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園林的驚心動魄轉讓史

陸波

他出生時已堆積了萬古愁，如果還糾結著老祖宗多爾袞的墓園，還怨念曾經的西郊美園林，那就不是順應時勢的金寄水了。

一、金寄水

金寄水先生應該對失去西郊燕園毫無印象，燕園是后來的叫法，如今也是北京大學校園的一個別稱。當年它還屬于金寄水先生所在家族的時候叫“墨爾根園”，這是滿語，“睿親王園”，實際上它就是清朝廷賜予世襲罔替睿親王家族的西郊別墅。

1919年睿親王家族失去墨爾根園時，金先生才四歲，我很懷疑他在一生中有沒有來過曾經的家族花園參觀過。作為老北京，應該是來過，譬如他曾經有過燕京大學的師生朋友，抑或北京大學的師生朋友，他便以好友身份前來造訪。不過，這個幾率總不是很高的，此地于他，則是并不相干的陌生地界。他成長、生活幾乎都是在北京城區，在他去世后出版過一本關于王府生活的書，叫《王府生活實錄》，里面只字未提在他四歲時家族失去的這一片有著二百余畝土地的西郊園林的事情。而離開他生活的睿王府府邸時，他也才十歲，所以書里他敘述的王府生活其實大多描寫的是另一個王府或者其他的王府，因為所幸，他與怡親王世子恒殊是發小玩伴的關系，十歲后被接去怡親王府生活。

在他稍微記事后，西郊花園的轉讓只是個敗落引子，他家族的城里王府——幾百座房屋的住家府邸、堆成小山的金銀財寶、車馬座駕逐一蕩然無存。不是被打劫了，而是被一個龐大的家族消費掉了。1925年，他家的王府，位于石大人胡同的睿王府被抵債，一家人四處租住房舍，越住越小，條件越來越差。1931年他的伯父，末代睿親王中銓鋃鐺入獄，則家道徹底敗落。彼時，金寄水只是十六歲的青年，因已退學沒有正規文憑，也無謀生技術，。此后的一生便是賣文為生，清貧窘迫。就如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寫道：“他們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來的家庭，是個謎；他們為什么忽然變成連一塊瓦都沒有了的人，是個夢?！?/p>

所以，后來有人稱他為“末代睿親王”是“隨時可能接到宮里當皇上的那種人”（金受申先生語），這其實是過于理論意義上的推測，真正的“末代睿親王”是金寄水的伯父——中銓。而中銓襲睿親王名號已是1915年的事情，中國已經進入民國時期，所以枉擔了“睿親王”的虛名。至于為什么說金寄水有理論意義上的繼承人價值？是因為中銓無后代，金寄水是中銓弟弟中銘的兒子，過繼給他繼承家業的。如果清室還在，作為世襲罔替鐵帽子之一的睿親王位是有可能由金寄水承受的。但，從中銓始，已是黃粱一夢。1915年他還被授王銜，完全是暫且縮在紫禁城內的“遜清小朝廷”毫無意義和價值的任命，就像一個榮耀稱號，甚至被世人當作一個不合時宜的迂腐笑話。被推翻的清王室不可能給他們任何實質俸祿。是的，非?？尚?！一個被推翻的王朝還在余燼里自娛自樂，而遺老遺少們也沒辦法浴火重生，順應時代振奮前行。因為他們除了世代襲王爵，幾乎一無所長。

所以一看到有人說金寄水是末代睿親王，我便想起《紅樓夢》里“尷尬人遇到尷尬事”，恰巧金先生也研究紅樓，不過他不憐惜自己的命運際遇，所以他不寫賈寶玉，而是寫《司琪》——這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蛟S他一輩子積攢胸臆的就是那一股子窩囊惡氣，憋屈，厭惡自己的出身，沒給他帶來榮耀和富貴，卻都是與之相反的際遇，而且像個笑話，祖上享受了多少的榮耀，他就承擔了多少的恥辱，說文雅些便是浮云如夢且噩夢。還不如大觀園里的丫鬟司琪 “品貌風流”，“高大豐壯”，所以他生前給自己寫好挽聯，說是：人生已無緣，過眼云煙休再夢；他生如有約，縱使前因未了，傷心舊地莫重來。投胎在了睿王府卻得此生不如意。

