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晚年語境下的散文創作
——以《歷代論》為例

◇楊一泓

蘇轍晚年閑居潁昌，依然心系政治，與朝廷保持著疏離又緊密的微妙關系。以蘇轍晚年所作史論文《歷代論》為考察中心，可見蘇轍散文在晚年生存語境下整體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寫作特色。他的散文以傳達立意為先，故無意遵循文體傳統表達規范，無心使用語言修辭技巧，無心經營文章結構形式。

一、無心于文體：脫離傳統

蘇轍晚年所著史論文《歷代論》，共四十五篇，收錄于《欒城后集》，創作于元符三年（1100）至崇寧五年（1106），按照人物論的形式，從堯舜論至馮道。據《長編》與《蘇轍年譜》知，紹圣元年（1094），新黨復興，正式確立“國是”政策，蘇轍開始遭遇一歲三貶，七年南流。元符三年，哲宗去世，蘇轍六十二歲，遇赦北歸潁昌。但徽宗朝的崇寧元年（1102）又開始第二次對舊黨的迫害，再次強調“國是”政策。蘇轍崇寧二年（1103）汝南避禍，三年（1104），朝廷詔頒元祐奸黨姓名三百零九人刻石諸州，蘇轍再歸潁昌開始長達十二年的閑居。崇寧五年（1106）正月，大赦天下，毀元祐奸黨石刻?？梢?，《歷代論》創作前后，蘇轍作為元祐舊臣生存于黨禁、國是的環境之中，總體是避禍、杜門的生存狀態。并且，曾同他一起活躍于政壇、文壇的兄長、朋友，也在這一時期相繼去世。元符三年，秦觀去世；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陳師道去世；崇寧四年（1105），黃庭堅去世。在這樣孤獨寥落的背景下，“潁濱遺老”終日閉客默坐。

蘇轍雖然遠離朝廷中心，卻依然心系政事。崇寧二年（1103），六十五歲的蘇轍作詩《立秋》，末云：“心似死灰須似雪，眼看多事亦奚為?！保?］607崇寧三年（1104），蘇轍歲暮作詩句：“此心點檢終如一?！保?］615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退居身閑心不閑，依然關注朝政的狀態?！稓v代論》寫作初衷即為“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已，輒存之于紙”［1］1212，文章篇篇以史論政，以老臣的視角對王安石變法，以及北宋各朝存在的問題等進行反思性質的書寫，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如《三宗》《周公》等篇針對王安石變法；《五伯》篇強調用兵需義，也是針對北宋西邊用兵一事；《漢光武下》篇針對朝廷黨爭議論任大臣的重要性；《漢武帝》譏刺神宗治國只求功利，顛倒本末；《唐玄宗憲宗》篇，強調君主識恭儉之道的重要性，正是針對極盡奢侈之能事的宋徽宗朝?！稓v代論》所蘊含的思想幽微復雜，所采取的表達方式也在立意為先的主觀傾向下呈現出新的特色，在他晚年創作中地位尤為凸顯，被茅坤評為“無心于為文”，卻“中肯綮，切事情”的“老人之言”［2］4101—4102。因此，可將《歷代論》視為一個文章系統，以此為例觀照蘇轍晚年語境下的散文創作。

首先，不同文體具有不同的寫作傳統與特色，文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作家思想的表達，作家選擇不同文體進行寫作，需要遵循不同文體的表達規范。蘇轍以《歷代論》為代表的晚年散文在晚年生存語境下以立意為先，以傳達深思為先，忽視文體的傳統和表達規則。無心于文體的狀態下，不同文體的邊界開始模糊，蘊含脫離文體屬性的因素和可游離的空間。

