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蘇軾形象及其書寫者心態

◇宋春光

蘇軾形象經歷兩宋之后，其某些性格特點因深契我們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而被逐漸夸大以致成為蘇軾形象的本質屬性，且又與元代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相碰撞。在包括科舉制度、市民經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元代人對傳統意義上的生命意義與人生追求抱有頹喪式地否棄，即一方面否定現有世俗性價值標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卻又因其自身精神力量與人格境界而難以實現對世俗性價值標準的審美超越，理想與現實間的進退維谷使其頹喪。這使元代人往往強做超脫之語，抑或玩世從俗。元代蘇軾形象的世俗性特質便于元人的這種心態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氛圍中生成，且這種世俗性特質主要表現為“入俗”與“憤世嫉俗”兩方面。

一、元代蘇軾形象的“入俗”

元代蘇軾形象的“入俗”主要表現在：第一，人生價值與意義的“入俗”，即將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指向名利地位和口腹之欲。如，在《花間四友東坡夢》中，蘇軾勸白牡丹色誘佛印時稱：“你如今魔障此人，還了俗，娶了你。他若為官，你就是一位夫人縣君也?！保?］1239這顯然是將人生價值指向社會地位，以名利富貴為念。又如，在《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中，蘇軾遠貶黃州，卻始終掛念著何日得以還朝：“那里人離鄉賤，甚日是歸年”［2］361，轉念又想，遠貶的經歷或許會贏得身后名：“從教臣子一身貶，留得高名萬古傳。但使歌低酒淺。臥雨眠煙，席地幕天，一任長安路兒遠?！保?］361固然，這種以遠貶為流芳千古之資的想法，實為自我寬慰之念，但其中對于“名”的執念，亦毋庸諱言。貶謫期間，蘇軾曾為衣食用度求謁楊太守，卻被其祗候所辱，蘇軾于是想象著自己一朝還朝后的風光：“對盤龍飛鳳椅，賦裁冰剪霧詩?；⒍堇邱Y，魚躍鳶飛。那一日強如今日。沛作云霓，宴罷瑤池，出入向宮闈，拜舞向丹墀，那其間強似你?！保?］364蘇軾以世俗之眼觀祗候，視其折辱自己乃是出于世俗的價值標準，在這樣的世俗之念下，蘇軾認為對祗候這類人最好的“報復”就是成為他們評價體系內的“成功人士”，因此而做上述之想。再如，在《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蘇軾被授予翰林學士之職后感慨平生之志，稱：“我想為人半世清貧，十載苦志，學得胸中有物，為朝廷顯官，治國平天下，當所為也。想俺秀才每學就文章，扶持圣主，方顯大丈夫之志也”［2］768，“為功名奪得國家富貴，也非同容易也呵”［2］768，其中所包含的多年隱忍寒窗苦讀只為“功名”“富貴”的語義指向不言自明。而所謂“將白衣脫在金階上，便能勾披紫綬換金章”［2］768，“會風云志四方，遂功名紙半張，也是男兒當自強”［2］768，則使蘇軾得翰林學士之“功名”后的志得意滿躍然紙上。而當蘇軾被貶時，則以韓愈、李白自比，并稱韓、李“二人身死，萬古名留”［2］774，這與前引《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中蘇軾以遠貶為流芳千古之資的想法實乃異曲同工。

第二，人際關系的“入俗”，即將人際關系解讀為趨利避害、攀高踩低、黨同伐異。元代戲劇中有多處寫到蘇軾落難時被小人所欺，世態炎涼之嘆觸目即是，而感慨自身虎落平陽被犬欺、充滿憤憤的蘇軾，在重獲圣眷后亦未“快意恩仇”，而是以世俗的官場之道圓滑處之——不得志便抨擊他人之“俗”，得志便以無異于他人之“俗”的方式處事，這無疑是對世俗價值觀念的遵從。如，《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蘇軾在王安石所設之宴上，以詞戲王夫人，被王安石告發以致被貶黃州。想起與王安石昔年之誼，蘇軾便感慨道：“俺兩個十年舊，到今日一旦休，才得志便與我話不相投。則為他家有賢妻，送了俺交絕故友。我如今苦痛分妻子，他今日談笑可便覓封侯”，“都為那靠妻偎婦的禽獸，背地里廝讒奏?！保?］774蘇軾于此痛陳王安石得志便忘舊友，且重色輕友、不念故交，甚至指斥其為“禽獸”。到了貶謫地，蘇軾缺衣少食，求謁黃州刺史救濟而不得。得知蘇軾被召還后，刺史前來賠罪修好，蘇軾則稱：“你算的個人面逐高低，降尊臨卑。往常時得相逢是夢里，今日百事休題?！保?］779蘇軾這里雖有對攀高踩低的不滿和諷刺，但更多的卻是對人情涼薄的默認，亦即對“世俗”的默認。尤其當殿頭官問其是否有怨時，蘇軾忙稱：“小官此時因帶酒也。小官既得罪，怎敢怨大人？”［2］779當宣旨令蘇軾官復原職后，蘇軾對自己此前行為表示愧悔無地：“則為這友人開宴出紅衣，翠袖殷勤捧那個玉杯。勸君莫惜花前醉，我不合開懷飲醁醅，霎時間不記東西。惹起詞中意，也是我酒后非，這的是負罪合宜?！保?］779此時，蘇軾不僅不再以王安石為“禽獸”，轉而稱其為“友人”，更不再以自身為道德制高點，而稱自己行為不當，懺悔酒后失德。這種幾近前倨后恭的世俗面相，是元代蘇軾形象“入俗”的典型體現。

