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義”

陳 岸 峰

(廣西民族大學 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6)

一、前言

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引韓非子之言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并將俠區分為：“游俠”“布衣之俠”“閭巷之俠”以及“匹夫之俠”。司馬遷只是羅列、區分，卻沒有做出明確定義，例如“布衣之俠”，何以要加上“布衣”？而“布衣之俠”與“閭巷之俠”又有何分別？皆語焉不詳。而此中關鍵在于司馬遷指出：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驅，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1]

所謂的“不軌于正義”中的“正義”，乃指官方的道德法律標準而言，即俠之所為雖乃犯法，然其所犯之法則又與“信”與“誠”及救死扶危有關，而俠不以其所為而驕矜自得，由此可見“俠”的特質：雖犯法，卻又具道義，且謙卑，當然亦是與官方相對立的“布衣”。具體而言，“俠”之舉措，亦即乾隆口中“跡近叛逆”“無法無天”的紅花會等人與朝廷作對之所為[2]。

武俠之雛形，目前均認為始見于《唐傳奇》中的風塵三俠(1)有關《虬髯客傳》對金庸武俠小說的影響，可參閱何求斌：《從金庸對〈虬髯客傳〉的評說看其武俠小說的情節要素觀》，載《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第39-44頁轉第111頁。，然卻事跡渺茫、形象模糊。及至明代施耐庵(1296—1371)《水滸傳》之出現，則群俠之英姿驟現、風格迥異，而快意恩仇之行徑則大體如一，此乃近現代武俠小說所本。

正如有論者指出：“武俠小說著眼于俠的善良、仗義與武功超群?！盵3]有正義、善良之心，方有俠舉，至于武功之高低，則與仗義行為并沒有必然的關系。金庸指出：

武俠小說中真正寫俠士的其實并不很多，大多數主角的所作所為，主要是武而不是俠。[4]818

由此可見，金庸在俠客的塑造上乃有意而為，其筆下的俠客各有不同的成長歷程、性格形象及歸宿。而金庸在其武俠小說中有關俠的觀念與譜系建構及其演變，尤為關鍵。

二、俠的概念及其內涵

(一)俠的概念

俠客多如繁星，金庸卻只在《天龍八部》中的第五冊中提過一次“大俠”[5]2191，稱頌的便是阻撓遼帝耶律洪基入侵北宋的蕭峰?？梢?，金庸對“俠”之下筆，慎之又慎(2)金庸曾在《“說俠”節略》一文中，以中、英、法、日等不同文化中的“俠士”“騎士”及“武士”等概念做出比較論述。詳見劉紹銘、陳永明編：《武俠小說論卷》下冊，第716-718頁。。俠客之所以為俠客，正如《飛狐外傳》中趙半山之感慨：

一個人所以學武，若不能衛國御侮、精忠報國，也當行俠仗義、濟危扶困。如果以武濟惡，那還不如做個尋常農夫，種田過活了。[4]146

趙半山所推崇的無疑便是天地會的領袖如陳家洛與陳近南，上溯蕭峰、郭靖、楊過以及張無忌等為國為民的俠客。相對而言，《雪山飛狐》與《飛狐外傳》中的田歸農，則是以武助惡而沒有好下場，商家堡的商寶震及其父商劍鳴亦是或助紂為虐或濫殺無辜，前者死于非命，后者則為胡一刀所除?！渡涞裼⑿蹅鳌贰渡竦駛b侶》中的歐陽鋒、歐陽克，《倚天屠龍記》中的成昆、陳友諒、宋青書等，亦是如此。此外，《俠客行》中的“河北通州聶家拳”在江湖上頗有“英俠”之名，但是“暗中無惡不作”[6]642，實乃偽俠，故滿門盡為俠客島所滅?！讹w狐外傳》中奸淫袁紫衣之母的湯沛，號稱“甘霖惠七省”，實則乃無恥小人?！短忑埌瞬俊分械闹性淞趾澜?，在蕭遠山口中乃“南朝大盜”[5]916，在蕭峰心中連畜生也不如。因為這些以武濟惡、仗武欺人的偽俠橫行江湖的現象，故有了《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的感慨：