《歷代論》存在背離文體傳統的現象?！稘h語思想的文體形式》梳理了“論”體文的形成與演變，談到“論”的體制在中唐經歷了轉型，從側重理論性轉向注重實用和修辭。宋代以下，“論”體文則成為一種“講求辯論技巧、強調行文氣勢、修辭性因素很強的文體……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六家，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都長于論說文的寫作，政論、史論、兵論、雜論，文類豐富，氣勢壯闊。他們已經不再僅僅是單純進行應用文體的寫作，而是有更高的文學藝術追求”［5］56—70。宋代的論體文追求文學的形式美，正說明其文章的語言、結構都用心經營設計，北宋六家的史論雖各有風格，但總體表現出對審美的追求，常用排比、對比等修辭技巧，也有嚴謹、美觀的結構布局。蘇轍晚年卻淡化對文學藝術的追求，史論文轉向自由寫作又言簡意深的寫法?！稓v代論》立意在于揭示問題，所以相較于他想表達的思想內容而言，文章的形式審美要素成為次要的考慮因素。語言少修飾，篇幅長短隨意，呈現出我手寫我心的狀態，這和時興的論體文傳統與追求已經產生區別。

旁觀蘇轍晚年其他散文的創作，也呈現出脫離文體傳統的特點。比如蘇轍自傳《潁濱遺老傳》脫離了自傳文體的傳統筆調。曾棗莊言：“多數宋人所撰自傳都是沿襲陶潛《五柳先生傳》，重在抒慨而不在記事。只有蘇轍晚年所撰的《潁濱遺老傳》，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而無文學價值，繁冗無文。正如王若虛所云：‘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托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子由著《潁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且詆訾眾人之短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ā朵锬线z老集》卷三七一）”［8］951可見，王若虛已經注意到《潁濱遺老傳》與《五柳》《醉吟》《六一》等自傳不同，并認為蘇轍的自傳是“好名而不知體”，或有批評之意。但也側面可見蘇轍為了自己“好名”的立言目的，已使自傳筆調脫離自傳的文體傳統。曾棗莊也注意到《潁濱遺老傳》的史料價值大于文學價值，與宋人“沿襲陶潛《五柳先生傳》，重在抒慨而不在記事”的自傳傳統相區別。這一文體變異在學者論文中已有清楚詳細的研究，故不展開論述。［6］220—231

蘇轍晚年的雜記文也與論體文交叉、融合和互動。蘇轍將議論融入了其雜記等文的創作，使雜記文體呈現出論體文所具有的議論說理的特點。記體文涵蓋的內容比較廣闊，從現存的記體文看：“有的記人，有的記事，有的記物，有的記山水風景；有的尚敘述，有的尚議論，有的尚抒情，有的尚描寫?！保?］353如蘇轍《欒城第三集》中的記文《遺老齋記》《藏書室記》，屬于尚議論之記文，但有時思想辨析性、說理性、教育性的表達已經強于對事物本身的描寫和記錄，呈現出貼近論體文的特點。如《遺老齋記》真正圍繞遺老齋卜筑過程而言的只有開頭數句，隨后皆是對自己一生的剖析與反思，其雜記的中心與旨要在于以自己的人生遭遇告誡子孫“學道而求寡過”?！恫貢矣洝分?，引孔子語說明讀書的重要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保?］1565—1566引老子說明朝夕學道的重要性：“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后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保?］1566其雜記中說理性質的表達，與論體文有相通之處，文體間的互動正是蘇轍晚年的深思和議論于記體文的體現。

二、無心于語言：意在言外

蘇轍晚年文章的語言表達少用排比、比喻、夸張、類比等修辭技巧，風格平實簡樸，又往往蘊含深意，意在言外。蘇轍年輕時期所作的史論文《進論》因為是應舉之作，注重語言的修飾性，如多用排比開篇，以增強文勢：“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暗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保?］1585（《三國論》）“事有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保?］1614（《春秋論》）“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保?］1619（《蜀論》）。設問：“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保?］1589（《七代論》）晚年議論則無心于語言雕琢，少見修辭技巧，多直抒胸臆，略無文飾，落筆往往一語中的，無旁逸斜出。語勢含蓄內斂，語言簡潔精練。

對比《進論》和《歷代論》，可以看出二者論述語言的差異。如《漢論》，議論君臣關系之開篇：

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不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鰓鰓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于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于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于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于煢煢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1585

