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萍靈魂的悖論與道德救贖的美學

金春平

鄉土與城市的沖突已經定型為當代鄉土小說的原型主題、文化動力與敘事經驗，二者持續性的抵牾緣起于現代性話語的歷史性崛起，由此生成互為“他者”的參照模式，啟蒙、古典、詩性、革命、魔幻、民俗、道德、存在、荒誕等敘事文化視閾，共同組成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的扇形美學譜系。諸多城鄉沖突的敘事表征呈現為“歷史化典型人物”的生長、演變、內省、抉擇與歸宿，即“人”的身體空間、精神意識和文化觀念的“安置方式”抑或“懸置方式”，是城鄉沖突文學敘事的最終探幽指向。在眾多的文本序列當中，鄉村往往被賦予與都市現代性的負面標簽所截然相反的審美魅力，從自然風景的青山綠水、桑麻野徑、籬笆田園，到人文景觀的淳樸民風、重倫輕利、德性自守等。鄉村以審美烏托邦的姿態，不僅是人與大地彼此關聯的物理空間中介，而且鄉村承擔著隱秘而系統的社會批判、階級自立、文化想象和人性復歸等文化隱喻功能。正因如此，鄉村已經成為表現農耕傳統、寄寓詩性浪漫、承載道家美學的極致鬼魅化的集中載體，與之形成鏡像效應的則是繁鬧都市也在這種“互現”當中化身為物欲、貪婪、虛偽、冷漠、猥瑣、奸詐或紙醉金迷、頹廢萎靡的集散之地——無論是鄉村抑或是城市，都已經遠離現世實存，而轉喻為被遮蔽或被改造的文學想象空間，成為“敘事性”“文化性”與“觀念性”的文學修辭，那種復歸鄉土大地或躋身城市喧囂所獲得的“詩意”或“安享”，也只是更具探索、構建或想象的意義，而非終極性的人的現代性困境或生存性危機的解決方案。

周如鋼的《一個又一個路口》重新為城鄉敘事經驗視閾當中的城-鄉想象進行“賦形”，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在小說當中被剝離了“道德美學”的質地，而復歸到作為物理實存空間的“勞動”“生存”“經濟”“財富”的層面。鄉村與城市在文學敘事傳統中，一度被單向度地視為人的集體現代性渴望的“精神歸屬”，人與鄉村、人與城市之間最為日常、最為基本，也最為初級的“經濟生產關系”，即身體的勞動力付出和基本的物質財富的獲取，往往被詩意浪漫、文化審美所遮蔽?！兑粋€又一個路口》祛魅了對城與鄉的積極或古典的現代性想象，而聚焦于人與城、人與鄉之間在經濟關系、財富關系、生存關系的重構領域的難度與潰敗。馬東良、李西光，抑或是葉師傅、賣草莓的老奶奶等，他們與鄉土、與城市之間是生存性或經濟性的關聯。馬東良和李西光對鄉村的逃離、對城市的奔涌，更多出于對鄉村物質匱乏的失望、對鄉村財富生成性可能的沮喪，而鄉村的物質匱乏或財富逼仄，則來自于“制度性支持”所導致的生活習慣、財富觀念與日常行為的變異。這種變異包含著“人性的放縱”和“道德的原罪”，即鄉民們在構建與大地的關聯時，也將與大地的關系進行了集體性的扭曲，“他們用身強力壯的身子把吃喝嫖賭偷盜搶的功夫都用在了那片土地上”，鄉村成為無法提供“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充斥著“罪與惡”的逆秩序空間，成為鄉村叛逆者所無法反顧與復歸的夢魘之所。于是，對于馬東良和李西光等“經受著生活的壓迫”“葆有著理想的希冀”的“積極生活者”來說，城市是他們逃離鄉土的不二歸宿，城市承擔著勞動的機遇與財富的回報的極大可能，但現實卻是他們的勞動理想、財富渴望仍然遭遇徹底的破滅，他們以身體勞動力所意欲獲得的貨幣財富的希冀，得到的卻是殘酷而冰冷的絕望。城市成為欲望泛濫、機遇叢生，但也生長著人心冷漠、欺詐殘酷等罪惡的荊棘。無論是包工頭陳向有的惡意拖欠工資，還是農民工討薪的合法性機制的欠缺或失效，城市又成為二人極力叛逃的空間淵藪。

