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者理性”與“技術感性”之間

楊丹丹 楊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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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雯的中篇小說《吉時》講述了現實生活中兩個“大齡剩女”完全不同的人生樣態和命運際遇，故事并不復雜，情節也不繁瑣，人物構成也相對簡單。大齡剩女俞琥珀厭倦了現實生活的庸常、瑣屑和無聊，試圖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重新喚醒生命的內在激情。以在微信中講述“靈修課”為載體和中介，通過傳播虛幻的“瑪雅能量”，重新溝通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神秘聯系。在人與自然萬物相互融合中，體驗生命的自由和超脫，以此重新激活現實生活中委頓的個體精神。與此相對，大齡剩女豐華雖然也對機械重復式的現實生活感到厭倦，但喪失了沖破現實秩序，打破精神困境的勇氣，只能在堆砌樂高積木中躲避靈魂的孤獨，將個體生命泯滅于日常生活構筑的牢籠中，工作、相親、結婚、生子、死亡成為豐華人生的全部內容。

一

講述一個相對和相反的女性人生故事并不是《吉時》的真正目的，也不是這篇小說的獨到之處。因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女性的生活樣態和個體命運就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不斷追問的對象?！拔逅摹睍r期的婚姻問題小說時常把追尋個體生命解放的新女性與死守封建傳統倫理的舊女性并在同一時空中，并通過不同命運結局來彰顯民主、獨立和自由主題。同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也通過塑造革命女性和家庭女性的對立形象，來表述革命倫理的正當性，并且這種歷史邏輯和美學范式一直延展和擴充到革命文學、延安文藝、“十七年文學”，一系列面目相似的“鐵姑娘”在政治意識形態召喚中，紛紛走出家庭生活，投入國家革命事業的洪流中，而站在其對面的迷戀日常生活的“家庭婦女”則逐漸失去社會位置和話語權。新時期以來，這種女性主體意識在人道主義、人文主義、女權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西方現代性話語的催使下，逐漸在新時期文學中取得普遍性共識，表述“她”而不是“她們”成為新時期文學的重要維度，“她”與歷史、社會和時代的關系被不斷凸顯和強化。

因此，如何擺脫中國現代文學中女性敘事的成規和消除同質性影響的焦慮，就成為強雯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吉時》能否呈現出差異性、獨特性的關鍵所在。恰巧，強雯發現了這一問題，也在《吉時》中試圖去解決這一問題。而解決的方法和路徑，就是把女性從歷史、社會和時代的巨型話語中抽離出來，讓女性重新回歸到日常生活。但這種重新回歸，又不是類似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女性文學中暗含的鮮明的二元對立思維和極端的斷裂態度——在對物欲和身體欲望的無限度追逐中凸顯女性主體的能動性——最終尋找到的是破碎、空洞的女性主體;也與新世紀女性寫作中的中產階級生活邏輯——日常生活成為審美對象，精致考究的日常生活細節，帶給女性的“小確幸”體驗，以及資本帶來的階層分化——拉開距離?！都獣r》選擇讓女性直接面對日常生活，直接面對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直接面對城市日常生活裹挾的一系列直擊女性主體意識的問題，以及由這些問題堆積而成的現代城市生活經驗。在如何處理這些慣常性的現代城市生活經驗中，考量構建女性主體意識的可能性和限度。

在《吉時》中城市及其日常生活經驗是一種“他者”的理性存在，女性時刻被“他者”審視和拷問，女性失去對城市提問的權利和機遇，女性只能按照城市設立的生活樣本去刻板地生活。但這種城市生活樣本遵循的是工業社會的理性原則：工作是勞動力的商品交換形式，職位晉升要嚴格遵守現代科層制度，個體價值體現為對權力的服從和執行，社會交往邊界受到階層等級觀念的嚴格劃分，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界限分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明晰而模糊?！都獣r》中的豐華就是被這種城市理性死死地按在日常生活中摩擦的女性。她厭倦了既定的城市生活，但又尋找不到逃脫的理由和通道，排斥現有生活的改變;她感覺到精神的異樣，卻又有意忽視靈魂的荒蕪，拒絕讓自己的思想豐盈;她刻意躲避他者的窺視，卻按照他者的邏輯去生活，抵抗自我主體意識的聲音。例如，《吉時》中對豐華工作的建筑設計院的用餐空間，進行了詳盡描寫：