蘇轍用大篇幅的文字論述君主和臣子之間應該彼此相守而非相抵，賢君任用賢才，賢才盡忠于賢君，這樣才能使天下無窮。論述的道理不復雜，但蘇轍運用大量排比、對比等表現手法推進論證，形成了浩蕩的語勢。同樣是論述君臣問題，《歷代論》的篇目則言簡意賅，如《管仲》篇：“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御之，何益于事？”［1］1219僅一句話點明，是管仲導致君主外不能用人，沒有盡到臣子的職責，反問發人深省。再如《漢光武下》篇：“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保?］1229“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于此?！薄吧w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于此?！保?］1230三句話都直接亮出結論，強調君主要任賢臣，用賢臣，語言非常簡潔，但直指問題核心，表達出深遠的立意?！锻跹堋菲Y尾：“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辟，吾則罪人爾矣！”［1］1247以簡短的語言點明自己的作文主旨，意在諷刺北宋儒者拋棄禮樂政刑之形器，空談以道治國的弊端，正如讓天下大亂的王衍兄弟，也正如學說混淆儒學試聽的楊朱墨翟。而“吾則罪人爾矣”又是蘇轍老臣的自居與定位，將自己放在歷史結局的一個重要權衡與評判的位置上，賦予自己反思時弊、立言以寄后世的責任和義務?？梢娖湔Z言極簡，立意又極隱晦深遠。

再如《荀彧》篇，篇幅很短，語言也很平實：

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又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竢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1］1236

全文語言平鋪直敘，不加修飾，只是就事論事，就史議論，表明求天下勿要求其速的觀點，這和他一直秉持的緩取天下的觀點一致。此篇依然是以精簡的、樸實的、無技巧的語言，發言立意，傳遞深思。

此外，他晚年雜文也體現出無心修飾語言的特點，在澹然數語中容納意味深長的老人之旨，意在言外。如《汝州楊文公詩石記》記述蘇轍修復思賢亭一事，蘇轍感嘆楊億詩石凋零，同時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但他并未多著筆墨，唯有文末“抑非陋歟？抑非陋歟？”［1］1398隱晦地嘆息世風凋敝，清風雅量之人境遇流落。再如《巢谷傳》書寫朋友巢谷是有志節、緩急可托付之人，記敘事情詳略有致，重點在于書寫巢谷堅持看望貶謫時的蘇轍蘇軾，“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游，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1］1437，一句輕描淡寫表現出蘇氏兄弟當時的處境，對比出巢谷的志節以及他們之間無須多言的信任與友情。結尾點明作傳原因：“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1］1438則深意在于惜其無名于世，期待回響?！锻鲦⑼醴蛉四怪俱憽分?，蘇轍悲慨親人去世：“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于世！”［1］1438老人之言直接切中對生命的質問，生活若無支撐，以何繼續獨立于世？短短質樸之語，撕開的卻是越來越需要直面的人生真實的深淵。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蘇轍有意突出蘇軾的政治形象。敘述蘇軾地方執政時，只描繪了蘇軾形象的幾處剪影，平實之語重在記錄事實，意在突出其判斷政事精詳，政績斐然，一心愛民的特點。如治理徐州洪水時，“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1］1413，任黃州團練副使時期，“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1］1414。也重在記錄蘇軾不同時期所遭遇的政治事件、面臨的政治境遇，如神宗期間，蘇軾與王安石政見不一，“介甫之黨皆不悅……介甫愈恨……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1］1412。元祐期間，與司馬遷爭執于差免役法廢留問題，“君實始不悅矣……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公自是不安于朝矣”［1］1415。因此，這篇墓志銘也可以理解為一篇和《潁濱遺老傳》立意非常相似的政治載錄話語，突出其兄蘇軾的政治形象，未嘗不是在同時書寫自己。處理政事精詳，純粹愛民，與新黨王安石的變法意見不一，與同是舊黨的司馬遷差免役法問題也有爭執，“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1］1420，這不僅是蘇軾一生的墓志銘，也是蘇軾、蘇轍兄弟二人一生政治立場獨立不倚，堅定不移的寫照。去浮飾，去雕琢，以樸素平實的語言切中肯綮，傳達深遠的立意，這正是蘇轍晚年散文的特色。

