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夏 松 濤

(嶺南師范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湛江 524048)

2010年，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成功舉辦，這是中國舉辦的第一次世博會，凸顯了博覽會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中國進口國際博覽會在上海成功舉辦，極大促進了中國會展事業的發展，博覽會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話題之一。博覽會見證了當代中國的發展，而當代中國的發展又推動了博覽會的興盛。

關于博覽會的概念，學術界的定義較多。著名博覽會史專家馬敏教授指出，所謂博覽會，是對近代興起的各種展覽會、展銷會、勸業會的統稱，英文通常為exhibition、exposition、fair、show等[1]。從歷史的視角來看，筆者認為這個定義較為準確，故在行文中采用的就是這個定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博覽會史取得長足進步，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迄今為止，學界較少有人對此進行梳理，故筆者嘗試對1949—2019年博覽會史包括各種展覽會、交易會、展銷會等方面的歷史研究進行回顧和展望，希冀學術界進一步推動該研究的深化。

一、研究概況

改革開放前，學術界對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極少，主要是新聞報道，較少有實質性學術研究。改革開放初期，除了一些介紹性的展覽文章外，研究性論文開始出現。據筆者所知，最早研究展覽的論文是民族文化宮批判組撰寫的《把被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批判“四人幫”破壞〈民族工作展覽〉的罪行》[2]。此后，韓紹詩于1987年發表論文《六十年來河南省博物館陳列展覽情況》[3]，對展覽的歷程進行了梳理與反思，頗有價值。

到1990年代，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1990年，中國農業展覽館協會組織編寫和出版的《展覽學概論》，是國內最早的較系統的研究著作。該書對展覽的若干基本問題進行了較詳細的闡述，提及多個重要的博覽會，為博覽會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1993年，著名會展專家潘杰出版了《中國展覽史》，該書系統論述了抗日根據地舉辦的各種展覽，對新中國舉辦的展覽也做了介紹[4]。這是中國第一本展覽通史，具有開創意義。

1999年，昆明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辦世界級的博覽會，受到各界重視。在媒體宣傳推動下，博覽會史研究達到高潮，報紙雜志上發表大量博覽會論文，但主要是涉及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博覽會，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則較少。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會展研究備受重視，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機構紛紛成立，相關研究成果愈來愈多。這些研究主要從經濟、產業、外貿、管理、人力資源等方面進行，從歷史學視角進行研究的較少。

2002年，中國上海獲得了世博會的舉辦權。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將博覽會史研究推向高潮，再次吸引學界對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的關注，極大促進了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現在博覽會宏觀研究、區域博覽會研究、典型博覽會研究、編撰博覽會志等方面。

(一)博覽會宏觀研究

博覽會活動的發展歷程是博覽會史研究的基礎。劉建美的論文《六十多年來中國國家博物館近現代基本陳列的演變》[5]，利用國家博物館一手檔案資料，對我國六次重要展覽進行了論述，值得學習借鑒。筆者的論文《新中國會展業的發展歷程及其經驗啟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會展業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949—1965年是初步發展階段，新中國會展業在會展規模、辦展形式、展覽場所和展出范圍等方面取得較大進展；1966—1977年是曲折發展階段，會展業在“左”的思想影響下，發展遇到挫折，但中國參加國際博覽會獲得了較好的反響；1978年至今是迅速發展階段，中國會展市場逐漸擴大，會展產業化進程加快，會展國際化趨勢加強，會展體系進一步完善?！盵6]喬兆紅把中國當代博覽會史分為萌芽期(20世紀50—70年代)、起步期(20世紀80年代)、發展期(20世紀90年代)和進步期(21世紀頭10年)，對每一階段的主要博覽會及其特點進行了論述[7]。鄭立君梳理了20世紀不同時期中外設計展覽交流的歷史，對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外設計展覽進行了重點而翔實的論述，從歷史學、設計學、展覽學和傳播學的視角還原了歷史的真實面貌[8]。

(二)區域博覽會研究

除了全國性博覽會活動外，各個區域舉辦了大量的博覽會活動。一些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對地區博覽會的歷史進行了介紹。陳曉宇的碩士論文《武漢會展業發展歷程研究》，主要內容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直到改革開放初期的展會概況，以及20 世紀90 年代后武漢會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及其衰落的原因。其中，作者列舉了武漢展覽館1956—1985年舉辦的各種展覽[9]，給人印象十分深刻。林翰的碩士論文《廣州會展史研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州會展的發展進行了梳理，分析了廣州會展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廣州城市建設的促進作用及其對嶺南文化的展示功能[10]。楊嵋查閱了1978—2007年《解放日報》相關新聞，全面分析了上海展覽會30年數據，從中發現上海展覽業發展的客觀規律[11]。

