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哲學思想北宋接受簡論

◇楊松冀

馬克思說：“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說，是自為地存在著的存在物，因而是類存在物。他必須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識中確證并表現自身?！保?］107可以說，蘇軾是中國古代文化中最能“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識中確證并表現自身”的人，如果說孔子是在思想上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古人，那么蘇軾或許是繼孔子之后在生命實踐上對中國文化產生最大影響之人。王國維曾言，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錢穆亦言：“治近代學術者……必始于宋?！薄埃ㄇ宕鷺銓W）靡不寢饋于宋學……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保?］1宋代為中國古代文化之頂峰，宋學為宋代文化的精神內核，蘇軾是宋代文人最杰出的代表。探討蘇軾的哲學思想及其傳播與接受，對于研究了解蘇軾的精神思想及其人格形象無疑具有第一位的意義。本文對蘇軾哲學思想及其在北宋的傳播接受做一宏觀的考察。

一、蘇學、元祐之學與宋學

許多哲學史著作談及宋代哲學時，根本就沒有提及蘇軾，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新編》、錢穆《中國思想史》、張豈之《中國思想史》（此書為作者受當時的國家教委委托為高等院校中文、歷史、教育、政治等文科系學生編寫的教材）、德國當代哲學家阿爾伯特·史懷哲《中國思想史》等，皆是如此。如馮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以“道學”一詞概括宋學，在北宋盛極一時的王安石新學以及蘇軾蜀學與司馬光涑學竟然不見提及，歷史的真實情況當然并非如此?；蛟S是由于馮先生之巨大影響，絕大多數之中國哲學史著作論及宋學基本同于馮先生。只有極少數者將新學、蜀學與二程之學并論，如民國夏君虞先生之《宋學概要》將宋學分為“以地名派者”與“以新舊名派者”，在前一分類中，宋學分為九派，蘇學與新學分別以“蜀學”與“江西學”稱之，且與濂溪學、洛學、關學、浙學等并論；在后一分類中，則蘇學、涑學與新學成為守舊派與維新派之主流派別，夏先生之論顯然更符合歷史實際。

南宋陳善《捫虱新話》卷五記云：“唐文章三變，本朝文章亦三變矣。荊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憋@然，陳善所說的“文章”其實指的是學術思想，“本朝文章”也即是后人所說的宋學。陳善是南宋初人，其本朝學術王安石、蘇軾、二程相繼各領風騷盛行一時的觀點，無疑是更具說服力的?？梢娫诒彼魏笃?、南宋初期，學者們就已經在討論王學、蘇學、程學的內容及其特點，并已自覺將此三家作為本朝文章學術的代表了。其實，從整個宋代三百余年的學術史來看，王學、蘇學、程學也是兩宋最為盛行、影響最大的三家，就其盛行的時代看，也是先后相繼，統領了自北宋中期熙寧變法以后的兩宋學術思潮。

在北宋哲學思想史上，影響最大的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與以蘇軾為代表的蜀學。自熙寧二年（1069）直至北宋滅亡（1127），近六十年的北宋中后期，官方哲學基本是王安石的新學，只有在元祐更化時期（1086—1093），隨著司馬光、蘇軾等的重新起用，以司馬光涑學及蘇軾蜀學為主的元祐學術盛行，其影響蓋過新學，但時間短暫只有八年。而在王安石變法至北宋滅亡這段歷史時期內，唯一能與新學長期抗爭且影響幾乎相當的，只有蜀學。涑學與北宋五子的影響皆不及蜀學。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元祐時代，因司馬光去世甚早，程頤又祿位不顯，故學術思想上不能不讓蘇氏兄弟執牛耳?！薄啊v之學’的權威是蘇軾，而不是舊黨的領袖司馬光?！保?］156—157許多哲學史、思想史著作所推崇的北宋五子在當時的實際影響是遠遠不及王安石、蘇軾、司馬光的。二程之學以及南宋朱子之學，直到13世紀中葉宋理宗時代，才正式被政府定為官學，而在此之前程朱理學大部分時間基本處于被政府打壓的狀態。有鑒于此，王水照先生等人認為，我們對于蘇軾哲學應該重新評價，將其補充進中國哲學史中，他說：“哲學史上那一段屬于蘇學的時代，被所謂‘集大成’者抹去了。真實的歷史應該是：歐陽修以后，流行‘新學’，其對立面為‘元祐之學’，南渡以后壓過了‘新學’；而在‘元祐之學’中，先是以蘇學為主，經一個世紀有余，才轉變到以程朱理學為正統?！薄八ㄌK軾哲學）繼承歐陽修，與‘新學’對立，與二程理學同屬‘元祐學術’，足以與之分庭抗禮，并實盛行在前。在韓愈以后興起的唐宋諸家‘道學’之林中，蘇學占有很重要的一席，蘇軾哲學應該被補寫入我國的哲學史?！保?］163—164