“每次來用餐的員工，都會坐在固定的區域，比如第一設計院會在九點方向坐下，第三設計院在三點方向坐下，第八設計院在五點方向坐下，其余的機動來吃工作餐的人便隨遇而安了。這并非有誰安排，而是習慣使然。豐華每次看到這些習慣造成的秩序，就覺得有種不安，但不安在哪里，她又具體說不上來。俞琥珀有一次跟著豐華來吃工作餐時，就說，你知道嗎，我們單位也是這樣吃飯的，時間長了，我就想逃，看看這樣的座位秩序，多可怕?！?/p>

在某種意義上，空間劃分體現的是階層區隔和社會地位分化，某個人或某一群體的空間占有權和使用權體現的是某一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尤其是城市空間的劃分始終遵循這一原則和標準。權貴階層、中產階層和底層占有和使用的空間有著鮮明的差異性，并逐漸成為表征階層的符號。例如，星巴克咖啡館、CBD商業中心、寫字樓、休閑中心基本是中產階級的聚集地，表征的也是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而城中村、棚戶區、菜市場、街邊攤、洗頭房基本聚集的基本是底層民眾，廉價、低端、無序成為其基本特征。這種空間劃分和區隔構建現代城市結構的同時，也確立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樣態，并逐漸形成一種日常生活慣性和常態，人們都在無意識中嚴格按照其設定的秩序去生活，很少有人對這種差異性提出質疑，或僭越自己所屬的空間。正如小說描寫的，每個座位都是“固定的”，是“習慣造成的秩序”，雖然感覺到異樣，但又“具體說不上來”。這正是現代城市理性對個體主體意識的篡改和重塑，最終使個體臣服于城市理性的設計和規劃。所以，即使豐華對職場工作感到厭倦，也必須忍受領導的責罵和同事的嘲諷。因為她在城市結構中的位置和在城市生活的樣態早已被確定，也在她的主體意識中生成。她無力，也不想掙脫。最終，在主體意識的消亡中成為城市理性的一個分子和要素，“設計院的工作穩定有余，每個月銀行卡上固定的數字跳動，會讓豐華小小地籌劃下，下一次旅行去哪里呢？短則兩三日，長則兩周，都被她安排得井然有序?！?/p>

二

如果《吉時》只是講述城市生活中女性的精神困境，那么《吉時》仍然無法突破當下城市生活寫作的常態。從魯迅的《傷逝》開始，如何解決女性的精神困境就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探尋的恒定對象，“娜拉出走以后”成為不斷被續寫、衍生和變異的話題，并形成三種敘事模式：一、女性在逃離既定的城市生活秩序以后，面對現實生活的艱辛，浪漫的烏托邦想象迅速破滅，只能重新退回到原有的生活框架中，個體陷入更大的精神黑洞中。例如，魯迅的《傷逝》中的子君。二、以出逃城市的方式，來抵抗城市生活對個體精神的規訓，把個體放逐到遠離城市的鄉村，在鄉土空間中重塑古典的世外桃源夢，在傳統文化倫理中尋求精神的慰藉。但這種出走行為帶有明顯的非理性沖動特征，個體只是短暫的精神逃逸，而非徹底的精神治愈，因為經過城市理性改造的個體已經無法真正在鄉土中尋找到任何有效的精神話語。例如，魯敏的《奔月》中的小六。三、以宗教的方式對個體精神進行救贖，宗教成為女性照亮城市生活的光芒，在與宗教受難故事的類比中，為個體尋找繼續破敗生活的理由和例證。但宗教的虛幻性極為容易使個體精神滑向虛無，宗教演變為一種幻象，而不是生成為一種信仰。例如，北村的《強暴》中的美嫻。所以，強雯在《吉時》中必須為個體精神救贖重新開辟一條切實有效的新路。很慶幸，強雯似乎發現了新路的起點，而這起點就在城市生活內部。

從《吉時》的表象上看，俞琥珀擺脫城市生活規訓的方式是打破城市生活的既定規則和一切外在事物的束縛，在自由行走中追尋生命的自由，并通過“靈修”在個體與自然萬物之間重新建立聯系，獲得神奇的“瑪雅能量”，以此保持個體精神中的靈性：

