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易傳》與蘇軾的道家政治觀

◇梁博宇

蘇軾的思想內涵極為廣博，兼及儒、道、釋諸家思想，而又能融會貫通，用舍自如。其中，道家思想占據了相當重要的部分。在討論蘇軾的思想時，學界的著眼點往往局限于蘇軾的文學作品，乃至章表奏議等行政文書，而對蘇軾的哲學巨著《東坡易傳》較少關注。事實上，《東坡易傳》誠可謂蘇軾一生思想理論的總結，是一座尚待開采的寶山。從蘇軾對《易》的傳解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窺見其思想中強烈的道家色彩，在政治觀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

一、蘇軾道家政治觀的形成背景

蘇軾在其政治觀中融入道家思想，首先與其早年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

蘇軾的家鄉眉山道風素盛，家庭亦有道教傳統，其啟蒙老師張易簡也是一位有名的道士。蘇軾自己則是“齠齔好道”，從張易簡學習三年，耳濡目染間，對各種道家典籍、思想了解頗深。這些經歷初步塑造了蘇軾兼取諸家的文化人格，培養了蘇軾一生中對道教和道家思想的熱愛之情。但此時的蘇軾尚未入仕，對道家思想的實踐意義尚未明確，其詩文中流露出的政治觀，也仍是以儒家思想支配的。即使是入仕之初，蘇軾也推崇儒家積極進取、剛健不息的“有為”之德，而認為道家、佛家思想于政治有害。蘇軾道家政治觀的真正形成，是長期親身體驗政壇斗爭、目睹當時政局后，進行了深思熟慮的結果。

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任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推行新法，朝廷法令更迭急驟頻繁。新法的支持者、反對者明爭暗斗，蘇軾亦被卷入黨爭的旋渦之中。朝廷政治斗爭的激烈，令蘇軾感到困惑和失望。在多次反對新法無果后，蘇軾自請外放，但仍未逃過“新黨”的迫害，一度身陷囹圄，后謫居黃州。還朝后，蘇軾先是反對急驟地全盤廢除新法，不為“舊黨”所容；后又對一心有為的哲宗多有規勸，反而招致哲宗的厭惡。最后蘇軾被貶嶺南，其中原因既有政敵的迫害，也有哲宗的刻意打擊。

在政壇沉浮期間，蘇軾對自己的從政經歷進行了總結，也對變法、黨爭引發的一系列風波進行了深刻的思考。蘇軾意識到，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不僅僅在于某個人或某一派別的失誤。朝廷上下盲目的進取風氣、兩黨之間無底線的政治斗爭、過于激進的變革態度、違背自然規律的改革內容等，都是導致變法失敗的重要因素。而哲宗在位期間的種種行為，對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害，一步步使得潛藏的社會矛盾激化、“盛世”逐步向衰世沉淪，實際上也是哲宗年少氣盛，一味“紹圣”，過分“有為”所致。而蘇軾所能找到的、可以反撥這些錯誤理念或行為的思想依據，正是崇尚“無為”“清凈”的道家思想。蘇軾將這些思想與《易》理融合，寫入了《東坡易傳》之中。

可以說，成書于儋州的《東坡易傳》作為蘇軾平生最得意的作品之一，既是一部易學著作，亦是蘇軾借古人經典，對自己生命體驗和思想精髓的總結，更是蘇軾對現實人生與政治深沉思索的結果。在蘇軾論述政治理論的篇章中，道家政治觀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在六十四卦的傳解中，有四十一卦與之相關?！稏|坡易傳》是了解蘇軾道家政治觀的最直接材料。

二、“口欲止，言欲寡”的“無為”觀

道家崇無，講究“為無為，則無不治”。在《東坡易傳》中，提倡無為之治的傳解也十分豐富，如：“口欲止，言欲寡”（艮卦）、“無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觀卦）、“圣人居變易之際，靜以待其定，不可以有為也”（益卦）。在《東坡易傳》議論政治的篇章中，貴無守靜、圣主無為而物自化，是蘇軾反復強調的理念。