一百年前的燕園不可能有今天這么美！是的，距離墨爾根園出售距今整整一百年！清王朝結束時皇太后特別下旨原內務府，已分配給各宗親的房產園林歸各家所有，王室不再掌控，實質上完成了徹底的“房改”。僅八九年之后，已經多年失修破敗相盡顯的這處西郊別墅已在睿親王迫不及待的出售資產名單之中。1919年他僅僅叫價兩萬大洋，便被陜西軍閥陳樹藩買走，這是一片二百四十畝的園林，是原圓明園南側眾多附屬園林里規模最大的一處。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學校園以未名湖為主體的核心部分。而這位睿親王大爺帶著兄弟去了一趟天津，攜妓游玩，鋪張排場，一天就花掉了一萬大洋。

睿親王家族在失去王室供給之后依然維持龐大的支出，揮金如土，北京剛有汽車的時候，他家就擁有四輛（其實他家本有八駕馬車），剛有電話的時候，他家主要房子里都要裝一部，此外他們還崇尚西洋物質，吃西餐，買洋貨。這樣的日子大約維持到1924年，西郊別墅根本不值錢，因為當年交通不便，地處海淀的這些園林房產多年失修，早已荒涼一片，就跟荒地相差無幾，所以兩萬大洋就是賣了片荒地。而其城里的房產，即位于東城區石大人胡同的睿王府，共計五百余間房屋一股腦抵押給一個德國人做股東的“禮和洋行”，貸了十萬大洋。十萬塊錢很快花完，便把王府里家人居住的二十多間房賣掉，一家人四處搬家，房子越搬越小。最后還把祖墳園的建筑和樹木賣掉（這里有伏筆，墳墓還是他家的），墳地有數百畝，以每畝八塊錢的價格賣給了看墳戶。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錢的利息，被債權人告到京師審判廳，法院便將石大人胡同王府查封。他家就將那些排場物，馬車啊、汽車啊抵給了車夫和司機當工錢。府中各種古董寶物、家具用品運出六七十車，寄放在當鋪里。四十幾箱綾羅綢緞衣服只開了一張二百多元的當票，后來便也沒有贖回，成了死當。據說他家的古玩文物光房間就裝了一百間，滿滿的全是，這些古玩一下子釋放出來，激活了當時古玩市場的生意。那時候古玩市場，講的故事都是王府家的，真貨不少。

最后的睿親王，家大業大，好似紅樓夢里的奢華家族，瞬間大廈傾覆，只有殘磚碎瓦遍地狼藉。

離開石大人胡同王府時，金寄水只有十歲，還是懵懂孩童。他自己的父親中銘（中銓之弟）已于1923年過世，他便過繼給沒有后人的中銓做繼子，理論上說，如果“遜位小朝廷”還繼續過家家，他將是中銓的繼承人，做一個落魄的末代睿親王。清朝世襲罔替的十二鐵帽子王，睿親王這一支是進入民國后迅速敗落的典型。

金寄水八歲開蒙，由一位老先生進府講給他講學，十三歲才進小學讀書，只得插班到五年級。因為他舊學底子厚，一入校便文科奪魁，進入初中后依然歷史、作文名列第一，但數學、物理、化學成績幾乎是白丁，因為老先生也不曾教過他這些。加之家道中落，而且還是原先不可一世的鐵帽子王家落魄如此，難免成了世人笑柄，同學說起來都是津津樂道的閑話。這也難免令金寄水煩惱，于是初中沒念完就退學了。為此他感慨：“無故人前遭白眼，姓銅也比姓金強?！泵駠?，愛新覺羅家族大多選擇姓金。退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1931年他家又發生了一樁大事，或者稱之為“丑聞”。

前面提及中銓賣掉家里的祖墳地，一般人稱“九王墳”，在今北京東直門外新中街附近，占地三百多畝。包括上面的享殿、朝房、宮門、圍墻山子等附屬建筑，還有在北方比較值錢的松柏古樹。被轟出王府后的中銓帶著一家老小，日子越過越差，地已經沒了，上面建筑也拆賣了，值錢的樹也挪走了，就剩下埋在地里面的棺槨還算是他家的。最后中銓竟然打起了“起祖墳”的念頭，口頭上說是遷墳，但實則想借機打開地下棺槨，尋些值錢的陪葬之物。

