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下妥樂村行商空間調研

陳昕昕 代軍 吳鋒超 吳凡躍 李光琴 梁麗仙 張丹

摘要：本文基于米歇爾·德塞爾托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的解讀，針對妥樂村行商空間中的“抵制”、“消費”、“散步”進行調研，探討妥樂村行商與當地管理者、原住民、游客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鄉村非正規空間研究的補充。

關鍵詞：行商;行商空間：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

中圖分類號：TU986;K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06-0279-03

一、行商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審美理論

（一）理論基礎：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

“日常生活審美化”由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瑟斯通首創，學術界對此有諸多不同的理解。有學者認為，米歇爾·德塞爾托建立了日常生活中反理性的社會學。他強調要善于將論述的筆觸延伸到社會的各個微觀層而，伸展到日常生活末端普通人的生存策略當中，從小人物身上發現大智慧，反映其他社會問題。本文觀點主要來自米歇爾·德塞爾托，筆者將從三個維度來闡釋妥樂村行商空間：（1）日常生活實踐的“抵制”戰略戰術;（2）“消費是另一種生產”;（3）“散步于鄉村”的審美體驗。

（二）概念辨析：行商與行商空間

1.行商

行商，寓指外出流動經營的小型個體商販。他們沒有固定營業時間、地點，常往來于各地販賣，即流動商販，與“坐商”相對。本文行商是指妥樂村村內廣泛存在的，由本村村民和外村村民構成的流動商販群體。他們通常在路邊進行交易，周轉資金少、流動性大，轉移靈活，偶有固定販賣場所，多見于各條交通流線，搭棚置桌，用塑料口袋、竹筐、背簍、簸箕等農用工具盛放，銷售以農產品為主，也會在路邊植物枝丫上懸掛手工藝品，對路過游客熱情地“攔截”式販賣（如圖1所示）。

2.行商空間

行商空間是外村村民在路邊擺攤所形成的交易空間，因位置的移動和交織形成不同的空間形式。多集中在村內人流量密集的交通線、景觀節點，這類自下而上的空間形式，通常在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規劃中未有規劃。

（三）行商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審美

行商作為社會基層，由于生計形成各種非正規經濟活動，這樣的存在方式形成了特定的空間場所，也帶來一系列矛盾、發展機遇和新的生活體驗。本文試圖從商販、原住民、游客、管理者的不同視角重新審視這一空間制造和空間再生產。

二、研究區概況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概況

妥樂村位于貴州省西部、六盤水市西南部，隸屬石橋鎮。我們選擇妥樂村作為研究區的主要原因：（1）妥樂村是六盤水市10個傳統村落中經濟最活躍的村，自下而上的空間管控具有代表性。（2）流動商販是目前備受關注的群體，研究通常限于城市，缺少鄉村研究的案例。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問卷調查法，于2019年12月15日18日發放，回收有效問卷92份，其中商販20份、游客21份、管理者21份、原住民30份。通過統計，以便更充分了解不同人群對妥樂村行商空間的看法。

三、抵制：不同利益者的較量

德塞爾托的理論中，日常生活并不是單一美好的，存在著支配性的權利，也存在著對絕對權力的“抵制”，是一種角力關系。本文將從三方而進行闡述。

（一）管理者的“抵制”

本部分針對21個管理者、20個行商進行調研，內容包括：“本村有沒有制定相關的條文條例來管理商販？在管理過程中商販有沒有積極配合您的工作？您到這里販賣商品有人驅趕你們？”。結果表明，lOO%的商販知道村內管理制度，90.5%愿意積極配合，9.5%不愿意積極配合。有6人表示有被管理者驅逐的經歷，有14人表示沒有受到驅趕，占總數的70%。以此看出，管理者與商販之間存在摩擦、角力，但“抵制”并不突出。

（二）同行的“排斥”

本部分針對20個行商進行調研，就商品種類而言，以食品為主，內容較單一，同行存在一定的競爭“排斥”（見表1）。其它受訪內容包括：“您在販賣過程中會調整商品價格來吸引顧客？您希望怎樣擺放自己的攤位？”。80%會調整價格來吸引游客，20%不會。70%希望根據游客量靈活擺放攤位。以此看出，妥樂村行商之間的“排斥”較弱。

（三）原住民的“困擾”

本部分針對30位原住民進行調研，內容包括：“您對周邊流動商販的看法？流動攤販擺攤有給您的生活帶來不便？”。70%的原住民希望有流動商販，16.7%的人不希望有，13.3%的人無所謂（如圖2所示）。村內產生的影響：環境衛生>交通>噪音（見表2）。村內是原住民生活的場所，商販往往集中在人流密集處，以尋求最大經濟效益，這必然對原住民的生活產生負而影響，同時，他們給原住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潛移默化的得到了認同，融入度較高。