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這“俠義”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俠義?殘殺無辜幼女，算不算俠義?要是這種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別？[7]272

令狐沖所說的樸實道理，實乃一般道德共識，然而華山派的岳不群、嵩山派的左冷禪以及青城派的余滄海等所謂的“正派”掌門，為了“辟邪劍譜”以及一統江湖的野心，屢行不義，無異于“邪魔外道”。至于令狐沖，被師父岳不群一再陷害并逐出師門，反倒與“魔教”中人來往密切，卻是金庸筆下所稱頌的“英風俠骨”[7]277。金庸武俠小說中“俠”的概念之復雜，可見一斑。

(二)“游俠”

“游俠”，顧名思義應是閑云野鶴、遨游四方，不沾不滯于任何江湖恩怨，更不涉及政治斗爭，除暴安良而又飄然遠去。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世界中，絕少“游俠”，金庸本來是想將胡斐寫成“游俠”的，然而他卻無奈地卷入祖輩遺留下來的政治斗爭中。胡斐的祖先乃李自成四大護衛之一，四大家族在誤會與利益之爭中互相仇殺近百年，胡斐背負了太多的包袱，自然難以抽身。楊過的性格及他在絕情谷失去小龍女期間18年的俠舉最近乎“游俠”，但他后來卻又卷入助南宋抗蒙古的政治行動。究其原因，便在于金庸套用《西游記》中孫悟空的模式塑造此人物，以致他先是叛逆，繼而又被情花折磨，猶如孫悟空被緊箍咒所約束，最終為如來佛所降服，楊過亦不得不向名教屈服，一起參與抗擊蒙軍，然后才獲得名教默認兩人的關系，他最終選擇重回古墓隱居。實際上，金庸小說中絕大多數“游俠”都是非傳統意義上的純俠，或欲望過盛，或卷入政治、尋寶、秘訣的旋渦。

真正不沾不滯之“游俠”，唯有令狐沖與任盈盈，他們傳承“魏晉風度”，方能“笑傲江湖”。令狐沖行俠仗義，本只憑心中善惡之判斷，但此一念之初的善良，卻令他無法辨別其師岳不群究竟是君子還是偽君子？究其原因，便在于他對俠的崇高意義沒有徹底的了解。及至風清揚、曲洋、劉正風及任盈盈的出現，以及由嵇康《廣陵散》改編而成的《笑傲江湖》的熏陶，方才令本來灑脫自由的令狐沖得到了精神層次的洗滌，由此從思想而及行動，一切俠舉均有根有據，其所為均沒有任何的功利目的。由此，金庸便為“游俠”下了一個恰當的注腳。

(三)“布衣之俠”與“閭巷之俠”

俠并非整天飛檐走壁、刀光劍影，亦非整天置身荒郊野外、風餐露宿。按司馬遷對“布衣之俠”與“閭巷之俠”的理解，大抵指的是日常生活中有俠義之舉而生活于尋常巷陌中的老百姓?！缎Π两分斜阌幸晃毁u餛飩的“布衣之俠”：

華山群弟子早就餓了，見到餛飩擔，都臉現喜色。陸大有叫道：“喂，給咱們煮九碗餛飩，另加雞蛋?！蹦抢先藨溃骸笆?！是！”揭開鍋蓋，將餛飩拋入熱湯中，過不多時，便煮好了五碗，熱烘烘地端了上來……梁發卻向那餛飩擔飛了過去。眼見他勢將把餛飩擔撞翻，鍋中滾水濺得滿身都是，非受重傷不可。那賣餛飩的老人伸出左手，在梁發背上一托，梁發登時平平穩穩地站定……他猜到這賣餛飩的老人是浙南雁蕩山高手何三七。[7]103

何三七身負絕技，卻甘于平淡，以賣餛飩維持生計，故錙銖必較：

何三七笑道：“不怪，不怪。你們來光顧我餛飩，是我衣食父母，何怪之有？九碗餛飩，十文錢一碗，一共九十文?！闭f著伸出了左掌。勞德諾好生尷尬，不知何三七是否開玩笑。定逸道：“吃了餛飩就給錢啊，何三七又沒說請客?！焙稳咝Φ溃骸笆前?，小本生意，現銀交易，至親好友，賒欠免問?！盵7]103-105