(三)典型博覽會研究

廣交會是當代中國第一展，對其歷史研究成果斐然，主要著作有《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志(1957—2001)》(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百屆輝煌》(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親歷廣交會》(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會展、經濟與城市發展——關于中國“廣交會”的綜合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和《逐夢世界：廣交會啟示錄》(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主要論文有孟紅的《“中國第一展”——廣交會的滄桑巨變》[12]，對廣交會的歷史脈絡梳理得十分清楚。尤其是廣州市委黨校的歐陽湘撰寫了一系列高質量的論文，對廣交會與中國外經貿戰略[13]、廣交會的歷史淵源和國情依據[14]等問題進行探討，極大地推動了廣交會的研究。

(四)編撰博覽會志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貿促會等單位組織人員編寫了《中國展覽年鑒》，基本上每年編輯1本，為展覽研究和展覽志的編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9年，長春市貿促會(會展辦)志編纂委員會編撰了《長春市貿促會(會展辦)志(1990—2008)》，梳理了長春會展業的發展概況[15]，這是地方展覽史志的重要成果。2012年，《上海世博會中國石油參與志》出版，該書主要收錄了上海世博會天然氣供應、上海世博會天然氣輸送、天然氣輸送建設、天然氣使用、上海世博會天然氣設備改造、站場防護及改造、信道光纜防護、上海世博會天然氣調控管理、編制供氣預案、多方聯動機制、上海世博會天然氣輸送安全管理等內容，其大事記重點突出，讓人一目了然[16]。這部展覽志詳細介紹了中國石油與世博會的關系，是一本頗具學術價值的展覽志。

回溯學術史，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在研究時段上，側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展覽會的研究，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展覽研究較少；在研究類別上，對國內展覽的研究較多，但對出國展覽與外國來華展覽的研究較少；在研究形式上，單篇論文較多，專著較少，還沒有一本完整的中國當代博覽會史；在研究內容上，個案敘述、介紹較多，從不同視角做深入系統探討的較少?？傮w而言，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有許多相關領域尚未涉及，特別是對當代中國博覽會史整體研究更是不足，迄今為止，尚無系統研究當代中國產業博覽會史、區域博覽會史、中外博覽會交流史的專門成果。

總之，學術界關于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缺乏更為深入的研究。就具體研究而言，研究中共黨史的較少關注歷史上的博覽會，研究博覽會的較少關注中共黨史，很難將中共黨史與博覽會進行銜接；研究當代會展業的較少關注歷史上的博覽會，大多進行展覽的對策性研究；研究博覽會史的很少關注當代會展業，缺乏歷史與現實的貫通。尤其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舉辦的博覽會的相關調查研究和檔案資料挖掘較少，這給學界留下較大的研究空間。

二、主要觀點

博覽會史盡管是較為小眾的歷史研究方向，但它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和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對外關系等有著密切的關系。學術界從不同的歷史層面，對博覽會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

(一)博覽會與經濟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物資交流展覽會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王巧鵬以20世紀50年代華北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為研究個案，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關注國計民生這一攸關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任務的。同時指出，展覽會是國家與民眾、中央與地方、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相互關系建構的重要場域，進而考察分析展覽會與國家形象塑造的復雜關聯[17]。楊建慧研究了中南區第一屆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對大會的興起背景、籌備組織、會場概況、歷史特點等進行了系統闡述，該文認為展覽交流大會對土特產品銷售與種植(生產)改(造)良，活躍物資交流和改善城鄉關系起著重要的作用[18]。

博覽會與城市經濟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艾險峰考察1909—2010年間博覽會與武漢城市社會變動的關聯。她指出，1949至1979年30年間展覽會與武漢城市的互動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督辦的形式展示出來的。反過來，“這些展覽會通過強化社會主義宣傳教育與動員效力，又進一步推動了武漢城市社會的變動”[19]。

此外，蔡成喜詳盡地敘述了第一次日本商品展覽會[20]的來龍去脈，資料豐富，內容充實。何立波敘述了20世紀50年代東北新農具展覽會、規模宏大的三屆全國農業展覽會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國新成就的廣交會[21]。文章較短，只是簡單介紹史實。