第三，蘇軾形象在元代的“入俗”還體現在，蘇軾形象有被定位為“才子”甚至“無行文人”的趨勢。蘇軾之“才”被解讀為小聰明，前文已述及蘇軾貶謫黃州的起因被做以文人化的解讀，而其中無論是以“安石不牢”諷刺王安石、以“秋花不比春花落，付與詩人仔細吟”續王安石之詩，還是以《滿庭芳》戲王安石夫人，都只是些近似文字游戲的小伎倆。這種傾向發展到明代，便出現了《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中“吟詩作賦般般會，打諢猜謎件件精”式小聰明的蘇軾形象，此是后話。而此處，就以《滿庭芳》戲王安石夫人而言，在《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王安石于家中設宴為蘇軾慶祝官拜端明殿學士時，蘇軾猜想家樂侍女中有王安石夫人，便想：“此侍女中決有安石夫人。我著一個小伎倆，要賺出來。是好受用也呵?！保?］769—770此中蘇軾形象頗為孟浪。醉后的蘇軾：

可惜玉山頹，盡教恁金波漾，拼了個前合后仰。終夜勞神將足下央，莫怪我酒席間言語疏狂。出雕墻，月下西廂，消灑西風將醉魂爽。恁把絳紗籠近掌，我紫絲韁款放，趁天風吹下五云鄉。［2］771

而后賀鑄稱：“學士，那一夜忒酒后疏狂也?！保?］774蘇軾形象此處的疏狂孟浪，亦屬元人筆下“才子”的典型特征。與之類似，《花間四友東坡夢》中，蘇軾形象那種文人無行的傾向則更為明顯。

二、元代蘇軾形象的“憤世嫉俗”

元代蘇軾形象的“憤世嫉俗”是與其豁達超然、滑稽玩世的性格特點相表里的，主要表現在：一方面，蘇軾往往認為自己懷才不遇，以古代賢人自比，意在表明自己空有才華卻不得施展。如，在《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中，蘇軾幾番以先賢文人自比，稱自身處境困窘：

臣折么流儋耳，臣折么貶夜郎。一個因書賈誼長沙放，一個因詩杜甫江邊葬，一個因文李白波心喪。臣覷屈原千載汨羅江，便是禹門三月桃花浪。［2］357—358

這其間騷客遷，朝士貶。五云鄉杳然不見，止不過隔蓬萊弱水三千。不能彀風吹章表隨龍去，可做了雪擁藍關馬不前，哽咽無言。［2］359

我也曾寫珠璣一萬聯，判鶯花三百篇，掃千軍筆端鏖戰，但行處天子三宣。結平生詩酒緣，掌中天風月權。不是將帝王埋怨，為甚把蘇軾似賈誼南遷。［2］360

往常間胸藏星斗，氣吐虹霓，依舊中原一布衣。揮劍長嘆，只被金谷石崇，傲殺陋巷顏回。［2］362

包括在《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亦是如此，蘇軾自稱：

我則待慢登臨感慨悅他這個仲宣樓，我則怕有才無命的在顏回巷，我則待養浩然袁門積雪，久以后空嗟嘆得潘鬢成霜。［2］768

凡以上所列舉中，蘇軾所提及的賈誼、杜甫、李白、屈原、韓愈、顏回等人，都是元人為蘇軾所設置的類比對象。元人在戲劇中借蘇軾之口反復以先賢自比，實則所表達的意思都是一個——“我空有凌云志氣，治世才猷，怎生施展也呵！”［2］361即感慨自身懷才不遇。這種懷才不遇的自我認知有一種較為極端的表達，便是認為自身的處境屬于虎落平陽被犬欺，并因此感到無限悲憤。如，《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中，蘇軾求謁楊太守不得見卻被祗侯所欺時，發出了一連串的抱怨：