就哲學史而言，北宋哲學思想當以王安石新學、蘇軾蜀學、司馬光涑學以及“北宋五子”道學為主要內容。而從對當時社會歷史的實際影響來看，則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的思想以及哲學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北宋五子”道學。

二、“蘇氏之道”與“哲學三書”在北宋的流播

由于蘇軾并非純粹的哲學家思想家，也不像孔子、孟子以及宋代的二程、朱子等有弟子后學為之編纂語錄著作，所以蘇軾的哲學思想只能從其詩文和三部學術著作中去考察挖掘。蘇軾的思想是復雜的，有時又體現出一定的矛盾性，如其對待佛學的態度即前后有明顯的不同；加之其哲學三書在當時也并沒有刊行，北宋人對蘇軾的哲學詩文及著作也罕見論評，所以，我們考察蘇軾的哲學思想的北宋接受，重點不得不放在其哲學三書的創作與流播上。

（一）蘇轍、秦觀等對蘇軾哲學思想的接受

北宋學人對蘇軾哲學思想的論評較為罕見，僅蘇轍、秦觀、晁補之等數人有評及者。（此處必須指出的是，這并非說明蘇軾哲學思想在當時影響不大，這與中國學術思想的特點——文史哲不分以及重經傾向有關，抽象思辨以純哲學論著的方式流行要到程朱理學正式定為官學的宋理宗淳祐元年，也即1241年以后，“北宋五子”在北宋當代亦罕見學者論及。）蘇轍之評主要見于其《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其語云：

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后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當知我矣?！保?］1422

此處集中論述了蘇軾所作之《易傳》《論語說》《書傳》，評《易傳》“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評《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評《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其語雖不同，但贊蘇軾之闡釋精微卓有創見則一也，這顯然并非諛夸之辭，而是一語中的的精辟之論。又其《祭亡兄端明文》云：“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兑住贰稌分?，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圣人，后則當然?！保?］1388其論與《墓志銘》意同。

秦觀亦曾專文論及蘇軾哲學思想，其《答傅彬老簡》云：“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于組麗也，獨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湔f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于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中書（指蘇軾）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边@是針對傅彬老僅以文章之美稱譽蘇軾而不涉及蘇軾之學術思想的反駁，文中秦觀首次以“蘇氏之道”概括蘇軾的思想，當然也包括其哲學，評其為“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可謂是深知蘇軾者。秦觀聞蘇軾遭“烏臺詩案”貶黃州后，寫信與蘇軾曰：“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保ā杜c蘇黃州簡》）這也是對蘇軾哲學的經典評價，秦觀正是如此深刻了解蘇軾，故其對蘇軾可謂是頂禮膜拜，以至有“我獨不愿萬戶侯，惟愿一識蘇徐州”（《別子瞻》）。蘇軾貶居黃州時，篤信莊子吐納修煉之術，并以此事告知秦觀，秦觀亦學習蘇軾，“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后，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顯然，這是接受了蘇軾的道家養生思想。后人在評述蘇軾時，其實亦如傅彬老一樣，最看重其文學成就。但如果只重視蘇軾的文藝成就，而忽略了蘇軾哲學思想的成就及其偉大之意義，確實也是對蘇軾雖尊猶卑了。正如秦觀所言，蘇軾“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蘇軾自己就曾多次說過“文章乃余事耳”，蘇軾不是十分看重自己的詩文及書畫創作，而更看重的是入世實踐與學術思想。