(二)博覽會與政治教育

“劉介梅忘本回頭”展覽會是195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展覽會之一，該展覽從黃岡到武漢，又到北京，再到全國巡展，影響非常大。吳子勛詳盡地敘述了“劉介梅忘本回頭”展覽會的來龍去脈，資料豐富，內容充實[22]。洪振強認為，圍繞劉介梅這個典型，各地結合具體工作實際，舉辦了“劉介梅思想之轉變”的大討論，展開批判與自我批判。同時，全社會創作了諸多以“劉介梅”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廣為傳播，使得“劉介梅”形象更為生動，產生更為廣泛的教育效果。展覽會被高度政治化，變成宣傳和動員工具[23]。

博覽會與意識形態關系密切。洪振強以武漢舉辦的展覽會為中心，深入地探討了展覽會與地區社會變遷的關系，認為展覽會強化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使得社會主義意識幾乎成為社會大眾認同的一種慣性思維和行為標尺[24]。這種分析非常深入，給人啟發頗多。

“文革”期間的展覽會十分復雜，是研究的薄弱環節。衛東風對“文革”時期博覽會進行案例分析，認為這是另類的展覽[25]。李靜萍論述了學大寨運動興起初期舉辦的三次展覽：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農業副業展覽和水利展覽。這些展覽展示了各地在學大寨運動中所采取的具體做法以及所積累的寶貴經驗[26]。

(三)博覽會與文化交流

博覽會作為一種文化交流活動，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陶金研究了全國版畫作品展覽，他從全國版畫展覽史料的分析入手，廓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舉辦的制度性展覽會的基本面貌，繪制了二十屆全國版畫展覽的運行時間圖[27]，闡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版畫展覽對中國版畫發展的影響及相互關系。趙建偉研究了首屆全國民間工藝品展覽會，他將展覽會放到大的歷史環境中，主要從文化、經濟、政治等角度對其進行研究和解讀[28]。胡清清研究了新中國對外美術交流展，她認為，從文化意義上來說，新中國時期的對外美術交流展現了我國深厚的文化積淀，同時為借鑒、吸收、學習他國的文化精粹，繁榮我國的美術事業搭建了平臺[29]。

此外，武洪濱的研究成果頗具代表性，他考究了藝術博覽會歷史溯源，分析了我國藝術博覽會的早期表現形態，指出“藝術博覽會”對于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新興事物，迄今為止歷史還不足50年，在我國的歷史更是不到20年，它既是一種藝術現象，又是一種市場現象[30]。

(四)博覽會與科技傳播

科技博覽會是科技集中展示的平臺，也是科技快速傳播的載體。關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比較薄弱。楊文君研究了博覽會與建筑技術的關系，她對1951年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的建筑群進行了系統的回顧與分析，結合對展覽會親歷者的采訪與文獻記錄，展館的設計藍圖、合約與施工說明等史料原件的研究，闡明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是中國現代建筑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建筑事件，開啟了嶺南現代建筑的新篇章[31]。喬兆紅研究了博覽會與科學展示之間的關系，論述了世博會與環境保護的交融與互動，在此基礎上她提出了上海世博會的可持續發展理念[32]。

(五)博覽會與形象塑造

博覽會是中國共產黨塑造形象的重要平臺。筆者對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展覽會和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進行研究。該文指出，“在辦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從三個方面提升自己的形象：通過組織展覽，展現中國共產黨的愛崗愛民；通過宣傳展覽，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通過展品展出，凸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就。尤其是，展覽陳列的視覺沖擊讓民眾感知新舊社會的不同，從而彰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光輝形象?！盵33]胡斌將關注視野從晚清直至新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整個歷程，通過對其展品選擇、展館建設、陳列方式、組織及影響力等因素的整體性梳理，以闡述當代中國透過這一窗口向世界呈現自身形象的時代變奏和文化要義，深刻分析了中國在世博會上的形象展示的民族動因[34]，給人很大啟發。

(六)博覽會與對外開放

邊疆博覽會是中國與周邊國家聯系的重要紐帶。劉明廣以最近十幾年中國與周邊國家在中國邊疆地區舉辦的博覽會活動為研究對象，全面研究其在中國周邊戰略中承擔的功能和發揮的影響[35]，并根據中國邊疆地區博覽會發展過程中的趨勢和挑戰，提出了針對性的對策和建議。