恨唾手功名未遂，被袞袞兒曹見欺。［2］363

思量可知，可知那經天緯地孔仲尼，遇著輕賢重色柳盜跖。不爭富貴驕人，小人喻利。［2］363

胸中有物，肚里無食，堪悲，虎病山前被犬欺。［2］363

此處蘇軾認為自身懷才不遇、虎落平陽，實則是對自身才華和能力的極度自信，認為自己在外在事功方面的成就與自身才華、能力不相匹配，并因此而感到不滿。這種情緒雖然有引發改變“不合理的現實”的可能性，但元代戲劇中往往并沒有這方面的傾向。正如上文所述，蘇軾在表達過類似情緒之后，往往以重獲圣眷為念——“罷罷，我這等人，豈是終身窮困，有一日天子寬恩，必然再召用也”［2］363。這意味著，蘇軾此處的懷才不遇、虎落平陽之感，是以遵從世俗的價值評價標準——外在事功——為前提的，且對擺脫這種處境的方式的設想——重獲圣眷——也是世俗性的。

另一方面，蘇軾往往表達遠離世俗的意愿，這使得蘇軾形象表面上帶有豁達超然、滑稽玩世的特點，但因這種遠離世俗的意愿多并非出于人格境界的生發，更非對現實悲劇性的審美超越，多為強做超脫之語，故而其形象的內在仍是世俗性的。如，在《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中，蘇軾被貶黃州后，宣稱：“這里有當途虎狼，那里有拍天風浪。我要過水云鄉，則是跳出是非場?！保?］358朝廷有“虎狼”、有“風浪”，因此，蘇軾要到“水云鄉”以逃脫這個充滿“虎狼”和“風浪”的“是非場”。這看似是對“是非”的超脫，實則是對以“朝廷-官場”為代表的世俗性場域的一種逃避。而之所以逃避，正是因為既無法超越于世俗性的價值判斷，又無法在世俗性的價值判斷標準下獲得認可。在這種人生境界和狀態之下，蘇軾所說出的“我情愿閑居村落攻經典，誰想悶向秦樓列管弦。枕碧水千尋，對青山一帶，趁白云萬頃，蓋茅屋三間，草舍蓬窗，苜蓿盤中，老瓦盆邊，樂于貧賤，燈火對床眠”［2］360，亦只是身處“不遇”時故作超脫之詞，一個顯然的明證便是蘇軾與此同時仍對自身處境的今昔差異無法釋懷，正因如此才感慨道：“我一會家想起來，在杭州做官時，行動前簇后擁，日逐游樂，甚是受用，到今日如一場大夢也”，“前日如此快樂，今日這般生受，想造物好無定也”，“住的是小窗茅屋疏籬，吃的是粗羹淡飯黃齏，穿的是破帽歪靴布衣，一身襤褸便休題，臥重裀列鼎而食?！保?］362《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蘇軾貶謫黃州期間感慨：“舉目看山青，側耳聽江聲。隱遁養姓名，不戀恁世情。無利無名，耳根清凈。一心定，不受恁是非憂寵辱驚”［2］778，亦屬此類。

三、蘇軾形象背后的元代書寫者

在元代蘇軾相關事件敘述者的記述下，豁達超然、滑稽玩世作為“先驗”式的性格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蘇軾形象的其他特點。但元代蘇軾形象外在的豁達超然、滑稽玩世，就其內在而言仍是世俗性的。此處所論“世俗性”是指與“超越性”相對的，因終不及“道”而表現出的“俗”的特性。如前文所述，這種“俗”的特性，一方面表現為“入俗”，即以世俗的價值標準為自身的價值標準，并以此價值標準為依據，判斷和處理一切事務；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憤世嫉俗”，即對世俗的價值標準抱有憤恨、憎惡的情緒，往往以決絕的態度表示對世俗價值標準的否棄。毫無疑問，“入俗”自然是“世俗性”的，但“憤世嫉俗”為何亦屬“世俗性”的呢？這是因為“憤世嫉俗”雖然就其外在形式而言，表現出對世俗價值標準的否棄，但就其內在邏輯而言，仍未跳脫世俗價值標準的體系，換言之，對世俗的遵從（入俗）或否棄（憤世嫉俗）——這兩者之所以構成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關系，正因其同屬一個邏輯體系，“憤世嫉俗”所“憤”、所“嫉”仍是“世”“俗”，這也恰恰證明“憤世嫉俗”終未免俗，仍是屬于“世俗性”的。此處所稱元代蘇軾形象的世俗性，正是在以上所論兩方面意義上的世俗性。

