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仕隱心態研究

◇吳宇軒

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幾經大起大落。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蘇軾對仕隱關系有著很深的思考，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蘇軾把“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理發展到一個新的質變點”［1］164。蘇軾經歷過矛盾痛苦與艱難掙扎，但最終憑借一套特殊的文化-心理機制實現了仕隱關系的平衡，形成了“不必仕，不必不仕”［2］369（《靈壁張氏園亭記》）的仕隱觀。蘇軾以其生命實踐展現出的仕隱心態，以其文學作品表現出的審美化人格境界為后世士大夫提供了全新的處世模式和人格典范。

回顧蘇軾四十多年坎坷的仕宦生涯，我們發現，在其人生的不同階段，蘇軾對仕隱關系有著不同的理解與思考，其仕隱心態呈現出不同特點，表現為仕隱矛盾“初現—深化—激烈—平衡—超越”的心態，這一流轉過程也是蘇軾人格境界不斷提升的過程，而蘇軾一生仕隱心態的流轉變化則體現出蘇軾人格境界的不斷提高。本文結合蘇軾仕宦經歷，主要關注蘇軾一生的仕隱矛盾及其在仕宦生涯中體現出的悲劇意識，并通過分析蘇軾對仕隱矛盾及悲劇意識的審美超越，考察蘇軾對仕隱關系的獨特理解以及在處理仕隱關系時的獨特文化—心理機制。

一、蘇軾仕隱心態的時代背景

中唐到北宋這一時期最為顯著的社會特征就是從政治本體時代邁向文化本體時代。蘇軾仕隱心態的形成也正是在這一文化背景下展開的。

所謂“政治本體”是指以政治為本體。這一時代，士人對政治懷有巨大樂感和無比信心，以政治作為人的價值依托和精神歸宿。漢至盛唐時期可稱為政治本體時代，士人對建功立業有著極高的熱情。漢唐以來形成的政治本體給了士人巨大的樂感，這一樂感其實是對歷史合理性的直接體認，因此在政治本體時代仕與隱的矛盾并不突出，絕大多數士人都以仕途作為實現個人價值的方式。包攬天人、氣魄恢宏的漢大賦，奮發昂揚、激情澎湃的邊塞詩歌，李白浪漫飄逸、瀟灑不羈的人生態度都是政治本體時代士人的情感在文學作品中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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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要么汲汲追求富貴功名，要么尋求感性身心的快適，蘇軾卻自嘲“身名兩無謀”，擔任節度判官期間，蘇軾學習了書判和獄事，然而內心卻有所困擾，產生了一種“敢問向所由”的迷惘和困惑。王文誥于“既得又憂失”下注曰：“蓋是時陳公弼實有舉劾之事，非泛言憂得憂失也?！碧K軾初到鳳翔，因公事繁忙本就感到煩擾不堪，而與鳳翔太守陳希亮之間發生的一些不愉快更讓蘇軾產生了厭倦仕宦之意?？梢娫邙P翔任上蘇軾既沒有實現政治抱負，身心也受到了束縛，和登山臨水、歡情縱游的閑暇之樂相比，功名富貴與政治理想似乎并沒有那么重要，蘇軾心中仕與隱的天平開始逐漸向“隱”傾斜。

所謂“文化本體”就是對本體不斷進行追詢，以追詢本身作為本體。這樣一來，本體就不是某個外在客觀事物，而是每個人的一種心靈狀態，本體就由外在轉向了內在。如果說，政治本體時代建立價值的方式是對歷史合理性的直接體認，那么文化本體時代建立價值的方式則是通過對既有價值的不斷質疑與消解，來建立起新的價值。文化本體時代的顯著特征在于其整體的內傾性，即不再將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寄托于現實政治。士大夫的目光由外在功業轉向內在生命，對人生意義進行追詢，試圖建立起全新的價值規范和精神依托。在追詢的過程中，逐漸突破外在束縛，回歸內心。

北宋士大夫處在政治本體逐漸消解、文化本體逐漸確立的時代拐點，他們對外在功業的態度由以建立事功來實現個人價值，轉向“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此外，他們還更多地關注個體的內在需求，開始內向的回歸與追詢。