1931年3月10日《世界日報》第七版，以“前清睿親王墓被盜”為題，報道了一樁震驚京城的自家“盜墓案”，盜墓主使人就是中銓。報道渲染說“睿親王十一世孫捕”，把中銓當十一世睿親王，其實十一世是中銓的父親奎斌，1915年就已經死了。更聳人聽聞的是還瘋傳“多爾袞墓中之珍寶”被盜。其實，1931年2月7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白天挖掘王爺墳的事情都是大白天在進行著，指揮者中銓不是“睿親王十一世孫”，而是第十二代睿親王。中銓組織了一群看墳戶，打開的是他爺爺睿愨親王德長的地宮。在中銓看來，他是名正言順的要“起靈”，就是遷墳移靈至別處。但明擺著就是看爺爺地宮里到底有什么值錢東西。人要不是被逼到窮途末路，何至于如此。他絕對沒有敢去刨老祖宗多爾袞的墓，所以說這位末代王爺還是有點禁忌。后話是，多爾袞地宮，在1943年被一百多盜墓者費時良久后打開，沒有財寶，只見到一米多高白底藍花瓷壇子—個，里邊僅僅木炭兩節。打開棺材看到多爾袞的“頭”是銅制的，這是乾隆年為恢復多爾袞名譽而鑄造的，因為當年順治帝將死后的多爾袞頭顱斬掉，并鞭尸，乾隆年間才重建寶頂，補了一顆銅頭。

中銓大約認為爺爺的陪葬珠寶應該不少，所以便打開了這座墓，沒想到這是違反了“中華民國”法律的，但更有可能是因為分贓不均得罪了當地官府，便被告發。當年的京師法庭判了中銓七年牢獄，結果這位王爺只挨了五年，就死在獄中了，也是可憐。世襲罔替的睿親王家族龐大家產只十幾年間就敗光光了。而1919年西郊別墅出售就是這多米諾骨牌里的第一張。

二、陳樹藩

1919年從中銓手中買走西郊別墅的是皖系軍閥陳樹藩，若非政治原因，他與北京沒有什么淵源。他從一戶陜西綢布商人家庭出生，時逢亂世他頗有權謀，正是改朝換代、天下大亂時期的弄潮兒。他原本是清軍里的軍械官員，因掌管武器庫軍械彈藥，被革命黨策反，秘密加入同盟會。1911年10月22日上午，西安起義爆發，陳樹藩領著起義新軍沖進軍裝局彈藥庫，取出急需的子彈和炸彈，經過一天一夜的激戰，兩千旗籍騎兵被殲，將軍文瑞投井自殺，六營巡防兵繳械投降，護理巡撫錢能訓被俘，新軍勝利，西安光復。經過幾年，陳樹藩長袖善舞，輾轉騰挪，識時務認俊杰，很會搞政治，在最終擺平了一眾陜西地方勢力并使用手段制服袁世凱在陜西的代理人陸建章之后，他自己任命為陜西督軍，還通電全國，最終迫令北京袁世凱政府承認他督理陜西軍務，掌握陜西軍政大權。雖然如此，他起家是投靠的革命黨，照理來說應該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倒行逆施，沒承想，袁世凱當道，他本是陜西一方割據勢力而已，也沒怎樣，可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去世，第二天6月7日，陳樹藩即通電全國，取消陜西獨立，吹捧袁世凱為“中華共戴之尊，民國不祧之祖”。軍閥一當，初心便忘。于是他便投靠段祺瑞這一老袁的繼承者，正式加入皖系軍閥，成為干將。不僅成了陜西總督，還兼任省長。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幾天之間，皖系戰敗，段祺瑞下臺，陳樹藩失去靠山。為了保住地位，他又派親信攜重禮奔走張作霖、曹錕門下，改投直、奉軍閥，保住了他陜西督軍的位置，但省長讓出去了。同時，他又在觀望南方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為了討好支持孫中山的靖國軍，陳樹藩將1918年9月誘捕囚禁的靖國軍第四路司令胡景翼釋放回三原。

