力構建、對柄居之地的厘清、對詩意生存的明晰，必然是這其中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

生態批評如何能詩意性地觀照柄居之地，有三個關注閾是不可少的，即生態與生命的本根問題，生存關系對人來說是怎樣的，人應該如何進行文學體驗。我們已經充分肯定了生態批評離不開人的生命活動，且要追索尋求人的詩意生成，并譜寫一曲曲生命的交響，這說明生態批評沒有離開人的生命存在，又在不斷超越自然、感性之身，借助文學藝術和審美人“澄懷”的生命靈境，以尋求詩意生存。作為過程性存在，人是通過多重生存關系而展開的，這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只有規定、規范、規制了自身，戒除過度利欲，不斷加大德性及精神性的“管控”力度，才能調制多重關系的有機和諧。在此，我們說文學藝術體驗可以通達這種自我規范及規制路途，顯然是不為過的，其更大程度上是通過德性及精神完成審美體驗，繼而規制感性軀體的。海德格爾曾反復吟誦荷爾德林的詩句：“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柄居在這片大地上?！蔽覀兪欠窨梢哉f文學藝術活化了、情意化了人類的“勞績”，繼而更加明晰何謂大地、何謂詩意、何謂柄居。當然，詩人必然是文學藝術家，生態批評當初即被稱為生態詩學，但這里我們并非望文生義地圖解海德格爾所言的“詩人”，事實上，自然、大地、生命本就是實存的文學藝術、詩意性的存在，那么徜徉于其中的人們也必然在詩意地翔游著，這又何嘗不是詩人呢？在筆者看來，所謂“充滿勞績”，并非特指勞作的人，而是“把自身樹立在大地上”，與大地共歡樂。因而，“勞績”理應是“柄居”的基礎與手段，也是“人文化成”的基礎與前提。故海德格爾曾言：“看來必定是詩人才顯示出詩意本身，并把它建立為柄居的基礎。為這種建立之故，詩人本身必須先行詩意地柄居?！盵4]106-107這里，我們似乎既真正領悟生態批評的真義，也求解了文學藝術的意義。如果我們說，文學藝術本應是一種先期顯示，藝術家則是一個“先期”體驗者，且是生命的融人性體驗，是先行“詩意地柄居”的體驗者，顯然不會受到質疑的。試想，若沒有這種先行性，如何才能要大眾感受到呢？那么詩意性或許只是虛幻或空中樓閣。事實上，亨利·梭羅在瓦爾登湖乃至畢生的“荒野”體驗，其超凡的精神游歷，不只明證也踐行了詩人的“柄居”之法。

人能否融人柄居之地，看似過于精神化、神秘化，似乎是非“接地性”虛幻，其實不然。自然、大地和生命、生存對人而言，使人如何能夠與地球萬物進行生命交往，甚至在“天地共融”“萬物一體”中獲取身心的快慰，而不被終日的利欲所困擾，實際是不難的，人的德性、人的精神性是可以自我掌控，精神性追尋、詩意性體驗是可以遁人人的現實生存的;人是有親情、親和及關懷情懷的，人也能夠追尋自我救助、救贖的方法及策略，更何況還有文學藝術的熏染。

三、生態批評·生態人格·詩意生存

生態批評既促生人的詩意生存體驗，更塑造生態人格。事實上，生態對文學、文學對生態，都是人的生命活動狀態使然。生命有機性既是人的自然之身及感性生命的基礎，也有機呈現人的多重存在關系，更需要精神性及審美化的提升。生態、生命，有機、節律，肌體、心靈，自然、社會，德性、規制，藝術、精神，理性、文化，等等，相互間錯綜交織、全面綜合，合成人的活動的有機性，塑造生態人格。生態批評推進生態人格構成，當須有多重界面。

首先是生態位。生態與文學、生態與批評及生態與生命、文學與批評的多重交織、有機合成，詩意性地復現人的有機生存體驗。這種條件下的人格構成，必然是生態的，需要個體身心的共同參與。文學觀照人的生存體驗，盡管內存藝術符碼的隱喻性、潛在性、幻象性及對其破解的神秘性，但這一切，必須由人的現實具體的生命有機體驗、由多重關系的生態有機、平衡及節律性來支撐及歸位。這實際上就是一種人格活動。人格存在需要有生境，需要生態位。不只是“生態系統中每一個生命體及生物種群的”共同參與，“而且要調適有機一過程性的節律，使每一個生命體及生物種群，包括人在內都在生態有機性及網絡構成的閾界內，依循自身的‘生態位，在生命循環的鏈條中生存、延續”[3]38。文學活動的人格塑造體驗所需的生境及生態位，起因在于這種有機、網絡及循環過程，其中包括自然生態、生物多樣性及人的活動各自所處的生態位，各種位置的設定必然關乎人的生存體驗狀況以及人的生態存在的有機、優化及和諧程度。生態位是有層級性的，自然、生態是人賴以生存的基礎，是人的活動及有機性存在的“生境”，是人們能夠得以詩意性生存的生境，也是從事文學活動的基礎與生境;而文學是人本的及精神性、審美化的活動，作為提升性活動理應處于生態位的結構頂端。