然而，何三七“自甘淡泊”的行止卻為武林中“好生相敬”，就連定逸師太也得讓他三分。此外，《鹿鼎記》中自行解穴而為吳六奇所佩服的鄉農實乃“百勝刀王”胡逸之，他同樣貌不驚人而身負絕技：

……忽見那鄉農雙手一抖，從人叢中走了出來，說道：“各位，兄弟失陪了?！闭f著拖著鞋皮，踢跶踢跶地走了出去……那馮錫范內力透過劍尖入穴，甚是厲害，武功再高之人，也至少有一兩個時辰不能行動。這鄉農模樣之人宛如個鄉下土老兒，雖然他適才推牌九之時，按牌入桌，印出牌痕，已顯了一手高深內功，但在這短短一段時候之間竟能自解穴道，實是罕見罕聞，委實難能。[8]1396-1397

如此功夫，就連神丐吳六奇也自嘆不如[8]1403。同樣，《連城訣》中的狄云本乃湖南農村的習武之人，后來亦隱居雪山，由始至終均只是一個具有武功的農夫而已。至于頗富爭議性的韋小寶，則乃金庸刻意塑造的有俠義之舉的屠狗輩，皇宮可為家，妓院亦可為家，無可無不可，不沾不滯，雖胸無點墨，而天性中自有大智慧，難怪顧炎武、黃宗義等名士竟認為他類近劉邦(季，前256—前195)、朱元璋(國瑞，1328—1398)式的人物而打算擁他為主。由此可見，金庸在此隱約指出俠義有時亦乃起義者的必要特征，如《倚天屠龍記》中的朱元璋在最初出場殺牛、煮牛并救了將近餓死的張無忌、楊不悔的表現，從而獲得后來作為明教教主的張無忌委以統帥重任，實無異于《鹿鼎記》中“不學有術”而屢救他人以至于建功立業的韋小寶，由此他成為各方人物所傾心誠服的領袖。就算韋小寶沒有偶遇陳近南等天地會中人，以其自小敬仰《大明英烈傳》中的英雄俠義心態而言，他亦必會是個混混之中的俠客。

由此可見，“布衣之俠”與“閭巷之俠”均指日常生活中具有俠義之舉的人，乃俠之人間化。

(四)匹夫之俠

若心中沒有崇高的俠義精神，僅憑心中是非做判斷而出手，一如《水滸傳》中的李逵，亦就是“匹夫之俠”而已；在金庸筆下，亦即《連城訣》中的狄云、《俠客行》中的石破天之流的人物。假如令狐沖沒有風清揚、劉正風、曲洋以及任盈盈等人的引導，沒有嵇康的《廣陵散》及劉正風、曲洋二人改編的《笑傲江湖》的熏陶，令狐沖畢生亦只是“匹夫之俠”而已。而金庸卻令只憑心中善惡以抗衡江湖中的虛偽與黑暗的令狐沖，進入“魏晉風度”的譜系，從此與任盈盈琴簫相奏，攜手重塑江湖，成為“魏晉風度”之俠。由此可見，金庸在俠的塑造上，既有所傳承，又有創造與突破。

三、俠與政治

俠之本義原本就是“以武犯禁”，實乃與王法作對，因此才有漢初的滅俠之舉。金庸筆下的蕭峰與阿珠、郭靖與黃蓉、楊過與小龍女以及張無忌與趙敏，這四對俠侶均與政治有關：蕭峰因夾于北宋與大遼之間，忠義兩難全而自盡；郭靖與黃蓉一同在襄陽戰死；楊過與小龍女則協助郭靖與黃蓉堅守襄陽，并擊斃蒙古大汗蒙哥之后退隱古墓；張無忌則在朱元璋率部逼宮之下，選擇與趙敏退隱蒙古。這四位俠客，均曾“以武犯禁”：蕭峰以武阻遼帝南侵；郭靖以武阻成吉思汗南侵；楊過與小龍女大鬧全真教并在重陽宮中與小龍女成婚也是“犯禁”；張無忌率領明教抗擊蒙軍，自然更是“以武犯禁”了。所謂的“禁”，實乃因時勢之變而難以厘定，而“犯禁”卻正是彰顯俠客之勇氣與武功的試金石。