蘇軾推崇的“無為”之道，出自《老子》《莊子》等道家原始經典。老子提出：“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莊子則提出：“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保ā恶壞础罚盁o為也，則用天下而有余；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保ā短斓馈罚┧^“無為”，就是自然而然。老、莊的“無為而治”，是在諸侯割據、戰亂不息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一種樸素而理想化的觀念。他們深感于封建君主的倒行逆施、勞民傷財，因此反對君主對人民的管束，認為君主只需要自己修養德行，百姓就能安居樂業、泰然自足：“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后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人間世》）但老、莊政治觀始終存在兩個弊端：過于理想化，以及偏向消極。它要求的自修德行、垂拱而治的圣君，在現實中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時，它只是反對了現實政治中不合理的部分，而缺乏可以實踐、指導現實政治的成分，對于后世的大一統王朝就更不適用。也正因如此，道家學說雖然在中國歷史上長期流行，也能引起諸多學者和君主對其的興趣，但始終不能取代儒家學說成為現實政治的指導思想。蘇軾自己也曾經指出，道、釋的玄虛末流對現實政治是一種危害。因此，蘇軾的“無為”論在采納老、莊思想的同時，又充分融合了北宋中后期的現實背景，將其賦予了新的內涵和現實價值。

蘇軾的“無為”觀與老、莊思想的本質區別在于，他從未否定“有為”的重要性。不但如此，蘇軾還十分推崇自強不息的“乾德”。蘇軾在自己的生命實踐中，也注重“有為”，在文學和政治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績。蘇軾否定的是不考慮實際情況的、盲目的“有為”。他在乾卦的傳解中提出：“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彼^“剛”，就是不斷地進??；所謂“不息”，就是不斷地變化。蘇軾認為，乾卦之“健”，關鍵在于及時變化，避免失去進取的動力，而非一味用剛，“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治，未之能也?！痹谔煜聸]有達到“至治”的水平前，蘇軾反對盲目的進取。而蘇軾推崇的“無為”，也正是針對當時新黨盲目的“有為”而提出的，他要求去除那些不必要的“有為”，使政治回到它的應然狀態。而在蘇軾晚年，經歷了哲宗朝的政治風波后，這一觀念變得更為鮮明而堅定，以至于在《東坡易傳》里，履、復、大有、大畜、大過、睽、損、萃、豐、小過諸卦傳解中的一些批評幾乎是直指哲宗，只是不能明言而已。

受限于歷史發展階段，蘇軾推崇的“無為”，并未否定統治階級在當時存在的合理性。但他要求上位者“口欲止，言欲寡”，本質上是順其自然，行為合道，在適當的時期做適當的事，不能反常違道。他還立足于“無為”觀念，向統治者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建議，如在奉命而作的《上清儲祥宮碑》中，蘇軾就表示希望皇帝“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

蘇軾將六十四卦中的部分卦象視作特定歷史時期的隱喻，以提出其政治主張。如將乾卦視為理想的大治之世、將泰卦視為社會蓬勃發展之盛世、將旅卦視為禮崩樂壞的衰世等。因此，蘇軾的“無為”又根據具體歷史背景分幾種情況：亂世之無為、治世之無為、衰世之無為。

亂世之無為以渙卦的彖辭傳解為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為長久之計?！碧K軾認為，亂世之中，“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面對這種情況，君主應該堅持“無為”的態度，不傷害百姓，不發動戰爭，以德服人，正所謂“處危而不偷者，眾之所恃也”。當君主的德行修養到了一定程度時，其名望自然足以吸引民眾依附，國家也會慢慢得以重構。在此過程中，也不能刻意去要求人民，而要“聽其自擇”，這與老、莊的原始道家政治觀較為相似。

