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榷鹽制度下蘇軾民本思想的頑強表達與悲劇終結

◇李公羽

民本思想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民生情懷作為古代士大夫的理政追求，成為后世有理想、有抱負的執政者的方向和目標，也成為世代百姓歌頌、擁戴的楷模。北宋中后期空前嚴酷的禁榷制度，特別是榷鹽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增加了一些國家財政收入，但全部剝奪底層各類商戶的經營權，扼殺民間工商業正常發展，給百姓生存造成嚴重傷害，導致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蘇軾無論在京論策還是執掌地方，特別是在州郡實踐中，毫不隱諱自己的政治觀點、改革方略和民生情懷，以犀利、懇切或隱喻、諷刺等言辭頑強表達其民本思想，堅持以不同方式為民發聲、為民求情、為民謀利，強烈抨擊與民爭利、“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的榷鹽政策。這期間，蘇軾從政策制度、治理實踐、操作落實，到民意表述、輿情披露、個人調適，都有重要表達與記錄。

一、榷鹽制度是煕寧變法的重要內容

中國古代政府為擴大財政收入，實行某些商品專賣，限制或禁止民間商業貿易，稱“禁榷”。在宋代，這種帶有強烈計劃經濟色彩的禁榷，是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條例司，親撰《乞制置三司條例》，并明確“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1］745，開始變法準備。次年，安石拜相，即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推行變法。此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以“理財”“整軍”為中心，以全面推行青苗、免役、榷鹽等政策為主要內容，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財政收入，增強了國防力量，對改變北宋積貧積弱局面不無意義。然而，國之變法，不能匆忙行事急風暴雨，不能不顧實際“一刀切”，不能聽不進不同意見，宏觀政策制訂要有微觀配套措施，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要提高生產力，不能以重新分配利益為主，特別是基本政策不能傷害百姓利益。缺少這些原則的煕寧變法，至熙寧九年（1076）即陸續被廢，至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而落幕，前后歷時僅十五年。

（一）禁榷專賣制度之利弊

史記漢武帝時即有官府壟斷食鹽產銷，后世又將鹽稅并入鹽價征收。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即已說明：“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于官矣?！边@種明確的榷鹽制度，亦稱“官鬻”。

北宋王朝給人政治比較開明、優待臣民的印象。特別是初期，政治上較為寬容，經濟上也盡量便民。宋太祖立朝之初，認為五代時鹽法太峻，降低了榷鹽違禁標準：“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堿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闌入至三十斤、鬻堿至十五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贝撕蠖啻畏艑捳?，“自乾德四年后，每詔優寬。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鬻堿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黥面送闕下?！保?］16—17

北宋中后期，朝廷鋪張奢華，機構冗員龐大，邊疆戰事頻仍，外交開支驚人，國力軍力吃緊，朝廷財政負擔日見沉重。為維護王朝統治，執政者通過多種手段開掘財源，以經濟行政立法等方式，干預工商管理、市場交易、外交外貿、貨幣金融和財政稅收等各方面，以確保財稅收支。更加嚴格的禁榷制度應運而生，租稅苛刻，禁榷嚴酷。以國家、軍隊財政需求為出發點，以官營國有壟斷工商業經營為渠道，不僅沿襲漢唐以來對鹽、鐵、酒的官營，而且擴大到煤炭、茶葉、馬、羊等領域。禁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但確屬飲鴆止渴，剝奪底層各類商戶的經營權，扼殺民間工商業正常發展，后果嚴重。

王安石面對國庫巨額開支的實際壓力，采取一系列嚴酷經濟政策，強制實行國家專營。事關民生、不可或缺的食鹽，首當其沖，被列為重要的禁榷商品。并且王安石不斷變更鹽法，以保障最大限度地獲取鹽利，支持國家財政，成為變法的重要內容。這一時期鹽法的總體特征是加強官購、官運和官賣，史稱“熙豐鹽法”，重點在于嚴禁私刮煎鹽、私鑿鹽井、私運販鹽，包括河北等某些傳統的通商區域也被納入權法地區。［3］