首先，士大夫沉浸于感性生活，以個體生命的適意和本真情感的張揚作為精神歸宿。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做出過這樣的論斷：“自唐天寶間兩京陷落，過去的物質文明已交末運，跟著晚唐藩鎮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紛亂，人心愈發厭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歡回到內生活的追求?！保?］2北宋初期，城市發達，商業繁榮，勾欄瓦肆眾多，市民生活豐富多彩，這樣的社會環境激發了士大夫對感性生命的重視與顯揚，淺斟低唱、流連歌舞的優游生活讓宋代士大夫在事功之外發現了人的內心世界，目光從建功立業開始轉向個體生活。恰如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所說：“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心境?！保?］159

其次，強調內在的道德修養，重視個體人格境界的提升。不同于漢唐時期蓬勃的生命激情和巨大的政治熱情，宋代士大夫對人生多了一份理性思考，也正是這份理性思考讓他們意識到不是外在的政治功業，而是內在的道德修養對實現個人價值有著重要作用。宋代士大夫用文化的、審美的眼光洞察人生，因此他們往往能夠以一種平靜從容、灑脫自然的方式看待世事，擺脫現實的桎梏，在對內在心靈的塑造中逐漸完成對現實世界的超越。內在道德的修煉、人格境界的提升、心靈的自我調節成為北宋士大夫主要的價值取向。

漢唐時期士人的人格結構基本是二元對立的，或出仕為官，以建功立業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或退隱避世，于山林泉壑間追求心靈快適與精神自由。然而在文化本體的時代，宋代文人“不再滿足于或進或退的二向選擇，而試圖建構起一種融進與退、仕與隱、‘循理’與‘和樂’為一體的新型人格境界”［5］29。這種仕隱心態在蘇軾的生命實踐中非常典型，也可以說，正是蘇軾將士大夫的這種新型人格境界發展到極致，不僅實現了詩意化的審美人生，同時更為后世的士大夫提供了處世典范。

二、蘇軾的仕隱矛盾與悲劇意識

漂泊宦海半生，蘇軾飽嘗官場人情冷暖。沉浮起落、榮辱窮達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蘇軾對人生的思索更為自覺，也更為深刻。仕宦生涯中，仕隱矛盾?？M繞在蘇軾心頭，因此他時常興起悲劇意識，然而恰恰是在仕與隱的矛盾中，在悲劇意識的興起和超越中，蘇軾找到了價值建構的方式。

（一）仕隱抉擇初現——倅杭之前

詩作開篇先以花開花落這一自然現象引入，將如今謫居黃州時的清冷境況與去年徐州任上的對月酣歌進行對比?！叭f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瀉”則是對時光倏忽而逝的感慨，興起生命悲劇意識?！熬篃o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凌鮑、謝。至今歸計負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是說家中沒有田地能夠躬耕，因而無法退隱，心中空有政治理想和抱負，如今卻再無施展的機會，這是一種欲隱而不得，欲仕而不能的深切的政治悲劇意識。而此生恐怕再也不能實現功成身退的理想，只能感慨“至今歸計負云山”。詩作結尾蘇軾故作放曠語，說自己目前的生活沒有饑寒之憂，而“穿花踏月飲村酒”的生活似乎也與徐州任上“對月酣歌美清夜”的閑適并無二致，但“免使醉歸官長罵”一句卻讓讀者看到了蘇軾此時的尷尬處境，以戴罪之身加虛銜，沒有實權的蘇軾行為舉動其實頗不自由，可以想見其內心的苦悶。

蘇軾少時接受儒家正統教育，“奮厲有當世志”［6］1117（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又于嘉祐二年（1057）進士及第。年僅二十歲的蘇軾自然志得意滿，胸中激蕩著遠大的政治抱負，對自己的政治前途亦有無限企盼。嘉祐四年十月，蘇軾兄弟跟隨父親蘇洵離開家鄉眉州，赴京師參加制科考試，他高唱“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7］17（《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雖是寫山胡鳥，然其期盼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不言而喻。嘉祐六年，蘇軾參加制科考試入三等，可謂是獲得了極高殊榮。蘇軾上《謝制科啟》二首，初入仕途、意氣風發的蘇軾將自己的報國之志展現得淋漓盡致。