俠之參與政治，有時是身不由己，《鹿鼎記》中九難(長平公主)便說道：“我本不想理會國家大事，國家大事卻理到我頭上來?！盵8]1188《射雕英雄傳》中鐵掌山中指峰前，兩白雕背負郭靖、黃蓉二人脫離裘千仞之火攻，翱翔而去[9]1185-1187，儼然便是“神雕俠侶”。然而這部小說卻命名為《射雕英雄傳》，反而以“神雕俠侶”配上楊過與小龍女二人，為何？這就必須先從雕說起，《射雕英雄傳》中的白雕“頗通靈性”[9]43，可以傳達信息、具備運輸功能以至攻擊敵人，而《神雕俠侶》中的雕卻更具備神性，以至于傳授楊過至上的武功與劍術[9]1117-1119。郭靖在大漠上一舉成名的原因在于一箭雙雕射下象征邪惡的黑雕，繼而開展其“英雄”的歷程，而楊過卻自言不是英雄[9]475，其性情上近于黃藥師之憤世嫉俗，恰好小龍女亦乃古墓中的“活死人”[9]134，即不食人間煙火之人，兩人遂在精神上達到契合而成為俠侶。郭靖、黃蓉二人本可以翱翔而去成為“神雕俠侶”，但最終郭靖因受范仲淹(希文，989—1052)與岳飛(鵬舉，1103—1142)的精神感召而選擇了力守襄陽，最終戰死。故此，此雕不同彼雕，各有象征意義，亦暗喻了郭靖與黃蓉、楊過與小龍女之不同命運及其作為俠客的類型。郭靖以武俠而參與抗擊蒙軍的政治行動，猶如《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牽領明教抗擊蒙軍、恢復河山。至于楊過則止于拯救弱小而幾乎不涉政治，其抗擊蒙軍亦只為了取悅郭襄而已，其率性而逍遙，則近于道家的理性人物。這兩對俠侶，一為俠之大者，一為俠之游者，前者明知不可為而為，后者自由灑脫。蕭峰、郭靖求仁得仁，走的是范仲淹與岳飛等民族英雄的救國救民的道路，張無忌被逼退隱，其實亦是一種政治風波中的明哲保身，實為儒家之“道不行，乘桴浮于?！盵10]60。這四對情俠結構所塑造的俠侶，均與政治有關，并借此展現俠客之雄姿英發與愛國之熱血，生死相隨，這亦頗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與想象。同樣，《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與任盈盈所面對的江湖幫派，實亦無異于黑暗的政治集團，故彼等則以“魏晉風度”而抗擊黑暗，亦是成功的情俠結構。

四、俠與英雄

“俠”與“英雄”，兩者又有何分別？在《史記》中，刺秦的荊軻(？—前227)并不是被列于“游俠”列傳中的，而是歸為“刺客”一類。顯然，在司馬遷心目中，“刺客”與“俠客”是有所分別的?！妒酚洝分械摹坝蝹b”，其舍身重義和自由的身份與《史記》中的“刺客”之為王侯門客，如荊軻之于燕太子丹(姬丹？—前226)，彼此乃賓主關系，在性質上頗不相同，這與后來演變的“俠”又有所不同。太子丹欲刺殺秦王(嬴政，前259—前210)，作為門客的荊軻唯有舍命盡忠，這就帶有下屬對上司盡責任的性質。至于“游俠”，則為自由的江湖人物，沒有“門客”的屬性?！坝蝹b”如朱家(生卒不詳)、郭解(翁伯，生卒不詳)之所以備受推崇，就在于他們獨立于一切權力之外的自由精神。陳平原直接地指出：“報知己之恩是刺客荊軻、聶政輩的行徑，與游俠無涉?！盵11]52“游俠”與“刺客”在性質上之不同盡見于斯。