蘇軾逝世后，許多人都寫了祭文挽詩等，因為是蓋棺論定，故這些作品中亦有涉及蘇軾哲學者。最詳盡者當屬晁補之《祭端明蘇公文》（《雞肋集》卷六十一，見《四庫全書》），其文略曰：

孔子在位，獄訟文詞?？膳c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為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旦莫。秦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為廣博。圣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后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干櫓圣門。跆韓躪馬，匪以其文。知孔子圣，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似之。至反說約，窢然過之。何以實斯，粵有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躐阜踰堆。朅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眇其獨存。有不得已，文乃其藩。固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為嬉。惟昔人賢，事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乃孝移。如麟如鳳，胡可偽為。嗚呼哀哉！

晁補之此文，對蘇軾哲學尤其是其儒家哲學，可謂稱頌備至。此文完全可與伊川贊明道、朱子頌二程傳千載不傳之絕學之文相參看。晁補之認為，孔子之道“曰天道性，與利命仁”，以天、道、性、利、命、仁六字概之，但孔子之道千載而下“知者?！薄拔⒉粋鳌?，及至蘇軾才“干櫓圣門”“知孔子圣”“破百家往，躐阜踰堆。朅其山立”，成為知孔子傳千載微言的杰出如山之人，其見解是深刻卓越的。

蘇軾臨終前，始終陪伴在其身旁的好友冰華居士錢世雄亦曾贊蘇軾“降鄒陽于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于五百年，吾無間也”（《春渚記聞》卷六）。另外，著名書法家米芾亦曾評及蘇軾之道，其《蘇東坡挽詩》其三有“道如韓子頻離世，文比歐公復并年”（《寶禁英光集》卷二）之語，將蘇軾比作韓愈。蘇軾好友參寥子《東坡先生挽詞》云“準《易》著《書》人不見，微言分付有諸郎”，則說明至蘇軾死時其“哲學三書”世人仍不得見的事實。

（二）蘇軾“哲學三書”及其流傳

蘇軾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論語說》《易傳》《書傳》三部學術著作中。建中靖國元年（1101）二月，蘇軾自嶺海內遷途中，與好友書云：“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保ā洞鹛K伯固》）［5］1741蘇軾不止一次表達了有此三書則人生無憾的觀點。其早年貶居黃州時期，大致于元豐三四年（1080—1081）之間，在與好友的書信中曾說：“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于世，瞑目無憾也?！保ā杜c滕達道》）［5］1482不但如此，蘇軾甚至將此三書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元符三年（1100）七月蘇軾從海南內遷途中乘船遇險，后來記其經過云：

余自?？颠m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凈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于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6］1

蘇軾自黃州始作《易傳》《論語說》，至海南又作《書傳》并完成三書的最后修訂定稿，其《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云：“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于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為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嶙鳌兑住贰稌鴤鳌贰墩撜Z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為?！保?］2073可見蘇軾對這三部著作的重視。然而蘇軾如此重視的學術著作，后人似乎并不怎么重視。這三部著作的影響，遠遠不及蘇軾詩、詞、散文受歡迎重視的程度。

由于北宋末年禁元祐學術，蘇軾“哲學三書”最終定稿又已到蘇軾生命的最后時刻，故此三書在北宋沒有公開印版刊行。宋何薳撰《春渚紀聞》卷六（見《四庫全書》）“東坡事實”有“坡仙之終”一條記云：

冰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能叟藏先生帖后云：……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再見于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余無言者?！本弥?，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會有知者?！币蛉〔睾D，欲開而鑰失匙。