蘇軾少時即有“少年帶刀劍，但識從軍樂”［7］1128（《次韻和王鞏六首》其二）的志向，他始終關注北宋邊境境況，鳳翔任職期間，詩中常常流露出投筆從戎之意，多次表達自己的報國之志。試看《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棄擲理無還。長恐別離中，摧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為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羨子久不出，讀書虱生氈。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猛士憂塞壖。廟謀雖不戰，虜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妝刀镮。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7］215—216

此詩作于治平元年（1064）鳳翔任上，詩作開篇幾句先表達了對時光匆匆的感慨，與子由別離已過三年，思念之情尤為強烈。而從“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到詩作末尾，則表達了強烈的報國壯志?！罢煞蛑爻鎏?，不退要當前”不僅是蘇軾勉勵子由大丈夫一生貴在出仕做官，絕不能輕言退隱的激勵之語，更體現了自己內心忠君報國的滿腔熱血和對政治功業的向往憧憬。詩言如今西夏擾我邊境，朝廷已經到了危急的關頭，“山西良家子”穿著皮袍，花重金買了戰馬，用寶石裝飾刀劍，已經做好了出征的準備；而我何時也能親臨戰場，與敵人廝殺一番呢？此詩強烈地體現出蘇軾的斗志與激情，展現了積極昂揚的進取精神。

倅杭之前，出仕為官與避世隱逸的想法同存于蘇軾心中。二度出蜀的蘇軾本該志得意滿，一展宏圖，然而年輕的詩人卻不時流露出退隱之思。最早流露出詩人對人生意義的反思和對歸隱之趣的向往的作品是作于嘉祐四年（1059）的《夜泊?？凇罚?/p>

日落紅霧生，系舟宿?？?。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為夜飧，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嚘，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7］9—10

全詩可分為兩部分，從開篇到“兒女自咿嚘，亦足樂且久”是對?？卩l村生活的描繪。鄉村生活艱難，村民們以采樵為生，蔬食果腹，茅屋破敗，然而村民們并不哀戚悲苦，而是陶然自樂，頗有一番意趣。之后蘇軾則開啟了對人生的思索：人們面對世間諸多誘惑很難不心動，我如今也汲汲功名，為富貴奔走。村民們雖身處蠻荒，卻能安貧樂道，與麋鹿為友，這樣怡然自足的生活和我為了謀求功名富貴而汲汲奔走的生活究竟何種更有意義？詩中已然開始流露出對仕與隱的抉擇。此時蘇軾只有二十三歲，本應該胸懷大志、銳意進取，然而他卻在田園鄉土中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正式踏上仕宦之路以前，退居隱逸的山林閑趣對于蘇軾來說只是一種潛藏在內心深處的渴望；擔任鳳翔府節度判官后，蘇軾真切感受到了官場生活的壓力和束縛。而且在鳳翔任上，蘇軾處理的多是一些文書瑣事，其報效國家的遠大志向并不容易實現，這讓蘇軾對官場生活漸漸產生了失望厭倦之感。他自述心境：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偷。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镲L欲吹帽，西阜可縱游。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7］179—180（《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

雖然這一時期政治在士人心中已經具有了本體性意義，即能夠成為他們的心靈歸宿，然而在士人心底最深處，對于政治本體的質疑正在逐漸醞釀。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唐王朝由盛轉衰，此一時期詩壇充斥著對國家勢運與個人命運的雙重哀嘆，悲劇感十分強烈，傳統的價值觀在與社會現實的巨大沖突中遭遇反思。面對國運下行的境況，士人開始對政治本體進行質疑，政治正在逐漸喪失其維系人心的作用。唐末五代，政治黑暗，社會混亂，政治本體分崩離析，士人的關注點開始內轉，“政治的人”開始轉向“世俗的人”，至此，政治本體時代徹底宣告結束。當士人們所依靠的政治本體真正瓦解的時候，士人內心一片空虛，價值無所依憑，而此時人要“活著”的內在親證［3］的感受就特別強烈，渴望建立新的價值的沖動也就愈發強烈。在不斷對價值進行思考和追索的過程中，文化本體應運而生。