（二）鹽法多變之后果

各地在執行鹽法過程中，多有極端，嚴重傷害民生。蘇軾《上神宗皇帝書》中批評說：“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陜西糧草，不許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保?］735此前民眾買布，是用現錢，現在卻要用食鹽折換，不僅徒增百姓負擔，而且使民眾對青苗法規定“不許抑配”產生強烈懷疑。

這一時期，鹽法多變，皇帝（中央）、官僚（地方）和百姓三者的利害關系不斷調整。朝廷逐步趨向更為嚴格地管控食鹽，統一收購，分區經銷，徹查私鹽。而官商勾結，以極大的貪欲侵吞鹽利。榷鹽制度要通過層層鹽商實現，鹽商往往販私、偷稅。初衷為富國強兵的禁榷專賣制度，演化為層層強索盤剝、處處低買高賣、官商囤積居奇的傷農害民苛政。這種“官鬻”制度從變法起不斷升級，日見嚴酷。稗販破產，貧民積怨。亭戶和廣大百姓走投無路，揭竿而起，史記多地“盜賊蜂起”。

據統計，宋朝雖未形成如黃巾起義、黃巢起義一類大規模反叛，但農民起義數量之多前所未有。食鹽官運官賣，“雖為朝廷略增鹽利，卻因背棄‘祖宗優恤’政策及信義而失掉了民心，在密邇遼、金之地，‘冦盜’紛起，后果極其嚴重”［3］。嚴酷的禁榷制度，縮短了變法的壽命，并且客觀上加快了北宋滅亡。

（三）鹽務官吏為求鹽利，不惜殘虐生靈

鹽法暴利，至宋朝中期已登峰造極。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實施變法，任命章惇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參與制定新法。章惇廢棄原來的券法，改行“清一色官賣”法，即官吏扮演券商角色“和雇車乘，輦赴本路州縣鎮鬻之”，“使人人自赴官場收買”食鹽。十多年間，章惇強力推動食鹽官運官賣，此舉遭太原知府韓絳等人強烈反對。［3］激烈反對食鹽官賣者，蘇軾是帶頭人之一，其他包括文彥博、王巖叟、上官均、蘇轍等敢為百姓爭利、敢于直言進諫的大臣，形成人數眾多、力量強大的反對派。

煕寧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重掌相印，閏四月張景溫即以“大理寺丞”出任“提舉出賣解鹽”。由此開始，開封所在中原五州，一改過去“官不復榷”的便民政策，全部由州官賣鹽，價格奇高，百姓不買。張景溫強令民眾每天買官鹽，按家財貧富，分配數量。通令懸賞，舉報買賣私鹽者，以犯人家財獎賞。當日食鹽吃不完，過夜即按私鹽重罰。由此進一步造成經濟混亂，社會動蕩，民怨沸騰。兩京、京東路等二十余處官鹽販運場，均在張景溫直接管轄下，這些地區的百姓，被逐日逐戶地超量抑配食鹽，騷怨四起。

二、蘇軾堅持法以便民，強烈反對鹽課浩大與民爭利

蘇軾一生，無論在朝在野，以民生為重，求民利為本，堅持法度便民的原則。從早在鳳翔任職時，他便提出“以官榷與民”，主張“民營其利，國得其稅”。在《策別十三》中，他明確批評朝政用盡衰世茍且之法：“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茍且之法，莫不盡用矣?！保?］268煕寧新法，特別是榷鹽制度，不僅于民不便，而且“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這使蘇軾痛心疾首。

熙寧四年（1071）春，蘇軾先后以《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詳細列舉新法弊端，以調查研究的事實和系統的理論分析，嚴肅指出“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預言新法必將失敗的結局。這使王安石對他徹底失望。他自己也深知不可共事，自請出京，開始了通判杭州、知密州、知徐州三番外任。

他結合自己這期間多地任職的觀察感悟，多次上疏請罷榷鹽，提出不斷糾錯的改革方略。蘇轍為其作《東坡先生墓志銘》說：“（蘇軾）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于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保?］1《宋史·蘇軾傳》也記：“時新政日下，軾于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保?］8639