亂世之時，陳樹藩這種本身沒什么原則也不講古人之“義”的人，是個政治投機者，最大的信條就是保全、擴大、發展自身的權力以及攫取財富。陳樹藩和北京的關系就是，無論坐擁紫禁城或總統府的人是誰，他最大的訴求就是保住他陜西王的地位。同時他有各種獲取財富的手段，譬如，在陜西種鴉片，并在各地投資。1921年夏秋，他徹底失勢，被逐出陜西。此后幾十年他輾轉天津、上海、四川、杭州，靠攫取的財富做了一輩子的寓公，直到1949年去世。北京西郊花園只是他1919年眾多投資中的一項而已。在象征中國權力中心的北京搞到一片土地，于商業于政治都有意義。

三、司徒雷登

1921年春天，陳樹藩陜西那里的形勢還看似平靜。在這之前，傳教士的兒子，出生于中國杭州的司徒雷登，一直在中國為美國教會服務，也是一名傳教士并兼任希臘文教授。1918年下半年，他所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下達了命令，令其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了一間由原來幾家教會大學合并而成的新大學，這所新大學為起什么名字，幾個合并學校爭執不休。最后由司徒雷登命名為：“燕京大學”，其英文為：Peking University，這是其中被合并的一所大學——匯文大學，早在建校之初即在美國注冊的英文名稱 ，而當時北京大學為此名稱問題與燕京大學交涉了好幾年。因為從不懂中文的外國人的角度看“Peking University”就是“北京大學”。而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沒有辦法，學校的英文只能是“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很奇怪的英文名字。而當時掛在燕園西門（燕大正門）的那塊“燕京大學”的匾恰恰是請蔡元培題寫的。我想蔡先生雖與燕大有校名之爭，也樂見其成，踏踏實實親自書寫“燕京大學”四字，至少中文上不要和北京大學再混淆吧。誰也想不到，三十幾年后，“燕京大學”又被“北京大學”合并了，而北京大學遷入了燕京大學的燕園校址，七十年來，以中國最優秀的大學和最優美的校園著稱。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至少我在燕園求學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北京大學的英文卻是使用“Peking University”，當然今天已是“Beijing university”?？梢妰尚５臍v史交集，也是如夢如幻。

司徒雷登一方面為燕京大學籌款，他的籌款能力超強，他總共為燕大籌措到了二百五十多萬美元的大數目，此外他還爭取到一筆接近二百萬美元的個人巨額遺產捐贈，這位大亨是當時美國的鋁業大王，這筆款項在哈佛成立了“燕京哈佛學社”，建了一所燕京圖書館，迄今為止，依舊是非常著名的漢學研究機構。這在一百年后今天的大學，接受相當于今天幾千萬萬人民幣的捐贈也是不小的事情。除了大亨遺產，其他捐贈基本來自美國的教會和個人，中國軍閥也有出錢的，譬如孫傳芳先開始拿出一百美金（軍閥也缺外匯），后來又給了兩萬大洋。不過這以后，燕京大學出現了他一個兒子的身影，這倒是很符合我國人“無利不起早”的特色，相當于有條件的贊助費。當然這個男孩學習很刻苦，也愛國。日本入侵中國后，因從事“愛國壯舉”而離開燕大。

另外，因為新學校沒有像樣的校園，司徒雷登需要帶著助手走遍北京四郊，為燕京大學找一處理想的校址。有一次他拜訪清華園的朋友時，朋友向他推薦清華園西面這一大片廢棄的園子，但產權已經從睿親王王爺轉到陜西督軍陳樹藩名下。陳樹藩對外說是為了孝敬自己的父親陳興德安享晚年，園子已改名為“肄勤農園”。但易手兩年多了，除了有些仆人看園子修理樹木，陳家人并未搬來居住。因為這期間，陳樹藩在陜西事務纏身，甚至很多時候內外交困，暫時顧不上了。

