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蘇軾、嚴羽詩學思想之異同

◇楊 婕

北宋的蘇軾以其驚人的天賦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歌作品，同時又因其深刻的哲思留下了許多具有真知灼見的詩學理論，極大地豐富了北宋時期的詩學思想。南宋的嚴羽因《滄浪詩話》成為宋代著名的詩歌理論批評家，他針對當時詩壇的弊病發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聲音。蘇軾和嚴羽作為兩宋時期的詩學理論家代表，對于中國古代詩歌理論的一些重要問題都有各自的見解。對蘇軾和嚴羽的詩學思想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發現他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同中有異且異中有同。值得注意的是，嚴羽在詩學思想上與蘇軾有頗多相承之處，但是他卻沒有肯定蘇詩的成就，這不僅意味著嚴羽的詩學思想存在著一些矛盾和局限，也折射出蘇軾詩學思想的圓融與豐富。

蘇軾的詩學思想看似不成體系，未曾撰寫如《滄浪詩話》般的理論專著，其詩學思想主要散見于詩集序、題跋、文章、與友人的談話以及詩歌創作當中，由后人將這些論詩之語摘錄結集。然而，通過這些論詩話語可以發現，蘇軾的詩學思想具有內在的邏輯與聯系，以其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為基礎。蘇軾是蜀學的代表人物，著有《東坡易傳》，對儒、釋、道具有深刻的體會，兼通諸家之長，受此影響他的詩學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嚴羽則主要受到象山心學和禪學的影響，他將當時盛行的禪道引入詩歌領域，借助禪道說明詩道，以“妙悟”“情性”“興趣”等為核心構建起詩歌理論體系。本文將擇取他們的一些主要詩學觀點進行比較研究，以此來窺見他們詩學思想的聯系和區別，并且對其各自的后世影響簡要論之，重新確立其各自的價值和意義。

一、相似性比較

嚴羽的詩學思想與蘇軾的有相似之處，他的一些詩歌理論來源于蘇軾，是在蘇軾詩學觀點基礎上的闡發，如他的以禪喻詩說。此外，他們都提倡詩風自然，要求詩歌語言平易自然等。然而，這些相似性并不意味著他們的這些詩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在相似之中又存在著幾分差異。

（一）蘇軾、嚴羽的詩禪說

宋代有相當多的士大夫參禪，在北宋后期的士大夫社交圈子里，幾乎出現了“不參禪，無以言”的狀況。由于士大夫禪悅之風大盛，參禪人吟詩之習益濃，以禪入詩（創作）、以禪喻詩（批評）、以禪參詩（欣賞）便成為宋代詩學的一大特點。［1］52本文借用這樣的分類，來談蘇軾、嚴羽的詩禪說。誠然，蘇軾和嚴羽都有參禪論道之詩作，在詩歌當中談修禪體會，也即以禪入詩，而他們的詩學思想則主要集中在以禪喻詩、以禪參詩上。

蘇軾大概是最早把詩歌欣賞同禪悟聯系起來的，他曾說“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意思是李之儀詩歌的好處在悟禪處，所以讀他的詩就猶如參禪。這屬于以禪參詩，談的是欣賞好詩的體會。他還有其他一些與禪學相關的詩學觀點，如《送參寥師》云：“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咸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碧K軾將禪宗的“無念”思想移植到了詩歌創作中，“空”“靜”指的是詩人的內心境界，強調的是詩人應當心智澄明、處靜觀動、照納萬物，在這種物我無間、心目相恰的境界中詩歌便會如泉水般自然涌出。這是借禪宗思想來說詩歌創作，已經具有了一絲以禪論詩的色彩。隨著嚴羽以禪喻詩的提出，以禪論詩的發展也達到了高峰，禪學與詩學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

以禪喻詩最早見于《滄浪詩話·詩辨》：“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保?］24嚴羽還在《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中說：“以禪喻詩，莫此親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保?］176所謂喻，其直接含義是比喻、譬喻，嚴羽不僅以參禪來喻詩，還以禪的高下來比喻詩的高下?！对姳妗分醒裕?/p>