（一）通判杭州時值兩浙鹽事急峻、緝捕鹽梟，蘇軾焦慮不已

熙寧四年（1071）十二月一日，蘇軾到達杭州。［6］218兩個月后，殿中丞盧秉因力推榷鹽有功，低資高用，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進制置發運副使，專提舉鹽事，到杭州。盧秉以酷吏嚴刑懲治私鹽，緝捕收監，連坐同保，罪及妻兒，甚至逮捕執法不力的官員，愈演愈烈，民不聊生，因而違法者更多。盧秉變本加厲，實行州縣各級負責制，“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于犯私罪者”［7］70。盧秉剝削百姓，以增稅收，違令則抓捕、囚禁、發配流放。發生如此慘案，“甚于青苗之害”，殘虐涂炭，甚于兵火。蘇軾置身其間，而且分管刑訴審理，進退兩難，度日如年。盧秉苛政，十多年后才有清算：“元祐初，言者論秉推行浙西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余人，秉坐降職?！保?］6

杭州牢獄，囚犯常滿。這是蘇軾每天要面對的事。他寫信給老友范夢得說：“近日并覺冗坌，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保?］1700煕寧八年（1075），蘇軾知密州時寫《上文侍中論榷鹽書》曾回憶通判杭州舊事：“軾在余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奸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保?］1400組成數百人的兵仗團伙，破壞鹽政，對抗官法，確令州府不安。

兩浙苛行鹽政，設定各州郡鹽稅標準，未達標官員拘捕問罪。蘇軾正任兩浙核心區域杭州通判，是分管司法的主官，而杭州落實新法不力，緝捕與鹽稅任務均未完成?！独m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六記煕寧六年事：“中書以兩浙提?刑獄盧秉書奏御：言‘杭州奏巡檢孫日用捕鹽賊不如格，乞沖替’。日用在職頗有勞宜，蒙矜免。王安石曰：‘近浙路鹽額大増，然州郡尚有不欲嚴禁者，故巡捕官未敢竭力，且人誰無過？陛下若知其可，任有違犯，且少寬之，則能吏奮矣?！碧K軾的屬下杭州巡檢孫日用，緝捕鹽賊不稱職，杭州報給盧秉，盧向皇帝報請予以貶降官職處理。王安石表示：近來兩浙地區收繳鹽稅數額激增，但仍有部分州郡長官不盡心竭力。但孫日用工作勤勉，值得同情。如果從寬處理，其他官吏會更加勤奮努力。此事雖未直接追究蘇軾責任，但這一系列嚴重事態，對蘇軾造成的精神壓力可以想知。這段往事，他多年后仍不斷提及，沉積胸中，不可磨滅。

煕寧九年（1076）春，蘇軾已在密州任上，他在《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中痛苦地回憶，當年通判杭州時，依法度追捕的盜賊多是販鹽違禁的小民，“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4］1397。幾乎同時，他在《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中回憶說：“軾在余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保?］1400每年近兩萬名因鹽得罪的民眾，背后還有多少家庭的悲慘歲月？官府投入大量人力財力追緝鹽犯，監獄爆滿，可謂怨聲載道。

（二）知密州，痛斥榷鹽之禍“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

章惇、張景溫主持鹽政的煕寧、元豐年間，京東路解鹽區官府配賣食鹽，使“民間騷怨”。蘇軾在山東密州、登州任知州期間，深受其害，為反對官賣，曾三番五次上書朝廷。

煕寧七年（1074）十一月底，蘇軾知密州軍州事，剛剛到任，即作兩千多字《論河北京東盜賊狀》［4］753—757。蘇軾詳細分析造成“盜賊縱橫”的具體原因：

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官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課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余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余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余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銷盜賊。［4］753—757

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兇歲。若不為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眾。［4］753—757