其次是“親和”性。生態批評作為文學活動，要作用于人的精神一靈魂，塑造“親和”性的生態人格，需借力于堅實與豐厚的生態存在基礎，既參與又審思，以達對生命之“思”與“在”的體認，引領生命有機體驗，以主動且富于深沉情意、符合情理地來合理調適人與萬物之間的交往，以其躍動于人詩意存在的生境。顯然，這種“‘親和性必須有情與理的植入、互滲、引導，并且作為內在機理而依循一個生命有機體的運演節律，守成‘間性主體的交往策略?！H和的情理調適，作用于自然、感性的軀體性人格構成，更有社會性、精神性人格構成的調節與規范的必然條件”[3]68。就文學的特性而言，借力于這種“親和”性體驗是必然的，因為文學活動本就是人的一種滿含“親和”的活動方式，其中不只蘊含情意、德性及向往，更是全身心參與的活動，由此而形成的人格力量不但有情有意，而且知根知理，顯然是會詩意地關注與人類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自然、生態及環境，確證人對自然生態應有的態度、行為方式及價值觀念。

最后是“生生”之動。中國文化傳統的“生生”之說是對生命有機性、節律性及詩意體驗的精到繪制，如老子的“道生”論[5]、易學的“太極”之說。這些學說既具直觀形象性及體驗性，又有一定的理性及邏輯，共同描繪著生態、生命與人的存在之“生生”運演的特性。生態批評同樣會依循“生生”演替的邏輯進向，或者演奏“人化”的“生生”節律，通過藝術與審美化而體驗生命之魅，塑造學界常言的那種“生態人格”。所謂“人化”的“生生”節律不但是被人所認識、體驗、掌握的生態、生命及自然、環境之本來狀貌的“生生”節律，而且這些需以合理、有效地推進人的多重活動關系的有機和諧來演奏“生生”?！吧笨芍^中國智慧發生原點，以非常精準的話語闡釋了生態、生命或是萬物運行的基本狀況及生命相互連接、永久傳承的不竭。即便是某一種生物種群也無法離開“生生”律動;盡管各種生物必須以本群落及種群為中心，保持生存與繁衍，但絕無法特立獨行，需要多樣性，也需有機性，需要相互間進行物質轉換、能量交換及信息傳遞，否則就無法保護及維持自身種群及肌體的永續存在。與任何生物種群相比，人類具有白身的特殊性，能夠有目的地或者白由地參與及調節這種“生生”節律，或能動地以“內在的尺度”來調控“生生”，使其運行更宜于調控人的自由之身。詩意生存也好，“詩意地柄居”之地尋找、發現也好，都必然環繞“生生”而行進。

“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是馬克思發現的人異于動物的重要區別，因為人能夠依據“內在的尺度”[6]行動。合理掌控這種“尺度”就能促使人復現“生生”節律的“美態”，使人的生命有機之軀回歸“生生”的本來。事實上，人類的生命活動既需要將其他生物種群作為攝取能量的對象，也會將其作為精神體驗的對象，作為復現文學性與審美性的資源基礎，或者是人的詩意生存的伴侶?！吧表嵚杀厝伙@現緣何能詩意生存，即可為尺度，反觀人類自身，能否歸復有機性，不僅可促動人徜徉于“生生”的詩意性韻律，融人“詩意地柄居”之地，也必然會進一步提升生命的價值，且不斷提高人的生存質量。

四、生態批評·復合結構·詩意生存

生態批評作為文學活動，理應基于文學文本，但還需有更闊大的視閾。因為文學文本并非孤立的，而是躍動于復合生態結構，這個結構雖基于自然本然，但當有人類社會參與時，社會、經濟、精神/文化就會融人其中，所以被稱為復合的;這是現實具體的有機整合體，并以人的多重存在關系的互補、交往來進行能量交換及信息傳遞，人的詩意的生命體驗乃至詩意生存，不但融人其中，而且能夠情意性地、有機合理地調節這個系統。