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歷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2］12

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24

他將各個時代的詩比作禪宗流派，以第一義比喻漢、魏、晉與盛唐之詩，以小乘禪比喻大歷以還之詩等，這其中還蘊含著高下之較，如賈島、姚合之詩不如盛唐諸公之詩等，以禪修的境界之高下來比喻詩的高下。

嚴羽除了以禪喻詩之外，還有以禪論詩，或者說他的以禪喻詩實際上包括以禪論詩，這在他的詩話當中可以看出：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2］12—13

“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是說禪道與詩道的相似性，以禪道喻詩道，而他接下來對孟浩然詩歌的品評就屬于以禪論詩而非以禪喻詩了，他關于悟的不同層次劃分也是用來論詩的。張少康先生認為，在嚴羽，以禪論詩與以禪喻詩是沒有什么區別的，以禪喻詩，總是禪與詩在某一點上原理相通（在認識佛理與詩理一點上一致，均靠妙悟）。所以，以妙悟喻詩，也可以說是以禪論詩。［3］嚴羽的以禪喻詩并非單純的比喻，而是喻中有論、論中有喻。以禪喻詩之喻，實為曉喻、明白之意，并不局限于比喻、譬喻等修辭手法，嚴羽的以禪喻詩只是用禪來說明詩學，至于具體方法是比喻還是論述，嚴羽對此不做計較?？梢哉f，嚴羽的以禪喻詩是對蘇軾以禪參詩、以禪論詩的繼承和發展，比蘇軾的更具有理論性和系統性。

（二）對自然詩風的提倡

自南朝以來，自然詩風開始得到普遍的認可，鐘嶸、劉勰都推崇自然之美。唐人也追求自然的審美風尚，如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將自然列入其中。及至蘇軾，自然被蘇軾賦予了新的內涵，具有更深層的涵義。

蘇軾曾痛斥揚雄的艱深之辭，“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保?］1418（《與謝民師推官書》）蘇軾對楊雄的痛斥實則是對這類語言風格的批判。他在《謝歐陽內翰書》中進一步對古文運動中出現的奇異險怪、生澀冷僻的形式主義文風進行抨擊，“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4］1423。蘇軾還說“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之余，溢為奇怪，蓋出于不得已也”［4］1532?！耙鐬槠婀帧痹从谧匀簧l，自然才是工巧的基礎，也只有出于不得已的“溢為奇怪”方可入詩，若是刻意求奇就違反了自然。

與反對奇異怪癖的文風一樣，他對于詩歌求奇也持否定的態度：“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保?］2109蘇軾認為盲目地追求新奇是不可取的，因為詩歌創作畢竟存在著內在的客觀規律，一些題材領域、語言風格是不適合入詩的，刻意在形式上求奇反倒會破壞詩歌的藝術性。除了要求詩歌形式上的自然之外，蘇軾對自然詩風的提倡還有更深層的涵義，他提出了“隨物賦形”的觀點：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4］2069（《蘇軾文集》卷六十六）

在“隨物賦形”之外，蘇軾還有“沖口出常言”之說，后者是一種創作心理狀態，前者是后者的創作表現，二者相輔相成。只有“沖口而出”才能做到“隨物賦形”，也只有以“隨物賦形”來要求個人的創作才能真正做到心靈不受外物所役的“沖口而出”，它們的核心指向的都是自由的心靈。蘇軾極為推崇陶淵明，他對陶淵明的心靈自適也尤為贊賞：“‘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聊獨盡，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腹澮詿o事自適為得此生，則見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4］2091（《題淵明詩二首》）陶淵明返歸田園、悠然自得，蘇軾將其歸結為“無事自適”，即隨心適性、不役于物。也正因為陶淵明無心而自然的心靈狀態，才創作出了《飲酒》這樣的千古佳作。