四、“消費”是另一種“新生”

商品的價值取決于消費者的使用，消費者的使用也需要將其放置于特定的情境關系中。所謂“效用”，就是消費者怎么看待商品價值或發現商品隱藏的屬性，即想法再生產。消費不僅能產生經濟效益，還能通過消費者的再生產，挖掘文化含義并進行傳播，這就是另一種“新生”。

（一）促進發展

村內從行商誕生，到形成一定規模數量，再發展到需要專門管理，說明自下而上的非正規經濟形成的非正規空間，己然反作用于管理者的政策制定。

（二）傳播文化

買家通過商品，可以發現商品蘊含的文化價值。在行商販賣的商品中，有些商品極具特色，比如：銀杏果、銀杏叮叮糖、烤銀杏、銀杏爆米花（如圖3所示）。

通過對21名游客進行調研，95.2%的游客認為烤銀杏極具特色（如圖4所示），33.3%的游客愿意推薦（如圖5所示）。這些充分說明以當地產品為載體，行商己給游客帶來影響，向外界傳遞妥樂村“樹伴人家”形象。

五、散步于村落”的空間審美體驗

當游客散步于村落中，身體介入靜態的景觀空間，在行商引導下，心靈同時介入動態空間，動靜交融中，感受鄉村當下的生活轉變，成為獨特的審美經驗與時空記憶，變成與過往人、當下人生活緊密相連的開放空間。

（一）空間的產生

行商在目的驅使下，巧妙運用戰術，位置移動，相互交織而形成新空間。針對行商的20份、游客的21份、居民的30份有效問卷，內容包括：您希望商販怎樣擺放攤位？您覺得以什么方式收入更高？您傾向于去哪一類攤購買？”。統計得出，游客量是決定擺放攤位的重要因素（見表3）。

（二）空間布局形式

商販旺季為節點式，商用民居周圍空間為集中規整式，淡季為無序式。

六、結語

本文基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從“抵制”、“消費”、“散步”三方而對妥樂村的行商空間展開研究。通過對92份問卷數據分析，得出妥樂村行商空間是多向作用的產物，其生成原因、分布特征并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而是兩個以上主體互動的結果。

行商窺見了空間消費與生產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抓住時機，開始他們的行商生涯。隨著游客數量、商品種類需求的不斷增加，商販規模也逐漸壯大，從而產生了活躍的行商空間，需要管理者專門的應對，這一需求需要被正視。在我們的調查中，有九成以上的游客愿意購買“樹伴人家”文化產品，由此可見，行商帶來了文化的擴散。在行商產生與發展過程中，原住居民和景區管理者對其產生了“抵制”，而“消費”卻作為比“抵制”更加積極的因子存在。重新審視這一自下而上的空間，將其與景區融為一體，成為特色“名片”，是對行商空間的探索，是對特殊主體的尊重。商販作為妥樂村行商空間的締造者，在攤位選擇、分布上滿足了游客更好“散步”的需求。游客亦作為行商空間的支持者，其心靈審美需求在妥樂村得到了更充分的滿足。

★基金項目：項目名稱：鄉村振興背景下烏蒙山區傳統村落景觀體系重構研究，項目編號：2018zc112;項目名稱：發生學視角下烏蒙山區傳統村落保護研究，項目編號：黔教合KY字【2018】379;項目名稱：貴州省2018年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項目編號：2018521006：項目名稱：文化遺產保護視野下的妥樂村“景觀名片”，研究，項目編號：LPSSIDXSI8131。

參考文獻：

[1]葉丹，張京祥.日常生活實踐視角下的非正規空間生產研究——以寧波市孔浦街區為例[J].人文地理，2015（05）.

[2]張榮，抵制·消費·散步——米歇爾·德塞爾托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J].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6）.

[3]王琪琪，米歇爾·德·塞爾托日常生活實踐理論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6.

[4]林敏慧，黃琳玉，鄭嘉靜，等，城市旅游空間的非正規就業集聚研究——以廣州為例[J].旅游科學，2019（04）.

[5]陳文超，行商與坐商：進城創業的組織經營形式[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8（03）.

[6]張延吉，張磊，吳凌燕.基于集聚經濟的流動商販空間結構研究——以北京市朝陽區為例[J].城市發展研究，2014（04）.

[7]黃耿志，薛德升，徐孔丹，等，中國大城市非正規公共空間治理——對城市流動攤販空間疏導模式的后現代反思[J].國際城市規劃，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