甚至從某種角度上說，這亦是元代的風尚，如關漢卿便曾自稱：“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愿朱顏不改常依舊，花中消遣，酒內忘憂?！保?］172《花間四友東坡夢》里寫道蘇軾于夢中與花間四友梅、柳、桃、竹行樂。［1］1243—1244有趣的是，蘇軾此處這種近乎無行文人的形象與元代“詩名擅一時”的楊維楨頗為相似。據載：“楊廉夫（楊維楨）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聲樂。乘大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爭相迎致。人有詩云云?！逼湓娫疲骸爸裰αμ倚踊?，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個楊夫子，變作江南散樂家”［3］890，且楊維楨本人“耽好聲色”“無行”［3］364。當然，此處無意于討論《花間四友東坡夢》中的蘇軾形象是否是以楊維楨為原型的，而只意在表明，元代文人自身的才行，與把風流韻事和文人聯系在一起的這類文學創作關系密切。從某種角度上說，蘇軾形象作為傳統意義上文人的“深情”，亦被逐漸解讀為“多情”乃至“濫情”。而蘇軾形象的“憤世嫉俗”，亦與元代社會“憤世嫉俗”的傾向息息相關。此處所謂元代社會“憤世嫉俗”的傾向，主要指在包括科舉制度、市民經濟等因素的影響下，所造成的元代人對傳統意義上的生命意義與人生追求的頹喪式的否棄。元代人的這種傾向在其詩、文、散曲、雜劇等創作中多可管窺。如，宮天挺譴責當路者無德無能卻占據高位：“現如今那棟梁材平地剛三寸，你說波怎支撐那萬里乾坤”，“都是些裝肥羊法酒人皮囤，一個個智無四兩，肉重千斤?！保?］954馬致遠以讀書人的悲慘遭際質疑所謂的“圣賢書”：“則這斷簡殘編孔圣書，常則是養蠹魚。我去這六經中枉下了死工夫。凍殺我也《論語》篇《孟子》解《毛詩》注。餓殺我也《尚書》云《周易》傳《春秋》疏?！保?］578張養浩以前人為鑒而否定了功名：“班定遠飄零玉關，楚靈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黃犬悲，陸機有華亭嘆。張柬之老來遭難，把個蘇子瞻長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懶?！保?］415而張可久所言“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傷心秦漢，生民涂炭，讀書人一聲長嘆”［5］192，則跳出具體事件而否定了一切外在事功。正如前文所述，這種“憤世嫉俗”雖然表現出了對世俗價值標準的否棄，但就其內在邏輯而言，仍未跳脫世俗價值標準的體系。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的盧摯雖然曾寫道：“笑元規塵涴清談，便盡自風流，用世何堪！陶謝醺酣，香消蓮社，禪悅誰參？琵琶冷江空月慘，淚痕淹司馬青衫。惱亂云龕，我欲尋林，結個茅庵”［4］124，但這種要“尋林”去結“茅庵”的心態，其實正是前文蘇軾形象式的逃避。另外，終身不仕的白樸曾寫道：“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4］193，其關鍵在于，以屈原為非、以陶潛為是的前提是“不達時”，即是在無法獲得世俗性價值標準的認可時，才有這種非屈原、是陶潛的想法。這雖不能證明，若“達時”則會有完全相反的想法，但至少證明，這種想法并非由內在境界自然生發而得。白樸還曾寫道：“不因酒困因詩困，常被吟魂惱醉魂，四時風月一閑身。無用人，詩酒樂天真”［4］194，“忘憂草，含笑花，勸君聞早冠宜掛。那里也能言陸賈？那里也良謀子牙？那里也豪氣張華？千古是非心，一夕漁樵話?！保?］200—201仕途多舛的馬致遠亦曾寫道：“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保?］265這些看似帶有以“詩酒”生活、“漁樵”生活實現對世俗性審美超越傾向的表達，實則仍是“意難平”之言。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元人的“憤世嫉俗”本身就往往不是理性追問、思考的結果，而更多地包含意氣的成分，這由元人對現實的不滿而走向玩世，并以滑稽、謔浪、狂歡的心態面對世事人生就可見一斑。并且這種情緒存在于元代各種身份、各個階級的人。經學大師吳澄稱：“莊子內圣外王之學洞徹天人，遭世沉濁，而放言滑稽以玩世?！保?］300文章大家戴表元稱自己痛快時便“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為沈酣痛快之適”，又借陳養晦之口稱：“莊周滑稽，史遷駁雜，楚原馳騁而忘返，揚雄污穢而不慚，皆蒙譏后來，而自適于當世?！保?］174文壇領袖楊維楨記自己曾于夢中與貫云石同游廬山，并各自作詩、詞，楊維楨評貫云石之詞云：“滑稽謔浪，真風流才仙也！”［8］曾官至翰林而以書法見稱當世的鄧文原在為熊瞿梧集所作序中盛贊其：“玩世滑稽，姑讬于莊周之寓言?！保?］雜劇《逞風流王煥百花亭》中，店小二甚至在稱贊男主時說道：