老百姓販一點食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農夫家族，如遇到災荒欠年，若不為盜，難以生存。蘇軾以自己在密州執政的體會，勸說皇帝調整法則，以便生民：“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卻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余貫，其余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睆娏κ绽U鹽稅，一年比過去增收刑事賠償兩萬貫，而用于緝拿違犯鹽法的人犯，用掉一萬一千，還有大量未曾捉獲的違法者，官府何利之有？蘇軾建議特敕河北、京東盜賊蜂起的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即販賣三百斤以下食鹽者不要收稅，仍由官方發給空白執照準予行商。并且“明言出自圣意，令所在雕印，散榜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圣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于鹽，奔走爭先，何暇為盜？人情不遠，必不肯舍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

煕寧七年（1074）十二月下旬，蘇軾知密州到任二十幾日，即寫《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4］1395在寫給代王安石為相的韓絳信中，蘇軾歷數蝗蟲之災、免役之法，傷民之痛，既而憤憤痛訴榷鹽之苦。通判杭州時，“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皟烧阒?，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薄懊苤葜}，歲收稅錢二千八百余萬，為鹽一百九十余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丙}稅已占全年稅錢的絕大部分?！八^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茍不能盡，民肯舍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后可，茍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碧K軾“愿公救之于未行”。

宋仁宗時，蔡齊出知密州，時密州一帶連年荒旱。蔡齊奏請朝廷免除百姓積年所欠稅糧，并請準開放“鹽禁”，救活無數饑民，為政有仁聲，歐陽修為其立傳。蘇軾知密州，當年“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蘇軾上奏：“臣聞天圣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于蔡齊，而陛下圣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4］757

煕寧八年（1075），三司使章惇向皇帝請榷河北鹽。宋初以來，河北路未實行榷鹽政策。煕寧九年（1076）春，蘇軾在密州得悉章惇力主河北、京東官榷食鹽，即作《上文侍中論榷鹽書》呈皇帝。

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東北之人，悍于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奸，常甲于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陜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痹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4］1400

有人提出，不能準許煮鹽灶戶私賣，可以賤買而賤賣，則不至傷民。蘇軾駁斥為“無異于兒童之見”：

東海皆鹽也。茍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灶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后，則其利必歸于私販無疑也。［4］1400

錢是有限的，循海皆鹽，如何買得完？何況鹽戶賣錢為眼前飲食，官錢卻總在一月之后，最后仍是會逼使民眾私下交易。這樣，民心喪失，而官府的錢財也耗盡了?！笆穸秘?，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蘇軾預言：“兩路之禍，自今日始?！笔聦嵣?，北宋的覆亡固然有多方面原因，而京東、河北鹽法引起的騷亂亦在其中。［3］

（三）登萊兩州強推官鹽，蘇軾批評“咫尺大海，頓食貴鹽”

北宋時屬京東地區的登州、萊州，因地臨海，從宋初即放行鹽業通商，“密登二州產鹽區，官不立課；其他州軍，亦‘官不貯鹽’”［3］。

元豐八年（1085）十二月，蘇軾知登州軍州事，是登州軍政一把手。登州，治所蓬萊，海岸線長，坐享漁鹽之利。他任職時僅五日，即接旨回京都任禮部郎中、起居舍人。雖僅五日，他了解民情，深為沿海民眾“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而痛責。民生急迫，憂心如焚，刻不容緩，他即上書《乞罷登萊榷鹽狀》，坦言沿海地區食鹽官營專賣三大危害，決乞罷榷：

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吃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灶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灶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于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4］1395

蘇軾態度決絕：“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碑斎?，他也考慮政府財政問題，因此提出按市場規則，“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灶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

時隔不久，登、萊兩州百姓破例獲準，不食官鹽，享此特惠數百年。登州、萊州舊時多縣都立“蘇公碑”，刻蘇軾《乞罷登萊榷鹽狀》原文。當代興建蘇公祠，百姓頌贊：“五日登州府，千年蘇公祠?！?/p>

這種為百姓設身處地、對朝廷苦口婆心的情懷，是張景溫輩無論如何也不能具備的。

三、抨擊榷鹽政策詩文成為“烏臺詩案”主要罪證

熙寧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新法在幾乎所有上層士大夫堅持反對的情況下，仍在艱難推行。進入改制轉折關頭的元豐二年（1079），發生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御史里行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舉報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譏刺朝政。御史中丞李定劾蘇軾四大可廢之罪，搜羅蘇軾在杭州所寫攻擊鹽政等詩句作為罪狀。