從“沖口而出”和“隨物賦形”出發，創作出的作品便有不假雕飾、自然暢達的風格，他曾如此評價謝民師的詩文：“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保?］1418（《與謝民師推官書》）他以行云流水來比喻詩文之自然，體現出他對于自然詩風的追求，即以自由的形式表達自由的心靈。因此，蘇軾對自然詩風的提倡不僅僅指詩歌語言的平易和暢達，而且還指詩人依據事物的自然之理進行的自由創作，這便是“文理自然”。再者，因詩人的稟賦、性情和閱歷等不同，所創作出的詩歌自然會各有千秋，“姿態橫生”。

與蘇軾相似，嚴羽也提倡自然詩風。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對雕琢的詩風予以斥責，反對在詩歌中使用典故：

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著意到何在。［2］23（《滄浪詩話·詩辨》）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2］85（《滄浪詩話·詩法》）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2］86（《滄浪詩話·詩法》）

嚴羽的這些觀點是對鐘嶸詩學思想的繼承，鐘嶸標榜“自然英旨”，反對詩歌使用典故、提倡“直尋”的創作方式，“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有直尋?！保?］10（《詩品序》）如“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等俱寫即目所見。嚴羽同鐘嶸一樣，不僅反對用典，而且也強調詩歌的情感本質。

嚴羽在《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開篇云：“仆之《詩辨》，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保?］176明確表明了《詩辨》的寫作動機是“說江西詩病”，指出江西詩派詩學中的缺陷、問題。宋詩多用典故是事實，黃庭堅在《答洪駒父書》中說：“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保?］347黃庭堅的詩歌極喜用典，用典的范圍非常廣泛，涉及了經史子集以及佛教典藏等各類書籍，幾乎到了無書不用的地步，他的這一創作方法對江西詩派影響很大?！盁o一字無來處”更是江西詩派的重要創作理論，江西詩派尤為重視遣詞造句的“來處”，這便是嚴羽說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江西詩派講究詩歌的用典、使事、煉字、和韻等，旨在強化詩歌的藝術性，但是竭力地追求典故運用、字句錘煉等反而不符合詩歌的本質，甚至造成“但賭文字，不見情性”的反面效果，因而嚴羽多次強調“不必多使事”“不必有出處”。

嚴羽對自然詩風的提倡實際上還反映出了他對詩歌本質的認識。在總結宋詩以文字、才學、議論為詩的藝術特征之前，他提到“詩者，吟詠情性也”。嚴羽繼承了“詩緣情”的傳統，強調恢復詩歌的情感本質。以江西詩派為代表的宋詩突破了前代詩歌“吟詠情性”的本質，過度用典、刻意運思、以文字、才學為詩等，刻意形成了與唐詩迥異的藝術風格。嚴羽對此感到痛心疾首，也由此確立了他推原漢魏、尊崇盛唐、貶抑兩宋的詩學觀。嚴羽對自然詩風的提倡主要針對的是江西詩派用典之風的盛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可見，蘇軾和嚴羽都提倡自然的詩風，他們都要求詩歌語言平易、自然、流暢，都認為詩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種自由創作而非苦心孤詣的結果。而蘇軾對于自然詩風的認識更加精深，其中還蘊含著詩人以自然的心理狀態對事物的自然之理進行自由表現之意。這說明他們的詩學觀點同中有異，需要對這些觀點進行仔細地辨析。

二、差異性比較

除了相似之外，他們的詩學思想還有著明顯的區別，這是比較他們詩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維度。宋代是一個充滿了理性化和論辯性的時代，宋人對情的理性自覺也影響到了宋詩的創作。黃庭堅曾說：“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能成章?！保?］634這針對的雖是初學者，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宋代詩人尤其是江西詩派在作詩時往往處于一種理性自覺的狀態，對自己要表達的情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由于理性的過多介入，詩人鮮活自然的生命情感被理性化、概念化的情感所取代，這就導致了詩歌缺乏情感意趣，只剩下僵硬刻板的議論說理。面對這種狀況，蘇軾和嚴羽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撥。但是他們所采取的具體策略是不同的，對于詩歌當中情理關系的認識也不同，代表著兩種審美認知。