（二）仕隱矛盾深化——杭、密、徐、湖州時期

蘇軾因不滿王安石變法而自請外放，開始了外任為官的生活，從熙寧四年（1071）六月“除杭倅”到元豐二年（1079）七月因被羅織罪名而被捕入獄之前這八年時間，蘇軾輾轉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四地為官。這一時期，蘇軾心中的仕隱矛盾進一步被激化，因而不斷加深，在仕與隱的激烈沖突中，蘇軾內心的悲劇意識也更為豐富。

1．貪戀君恩與厭倦仕宦的矛盾沖突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變法”正式拉開序幕，朝中派系分野漸成，蘇軾多次上書神宗皇帝指斥新法之弊，招致了王安石的不滿；因而蘇軾自請外放，實是一種無奈之舉。雖然遠離了朝廷政治斗爭的中心，然而對蘇軾來說，這樣的遭遇可稱得上是“不遇”，因此初到杭州，蘇軾詩中就流露出深深的仕隱矛盾：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

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7］314（《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其一）

蘇軾雖然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認為某些新法欠缺合理性而不宜推行，但面對朝廷政治中心的利益、意氣之爭，蘇軾有一種深深的無奈感，因此一切都只能化作一句“眼看時事力難任”的嘆息。越深入體會官場生活，蘇軾就越發對仕宦感到厭倦，在對官場生活的不斷反思中，蘇軾對仕隱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試看《滿江紅·東武會流杯亭》：

萬千年來，人類社會總是沿著文明、富足的軌跡在前進。此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當然，我們的內心也因此變得更加孤獨。

東武城南，新堤固、漣漪初溢。隱隱遍、長林高阜，臥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更向江頭覓。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

軟件工程專業的畢業設計的基本流程，如圖1所示。教師擬定符合畢業設計要求的題目、學生選題、教師分發任務書、學生按照任務書的要求準備開題報告答辯，在此基礎上進行搭建軟件開發環境、軟件開發和設計、通過設計用例實現反復的集成測試，以及根據前期的文檔積累撰寫畢業設計說明書等文檔，最后進行畢業答辯。

官里事，何時畢。風雨外，無多日。相將泛曲水，滿城爭出。君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跡。［8］168

此詞熙寧九年（1076）三月作于密州任上。殘花吹盡，春日難覓，時光流逝的匆匆之感引發了蘇軾的惜春之情和生命悲劇意識，為下闋興起更深層次的悲劇意識做了鋪墊。下闋首先感慨官務繁多，何時能夠獲得一份閑暇，淡淡一筆寫盡對官場生活的倦怠之情。隨后追憶當年王羲之等人曲水流觴的盛況：王羲之的書法冠絕當時，當年與之對飲的孫綽、謝安也都頗負盛名，而如今只?！靶拗駶M山陰，空陳跡”，這就與“當時座上皆豪逸”的盛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個體生命太過渺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過一瞬，即使聲名顯赫，也終究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變成陳跡。這不可避免地引發了蘇軾對人生的思考：聲名到底有何意義？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在有限的時間里怎樣樹立價值？這些疑問又進一步加深了蘇軾內心的仕隱矛盾。

然而，這一時期的蘇軾并沒有找到超越因仕隱矛盾而興起的悲劇意識的方法，而且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報恩思想更使得蘇軾陷入了一種深深的矛盾中。事實上，蘇軾之所以一生渴望歸隱而未能實踐，原因已在上引的《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其一中言明：“貪戀君恩退未能?！边@里的“君恩”有兩重內涵：一是皇帝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如仁宗的欣賞提拔、神宗的幾次起用。而心中感念皇帝的知遇之恩除了可以看作是儒家傳統知識分子忠君思想的體現外，實際上也是蘇軾內心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的表現?！耙缘雷匀巍钡膬r值理想和政治抱負是支持蘇軾走上仕宦道路的原因，絕非輕易可以舍棄?！熬鳌钡牡诙觾群梢哉J為是官爵利祿等物質因素。蘇軾雖然并非為了謀求功名利祿而做官，然而必要的經濟來源和物質保障卻也是此時的蘇軾不能舍棄的。自我價值的實現和經濟來源的保障的雙重壓力讓蘇軾不能像陶淵明一樣毅然決然地選擇辭官。因此這一時期，蘇軾雖然常常在詩詞中抒發對官場生活的厭倦，表達歸去之心，然而卻并未泯滅報國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