復合結構作用于生態存在，其特性在于：使人的生存體驗中所依循的生態、生命與多重關系的有機性及詩意性成為可能，人的生存需求中的生命、綠色、精神一文化諸形態都可以詩意地呈現生態特性。這表明，生態批評對象及文學性、審美化所體驗的對象并非單純的自然生態，也非單純的人的存在，而實際是復合生態結構的有機、節律且詩意的運演。作為文學現象，生態批評更會以精神/文化的存在特點去體驗及悟解復合結構，以藝術化的生態情境所蘊聚的生命情感去吸納、融人結構的整體有機性。本文的生態情境，是指將人的生態、生命及多重存在關系之間的有機狀態，以情感與理智的體驗方式而先期設置模型、情境及生境，這可以是現實具體的存在，也可以內存對精神性、理想性的追索，甚至帶有一定的幻象、隱喻及無性的成分，但不論呈現哪種存在之魅，其內里必然躍動深刻的情感體驗性，并深含理性詮釋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文學藝術活動的情感體驗性及情境創制性，易于體驗人作為“情境性存在物”，更易于創設生態情境;而生態情境與現實中一般的情景創制，或者人們在需要、利益促動下而生成并含有二元對立特點的情緒性心理情境不同，它需要對現實情境進行提升及超越。當生態批評作為文學活動呈現時，其“氣韻”的“生動”、“妙造”的“澄明”會光顧、會躍動，會調適批評活動，即便是滿含理性時，也會有情感的體悟，是心與物、情與景、意與境的虛實互補。即便是復合生態系統的復雜結構，也會呈現無序的有序、不確定的確定、模糊中的清晰。似乎會得白與宋人郭熙所言的那種“林泉之志”，且蘊積生命的“高致”狀態人格惠顧。蓋光在描繪這種“高致”狀態時這樣說道：“‘高致理應是詩性價值的至高境界，且可顯示一種生態人格構成，因這不離于自然，是‘生態/生命及人生體驗的‘高致之境的體現。高致之境的生態性融人，不是融于喧囂的城市及官場，而是別離，既超越，又回歸?；貧w，或是寄居山林、綠水間，或是融入鄉間、居舍，以悟解‘真義?！盵3]400生態批評對于這種生態情境還可以成為一種“鏡像”存在，既映照復合生態結構的節律運演，映現人們詩意生存且給予的理解和感悟，更反照及確證生態存在特性。生態批評的關注點，不論是自然生態，還是人的活動，甚至是復合生態結構，其作為生態人格境界的“開啟”和“照亮”，儲存了無限的能量與信息，亦會像艾布拉姆斯所言的“鏡與燈”那樣，既能有“鏡”的映照作用，又有著“發光體”的照明作用，繼而去運行“生生”的意義，蘊含人在生態條件下之生存體驗的意義。

生態批評融聚人的詩意生存之境，其柄居之地必然是天地人的共生之地，對人的現實生存而言，這既作為情境預設，也是一種理想化的境界，因而總是立足當下并朝向未來。其復現的人的“生態”渴求及有機性、詩意性生存的祈望，既有現實及生態存在的根基，更顯意義性內涵。布伊爾在分析人類作用的第二白然（人工制品）對自然本來的第一自然影響時，曾多層次表達了一種肯定，如第二自然對第一自然的“不能遏制性”，“證據表明，這些看上去不僅美觀，還有益于健康地促進疾病康復的速度比人工環境更快……難以預料的是，地球人是否永遠將在相處時完全沒有他們的自然生物學，也沒有他們高度依賴的有限控制的環境條件”[1]6-7。布伊爾也總結了21世紀此領域的關注重點：“地球的命運，人類在覺醒中行動的責任，環境非正義的可恥，還有觀點和想象對于改變思想、生活和政策以及寫詞、寫詩和寫書過程中的重要性?！盵2]145顯然，這些都非?，F實、具體且富有意義性。生態批評對“境”的預設，亦可便于通達對有機節律性的“覺解”，其中或內存對未來境域的“覺解”。馮友蘭這樣解釋“覺解”一詞：“解是了解”，“覺是自覺”[7]11?！坝杏X解是人生的最特出顯著底性質。因人生的有覺解，使人在宇宙間，得有特殊底地位……從人的觀點看，人若對宇宙間底事物，了解愈多，則宇宙間底事物，對人即愈有意義。從宇宙的觀點看，人之有覺解對于宇宙有很重大底干系，因為有人底宇宙，與無人底宇宙是有重要底不同底?！盵7]14這又像海德格爾所說，是“思”與“在”的發生根源，它使人在與天地境界同生共榮中，“覺解”到“思”與“在”的本真。

生態批評的這種“覺解”情境，不同于生物性生命體的本能形態，不同于理智及道德規范性的“覺解”，也不同于宗教神秘體驗的“覺解”，它更多地凸顯復合生態結構的有機整合性與功能化，并呈現在審美化的詩意體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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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月紅）

Ecocriticism ， Poetic Survival of Human as a Literary ActivityLu

Yixin， Yue Qingyun

（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Abstract ： Ecological existence can be inevitably and poetically traced back to the thythm of life' s organicmovement. For people， or for the survival of peo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y and licerature isdetermined by the ecological existence and human' s life state. The organic nature of life not only is thefoundacion of man ' s physical body and perceptual life . but also organically presents man ' s multiple existencerelationships. It needs more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promotion ， for which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force. Thegeneration and effect of life， human and literature follow a poetic rhythm， which constitutes the overalleffectiveness and shows the charm of all sides as well. After ecocriticism emerged as a literary phenomenon， ithas been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surviva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exploring howhuman beings could survive poetically. As an assistance force of literary activities， ecocriticism needs to be"effective" and "charming" ， and its pursuit of mechods， stralegies and purposes aims at promoling the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to the poetic survival. In fact， the interpretation， criticism，rational confirm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eco-criLicism not only control the poetic relationship amongecology， life， man and literature， but also demonstrate its charm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reflection throughthe comprehensive and poetic experience of the whole ecology.

Key words ： ecocriticism ; literary activity ; poeticity ; thythmicity ; ecological organicity

收稿日期：2019-12-15

作者簡介：呂逸新，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岳慶云，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