治世之無為以中孚卦的彖辭傳解為例：“乘天下之至順而行于人之所說，必無心者也?！碧K軾認為，在治世，民生本來較為安定，統治者的施政要優先考慮人民的利益，順應民心而行，否則“違天不祥，必有大咎”。蘇軾在乾卦的傳解中，完美地將道、命、性、情組合成了統一的整體，以天道的合法性賦予了人情合法性?！疤臁本褪恰暗馈?。反過來，所謂“違天”之行，也就是違背人情、破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行為；所謂“至順”，就是順應事物發展規律、順應民心所向。這種無為觀念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君主依據它領導人民和國家，向著正確的方向進取，就能達到天下大悅的目標。

衰世之無為以旅卦的六五爻傳解為例：“可以德懷不可以力取。如以一矢射兩雉，理無兼獲……若不志于取，亡矢而不射，則……可以其功譽而爵命之?！碧K軾認為，在衰世，“物無正主”，人們失去了堅定的本體，開始陷入迷茫之中。君主要改變衰世，不能急于求成，甚至不能有刻意的求成之心。一定要“不志于取”，通過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變革來扭轉現狀。這種方式看似是“無為”，實際上卻達到了“有為”的效果，是對老子“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北宋后期，內憂外患在“治世”的外表下潛伏，實際上已露出了衰世的端倪。蘇軾在《東坡易傳》中表現出了強烈的憂患意識：“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偷，而衰亂之萌起矣?！M’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后見?！币虼?，把應對治世、衰世的兩種無為之道結合，便是他開出的療救時局的藥方。遺憾的是，銳意改革的神宗、哲宗都沒有接受他的理論，后來的學者更是往往將其斥為異端。但北宋不久后滅亡的原因，正與蘇軾的擔憂如出一轍。

蘇軾的思想歸根結底，都是立足于人事，期待有補于現實政治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作為臣子的蘇軾必須依附君主才能有用于世，他因此摒棄了原始道家否定君主存在意義的一面，肯定在位君主的合法性：“九五者，龍之正也”；但又反復呼喚明君、圣君，反對君主權力過大、包辦一切：“天之造物也，豈物物而造之？蓋草略茫昧而已?！币馑际钦f，君主要像自然造物那樣處理政務，只需要做出最宏觀的、方向性的指示，建立起基本的體制，讓它自己去運作即可，這就是蘇軾眼中的“無為而治”。

三、“無去則無歸，無亡則無得”的“無復”觀

宋代士人事功精神極為強烈，“千年史冊恥無名，一片丹心報天子”“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是宋人常常表露的志愿。在這種事功精神驅動下，宋代士人一方面積極參與政治，涌現出了眾多著名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又容易流于貪功冒進，在處理具體問題時過于執著，將問題極端化。蘇軾對變革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理解：“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保ā督K始惟一時乃日新》）但他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王安石的變法、宋哲宗的“紹圣”，都是過于激進的變革模式，在實踐層面上必定隱藏著大量問題，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失敗的。面對這一現實背景，蘇軾在《東坡易傳》復卦的傳解中提出了“無去則無歸，無亡則無得，是故圣人無復”的“無復”理論。

什么是“復”？蘇軾認為，“去其所居而復歸，亡其所有而復得，謂之‘復’”。所謂“復”，有著失而復得、滅而復生之意，是“損”和“益”之間的交界點。過于激進、大破大立的改革，即使意圖是好的，也往往會在產生成效之前，造成較大的損失，甚至讓本來正常運作的機制都遭到沖擊，反過來又使變革無法順利進行。蘇軾本人一向是支持改革、要求去除弊政的，但他反對過于急驟的改革，這一主張的根源仍在道家思想。正如老子所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輕則失根，躁則失君”。莊子亦云：“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保ā娥B生主》）蘇軾將這些思想搬運到現實政治當中，意圖以之作為改革的節制。