司徒雷登通過中間人向陳樹藩表達了購買西郊花園的意向，并未被回絕，陳樹藩那邊也歡迎他去陜西做客。至于價格，中間人反饋的陳樹藩父親的意見是二十萬大洋，包括原先買價、這兩年打理守護園林的皮費，中間人的好處費等，反正司徒雷登當時已籌到二百多萬美金，他想就是二十萬大洋買下二百多畝地的園子也合理，他還是有不少余錢為校園再蓋一些教室和宿舍樓的。于是他真的帶著二十萬大洋（應該是銀票）從北京出發了。

那正是1921年乍暖還寒的季節，司徒雷登帶著一個仆人從北京出發，他們沿北京—漢口一線乘火車經過初春的華北平原，然后繼續沿著一條正在建設的東連大海西至西安的線路（應該就是最早的隴海線）向西前行。但下火車的地方距離西安還要步行一個星期，且這個區域土匪橫行，陳樹藩特別派了一個班的士兵來護送他們，士兵帶來一駕由兩只毛驢拉著的轎子車，木頭的，躺在里面很舒服，另外還有一匹馬，司徒雷登喜歡騎馬，而仆人得到許可也很樂意躺在轎子里，倆人各得其所，各自歡喜。司徒雷登則悠然騎在馬上，眼睛不夠用的四處張望著這片古老文明的秦陜大地，此時春意盎然，新生萌動。他說：“這種旅行方式讓我親眼看到了未受到現代和西方文明侵蝕的土地上的樸實農家風情，這對我來說十分寶貴?！?/p>

在西安，司徒雷登的洋人身份受到了官方的熱烈歡迎。關于北京西郊土地的事情談得很順利，陳樹藩以六萬大洋將地塊轉讓給燕京大學，其中他只收取四萬大洋，另外兩萬大洋還是給燕京大學作為獎學基金，當然還附屬了一些司徒雷登很容易答應的小條件，譬如每個學年給陜西籍學生一定的入學名額，讓陳樹藩在西安建的中學（承德中學）成為燕京大學的附屬中學，在校園里為他的父親建一座別墅。后來別墅還是建了，但陳家人再也沒有回到燕園，別墅就改成了一座紀念堂。

1921年的早春，司徒雷登在陜西權力高層的觥籌交錯的歡宴中發現了洶涌的斗爭暗流。有一回，在陳樹藩督軍和省長聯合主持的宴會中，兩人坐在了一起，看似感情融洽，氣氛熱烈?？墒撬麄兊氖澄锒际歉髯詮N房準備的，因為害怕對方會下毒。他們兩人身后都跟著保鏢護衛，有個護衛的槍不小心掉在了地上，頓時，全場一片驚慌。而在發現是一場虛驚后，大家又裝得沒事一般，穩穩坐好繼續進行著親切的聊天。這其實是中國自古以來官場上經常會出現的事情，譬如鴻門宴。司徒雷登在自傳里寫道：“在中國那個動蕩的年代，不管你有多足智多謀，最終都是竹籃子打水。這些事情經歷過后，我就知道與當權者打交道的重要性了?！?/p>

司徒雷登與陳樹藩的這筆交易做得多么及時！因為司徒雷登返回北京后不久，就聽說陜西省省長推翻了督軍，奪回了陜西的軍權，而陳樹藩簡直就是亡命般出逃四川。如果錯過春天的西安之行，燕大的購地建校計劃又不知會幾番蹉跎。

陳樹藩在1921年夏秋之后徹底失勢，從此以寓公身份度過余年，司徒雷登很感恩他，陳樹藩隱居天津期間，司徒雷登還經常去看他。

司徒雷登請來當時最優秀的設計師之一亨利·墨菲，在他最初的規劃中，他竟然希望把燕京大學的校園建成紫禁城的縮小版，甚至要對原有的水系進行填埋。但畢竟土地有限，而作為一所大學，需要各式功能的建筑，不可能做到隨心所欲。不過司徒雷登的建校主旨是完全做到了。他說：“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按中國的建筑形式來建造校舍，室外設計了優美的飛檐和華麗的彩色圖案，而主體結構則完全是鋼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這樣，校舍本身就象征著我們的辦學目的：保存中國最優秀的文化遺產?！?/p>