鄉野大地的難以復歸、現代都市的難以嵌入，具有高度“農民認同”的馬東良與李西光并不存在鄉土與都市的身份迷失、困惑與焦灼，而是以穩定的身份確立和道德資本，努力構建與“鄉村”與“都市”的“勞動關系”“經濟關系”“財富關系”，但這種個體化的努力及其失敗卻成為時代肌理的形象注釋?？梢哉f，他們在“城”與“鄉”都無法安放自我的身體、心靈與希望，家園、故鄉與彼岸所展示出的是猙獰而失落的面目，但這種“懸置的身心”或“無法安放的身心”，則來自于人與大地、人與都市，即人與超越物理性層面的生活空間的“勞動型”或“財富型”“一體關系”的隱形斷裂。這種斷裂盡管表征為被鄉痞禍害、被包工頭欺騙，但最根本的則是鄉土現代化的欠缺、都市現代化的畸形，即社會現代化的不充分、不完備、不成熟所導致的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以及人的現代化的“頹敗”。因此，馬東良和李西光等是以作為“當代人”的最為本真、合理、合法的勞動方式去獲取生存發展的基本財富，但如此普遍的生存基本訴求卻失去了“公平性”或“正義性”的社會機制支持，或者說他們的生存觀念、勞動觀念和財富觀念遭到了社會現實的資本壟斷、階層斷裂、機制默許、心理癥候、人性陰郁的沉痛潰敗。鄉村與都市的“現代化”解構了既有的自然經濟時代人的生存觀念的穩定性，“像咱這樣留在村里想好好干的，掙不到什么錢不說，連種點糧食也未必能進了自己的口?；剜l創業，創他媽的！”簡練的怨咒印證著一種人生的歷史、際遇與故事，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說：“從一個人物的言談方式之中，從他的談話對象上面——他是如何跟世界發生碰撞，我們可以知道關于這個人物的很多信息”。穩定性的消弭導致以馬東良和李西光為典型的誠實勞動者與現代社會畸形運行機制（包括鄉村與城市）的深刻“錯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說續接起的是從茅盾的“農村三部曲”、《駱駝祥子》《鍛煉鍛煉》《創業史》到《平凡的世界》的“個人奮斗史”的文學傳統，而李西光和馬東良等的城鄉奮斗史的總體失敗，以及對城與鄉的雙重逃離，既是個體化的勞動奮斗與缺乏充分現代性支持的社會裝置相遭遇的失敗，也是勞動—財富的合法性轉換無法獲得外在性機制保障之后相分離或相斷裂的現實必然。由此，《一個又一個路口》立體雕刻出在宏大的城鄉社會現代化轉型歷史中，“文化現代性”“人的現代性”“社會機制現代性”普遍闕如的癥候，這種癥候在作用于底層群體的日常勞作生活時所導致的人的勞動、奮斗、努力的無效，以及理想、希望和詩意的絕望，而文化現代性與感性現代性、物質現代性之間的構建節點的滯差，也形塑出當代中國社會價值運行的總體景觀，以及這種運行的普遍與持續所衍生孕育的當代人悲劇性生存的眾生世相。