三、無心于結構：論史分離

一般而言，論說文的結構布局需要設計與經營，全文應圍繞論點進行邏輯嚴密地論述，前后密切照應，說理透徹，突出議論主旨。蘇轍早年創作的史論文《進論》正是如此，篇幅大多較長，并針對史實論述，以歷史規律闡發歷史現象，文氣首尾連貫，議論環環相扣，邏輯嚴密，論點清晰。行文層層推進深入，由表及里，由外入內，紆徐百折。如《唐論》篇，議論結構前后回環，史論結合，不斷扣題。開篇先言明論述主旨：

天下之變，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1］1594

強調治理國家內外之勢要平衡，不可內外一方獨專。隨后佐之以歷史論述：

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識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于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于道路。［1］1595

秦朝史實結合議論：“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保?］1595指出秦朝二世的滅亡正在于內重而外不足。隨后議論漢高祖、文景、漢武、王莽，至魏晉之歷史，再總結以議論：“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保?］1595可見，蘇轍史論結合，以秦朝二世和以后數君的史實共同論證內外勢的平衡問題，緊扣文章開篇的觀點。后由遠及近，再次重申自己的觀點：“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愚嘗以為天下之勢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輕者也?！保?］1595—1596然后對比前朝，分析唐朝的內外之勢，并得出結論：“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保?］1597全文首尾回環，史論結合非常緊密，邏輯清楚，論點清晰，可見蘇轍于文章布局上的有心經營。

再如《五代論》篇，史論的結構特色很鮮明，史論結合論述也非常緊密：

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茍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知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1］1599

以此議論開始，明確取天下不易，輕易取得天下則難以享長久。隨后詳細論述重耳出亡始末過程，又以議論作結：“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幸于一時之利；僥幸于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眱啥握撌鰧v史夾在其中，史論結合，論述緊密。

史論文《歷代論》中，有很多篇史論并非完全圍繞所論歷史人物緊密論述，而是表現出一種結構的隨意性，長短不拘，論史分離，即無心于結構的特點。學者指出，“《歷代論》幾乎毫無經營跡象，語勢平緩，長短隨意，就題發議也是直入直出，并不顧盼照應，有時候連題面也不顧，所仗全在其穿透歷史表象的洞見和對現實政治的深刻譏刺”［7］388。無心于結構是因為，蘇轍晚年論史，無須再為科舉考試服務，所以他不受束于文章形式。如《王衍》和《梁武帝》篇，為典型“有時候連題面也不顧”之文，文章形式結構被弱化，以表達自己的立意為先?！锻跹堋菲?，蘇轍先“道、禮、刑”談起，詳細辨析三者關系：

圣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倍Y與刑皆器也……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后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圣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1］1246—1247

說明道是形而上者，禮樂和政刑是形而下者，道不可以直接御物，而應以禮樂政刑施之于國。隨后談漢代、魏武帝時代、魏文帝時代中對于禮與刑的堅守與濫觴：

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何宴、鄧飏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故滅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1］1247

最后談至唐代，南北之異已通，形器之說已備，宋代學者卻故舍形器之說而求道。

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圣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于是舍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于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廢端良，聚茍合，杜忠言之門，辟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1］1247

全文蘇轍未明言其觀點，論與史沒有緊密結合，自由寫作，語言平鋪直敘，句子沒有規整的章法，長短隨意，且關于王衍的篇幅實際只占全文的兩句話：“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之，與王衍無異?！保?］1247從文章結構安排來說，王衍只是作為所論述歷史中的一環，而非人物論的主體。但實際上，全文的立意卻也在王衍這兩句，意即宋代學者舍形器之說而求道，實際與卒亂天下的王衍兄弟別無二致，其實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是非常嚴厲的指責和定論，但蘇轍卻將其包裹在了看似松散的結構中。正如學者分析《王衍》篇的政治寓意，認為文中的“至于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1］1247，指《三經新義》和《字說》，“依此而施行于世，便是‘新法’，而‘聚斂以求售’正是蘇轍對‘新法’實質的認識”［7］386，“杜忠言之門，辟邪說之路”［1］1247，指“專以其說教授同行天下，并且以經典《詩》《書》來文飾其非”［7］386。蘇轍無心于結構，是因為他以立意為先。