（一）嚴羽對宋詩尚理的否定

嚴羽揚唐抑宋正是由于“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眹烙鹫J為“理”與“意興”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但是他也看到了詩歌沒有把“理”完全排除在詩的屬性之外，朱靖華先生指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稱“詩有詞、理、意興”，這只是從思維方法和表現手法的角度提出了怎樣把抒情詩入“理”的問題。［7］也就是說，嚴羽并不認同在詩歌當中直接表達“理”，嚴羽所說的“理”屬于認識論的層面，指向的是知識和理性。對嚴羽的“尚理而病于意興”需要結合“別材”“別趣”及“興趣”來理解。

在“別材”“別趣”之前，嚴羽提出了“妙悟”說，他以“悟”的高下來區別詩人感悟能力和詩歌審美趣味的高下。他還以孟浩然和韓愈為例，來說明學問并不是作詩的關鍵，“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在嚴羽看來，詩人之感悟能力和詩歌審美趣味與讀書和窮理尚無直接和必然的關系，“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而多讀書和多窮理對于詩歌創作和鑒賞有著重要的作用，“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如何激發這一作用，將知識、義理運用地恰到好處，便在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也就是說不要刻意地將事理、物理、道理等表現出來。唐人之“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就是指將事理、物理、道理融入詩中而不露痕跡。實際上，詩歌創作與欣賞是復雜的審美心理活動，“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只是其中一種，“尚理”者也未必無好詩，宋人以議論為詩，也有不少佳作。

關于宋代的議論說理詩，歷來褒貶不一。張戒與嚴羽的認識相仿，他在《歲寒堂詩話》中說道：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8］455

張戒貶抑蘇軾，反對以議論作詩，認為議論說理的詩歌是沒有詩意的。而沈德潛如此評價詩歌當中的議論：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傖父面目耳。［9］127

相較而言，沈德潛的看法比較中肯，需要注意的是，“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否則詩歌容易陷入膚淺粗疏、干癟枯燥的泥沼。宋代的議論說理詩不乏優秀之作，如蘇軾的《自題金山畫像》等。

嚴羽對尚理詩的否定主要在于尚理詩不符合他的審美趣味，其審美趣味著眼點在“興趣”而不在“理趣”?！芭d趣”由嚴羽首次提出，是“興”的派生詞?！芭d”有著悠久的歷史，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它的最初含義是“起也”，詩歌具有引起人的聯想、感發人的志意的功能。在《毛詩序》的“六義”說中，“興”不僅有“起也”的意思，還與“賦”“比”一起構成詩歌藝術的表現形式。鄭玄注解《周禮》云：“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保?0］610劉勰關于“興”的解釋為：“‘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環譬以托諷”［11］324（《文心雕龍·比興》）。他們注重的是詩歌所寄托的諷喻，包括后來陳子昂的“興寄”說、白居易的“美刺比興”說亦如是。鐘嶸對于“興”的認識則是比較特殊的，他以“文已盡而意有余”對“興”做了重新定義，這是在“言不盡意”思想的影響下，對詩歌審美特征進行的概括，也是對劉勰所提出的“隱秀”論的一種發揮。鐘嶸從詩歌藝術的美學特征方面來認識“興”，剝離了美刺諷喻的功能，專用來表示含蓄委婉的詩歌情味，為古代關于“興”的解釋開辟了一條新路。