日常生活的經濟需求與勞動—財富生成關系的斷裂，是催化李西光和馬東良選擇以“碰瓷”的違法罪惡方式獲得返鄉資本的外在語境。他們以“反道德”的方式所展開的“碰瓷”，是一種生命的冒險，是一種欺凌，是一種欺騙，但同時也是一種深處于絕望當中而渴望生存自由的心靈報復。當然，他們的冒險、欺凌、欺騙和報復的對象，是整體的社會、整體的大眾，包括蕓蕓的無辜者，也包括執仗著“生存的合理性”所實施的對現代文明的人類道德體的褻瀆或解構。于是，處于極端情緒和極端生存處境當中的李西光，隱秘地踐行著“以罪治罪”“以惡還惡”的生存斗爭法則，即社會機制運行缺失所導致的罪惡，生發并滋生著更為強烈的個體罪惡的蔓延。對于個體來說，這種罪惡既是對外在整體罪惡的個人積極呼應與模仿，它表征出個體對正義的放逐、對公正的踐踏、對誠信的失守，并由此將個體主動歸屬于整體“罪惡”的機制體系;但是，個體的這種罪惡也包含著“無奈的存在合理性”，因為當個體所信奉的公平、正義或誠信的實踐機制喪失了維護個人基本生存權利的有效性之后，個體對它們的反叛也就成為個體作為自然存在的必然選擇，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說，自然的人為過失“身上畢竟有人性的一面”這句話不僅意味著某個受尊重的人難免有錯，并且意味著他感到困惑，或者在某些用法里意味著他有一些卑劣的行為、欺詐甚至于犯罪。也是挺人性化的——壞脾氣甚至殘酷，并且有時候有點粗魯。因此，《一個又一個路口》宣示出的是“罪”的生成的深刻悖論，即行動之罪或道德之惡固然有其源自于人性本然的誘因，但特定場域當中罪惡的放縱與蔓延，同樣是其深隱而堅定的外在生成機制。個體反道德的罪惡，既是開端，也是結果，既是內在性的趨向，也是外在性的驅使。然而，作者一方面賦予李西光和馬東良以“惡”的承受者與“罪”的制造者的雙重性，以此展示人之罪的生成脈絡譜系以及普遍性的存在悖論，敘事主體在此賦予人物以同情與批判的二重道德態度;另一方面，作者并未將反道德的“罪”與“惡”處理為人性當中靜態而亙古的存在之物，那種對人的徹底的絕望深淵，既是一種現實的失真，也是對人的理性精神正趨進步的漠視。因此，作者將人性之善或民間道德作為撬動社會、現實、生活的“罪”與“惡”的有效人性話語武器，即在一次次的“碰瓷”罪惡活動中，馬東良盡管在行動事實上扮演著罪惡的幫兇，但他更主要的是堅定而持久的道德勸誡者，時刻忍受著自我性的道德譴責與良知煎熬，努力恪守著民間運行的人性法則;即使是李西光在敬業而精湛的罪惡排練與實施中，也并未讓罪惡承受者所必然滋生的理所當然的“怨憤”掩蓋人性的良知閃現（他對賣草莓老人的變相幫助、他對葉小青的疼愛憐憫;李西光對馬東良的相濡以沫、情同手足、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同胞之情，在現實劇變和危機處境當中的仗義、慷慨、無私與呵護），無不表征出二人內在的認同并踐行著“鄉村的道德”與“鄉土的人倫”。當然，二人對倫理法則和民間道德的遵循，更多依托于自我的內省，直至他們在碰瓷受害者葉師傅和葉小青的責任、大愛、善良、堅強、樂觀、樸拙等高尚的道德品格與道德實踐的“啟蒙”過程中，李西光和馬東良的憐憫、愧疚和自責等內在意識開始復蘇，道德的力量最終宣告了對人性偏狹的拯救，宣示出道德的自律與人性的守常對都市資本魔幻的艱難勝利。正如瓦爾特·本雅明所說：“就像一個海難幸存者，因為爬上已經開始解體的桅桿頂端而得以漂浮在大海上。雖然這樣并不能使他真正獲救，但起碼他得到了發求救信號的機會?！笨梢哉f，他們與葉師傅、葉小青的相遇，是自我所深刻蘊藏但在都市幻惑中短暫迷失的鄉土宗法倫理的彼此激活，他們同時也于葉氏父女的生活遭遇當中構建起了以底層為身份符號的“階級文化共同體”，由此確立起內在統一性的對抗人性失衡、都市畸形的隱秘文化陣營。特別是他們在現代城市所孕育的畸形資本化、個體化和存在化的社會歷史語境中，葉小青與葉師傅之間的父女摯愛，以及葉師傅、葉小青對李西光和馬東良等的日常道德和聲明責任的行為感化，反復凸顯出一種超越鄉土與都市二元對立的高貴、理性而綿延的“大愛”“責任”“契約”“道德”的“人性真諦”，它不僅是化解城鄉沖突并實現文化共和的“內在相通”的人文契機，也是跨越異質性的文明轉型與空間抵牾的人性永恒，并再次驗證出人性形式的外在可塑性與內在多維性。