他便是風流王煥。據此生世上聰明，今時獨步。圍棋遞相，打馬投壺，撇蘭攧竹，寫字吟詩，蹴鞠打諢，作畫分茶，拈花摘葉，達律知音，軟款溫柔，玲瓏剔透，懷揣十大曲，袖褪《樂章集》，衣帶鵪鶉糞，靴染氣球泥，九流三教事都通，八萬四千門盡曉。端的個天下風流，無出其右。［1］1427

可見滑稽玩世、風流謔浪是被元人所認可乃至追求的。

元代蘇軾相關事件的敘述者，較之兩宋，其“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傾向尤為明顯，蘇軾形象于元代所表現出的世俗性亦與此息息相關。這里不得不提及元代的科舉制度及因之而變化的元代士人的道統意識。眾所周知，元代恢復科舉較晚，且中間曾經歷停廢。不僅如此，元代科舉分為左右榜，漢人與南人入左榜，蒙古人與色目人入右榜。四等人雖可各取七十五人，但因南人應試的基數大、漢人次之，蒙古人與色目人較少，故而實際上這種規定對南人極為不利。更重要的是，元人重出身，即所謂“根腳”，據《庚申外史》所記：“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保?0］“根腳”才是躋身核心權力層的重要憑借，而不具備“根腳”的普通士人即便通過了科舉，也只能終身徘徊在官僚系統的中下階層。兩宋間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于元代普通士人，幾乎已經成為遙不可及的神話。由此而帶來的士階層下移的結果也自不用贅述。與此同時，在蒙古人眼中，儒、釋、道均為宗教，事實上，釋、道較儒更早地獲得了蒙古人的認可。被目為元代科舉之始的“戊戌選試”與其說是致力于為國選材，不如說是為了“收拾”儒戶。兩宋期間中原王朝框架下的道統之爭，在元代這樣的文化觀念和政策之下，難獲其存在與發展的土壤。因為從某種角度上說，道統本就是庶族知識分子欲在理論上實現與政統制衡的一種憑借。而元代科舉制度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甚至斷絕了無“根腳”者參政的可能性，更無談對政統的制衡，道統之爭發生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同時，元代以程朱理學為官方意識形態。作為學術流派的程朱理學，其與其他諸學派的辯難、論爭，在客觀上使其始終處于不斷發展、完善自身體系的狀態。但作為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則不容他者非議，也因此而走向固化。這使得元代無“根腳”之人對程朱理學只能接受，不能討論，或者說并無可供討論的空間和參與討論的資格。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元代的“世俗性”傾向，這種“世俗性”傾向也作用于蘇軾形象。

注 釋

［1］〔明〕臧晉叔編：《元曲選》，中華書局1979年版。

［2］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

［3］〔清〕陳衍輯撰，李夢生校點：《元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隋樹森編：《全元散曲》，中華書局1964年版。

［5］〔元〕張可久著，呂薇芬、楊鐮校注：《張可久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李修生主編：《全元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元〕戴表元：《剡源集》卷十三《送陳養晦遠游序》，中華書局1985年版。

［8］〔元〕楊維楨：《鐵崖古樂府》卷三《廬山瀑布謠并序》，四部叢刊景明成化本。

［9］〔元〕鄧文原：《巴西集》卷上《熊西父瞿梧集序》，參見文淵閣《四庫全書》。

［10］〔清〕凌揚藻：《蠡勺編》卷十五《庚申外史》，清嶺南遺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