嚴羽對于“興趣”的認識與鐘嶸一脈相承，其“言有盡而意無窮”與鐘嶸的“文已盡而意有余”可謂異曲同工。嚴羽將“興趣”與“吟詠性情”結合起來，由詩歌抒情的本質引出“興趣”這一審美范疇，這也就意味著“興趣”與“情性”密不可分，“情性”是“興趣”的本源。學者陳伯海指出，嚴羽的“興趣”是指詩人的“情性”熔鑄于詩歌形象整體之后所產生的那種蘊藉深沉的美學特點，給人以清空悠遠、幽深雋永的審美感受。［12］58葉朗先生認為嚴羽的“興趣”是從“興”引申出來的概念，它指的是詩歌意象所包含的審美情趣，這種審美情趣是由外物形象自然觸發的，而不是人的理性有意安排的。［13］314興趣的核心是與物象緊密相關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體驗，在《滄浪詩話》中，“意興”與“興趣”的核心基本一致。嚴羽認為尚理會破壞詩歌的“意興”，在他看來在以情感為本質的詩歌當中注入理性的話語是不符合詩歌本質的。宋詩當中確實有很多議論說理詩，嚴羽便以此為批判的焦點，甚至把它們作為宋詩的代表，進而貶抑宋詩、尊崇唐詩。

（二）蘇軾對“妙理”的欣賞

蘇軾沒有明確探討過尚理詩的審美趣味問題，但是結合蘇軾對于“理”的認識以及他的詩歌創作可以發現蘇軾不同于嚴羽的詩學觀點。蘇軾曾說“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于口與手”［4］1793。他還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4］1418?？梢?，對于“理”的把握并非易事。蘇軾還多次提出“妙理”一說，“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凝神”［4］21?！俺鲂乱庥诜ǘ戎?，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保?］2210這里的“妙理”已經不再屬于認識論的范圍，“妙理”的本質不是理性的，而是審美的。冷成金先生認為，妙理在更大程度上蘊含著主體在對自然、宇宙精神的體驗過程中對人生現象和生命律動的情感化的把握，“妙理”與宋詩的理趣有很多共同之處。宋詩的“理趣”就是在宋詩中經常蘊含著一些人生哲理，但哲理不是抽象概括的名言警句，而是從富有詩意的形象中自然流露出來的。理趣的實質就是“趣”中之“理”，即詩意催生的哲理。美在本質上是屬于感性的，“理”在本質上應是與美無緣，但宋詩的“理趣”之所以是美的，主要在于化理為情，在更高的層次上與美的本質相契合。［14］544由于“妙理”之“理”、“理趣”之理都屬于審美情感而非邏輯理性的范疇，如果在詩歌當中能夠融物象、情性、理性于一體，那么這樣的詩歌便已經超出了嚴羽所說的“理”的范疇。

很多蘇詩都充滿著“妙理”，這樣的詩歌不同于嚴羽所說的尚理詩。有學者指出，蘇軾的許多詩作都具有“情—理—情”的審美結構，蘇軾作詩以情為本，“理”生于情，“理”是飽含深情的人生哲思，而非邏輯思辨之“理”，并且化理為情，此前的情經過“理”的洗禮而上升為更高層次的蘊涵著“理”的情。［15］97《和子由澠池懷舊》就是蘇詩中的代表：“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笔茁撘园l問起句，因人生勞碌奔波引發感慨、心生感傷，并以“飛鴻踏雪泥”表達人生空漠之感。頷聯對“飛鴻踏雪泥”這一意象進行深化，蘊含著人生虛幻縹緲之感，并且以飛鴻不計較雪泥上的爪痕來闡明人生在世不應為聚散無常所掛懷，應當持一種達觀從容的態度，這其實是一種應然之理。頸聯寫具體的人事物象變遷，這也是人生空漠之感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表現。尾聯再次發問，呼應首聯，以“路長人困蹇驢嘶”的生活情景作結，表達對往日生活的感懷，這是對人生勞碌奔波的自然之理的深情體認。此詩言淺意深，融情、理、景為一體，韻味悠長，能使人在讀完這首詩后領會和思索其中的哲理意味，而這種領會和思索又加深了詩歌“意興”的內涵，令人一唱三嘆、涵泳不盡。