“俞琥珀的骨架很大，卻掛不住肉。搖動起來的時候便像一棵掛滿錦帛的樹，‘不要柔軟，也不用妙曼。盡量像一棵樹。發枝、吐芽。她晃動的節奏漸大?！兄x今天的地球賜予我能量，感謝地球母親帶來一切。她對著那朵云，朗聲念出來，身體搖晃得更厲害了。閉上眼睛，植物根須從腳底生出，長粗，生根，向著地心深處挺進，人的想象真是無奇不有，俞琥珀在那個冥想空間里看見自己變成了一棵樹，枝繁葉茂。這是每天都要開始一遍的光合作用操，今日天有異象，更易讓人接受到不同的能量。她不知不覺露出笑容，做好了吸收精華的準備?！?/p>

這種以在自然中重新發現“人”，或者在人的現實生活中重新發現“自然”來重構城市生活，救贖個體精神的講述方式，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并不新奇，趙德發的《人類世》、張煒的《艾約堡秘史》、阿來的《云中記》、陳應松的《豹子的最后舞蹈》等眾多小說已經進行了實踐演練。但強雯在《吉時》中為人與自然的關系重建設置了一個技術中介“微信”，俞琥珀通過微信視頻，來傳播自己的“靈修”觀念和“瑪雅能量”，并在此過程中捕獲眾多粉絲信徒。實際上，隨著新科技的不斷興起，以及對城市生活的直接介入，當下中國的城市生活已經進入到對城市和個人主體的反思階段。傳統的城市文學敘事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城市生活經驗，或者說，新的城市生活經驗對文學提出的根本要求不在于文學審美本體的革新，而在于對新的表述對象的關注，大數據、人工智能、5G、量子、微信、微博、短視頻等新崛起的事物，及其形成的新的生活樣態和城市經驗，急需文學的關注，所以對象、經驗往往比敘述方式和模式更為重要。具體而言，文學在面對城市的時候，要放棄先驗的傳統現實主義批評視角，消除把城市講述為后工業時代個體異化的空間和場所，避免由“鄉村”看“城市”和由“城市”看“鄉村”的二元敘事結構，而是直面新技術、新媒介帶來的虛擬網絡與現實世界、技術幻象與生活情境、多元主體與人本主義、多樣文化與單向度審美之間的共融合共生，從而使城市文學展現出新的面相和姿態。在《吉時》中，俞琥珀以“微信”為中介，在虛擬的空間中重新召回主體的自由感、愉悅感和幸福感：

“每天處理這些留言、反饋，推送晚安雞湯文章，都會讓俞琥珀忙到凌晨。疲倦潛伏著，被俞琥珀壓實了，坐在屁股下，但它們會不經意地出現在俞琥珀的睡夢中，她忽然醒來，兩眼睜著，莫名其妙，有一種不知何處而來的興奮矗立在房屋中，待她要仔細辨認時，卻又昏昏沉沉，下不了床。那種預想到的幸福感，被眾人擁戴的幸福感，模糊又歡樂，她終于想起來了，剛剛在夢里，是從云蒸霞蔚的天上掉到了床上?！?/p>

俞琥珀的行為本身就是對新技術的獨特理解，對新的城市經驗的認同和對新的城市生活的擁護?！都獣r》中有個非常有意味的情節，俞琥珀在母親的要求下，被迫回到家鄉，大齡剩女的身份受到家鄉人的嘲諷。如何擺脫各種窺探和獵奇的目光，成為俞琥珀的難題。而為母親湊齊手術費用成為她逃離家鄉的理由，最為關鍵的是，手術費用是通過微信直播“靈修課”得來的，她帶著母親走進云南的偏僻峽谷中，在自然萬物的簇擁中散播她的“瑪雅能量”，同時獲取金錢資助，疾病、凡俗、微信、自然、金錢、生活在俞琥珀的虛擬空間中得到整合。這個小說細節本身就暗含著對城市生活新經驗背后的運行邏輯的審視和考量。俞琥珀對新技術的認同，并非被新技術所奴役和臣服于新技術的邏輯和規則，而是利用新技術打破現實生活的壓抑，重新構建新的城市生活經驗和主體意識。俞琥珀的母親對新技術的反感，源于俞琥珀通過微信的消費行為，但微信卻為其帶來手術費用，這無疑是對固守傳統生活經驗的反諷。