顯然，到蘇軾臨終前，其所著“哲學三書”還沒有刊行。

關于“哲學三書”的成書，孔凡禮《三蘇年譜》卷五十五“元符三年紀事”云：“在儋，訂補《易傳》《論語傳》，撰成《書傳》十三卷?！保?］2876《論語說》五卷成于蘇軾貶居黃州期間，書成后蘇軾曾抄寄一份與當時的宰相文彥博，最后改定于海南儋州。此書《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皆著錄為十卷，《宋史·藝文志》著錄為四卷。則該書在南宋及元初時尚流行，但明末亡佚，今人輯得佚文七十余則?！兑讉鳌肪啪?，始作于黃州，最終定稿亦在儋州。關于《易傳》的作者問題，曾棗莊先生認為是三蘇合著，王水照、冷成金先生則認為《易傳》雖為三蘇合作，但主要成于蘇軾，且其思想觀點主要是蘇軾的，故當作為蘇軾個人著作為宜。［8］《書傳》十三卷，是蘇軾謫居儋州時完成的，該書成于蘇軾晚年，是其精心結撰之作，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宋人注釋《尚書》全書之作，體現了北宋研究《尚書》的最高成就。此書顯然有針對王安石《三經新義》的目的，《郡齋讀書志》著錄此書條下注云：“熙寧以后，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駭異其說為多。又以《胤征》為羿簒位時，《康王之誥》為失禮，引《左氏》為證，與諸儒之說不同?！薄吨饼S書錄解題》著錄此書后，下贊語云：“可謂卓然獨見于千載之后者?！薄皢韬?，其論偉矣?！币幌虿幌蔡K軾的朱熹對蘇軾此書亦是贊譽有加，據《朱子語類》卷七十八記載，朱熹贊云：“東坡《書解》卻好，他看得文勢好?！薄盎騿枺骸稌方庹哒l最好？莫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碧貏e是《東坡書傳·大禹謨》論人心、道心關系的一段，為朱熹所尤為稱賞，朱熹《中庸章句序》據之提煉為“十六字心法”，成為道學家解經釋教的關鍵口訣。

三、“崇寧黨禁”與蘇學之禁

縱觀整個中國歷史，似乎沒有人如蘇軾那樣，在近兩百年的時間內（自嘉祐二年進士及第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程朱理學被正式定為官學，即1057—1241年間），受到社會各階層如此廣泛的關注和尊崇，乃至對其學術的尊崇與罷黜不時成為左右朝廷政治的風向標。當然，即使是程朱理學被定為官學后，蘇軾及其學術也仍然在文壇及民間流行。蘇軾之所以能對社會文化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推本究原還在于其哲學思想。如果說“烏臺詩案”和“紹圣紹述”時期朝廷對蘇軾的打擊似還不是十分關切蘇軾學術的話，則徽宗年間的“崇寧黨禁”其矛頭則直指“元祐學術”，而在禁毀“元祐學術”的過程中，蘇軾又一次成了打壓的重點。朝廷不但嚴令禁毀蘇軾之文集及其印版以及碑刻書畫等，而且明令禁止“蘇氏之學”的傳播。自崇寧二年（1103）至宣和末年（1126），這二十三四年無疑是蘇軾學術遭受最嚴酷打擊的時期，堪稱蘇軾接受史上最黑暗的一段。蘇軾學術文章遭到以皇帝為首的朝廷的殘酷打擊禁錮，朝廷禁“元祐學術”的主要內容其實是禁“蘇氏之學”。成于宋高宗紹興年間無名氏《靖康要錄》卷五（《四庫全書》）這段文字清晰描繪了蘇學解禁前后的情況：

（靖康元年五月五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臣聞太學，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今也學官相詬于上，諸生相毆于下，甚者諸生奮袂而競前，祭酒奉頭而竄避，敗壞風教，一何甚耶？……自蔡京擅政，專尚王氏之學，凡蘇氏之學，悉以為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通用蘇氏之學，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氏為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眾直造祭酒位次，欲見而詆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葉者，黨王氏之學，止善齋生姓沈者，黨蘇氏之學，至相毆擊，其人稍眾。庠序事體固當如是耶？臣伏望圣慈裁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眾，學正馮檝、博士雷觀，輕浮爭競，大失生儒之體，欲乞指揮并行斥責。又諸生鼓倡集眾為首之人及兩齋相毆擊者，亦乞下所隸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幾朋黨不立，爭訟不生，而使學者樂道向，方不陷于刑辟，豈勝幸甚奉圣旨御史臺差官體究，既而詔，并與外任監當。

這是北宋亡國前夕之社會風尚的真實記錄，“凡蘇氏之學，悉以為邪說而禁之”的時期剛剛過去，而“通用蘇氏之學”的時代已經來臨，太學里本來是王學與蘇學并行，但程頤之弟子楊時想通過進一步打壓王學以提升二程之學，結果引起太學內亂，后來祭酒楊時與學正馮檝、博士雷觀等皆被斥責罷出。這也清楚地表明，北宋后期二程理學并沒有成為學術的主流，也并非“元祐學術”的主要代表。