蘇詩與唐詩的情理結構是不同的，唐詩以劉長卿的《餞別王十一南游》為例，“望君煙水闊，揮手淚沾巾。飛鳥沒何處，青山空向人。長江一帆遠，落日五湖春。誰見汀洲上，相思愁白”。全篇即景抒情，感情真摯動人，不舍與友人分別之情躍然紙上，但這其中又暗含著人生之理，不舍分別是人之常情，而分別便是人生的自然之理，這就是嚴羽所說的“尚意興而理在其中”。與此類唐詩相比，蘇詩在繼承唐詩“意興”的同時，擴展了詩歌當中的哲理。蘇軾的“妙理”詩不是嚴羽所謂的尚理詩，蘇軾的創作實踐已經突破了嚴羽對尚理詩的認識，雖然蘇軾并未對此進行進一步的理論總結，但從他對于“妙理”的體會以及他的詩歌創作亦可發現二者詩學思想的區別。

（三）審美認知不同之探究

議論說理詩有好有壞，嚴羽一概論之進行貶抑，這是“宋詩尚理而病于意興”之說的片面性之一。尚理之理有思辨之理與情理之理之分，嚴羽不加區分以偏概全，這是“宋詩尚理而病于意興”的片面性之二。嚴羽似乎沒有注意到在宋詩當中除了純發議論的詩歌之外，尚有許多通過意象生發議論和哲理的詩歌，這是對前人借景抒情傳統的繼承和發展，通過意象來感慨人生、抒發自己對于人生的哲見，這已經不是干癟的說理，而是情、景、理的交融，雋永有致、韻味悠長，令人回味無窮，如《和子由澠池懷古》等。然而，嚴羽不僅不認可在詩歌中議論說理，而且對于具有審美特質的“妙理”之“理”、“理趣”之理也視而不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見。

究其原因，一方面這大概是由于他受到象山心學的影響比較多。據史料記載，嚴羽“常問學于克堂包公”［16］426。包公即是包揚，他是象山心學的嫡系傳人。象山心學認為“心即理”，“理”已不再占據主導地位，對“本心”的把握是一種整體直覺性的把握，這是一種直接明了的、整體的悟徹過程。相對于程朱理學拒斥人的感性情感經驗，將感性情感規范化、理性化乃至刻板僵硬化，象山心學重視個體生命鮮活自然的情感體驗，并使其能保持在富有生命靈性的自然狀態。它對于詩學、文學的啟示意義在于：當詩人進行創作時，他所表達的情感就不再是完全經過理性處理了的概念化情感，而是一種活潑自然的生命情感體驗。［17］71受象山心學影響，嚴羽強調對詩歌進行直覺性的把握，他認為詩人的情感體驗應當處于一種未經理性過濾的自然鮮活狀態，使詩歌具有流動性、富有韻味。另一方面，當時影響很大的江西詩派以文字、才學、議論為詩，他們中的許多詩人專于詩法、刻意求工、在詩歌當中議論說理，詩歌不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出現了許多枯燥無味、“意興”盡失的詩作。嚴羽為了直擊要害、改變詩風，提出了與“情性”密切相關的“興趣”說，并且對于富有“妙理”之詩也一并否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矯枉過正。

與嚴羽相比，蘇軾的詩學思想更加具有開放性和合理性，這從他對于“妙理”的認識可以看出。上文提到蘇軾的詩學思想以其哲學思想為基礎，蘇軾對于“妙理”的提出亦如是。蘇軾在注釋乾卦象辭時說：“情者，性之動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無非性也?！保?8］5蘇軾從人的自然本性中抽繹出情，再讓情進入到本體的層次，使情、性、命處于同一層面。這里的情已經超越了物質層面上的自然需求，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又經過了理性的過濾，融通著理性的更高層次的情感，是人事活動和人生價值的本源和依據。［14］99蘇軾認為“情”是蘊含著理性的情，情感與理性是可以實現和諧統一的，這也為富有“妙理”之詩的創作奠定了理論基礎。朱靖華先生曾說：“詩歌可以以性情為其本質特征，但并不排斥理性觀念，因為人的精神世界是個有機的整體，情性與理性雖然分屬為兩個不同的領域，卻又存在著一定的溝通——即在藝術的審美情感活動中，總是有著思想理念的滲入，當詩歌進行深刻的理念活動進程時，它可對審美情感發生必要的引導和哲念的升華，從而促進審美情感活動的有利發展和內涵的豐富?！保?9］這意味著詩歌作為一種具有審美超越性的精神產物，在以情感為原則進行創作時并不排斥理性思考。而且在詩歌當中經由情所生發出來的“理”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思辨，“理”具有了審美的意味，這也是“妙理”的特殊性所在。