參加和舉辦世博會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筆者論述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基于歷史和現實的綜合權衡，參加了許多重要的世界博覽會。中國參展具有政府高度重視、展品契合博覽會主題、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等顯著特點，不僅促進了國內各方面的發展，還塑造了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36]。楊潔勉等人以2010年上海世博會為中心，闡述了世博政府外交、世博經濟外交、世博文化外交、世博公共外交和世博輿情外交，分析了世博會與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關系[37]，推動了該領域的研究。

以上介紹的相關主題研究，有些研究主題是交叉的，并非完全屬于一個研究主題。這些研究不但深化了對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的認識和了解，而且也為今后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三、研究展望

目前，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處于起步階段，許多領域有待進一步開拓和探討。立足當前，展望未來，筆者覺得有以下六個方面的工作值得去做。

(一)搜集與編撰相關資料

長達近70年的中國當代博覽會研究資料分散在各種報刊、檔案和微型膠片中，從這些資料中梳扒整理出與本課題相關的資料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目前，中國當代博覽會史資料數量較多，但頗顯零散，有必要系統整理。北京展覽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廣州中蘇友好大廈、武漢中蘇友好宮、北京農業展覽館等著名展覽館舉辦了大量的博覽會，檔案資料和口述資料值得整理?！拔幕蟾锩逼陂g，各地興建了大量的萬歲館，給民眾留下了深刻記憶，許多資料頗有意義。中國貿促會參加了許多出國展覽，在中國外交部檔案館可以查到不少檔案資料。歷史是由人組成的，中國當代博覽會史上有許多貢獻卓越的人物，他們的傳記、日記、年譜里也有不少展覽資料，值得搜集。編輯資料還可以充分利用數據庫，如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資源數據庫、大成老舊數據庫、《參考消息》數據庫、《人民日報》數據庫、《解放日報》數據庫、《經濟日報》數據庫等，數據庫信息量大，檢索方便，可以節約大量時間。

(二)運用多種研究方法

結合研究現狀，可以采取以下四種方法。第一，計量研究。中共博覽會次數、展品、觀眾都非常多，故須用計量研究，才能梳理清楚。第二，比較研究。將國共博覽會、國內展、來華展、出國展，不同類型、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博覽會進行比較，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展覽會與晚清、民國時期的展覽會進行比較，將改革開放前后的展覽會進行比較，分析其異同及原因，把握其歷史發展規律。第三，跨學科研究。引入多學科理論，對博覽會的象征文化場域、規訓權力施展與現代化的龐大表征，進行綜合研究和個案分析。第四，實地調查研究。采訪健在的博覽會親歷者，獲得口述資料。此外，還應鼓勵跨學科研究，如運用博物館學、人類學、社會學、圖像學等方法進行研究。

(三)借鑒已有研究成果

學術研究要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取得新的成績。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可以借鑒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一，借鑒大陸博覽會史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馬敏教授主編的《博覽會與近代中國》(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洪振強的《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1841—193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丁蕾的《從私藏到公共展覽：民國時期廣州的博物館和展覽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這些著作研究了博覽會史前沿問題，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第二，借鑒臺灣學者研究成果。臺灣曾經在博覽會史研究上走在前列，主要代表作有呂紹理的專著《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和吳淑瑛的論文《展覽中的中國：以1961年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為例》等，透過展覽活動的展示，塑造國人的歷史想象。第三，借鑒國外學者已有的成果。美國學者葛凱的專著《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對民國時期舉辦的展覽會及其視覺認知有著深刻地論述[38]。日本學者吉見俊哉的《博覽會的政治學》對博覽會與帝國主義、消費社會、大眾娛樂等進行深入探討[39]，是不能錯過的博覽會史經典著作。另有吉田光邦、何若書、阿爾佛雷德·海勒等學者的專著也值得學習。