三

《吉時》在講述新的城市生活及其形成的新的生活經驗的同時，也對其進行哲學反思。新媒介技術通過構建一個虛擬世界，為個人主體意識重建帶來新的可能性的同時，也構成一種潛在的風險。網絡與新媒介技術不僅僅是聯通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工具，而是為重新搭建有別于傳統的社會結構和組織提供了便捷途徑。個體在使用新媒介技術的過程中，逐漸把自己從傳統的家庭和社會單位中剝離出來，個體與國家、社會和他者的關系被新媒介技術慢慢蠶食和消解，個體成為游離于現實社會的“原子化個體”，個體與國家、宗族、單位、家庭的關系不再牢不可破，而是逐漸變得疏遠和松散。這種社會結構和組織關系的變化，使個體更為注重自我生活經驗和感受，“越來越多地質疑并趨向于打破人們傳統的生活節奏——社會學家所稱之為的標準傳記，坦率地說，即標準生活史讓位于自我創造生活史?！边@樣，道德意識、責任意識和倫理意識就逐漸失去了對個體的統攝力，從而使個體在重塑主體意識過程中極為容易出現越軌和失范行為?；蛘哒f，新媒介技術采用“斬草除根”式的方式將個體從傳統城市生活中驅除。因此，在面對多元化和多樣性的虛擬世界時，個體已經喪失了進一步辨識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根基。尤其是，現實世界中階級分化、社會結構固化、社會不公等失衡現象所產生的壓抑、焦慮、怨恨等極端情緒，在虛擬世界的無序狀態中更容易被點燃，從而輕易就放棄了道德、倫理和責任。尤其是，虛擬世界的多變性和不確定性，使個體不斷在各種流行生活中疾速流轉，個體缺乏足夠的耐心和毅力去深入現實生活內部去探尋一種“總體性生活”，而是在片段化、破碎化和零散化的虛擬世界中迷失自我。虛擬世界在為個體重建主體意識提供可能性的同時，也為消解主體意識埋下了陷阱，“許多事物變得沒有確定性，個體會感到嚴重缺乏安全感，‘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成了茫然無措的精神夢魘與信仰躊躇?！?/p>

在《吉時》中，強雯并沒有把俞琥珀設置為“原子個體”式的人物，雖然俞琥珀像吉普賽人一樣不斷行走在路上，隨時出現又隨時消失，讓人無法準確捕捉到她的行蹤，但她始終沒有割斷自己與家鄉、家庭和社會的聯系，仍然努力維持自己在現實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她為母親的疾病擔憂，為母親籌措醫藥費，帶母親去云南療養，沒有賣掉家鄉的房子等行為，預示她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和義務?；蛘哒f，俞琥珀帶有超現實色彩的生活方式是強雯在界定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邊界的一次嘗試。在《吉時》中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往往雜糅在一起，俞琥珀在虛擬世界中構筑的“靈修”空間，是以現實世界中的自然萬物為依托，指向的也是現實世界中人的精神問題，現實生活堆積的精神暗傷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得到治愈，而虛擬世界中個體的無根感、漂浮感又可以在現實世界中得到某種呼應。因此，在《吉時》中，強雯摒棄了情感指向和道德判斷，無論是超驗的俞琥珀，還是傳統的豐華，在小說中都沒有被置于評判的位置，強雯只是把兩種截然相反的生活狀態及其生活經驗呈現出來。雖然小說結尾處對人們欣賞天文奇觀“日全食”的場景進行了詳盡描寫，人們在新奇、驚嘆、震撼中感受自然的偉大。但“吉時”是現實世界的時間，還是虛擬世界的時間，若隱若現的俞琥珀的背影是現實生活中的個體，還是虛擬世界中的個體，小說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那束光從日全食上折射下來，對，鉆石環，她心中默默念著，幾分鐘后它將消失，你可以對它許愿，對它贊同，就如同人們面對流星異樣，當然，這鉆石環遠比流星更稀少，更驚艷。一瞬間，豐華開了個小差，把目光投向了更遠的人群，那里有個女人在陰影中，對著那束光微笑，張開了雙臂，然后搖晃，從上肢到下肢。她似乎吼了起來，用一種豐華熟悉又不太清晰的語音?！?/p>

這“熟悉而又不太清晰的語音”也許正是強雯所要表達的！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珠海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