總之，蘇軾和嚴羽對于詩歌的審美認知是不同的。嚴羽受象山心學的影響，以“妙悟”“情性”“興趣”為其詩學思想核心，反對宋詩尚理，對議論說理詩和富有“妙理”之詩一概而論，造成其詩學思想的片面和局限。蘇軾以深厚的哲學思想為基礎，對“情”進行了深度的闡發，為詩中“妙理”的呈現提供了哲學依據，構建起詩歌“情-理-情”的審美結構，豐富了前代詩歌中的情理結構，推動了詩歌新的發展。雖然嚴羽的認知不及蘇軾的深刻，不過他們都反對以理制情，這意味著他們的詩學思想異中有同。

三、各自的后世影響

蘇軾、嚴羽的詩學思想對后世詩學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可以發現他們各自的價值與意義，關于后世影響問題本文簡要論之。就蘇軾而言，其詩學思想的后世影響不及詩歌影響大，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如此評價蘇軾：“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曠，等于天馬脫羈，飛仙游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后，又開辟一境界也?！保?］112沈德潛盛贊了蘇詩以天才般的筆觸對宋詩新體制的開拓。王國維還將蘇軾與屈原、陶潛、杜甫并列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四大詩人之一。他在《文學小言》中說：

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20］307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東坡乎?。?0］308

蘇軾的詩歌成就世所公認，他的詩學思想雖不及此，但也對后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他對于陶淵明的重新發現和對“平淡”詩美的推崇：

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4］2515（《蘇軾佚文匯編》卷四）

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4］2109（《蘇軾文集》卷六十七）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4］2109—2110（《蘇軾文集》卷六十七）

蘇軾獨好陶淵明之詩，把陶詩的平淡美作為最終的藝術追求，這是對陶淵明詩歌的重大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陶淵明沒有受到普遍的重視，終唐之世陶詩也不顯赫，直到蘇軾對陶淵明推崇備至，從此之后陶詩才有了相當高的歷史地位。李澤厚先生對此說道：“蘇軾發現了陶詩在平淡質樸的形象意境中所表達出來的美，并把他看作是人生的真諦、藝術的高峰，之后陶詩都一直以這種蘇化的面目流傳著?！保?1］218南宋理學家朱熹認為陶、柳詩有“蕭散沖淡之趣”，金代的元好問以“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來論陶詩，這些都是從蘇軾的觀點而來。此外，蘇軾以情為本的詩學思想對于明中葉以來的浪漫主義思潮也起到了先驅作用。

相比宋代其他詩話，《滄浪詩話》因其系統性和理論性成為兩宋最負盛名和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嚴羽對詩歌進行了不同歷史階段的劃分，是對劉勰“質文代變”思想的深刻體認。嚴羽立足于對宋詩的反思，旨在闡發和弘揚盛唐詩歌，維護以盛唐詩為典范的詩體的純粹性，確立了盛唐詩歌至高的歷史地位，對后世影響深遠。此外，嚴羽詩學思想影響較大的還有“妙悟”“情性”“興趣”等范疇，如謝榛將“興、趣、意、理”作為詩的四格，其“興”就是對嚴羽“興趣”說的繼承。主張“性靈”說的袁枚曾說：“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詩?！保?2］474這與嚴羽的“詩者，吟詠情性”如出一轍。而且袁枚也很重視“悟”，“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眾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示我周行”［22］478?！傍B啼花落，皆與神通”與嚴羽的“入神”相通，嚴羽曾說“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2］7—8?！吧裢ā迸c“入神”指向的都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境界非“悟”不可得。王士禎也自稱深受嚴羽影響，繼承了嚴羽的以禪喻詩，“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22］371。他的“神韻”說也與嚴羽的“妙悟”“興趣”相關?？傊?，嚴羽的詩學思想影響了明清之際的許多詩論家。

