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 李德南
強雯是重慶人,主要寫作小說和隨筆,出版長篇小說《養羞人》《吃鯨魚的騾子》等作品多部。強雯的小說,取材往往貼近現實,但又重視文本形式的試驗,有個人獨特的展開方式和獨到的發現。她的中篇小說《吉時》便是如此。
讀《吉時》讓我們想起滕尼斯關于共同體與社會的論述。在滕尼斯看來,共同體與社會是兩種不同的生活形態。共同體包含著真實的有機的生命,社會則是抽象的與機械的構造。共同體中的生活是親密的,共同體成員之間痛癢相關,契合度非常高。社會的特點則是切斷一切的自然紐帶,以絕對獨立的人類個體為基本單元;社會中的生活則具有公共性,以契約和利益為基礎。共同體和社會分別對應于古代和近現代的總體文化形態,社會從共同體中產生并逐漸凌駕于后者之上。人類生活的日益理性化和個體化,日益去神秘化和去親密化,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強雯的《吉時》注意到了這一生存狀況,進而試圖為現代社會中的個人重新建立與天地萬物的聯系找到新的路徑。
在《在“他者理性”與“技術感性”之間》一文中,楊丹丹、楊曉霞也針對強雯小說中這一主題進行了分析和解讀。他們還從女性主義敘事、新城市生活的新經驗、新媒介技術的新可能與新風險等角度入手,對《吉時》進行復合的、環環相扣的闡釋。他們在文中提及的觀點,既可以作為閱讀《吉時》的參照,本身也值得思索。比如他們在文中談到,“新媒介技術采用‘斬草除根式的方式將個體從傳統城市生活中驅除。因此,在面對多元化和多樣性的虛擬世界時,個體已經喪失了進一步辨識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根基?!边@樣的新語境中的新問題,是每個現代社會中的個人都應該有所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