事實證明，今天從北京大學西門（當年的燕京大學正門）進入校園，一架飛虹小石橋（校友橋）越過腳下清流，前方便是開闊的大草坪，左右各有華表玉立（它們來自圓明園），而這塊巨大草坪地應為當年的校廣場，當時稱為“方院”，三面圍合。兩側分別命名為“穆樓”和“民主樓”，為九開間廡殿頂建筑。正對面是行政樓，名曰“貝公樓”，歇山頂，其兩側為宗教樓和圖書館。這些大樓既雄偉大氣又端莊秀麗，是中西建筑藝術優秀糅合的典范，一百年歲月輪轉，非但毫無違和陳舊之感，反而愈加顯現歷史的飽滿與豐厚，滄桑感中亦注入了毓秀鐘靈，成為北京大學校園經典區域之一。

燕京大學的校園建設從1922年持續到1929年，先抓主體，抓必要配套，而使燕京大學于1926年可以正式遷入校園。司徒雷登并未停止他的收購與建設，他繼續收納附近園林，相繼從清王室的宗親如愛新覺羅·載濤手上得到朗潤園，并繼續收購了校園西側的蔚秀園和承澤園，面積比墨爾根園要大了許多。但徐世昌家族一直占據著鳴鶴園和鏡春園的一部分，直至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徐家才退出這部分園子交給北京大學。

四、金寄水與司徒雷登

在金寄水的文字里從來沒有出現過什么燕京大學或者燕園，畢竟，孩提時他的家族失去這座園子，失去了，便意味著想都不要再想。如果有人說，想當年我家祖上如何闊氣，如何有這有那，說出來也是恥辱。金寄水在民國時期就是底層賣文為生的文人，或許他也可以應長春滿洲小朝廷之邀，獲得相對更富足些的生活，但他不愿意去，當然后人解釋為他是有氣節的人，不愿為一個日本人傀儡的政權服務?；蛟S，他就是個真正的淡泊人，吃喝還接濟得上便在京城死守著。新中國成立后他和金受申一樣，還被視為有點用處的老北京掌故文化人，被北京文聯吸納，在《說說唱唱》做編輯，然后退休，然后死去。

他最后的住址在紫竹院文聯分配的宿舍樓里，天氣好時可以看到西山，離北京大學所在的燕園也很近。他將居室命名為“野石齋”，自覺“晚晴無限好”。有詩為證：

鳳城西北有高樓，薄醉憑闌易感秋。

畢竟晚晴無限好，閑云雖懶不知愁。

他出生時已堆積了萬古愁，如果還糾結著老祖宗多爾袞的墓園，還怨念曾經的西郊美園林，那就不是順應時勢的金寄水了。

司徒雷登1946年7月至1949年8月為美國政府服務，出任駐“中華民國”大使一職，故這三年他在南京工作和生活。國民黨潰敗南下請求他前往廣州，被他拒絕了，他請示杜魯門希望前往北平面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至此他更兼具教育家與傳教士的某種普世浪漫情懷，他想把他的理念與想法試圖與共產黨人溝通，延續與中國的聯系。但杜魯門總統拒絕了他的請求。1949年8月2日他登上一架美軍運輸機離開南京回國。當他被助手攙扶上舷梯時，他心有不甘地扶著艙門，回過頭來，黯然神傷地望著眼前的一切，冥冥中他知道，他與中國緣盡，他再也回不去北平，回不去他親手創建的那座有著美麗園林的燕京大學。

六天之后，1949年8月8日，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因為這篇文章，司徒雷登在中國甚至普通人中間都名聲大噪。而回到美國的他旋即退休，默默無聞，甚至被麥卡錫分子列入“通共”的黑名單，兩邊均不討好。他繼而中風，貧病交加，幸虧“義子”傅涇波一家照料殘年。他1962年9月去世，據說來參加葬禮的都是中國人，且大部分都是燕京大學畢業生。

金寄水與司徒雷登，窮其一生也不會知道對方是何等人物，但沒落家族的一方土地竟然成就了中國一所優秀大學的校園，個中曲折，令人慨嘆。

2020年3月3日于柳浪居

責任編輯 季亞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