如此看來，蘇軾與嚴羽的詩學思想從不同方面對后世產生了影響。嚴羽作為一個自覺的詩歌批評家，他的《滄浪詩話》受到了后世許多詩論家的關注，后人對其詩學思想有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揮。而蘇軾是一個不主故常、思想解放、個性自由的天才，他的詩學思想更加靈動和豐富，比較難以全面把握，蘇軾沒有論詩專著似乎正體現出其詩學思想的豐富性，非一本詩話可以容納。蘇軾詩學思想的后世影響主要集中在一些詩學觀點上，其詩學思想的深刻性和自足性似乎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挖掘。在知曉蘇軾詩歌成就的同時，還應了解和關注其詩學思想，尤其應當重視其詩學思想的內在邏輯和深層涵義。

總之，蘇軾、嚴羽的詩學思想異中有同、同中有異，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嚴羽的一些詩學觀點來源于蘇軾，是對蘇軾詩學觀點的繼承，而在繼承之外還有明顯的不一致。嚴羽敏銳地感受到了宋詩尚理的藝術特性，并以說理議論詩為批判的焦點，對此他要求回歸“詩緣情”的傳統，強調情感的自然流露，推原漢魏、尊崇盛唐，具有一定的復古傾向。實際上，嚴羽詩學思想的適用范圍比較狹窄，他推崇的只是情景交融、詩境含蓄的這一類詩歌。相比而言，蘇軾的詩學思想更加切合時代，他提出“妙理”之說，在繼承詩歌情景交融傳統的基礎上，融情、景、理于一體。他以情馭理、以理化情，不僅拓展了詩歌的思想內容，而且也確保了詩歌的情感本質，并以自己的創作印證和豐富了這一詩學思想。嚴羽和蘇軾的詩學思想雖有種種不同，但是他們在理學興盛的時代都反對詩歌創作以理制情，強調詩歌的情感本質，皆有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此外，相比《滄浪詩話》的后世影響之大，蘇軾詩學思想的理論性和深刻性則有待進一步的關注。通過對蘇軾和嚴羽詩學思想的比較和分析，除了以彼此為參照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窺見宋代詩學思想概貌之外，也有助于更加客觀、深入地把握宋詩。

注 釋

［1］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宋〕嚴羽撰，普惠等評注：《滄浪詩話》，中華書局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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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

［5］〔南朝梁〕鐘嶸：《詩品》，古直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蔣述卓等編著：《宋代文藝理論集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7］朱靖華、王洪：《試評嚴羽的東坡論》，《文學遺產》1986年第3期。

［8］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

［9］〔清〕葉燮、〔清〕沈德潛：《原詩 說詩晬語》，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

［10］〔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

［11］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

［12］陳伯海：《嚴羽和滄浪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冷成金：《蘇軾的哲學觀與文藝觀》，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

［15］包樹望：《蘇軾理趣詩情理結構分析舉隅》，《中國蘇軾研究》第11輯，學苑出版社2019年版。

［16］陳定玉編：《嚴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7］程小平：《〈滄浪詩話〉的詩學研究》，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

［18］〔宋〕蘇軾著，龍吟譯評：《東坡易傳》，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19］朱靖華：《略說宋詩議論化理趣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

［20］王國維：《人間詞話手稿全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4年版。

［21］李澤厚：《美的歷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2］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