(四)擴展研究內容

梳理博覽會歷史，有五個方面需要拓展：第一，勾勒當代中國博覽會的演進脈絡，重現中國共產黨從革命發展到建設成就，從展貿分離到展貿合一，從一國獨自展覽到國際展，從銷售展到會展經濟的演變軌跡，實現歷史和現實貫通；第二，考證各種展覽，如考證當代中國第一次展覽會的時間和名稱，考證當代中國博物館、科技館、文化館、美術館舉辦最早的展覽，考證當代中國首次參加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美洲舉辦的博覽會等；第三，對重要博覽會進行個案研究，如研究陜甘寧邊區建設展覽、土地改革展覽、物資交流展覽、土特產展覽、抗美援朝展覽、孫中山生平事跡展覽、“三反”“五反”展覽、全國農業展覽、建國十周年展覽、毛澤東著作展覽、雷鋒先進事跡展覽等；第四，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組織參加國外的博覽會，如1951年參加德國萊比錫春季國際博覽會、1955年參加法國里昂國際博覽會和印度工業博覽會、1960年參加巴基斯坦國際工業博覽會、1965年參加巴黎國際博覽會、1970年參加大馬士革國際博覽會、1975年參加日本福岡博覽會等；第五，研究外國的來華展覽會，如蘇聯經濟建設展覽會在中國的巡展、日本商品展覽會、印度展覽會、匈牙利工業展覽會，還有越南、朝鮮、印度尼西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在中國的展覽。

(五)深化研究主題

從目前研究現狀出發，可以從八個方面深化主題。第一，嵌入權力和空間理論。以前的研究，大多是“事件史”模式，本課題將借助于權力和空間理論，對博覽會的權力網絡和空間變化進行探討。第二，跳出博覽會看社會，把其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相結合，變靜態研究為動態研究，避免就博覽會論博覽會的不足，從而拓寬博覽會研究的視域。第三，透過博覽會看黨史，闡釋博覽會的場域、秩序與困難應對，厘清權力、空間與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的關系，重現博覽會史上的折沖樽俎等。第四，剖析博覽會與社會的關系，如博覽會與廟會活動、公共空間、消費社會、民族主義、革命文化、慶典與娛樂、視覺藝術等方面的關系。第五，透析博覽會的靈魂——展品是如何籌集、審查、布置、評獎的，以及博覽會塑造中國共產黨形象、推進黨的工作和促進黨的建設等方面的途徑和效果。第六，探討當代中國博覽會在政治與社會動員、政治社會化、規訓與獎懲、視覺與心理、話語與社會記憶等方面的作用，揭示博覽會與權力的關系，思考博覽會政治收益和經濟成本的關系。第七，探討革命偉人和博覽會的關系，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對博覽會的觀念認知及其貢獻等。第八，研究博覽會與“中國夢”。一部中國博覽會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因此，“世博夢”也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宏觀分析百年來中國博覽會的主要特點，關注博覽會與政治變革、經濟發展、社會變遷、國際關系、中國形象等問題之間的關系。

(六)加強歷史時段的研究

中國當代博覽會史與中國當代相關的歷史時段相對應。對每一個階段博覽會的興起背景、發展概況、主要特點和社會影響進行詳細論述，可以全方位地再現當代中國博覽會的歷史圖景。第一，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49—1956)的博覽會。通過剖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博覽會的歷史背景，闡明中國共產黨對博覽會的認知和政策，歸納博覽會的類型、特點、社會影響及其局限。重點以冷戰為背景，分析當代中國借助于博覽會的象征符號、儀式運行和宣傳話語，通過“展示新中國”，構建新的國家形象和政黨形象。第二，研究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7—1978)博覽會的挫折和發展。挫折是指“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左”傾思想使一些博覽會畸形發展。有所發展表現在：一是廣交會取得了較大成效；二是當代中國重視出國展，參加了大量的國際博覽會；三是大寨、大慶、雷鋒、向秀麗、焦裕祿等典型展覽會的舉辦。面對挫折和發展，我們應客觀全面地評價這一時期博覽會。第三，研究改革開放時期的博覽會。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隨著中國共產黨展覽政策的變化，博覽會在辦展理念、辦展職能、辦展層次、辦展主體等方面也隨之產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如1984年“和平統一工作”展覽、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展覽、2006年長征勝利70周年展覽、2009年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覽、2011 年的“復興之路”展覽等。重點探討中國共產黨在1982年博覽會立法、1993年加入國際展覽局、1999年昆明園博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等相關內容，勾勒這一時期博覽會恢復拓展的進程。

總之，博覽會是透視當代中國發展的一面鏡子。以博覽會為載體和洞察點，能夠加深對當代中國發展歷程的認知，促進當代中國專題史研究，并對當代中國博覽會進行歷史定位與展望。通過對博覽會與政治、博覽會與社會變遷、博覽會與國際關系等方面內容的分析與探討，相信中國當代博覽會史研究將取得更多的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