蘇軾首先承認“復”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是必然發生的客觀事實：“凡物之將亡而‘復’者，非天地之所予者不能也?！睂τ谶@種規律，要加以認識并遵從，不能逆天而行：“違天不祥，必有大咎?！钡K軾同時又指出，人不能改變規律，但可以認識規律、利用規律。他從自然界的現象中得到啟發：“陽至于午，未窮也；而陰已生。陰至于子，未窮也；而陽已萌。故寒暑之際人安之，如待其窮而后變，則生物無類矣?！睋?，蘇軾認為，人類在進行政治活動時，也應與天地之道相參：“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泵鎸φ沃械姆e弊，無論是坐視不管，還是極端處理，都必然會導致“窮”的結果。只有在其“未窮”之時加以整頓，讓一切自然而然地發生變化，進入一種自足的狀態，像圓環一樣沒有起點和終點，才能保證國家平穩而健康地發展，達到“無復”的境界。

《東坡易傳》的一個可貴之處在于，它不像多數易學著作那樣片面注重形而上的思考，而是將哲學的內容具體化，將其賦予實踐價值。在提出“無復”論的基礎上，蘇軾還在損卦的傳解中深入論述了變法改革的合理模式：“損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备母锉厝粫p傷一部分人的利益，如何讓這些人支持改革、信服改革，是王安石等人未能解決的問題。蘇軾給出的解決方案，就是“有道”，即自然而然、以符合自然規律的方式進行改革。因此，他反對在改革中用急法苛政，提倡“威而不猛”“震而和”。那么，究竟什么樣的改革方式才是自然而然的？蘇軾提出：“使民知所以損我者，凡以益我也，則信之矣”“利不足以輕其所患，益不足以償其所損，則損且有咎”，即讓人民能夠理解其長遠利益，從而接受改革初期帶來的不便，本質上符合人民的選擇和需要的改革，就是符合自然規律的改革。至于超出人民承受能力的躁進，就不免“損且有咎”了。

四、“從我者納之，不從者付之其所欲從”的“無爭”觀

傳統道家對一切的爭斗持否定態度。老子提出了“不尚賢，使民不爭”“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等經典理論，莊子亦持“掊斗折衡，而民不爭”（《胠篋》）之論。這些觀念在春秋戰國的亂世，自有其合理性和先進性。他們將徹底的“不爭”視為消除戰爭的理想手段，以期達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的淳樸生活狀態。但在和平年代，“不爭”的思想卻容易被統治者利用，或作為不思進取的理由，淪入消極一途；或作為愚化、控制民眾的理論依據。

蘇軾一生陷于新舊兩黨之爭，對于內斗之害深有體會。蘇軾對六十四卦的傳解之中，有二十四卦的傳解與“爭”有關，如屯卦中諸侯相爭、訟卦中兩黨相爭、否泰二卦中君子小人相爭、渙卦中君民相爭，“爭”可謂是《東坡易傳》中一個重要的論題。蘇軾在反對爭斗這一點上，基本繼承了傳統道家的態度，甚至在屯卦的傳解中表露出對“小國寡民”這種原始政治的向往。但同時蘇軾又立足于現實，將其與北宋的政治背景結合起來，對其進行了價值的重構和提升。蘇軾在《東坡易傳》中曾多次明確提出反對爭斗的觀點，具體來看又有三類：一是整體地反對爭奪利益；二是反對朝廷內部黨爭；三是反對主動發起對外戰爭。

反對爭奪利益的觀點，集中體現在對訟卦的傳解中。蘇軾認為，訟卦象征著一種彼此相爭的情形，四個陽爻爭奪兩個陰爻，使得時局混亂不堪?！疤煜轮y，未有不起于爭”，蘇軾將爭斗視為災難的開始，以從源頭上消除爭斗的可能性為最上之策，“夫無訟，在于謀始”。而當爭斗已經爆發時，必須以正確的方式調解，不能試圖強力阻止，否則反而會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今又欲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為深而已”。蘇軾給出的止爭之法，體現在他對九五爻的解釋中。蘇軾將九五視為“處中得位而無私于應”的明君，認為只要君主明德無私，不參與爭斗，則“訟者莫不取曲直焉”。而對于在爭斗中已經獲利的一方，君主不但不應肯定，還應對其有所懲罰，使其受“三褫之辱”。蘇軾認為，只有讓爭敗者受損、爭勝者也不受益，才能根本上消滅爭斗。蘇軾一生，正直之心與圓融之性兼備，既能堅守立場，又從不為自身利益與人交惡，甚至與政敵王安石也有很好的私交，可以作為這種觀點的注腳。