另一篇《梁武帝》文章結構，與《王衍》篇非常類似。同樣于開篇引用《易經》中關于道、禮、刑的關系：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弊晕宓廴市纹髦翁煜?，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間，而民莫知也……舍禮樂政刑而欲行道于世，孔子故知其難哉?。?］1258

明確應以禮樂政刑治天下，不能以形而上的道直接治國。隨后專注于論述佛道：

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于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后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牾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1］1258—1259

對于佛道，人們見解不一，后秦高祖姚興尊奉佛教，滅亡也速，梁武帝也癡迷佛教，國隨之亡。北魏太武帝斥佛，唐武宗滅僧，都引來禍患。蘇轍認為這兩種極端都是片面不可取的。隨后論述儒佛老融合并行的可行之處，認為佛老之道和儒道應該三者并行，以禮樂政刑治理天下，則道自然運行于其間：

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道之于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滅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間而民不知，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1］1259

梁武帝和王衍一樣，只短暫出現在文章中部過渡段一瞬間：“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保?］1258從結構上看，并非文章議論的中心。因為蘇轍此篇亦是重在表明立意，當世學者一味追求形而上之道，拋棄形器之說，其害甚矣。蘇轍議論，“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1］1259，蘇轍所言之道，有儒、有釋、有老佛，應并行于天地，道之于物無所不在，本身無可非，但不能因求道之極而拋棄禮樂政刑。這才是文章真正想要表達的核心觀點，蘇轍譏諷現實忽略形器于治國之作用，取歷史來警示“蔑君臣，廢父子”之結局。

可見，禮樂政刑和道之關系，為《王衍》《梁武帝》史論的核心立意?！笆ト酥杂镎呷旱酪灰?，禮二也，刑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1］1246禮刑即為器，蘇轍這兩篇史論文中均以此開篇，闡述道和器的關系，同樣兩次引用《易》言，固非偶然，有其深意。器和道，不可分離，不可缺一，沒有形器而談道，只能是虛談治國，拋棄禮樂以修身養國的根本，會導致君臣、父子相離，國家無乃享久的結局。這兩篇史論的立意實際反映出蘇轍晚年史論思想的核心和基本立足，蘇轍的《歷代論》多以此立意，在其他史論篇目中，蘇轍也多強調君主恭儉、修身，臣子明禮義，并譏刺一切急求功名、急于富國強兵、急于揚名后世的行為，認為治國有本末，當以禮樂教化為先，這正是他想凸顯的核心立意。

蘇轍晚年在特殊的生存語境下，以閑居老臣的特殊身份，著書立說，堅持創作，以文章書寫深思。退居江湖的距離使他得以冷靜看待當下現實，處廟堂之上的心態又使他對北宋朝治的反思愈發切中肯綮。他的史論文《歷代論》正是針對政治現實所作，表達自己的政治深思，強調自己的政治立場。在以立意為先的前提下，他無心遵循文體寫作規范，自傳、論體文、雜文呈現脫離文體傳統的傾向，無意經營散文語言、結構等審美要素，晚年的文章整體呈現出與以往創作不同的書寫特色。茅坤評價蘇轍《歷代論》為“無心于為文”的“老人之言”，而這種形諸文風的變化實質正指向蘇轍晚年的立意與深思。

注 釋

［1］〔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蘇轍文鈔》，黃山書社2010年版。

［3］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4］孔凡禮：《蘇轍年譜》，學苑出版社2001年版。

［5］劉寧：《漢語思想的文體形式》，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6］馬東瑤編：《弦誦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

［7］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8］曾棗莊：《宋文通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