（一）大量詩文抨擊榷鹽政策，記述鹽政如虎

《宋人軼事匯編》記：“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內有蠅，吐之乃已?！保?］562變法期間，蘇軾雖自請外任，但親身經歷多地民眾在新法盤剝中的痛苦，創作不少流露或隱藏著民生哀怨、尖銳批評榷鹽時政的詩作。

1．對青苗法、榷鹽法的抨擊

煕寧四年（1071）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軾到達杭州。此時新法火熱推出，鹽政全面變革。蘇軾親見兩浙治鹽嚴苛，酷刑峻律，慘不忍睹。各處征調民工，開挖運鹽河道，鎮壓私鹽，導致鹽價飛漲，鹽梟猖狂。時法網嚴酷，查禁越嚴，私鹽越盛，官方緝捕，囚犯滿監；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蘇軾寫作多篇詩文，或明或暗，記敘兩浙特別是杭州一帶榷鹽苛政給底層民眾造成的悲慘境遇。

七言絕句組詩《山村五絕》，是蘇軾煕寧六年（1073）春在杭州所轄新城縣巡察時所作，客觀描述中隱含強烈義憤，將煕寧新法對農村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惡劣影響，集中而尖銳地反映出來。其中關于青苗法和榷鹽制度給百姓造成的生存危機，令后人悲愴感念不已。

其二

煙雨蒙蒙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教黃犢無人佩，布谷何勞也勸耕。

其三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其四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8］9—10

第二首“但教黃犢無人佩，布谷何勞也勸耕”，農夫或被征役，或卷入私鹽訴訟，已經沒有人種田了。前漢時，昌邑國郎中令龔遂要求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恢復農耕?，F兩浙地區鹽務急峻，榷鹽價高，貧民無以為生，輟耕罷市，鋌而走險，結黨犯禁，買刀鑄劍，以致兩浙盜賊蜂擁。蘇軾多么希望像龔遂那樣，奉勸他們飼牛耕作，不佩刀劍！

第三首寫七十歲老人還要腰插鐮刀到深山去割筍蕨充饑。不是如同孔子在齊國聽韶樂之后忘記肉的滋味，而是生活困苦，近來三個月吃不起鹽了。五年之后，蘇軾在密州任上寫《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仍不忘這一親眼所見之事：“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保?］1401

第四首寫青苗法傷害生產：到手一點青苗錢后，有村民大半時間到城里消費，只是小孩子學一些城里人的語音，農作物荒廢，錢也花光了。

這些作品真實記述了民眾在新法強行推進中的疾苦，表達了自己的同情和焦慮。

2．連日追捕鹽販、囚監罪犯已滿，除夕夜蘇軾值班哀慟不已

李杞曾任大理寺丞、發運司勾當公事，眉山人，蘇軾老鄉、好友，二人時有詩文唱和。蘇軾到杭州次月，寫《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十分傷感地描述了自己近來不得不履行的刑訴職責——追捕因犯私鹽或因鹽法破產以至暴亂獲罪的民眾：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棰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嘆一日娛。白云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發煩菖蒲。麻鞋短后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余，知非不去慚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8］7—8

《孟子·梁惠王》說“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治罪止于本人，不累及妻和子女。蘇軾在“追胥連保罪及孥”一句下自注：“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徙其家?！备斜姸嘈±羲奶幾凡兑蜇溗禁}而獲罪者，連坐保的鄰居和無辜的妻兒都被牽連、抓捕，通篇流露強烈的悲憤、傷痛、悔恨和無奈之情。春秋衛國大夫蘧伯玉，主張以德治國，體恤民生，實施“弗治之治”，是“無為而治”理論的奠基者。蘇軾不能像他一樣，而是不得不違背良心執筆斷案。法有明文，職責所在，只得依法收監，施以杖責，在“弓旌”“鞭棰”環境中，忍聽鹽犯和家眷的“呻呼”。他只有在詩中哀怨“鵠則易畫虎難摹”。