反對朝廷內部黨爭的觀點，集中體現在對噬嗑卦、履卦的傳解中。噬嗑卦上火下雷，陰陽交錯，其象暴烈。蘇軾將其中的陰爻和陽爻視作不同政治立場的兩黨，指出它們兩方不考慮合作，只顧彼此爭斗，且都想以強力改變對方。蘇軾對噬嗑卦中的六爻都持否定態度，因為它們雖然有的主動，有的被動，有的剛強，有的陰柔，但都在為一場惡斗推波助瀾，致使朝政混亂不堪。蘇軾進一步說：“夫不能以德相懷，而以相噬為志者，惟常有敵以致其噬則可以少安。茍敵亡矣，噬將無所施，不幾于自噬乎？”此言直指那些在黨爭中煽風點火、恣意迫害政敵的小人，認為他們將爭斗作為人生的目的，但一朝打敗政敵，自己便再無所長，最終也只能自取滅亡而已。這一傳解來自蘇軾自己的人生閱歷。他在朝多年，對呂惠卿一類小人拉幫結派、排除異己，致使朝政敗壞的行為無疑深感不齒和痛切，以至于最后再次感嘆道：“惟有德者為能居安而享福，夫豈賴有敵而后存耶？”

蘇軾對履卦的傳解則頗有深意，六爻分喻黨爭中的六類人：初九喻尚未踏入政壇的君子，九二是執政黨中的君子，它愿以才能輔佐上位者而不自求榮利，是蘇軾認可的、秉持公心的“幽人”；九三喻執政黨的領導者，因九二的輔佐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驕傲自矜，當其不肯再用九二時，其弱點就暴露無遺；九四喻在野黨中的小人，當九三有九二輔佐、勢力強盛時，就懼之如“虎”，當九二離開六三，“知六三之衰也”時，就得志而出，見風使舵，為蘇軾所不齒；九五喻君主，它本來可以依靠九二、六三的輔佐治理好國家，卻偏偏要“自以其剛決物”，結果“雖五亦不能無?！?。蘇軾甚至大膽地說：“其所以猶得為正者，以其位君也”，言外之意，九五能勉強身居君位，只不過是先天的優勢罷了，和自己的才德毫無關系。此言之鋒芒，幾乎直指哲宗皇帝。此外，上九則是超然的智者，它看出九五和六三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形勢，并對九五進行規勸，“而復其舊，則‘元吉’”。這是蘇軾對自己的一個理想定位，他認為，如果皇帝能夠接受他的建議，慢慢讓國家回到正軌，就能平安興盛?！稏|坡易傳》成書時，蘇軾已被貶謫，本是無力再諫，但他心中始終懷著這個期望。

反對主動發動戰爭的觀點，集中體現在對師卦的傳解中。蘇軾一生不諱言兵，但言兵必慎?！靶桃圆粴槟?，兵以不用為功”，是蘇軾公開宣揚的原則。他對全卦整體的傳解，可謂開宗明義：“夫能以眾正有功而無后患者，其惟丈人乎！”蘇軾還特意自作注明：“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币饧粗挥欣铣沙种氐拈L者，才能用兵成功而不留后患，戰爭必須慎之又慎?？紤]到哲宗親政后頻動兵戈，蘇軾亦頻頻規勸，有“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等諫言，可知此卦傳解實為指向哲宗。蘇軾進一步指出：“師出不可不‘以律’也，否則雖臧亦兇”，堅決反對不義之戰，認為即使打贏了不正當的戰爭，從長遠來看，也不是好事。蘇軾還反對過度獎勵軍功：“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也?！币驗閷姽^于重視，無異于鼓勵戰爭。