李西光和馬東良的道德復蘇和人性彰顯，源于自身的道德渴望與葉氏父女的責任實踐，他們的倫理認同、鄉土認同、階層認同，最終形塑出他們共通而內聯的“城市零余者”“底層鄉下人”的“階級文化共同體”，進而實現了階層內部的“生活和解”。這種和解一方面表現為葉氏父女對李西光所自覺而堅定承擔的仁愛與責任，另一方面也表現為李西光和馬東良對自我罪惡的徹底懺悔，對自我的道德良知的明晰確立，以及與之相匹配的現實觀念與日常行動的舒緩轉變。但是零余者階層內部的“人際和解”，并不代表他們與外在的森嚴等級世界的整體和解。相反，馬國良和李西光等為人物典型中心的城鄉飄零者，或曰底層階級體，他們是蘊藏著巨大權力、身份、生活、情感和話語壓抑的集體。這種階級集體的“底層性”“壓抑性”以及可能蘊藏的“不和解性（復仇性）”并非自賦的結果，而是他們在與整體的鄉土、城市的屢次日常遭遇當中所“構建”并“形塑”的“典型化”之后的階層認知。馬東良在鄉村的養魚和種植西瓜，終遭鄉村“好吃懶做的一些年輕人”的欺凌與戕害，鄉村的積極奮斗者和創業者，結局卻是“養了一年不一定是你的，你所有的付出都未必有成果”，這是他作為誠實勞動者和創業進取者的“處境壓抑”;李西光在鄉村“一切向錢看，人人想著錢，變著法子弄錢”的世俗定格語境中，卻因為“缺錢”而處于無以矯正的“物質壓抑;二人在城市的誠信勞動所應有的合理回報，卻面臨討薪無門、屢受推諉的冰冷饋贈，這是他們的資本話語喪失的“權力壓抑”;他們在實施碰瓷犯罪并屢屢得逞的情境中，所面臨的是生命冒險的生存壓抑，以及道德底線與人性品格自我放逐（葉氏父女事件）的“倫理壓抑”;他們在碰瓷過程中所面對的法制、理性和事理的強勢（寶馬車的碰瓷事件），則面臨著被社會機制剝奪基本自由與身份的“懲罰壓抑”;甚至馬東良以“拾金不昧”的高貴道德和利他主義的同情實踐，卻最終獲得的是道德化的善舉的“被利用”或“被踐踏”，馬東良面臨著道德信仰被潰敗的“信仰壓抑”。政治身份、資本話語、道德信仰、身體安全、權力主張等的被剝奪、被邊緣、被放逐、被結構，以“過程性”的方式完結出李西光和馬國良等的“壓抑性”存在處境。這種極端化的“壓抑”最終不得不以極端化的個體“解放”的方式進行。在小說當中，飄零者總體性的“解放方式”或“反抗方式”，被設定為馬東良的具有聯想性和開放性的敘事結局，但無論是馬東良對陳向有的潛伏、尋覓與等待的焦灼，還是馬東良隨時攜帶匕首的威脅瘋狂，抑或是馬東良以“碰瓷”的動作形式所實施的幻想攔截的心理期望，無不包含著凌厲而乖戾的弱者反抗的決心、決絕與絕望。這種弱者的復仇盡管是人性能量的爆發，但最終不過是一種意念式和幻想式的弒敵與復仇，這是他們“荒誕”“可笑”而“無力”的對自我底層階級“卑微性”的再次確認。然而，他們在壓抑處境當中實施隱秘復仇的“極端性”“瘋狂性”的瞬間化解，不僅是靈魂浮萍者臣服、堅守和捍衛人性良知與生命道德的行動彰顯，也宣諭出他們身處于晦暗的深淵，卻仍不失人性的信仰、生活的希望與生命的尊嚴。

（作者單位：山西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