熙寧四年（1071）除夕夜，蘇軾按制規在杭州監獄值班，目中所見，囚室皆滿，感慨不已，即興題詩一首于壁：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念此系中囚。小人營糇糧，墮網不知羞。我之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從遣，閔默愧前修。［8］23

蘇軾哀嘆：我也無能為力，只是心中悲傷，愧對那些教導我們要關愛民眾、體恤蒼生的前輩先賢！

3．直指當朝君臣高高在上漠視人間疾苦

位于杭州灣北岸的仁和縣湯村，有鹽場；杭州灣東北岸，有鹽官縣，開有十處鹽場。盧秉要求在兩地之間開挖河道，以通鹽船。此二縣均屬杭州轄，蘇軾作為杭州通判，于煕寧五年（1072）十月奉命至湯村，現場督役，加快開挖河道進度。他趕到現場監工，天色未明，與民工一起冒雨踏泥去河道，寫《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記下悲慘凄楚的畫面：“……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保?］14罪惡的鹽務政策，不顧農耕，不計成本，而天雨助紂。

這段督役經歷異常艱苦慘痛，習慣與民眾同甘共苦的蘇軾也深感煎熬。蘇軾寫詩與所轄鹽官縣同僚戲言記述為督役鹽河所受之苦：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卻隨鴉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州賢將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腳凍硬須公軟。［9］772

煕寧六年（1073）二月，蘇軾在杭州巡視新城，縣令晁君成陪同，看完山中茶田，途中即興作《新城道中二首》。原本飽覽山光水色，贊賞春雨帶來茶農喜悅，順便美言山區縣令，但“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二句，譏諷亂山之外、朝堂之上的長官是混濁的。

在杭期間，各處巡查，感慨不已，又作《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山前山后水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8］16

春夏之交，一季桑蠶快要吐絲，麥子已經半黃。在最喜晴天、最懼風雨的節令，天竺山被雨水澆透了。男耕女織是社會生產兩大重點，持續的風雨水澇，男人停止耕作，帶有雨水的桑葉不能喂蠶，女人也不能攜筐采摘桑葉。原已在望的豐收，為浪浪雨水化為烏有，百姓疾苦，痛在蘇軾心中。觀世音菩薩本應救苦救難、大慈大悲，但這位白衣仙人，泥塑木雕，置若罔聞，高坐廟堂，安享人間禮拜。一為天災，一為人禍，蘇軾不滿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官吏，針砭時政，淋漓盡致。

（二）蘇軾體恤百姓堅持反對官鹽政策終成冤獄

在世人心中，蘇軾都是友善、寬容、通達、快樂之人，但面對輕漠民意、傷害民生、侵蝕民利的政客，他不論是否與自己、與本職有關，毫不隱諱觀點，剛硬、倔強、正直、不屈，而且堅持一生，不改不悔。因為這樣的脾氣，他不惜并且已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元豐二年（1079）七月，經過一番串通、謀劃，御史臺幾名要員相繼上書，揭發知湖州蘇軾的罪責。權監察御史里行的舒亶奏云：“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渌|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笔鎭嵰源苏f明蘇軾與皇帝針鋒相對，惡意譏諷，恨曰：“雖萬死不足以謝圣時?！保?0］1—2何正臣、李定等多名支持變法的“新進”御史，鼓動和挾持時任宰相王珪，共同檢舉蘇軾愚弄朝廷、謗訕君主，宋神宗只得批準捕蘇軾入監。