蘇軾的“無爭”觀在多個層面超越了原始道家的觀念。他的“無爭”并非消極退讓，待物自化，而是立足于積極報國、有補政治的基礎上，對當時朝廷上下流行的“爭”的風氣的反撥。也正因如此，蘇軾甚至敢于打破歷來君子與小人分明的界限，主張承認小人的存在，反對將小人趕盡殺絕的極端態度。他提出：“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于爭”，認為君子和小人都是必然存在的，不能脫離現實。一味強求天下只有君子，正如陰陽只存其一，是不符合天道的。如果將小人逼迫太急，小人必然走投無路而反抗，從而引發爭斗。蘇軾一生雖屢遭迫害，卻從未在自己得勢時借機報復那些小人，也正是這種“無爭”觀的具體實踐。

五、蘇軾道家政治觀的儒家根基

蘇軾的政治觀，雖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卻又以儒家思想為根基。其中，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原因。

主觀上，蘇軾自幼博覽百家，對儒、道思想理解都很透徹，對二者的優缺點有明確的判斷。道家思想重致虛守靜，排斥現實功業，適宜于在亂世初平時作為休養生息的指導，而在統一王朝的中期則顯得過于消極，缺乏指導意義；儒家重事功，強調兼濟，主張君臣有序，正可以與道家思想的劣勢形成互補。反過來，道家思想對于無為、無復、無爭的要求，又可以避免儒者過于重視剛健有為、流于極端的危險?？梢哉f，蘇軾的政治觀是以道家思想提供理想、儒家思想提供力量，二者互相成為彼此超越的階梯。至于儒、道思想的互通之處，更是蘇軾在《東坡易傳》中結合討論與著力推崇的。

客觀上，一方面，儒家思想自西漢武帝時期以來，即成為歷代王朝的官方指導思想。即使是道家思想最興盛的時期，也沒有取代儒家思想成為真正的主流。在學風興盛的宋代，雖然有多位皇帝崇尚道教，卻也從未將道置于儒先。生活在宋代的蘇軾，是不可能超出歷史背景，也不可能脫離自己的階級的。蘇軾還提出了“孔子—孟子—韓愈—歐陽修”的儒家道統傳承譜系，并以道統的真正繼承人自居。即使蘇軾用以闡發其道家政治觀的載體《易》，也從來都是一部儒家經典。另一方面，在封建王朝，文人若想要有為于世，就必須依附皇帝而獲得權力，蘇軾亦不例外。在君與國幾乎可以等價的時代，蘇軾的報國之志只能通過忠君來實現，這既是蘇軾政治觀的歷史局限性，也是在當時能做出的最佳選擇。蘇軾在《東坡易傳》比卦的傳解中無奈地嘆道：“孰為可從者？非五歟？”意即六爻以五為君是唯一之選。在此背景下，蘇軾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在很多卦爻的傳解中直接對君王進行批判，并有一些極其大膽的言論：如在渙卦中提出民無常主、歸于有德之君；在大畜卦中提出臣子要管束年輕的君主；在蠱卦中提出臣子要直言君主過失，在無法規勸時可以棄君而去；在臨卦中認為君主也可能是小人；在明夷卦中甚至提出可以與昏君為敵等。這些言論既包含了儒者的強烈的責任心，又體現了道家對于君主權力的質疑，在當時不啻石破天驚。也無怪自朱熹以下，歷代“正統”學者多對蘇學十分排斥。

總之，《東坡易傳》雖為對儒家經典的傳解，卻體現了蘇軾政治觀中鮮明的道家傾向。遺憾的是，《東坡易傳》的意義直到今天尚未被學界充分重視，相關研究尚有明顯不足，有待于進一步的挖掘和開拓。

注 釋

［1］〔宋〕蘇軾著，龍吟譯評：《東坡易傳》，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2］饒尚寬譯注：《老子》，中華書局2006年版。

［3］孫通海譯：《莊子》，中華書局2007年版。

［4］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