鄧廣銘先生曾專門論述過理學與宋學的關系，他在《略談宋學》一文中首先否定了自己以前的“支配兩宋三百多年的哲學思想是理學”的觀點，然后指出“在南宋前期，亦即在12世紀的中葉，才形成了理學家這一學術流派的”，而理學家這一學術流派的出現“是在宋高宗在位的晚年和宋孝宗即位初期的事”，“在北宋后期盡管有二程、張載等人的出現，盡管他們也都收徒講學，卻還遠遠沒有形成一個學術流派，自然更不能說它對整個北宋一代產生過什么支配作用了”。［9］189—190

如此看來，北宋后期流行的哲學主要當為王安石的新學與以蘇軾為代表之蜀學，徽宗時期之“崇寧黨禁”其實主要是禁蘇學，也可以說是禁蘇軾哲學，這是北宋末年朝廷官方對蘇軾哲學的確切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道學家程頤及其弟子楊時對蘇學的態度。通常認為，以二程、楊時、朱熹等為代表的理學家與蘇軾及蘇門弟子既是相互攻訐的政敵，也是格格不入的學術對手。其實，包括程頤、楊時、朱熹在內的程朱理學代表人物對蘇軾人品及學術亦曾極為褒獎賞識。朱熹為南宋蘇軾哲學論評之一大家，此處不論。據邵博《聞見后錄》卷五記載：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浄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焙嫌凇吨芤住贰昂嗡己螒]”、《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為古今論仁，最有妙理。［10］38

據此，可見程頤也是非常欣賞蘇軾對道家思想的看法的。尤當注意者，“仁”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而程頤竟認為蘇軾之“仁”論為古今“最有妙理”者，足見其對蘇軾之佩服。程頤服膺蘇軾之思想與睿智，于此可見一斑。而程頤之弟子楊時則不但欽佩蘇軾的人品文章，而且對蘇軾的儒學思想有較高的評價，請看下面兩則：

《龜山集》卷二十五《冰華先生文集序》：“冰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喔`謂：‘東坡文妙天下，為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況知之之深乎?！?/p>

《龜山集》卷二十七《雜說》：“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蜃铀贾灾泻投?，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保ā端膸烊珪罚?/p>

第一段是推崇蘇軾之文章，肯定了蘇軾為當時之儒宗，這點很重要。也就是說，作為二程的嫡傳弟子，楊時也認為蘇軾是北宋中后期的儒學之宗，這無疑是蘇軾學術思想影響力最有說服力的證據。第二段則將蘇軾與孟子并論，肯定了“蘇氏之學”與孟子之學“必有不可誣者”。以上材料一為述者之親見事，一為楊時自己文集中的記敘，其真實性當是無可懷疑的。來自理學陣營的兩位主要人物對蘇軾哲學及文章的肯定評價，其寶貴程度自不待言。程朱理學與以蘇學為代表的蜀學向來被認為是敵對之學，就史實而言，自元祐蘇軾、程頤交惡以后，程頤及程門弟子與蘇軾兄弟及蘇門弟子互相攻訐堪為仇敵，但在兩派喧嘩攻訐意氣相爭的云霧之下，程頤與楊時及后來的朱子對蘇軾人格及學術思想其實本有推崇與欽服之一面，尤其是楊時成名還當“崇寧黨禁”酷烈之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敵對學派之領袖人物對蘇軾及其學術的接受態度，無疑是我們在考察蘇軾哲學思想在北宋接受史中尤需注意并大力張揚的史實，雖為點滴史事，但不可輕忽。

注 釋

［1］［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3］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欒城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

［6］〔宋〕蘇軾：《東坡志林》，參見《歷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1年版。

［7］孔凡禮：《三蘇年譜》，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8］參見曾棗莊《蘇軾研究史·序》以及王水照《蘇軾評傳》第二章《究天人之際：蘇軾的哲學》與冷成金《蘇軾的哲學觀與文藝觀》第一章《東坡易傳中的哲學觀》。

［9］鄧廣銘：《宋學十講》，中華書局2015年版。

［10］〔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聞見后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