七月二十八日，因言獲罪的蘇軾被捕，長途跋涉，八月十八日押入御史臺的監獄。御史臺向皇帝提供蘇軾罪行《詩讞》，集中了近三十件詩文證據。第一件即《山村絕句》。

審訊中，蘇軾先后寫出一萬多字的《供狀》。第一部分“與王詵往來詩賦”，供述內容最多。其中多處與譏諷鹽務急峻相關。如：“‘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棰?！菚r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饑貧，言鞭棰此等貧民軾平生所慚，今不恥矣，以譏諷朝廷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欲與言，心知其非口喏唯?！菚r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意不喜其人，然不敢與之爭議，故毀詆之為陽虎也。又《山村》詩第三首云：‘煙雨蒙蒙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身。但令黃犢無人佩，布谷何勞也勸耕?！Y意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意言但將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自力耕，不勞勸督也，以譏諷朝廷鹽法太峻，不便也。又第二首云：‘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馍街兄损囏殶o食，雖老亦自采筍蕨充饑，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數月。若古之圣人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諷鹽法太急也?！保?0］7蘇軾又就《差開運鹽河》等詩作供述：“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勞民，轉致百姓疲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豬。又言軾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識于此哉？……以譏諷朝廷開運鹽河不當，以妨農事也?！毖赞o之間，仍看得出蘇軾并不以為詩作有何不妥，遑論罪責？

在“送曾鞏得燕子”一篇供有：“煕寧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軾答曾鞏書，除無聊譏諷外，其問有賦役毛起。鹽事急峻，民不聊生。意言新法不便，煩碎如毛之穴。又加鹽事太急，處刑罰，民不堪命?！保?0］24在《杭州觀潮五首》一篇，供有：“軾八月二十二日在臺，虛稱言鹽法之為害等情由，逐次隱諱，不說情實。二十四日再勘方招?！保?0］15可見蘇軾在御史臺獄中本不承認有譏諷之動機，但兩天之后“再勘方招”，不排除獄中使用了什么手段。

四、結論

蘇軾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處處體現他以民為本的人生態度。蘇軾一生，雖與朝政不合時宜，但對百姓處處隨和。為百姓利益，嘔心瀝血；對害民之舉，疾惡如仇。面對皇上威儀，仗義執言；為解百姓倒懸，甘為牛馬。一再上疏無果，則一再寫詩；不能左右朝政，則治理一方水土。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軍為目的，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著名的變法。煕寧變法不僅方向目標是正確的，許多法案的設計也是優秀的。然而，它有兩大弱點，分別表現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前者即團隊構建，后者即操作執行。蘇軾最早發現這些問題并發出預警。

神宗去世，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拜司馬光為相，一年之內，王安石新法被全部廢除。這期間，蘇軾從黃州奉詔回京，升任禮部郎中、起居舍人，隨后升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直達正三品。一向與人為善的蘇軾，卻不僅不感謝司馬光，反而強烈反對他盡廢新法：“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本唧w到“差役法”還是“免役法”，蘇軾對司馬光說二者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保?1］

蘇軾自完成《刑賞忠厚直至論》、作出憑以進士及第的二十五篇制策，至通判杭州之前，無論在朝中還是開封府任職，都立足京都、心懷天下，在推進制度建設、提高治理能力方面，具有使命擔當。他以豐富的策論、連續的上疏、大膽的奏議，持續高效執著地向執政者、決策者進言。這些策論、奏議，善揣摩、通辯辭、會機變、全智勇、長謀略、能決斷，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縱橫自如，繼承和發展了六國時縱橫家的風格與才華。然而，他以全部精力與智慧作出的這些制度設計，最終未被采納。蘇軾自請外放，通判杭州到知密州州軍事、權徐州州軍事，進入主政一方、親身實踐的新時期。此后還有登州、杭州、揚州和定州等地執政履歷，同樣留下體恤百姓、為民謀利的感人功業。

蘇軾深知變法非同小可，事關國家長治久安，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因此他不僅身體力行，頻頻向高層發出警報，吁請“割愛為民”，同時不斷提醒決策者：“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愿哉？”［4］738與此同時，蘇軾提出官方監察機構要與民聲民意相一致，共同維護國家政權的重要性：“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保?］740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執政者尊重公議，重視臺諫，變法才不會偏離為民的初心，改革才可能成為萬民擁護和參與的社會發展動力。

注 釋

［1］〔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2］〔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

［3］郭正忠：《宋代食鹽政策的歷史變遷》，《鹽業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

［5］〔宋〕蘇軾：《東坡樂府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6］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版。

［7］〔明〕馮琦等：《經濟類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8］〔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巴蜀書社1985年版。

［9］張志烈等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0］朋萬九：《東坡烏臺詩案》，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

［11］〔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