俠客一旦卷入政治旋渦，其信念之獨立與行動之自由必然受限制以至于陷入矛盾沖突，如蕭峰、郭靖之死便是例證。令狐沖從沒涉及政治，甚至刻意遠離類似政治組織的日月神教，故方能“笑傲江湖”。蕭峰既救了女真的完顏阿骨打，又有恩于遼帝耶律洪基，其生命便由此出現暗涌，令其復雜的身份陷入更艱難的態勢。蕭峰夾在遼與宋之間，為阻遼帝南侵而獻出生命，猶如《大莊嚴論經》中的尸毗王舍身喂鷹[12]1287。其以武止戈，遂成就其為“俠之大者”，乃武俠與江湖的最高層次書寫，昔日恨之入骨的丐幫中人由此改口說﹕

喬幫主為了中原的百萬生靈，不顧生死安危，舍卻榮華富貴，仁德澤被天下。[5]2167

這就是金庸對“俠”的重新定義，蕭峰為天下蒼生之所為才是“俠”的最崇高表現，這便與《戰國策》及《史記》以及傳統武俠小說中的俠客大為不同。悲劇的高潮是作為英雄的蕭峰以死擺脫命運的捉弄﹕

蕭峰大聲道：“陛下，蕭峰是契丹人，曾與陛下義結金蘭，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既不忠，又不義，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舉起右手中的兩截斷箭，內力運處，右臂回戳，噗的一聲，插入了自己心口。[5]2189

超乎國族利益，只為天下蒼生而止武，又不忘忠義，這便超乎一般的江湖俠義，非止于俠客，而是英雄。郭靖謹記他二師傅所說的“亂世之際，人不如狗”[12]1325，這亦是他決心成為英雄而不止于俠客的關鍵所在。當郭靖讀到《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時[12]1114，便決意成為其以天下蒼生為重的追隨者。郭靖喜歡韓世忠(良臣， 1089—1151)所書的岳飛那首詩，故黃蓉要求黃藥師將題有該詩的畫給了郭靖，而郭靖又由該畫中的線索而獲得《武穆遺書》，并由此傳承了岳飛保家衛國的精神，肩負起抗擊蒙軍的重任。丘處機在嘉興醉仙樓上對郭靖說：“人生在世，文才武功都是末節，最要緊的是忠義二字?！盵12]1392由此種種，郭靖在《射雕英雄傳》將結束前，可以說已是退出江湖而步入政治，由“俠客”而轉入“英雄”的行列。其時成吉思汗便稱攻城有功而不愛財的郭靖為“英雄”[12]1527。郭靖又不提兒女私情的辭婚，而是請求成吉思汗別屠城[12]1529，此乃其仁義之心，亦乃其成為英雄之所在。及至后來，當他在《神雕俠侶》中送楊過上全真教時見到全真派弟子的所作所為而自嘆：“怎的我十余年不闖江湖，世上的規矩全都變了？”[9]106這是因為他早已不是行走江湖的俠客，而是守衛襄陽的英雄。在《神雕俠侶》的華山論劍中，有以下關于郭靖身份的議論：

朱子柳道：“當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時都稱‘郭大俠’而不名。他數十年來苦守襄陽，保境安民，如此任俠，絕非古時朱家、郭解輩逞一時之勇所能及。我說稱他為‘北俠’，自當人人心服?！币粺舸髱?、武三通等一齊鼓掌稱善。[9]1707

朱子柳所謂的“絕非古時朱家、郭解輩逞一時之勇所能及”，事實上是金庸對俠的觀念做出了嶄新的闡釋。

故此，蕭峰、郭靖、張無忌、陳近南及陳家洛等以江湖力量而從事政治活動者，均乃由俠而英雄，或介乎兩種角色之間，但往往是一涉及政治便絕少在江湖上“任俠”，一如郭靖所言的他“十余年不闖江湖”。在兩種角色之間，他們命運亦必然有所改變，更多的是英雄負擔過重，主人公或死難、或被迫舍去英雄的身份重拾俠客之自由。

五、俠之譜系

金庸武俠小說的另一貢獻在于俠之譜系的建構。有論者指出：

武俠小說必須在仗義與超逸兩方面保持某種平衡。如果過分偏于社會責任，俠就變成忠臣良將而喪失獨立人格，從而失去魅力。如果過分偏重于個體自由、放棄社會責任，俠就喪失崇高性而缺乏感召力。古典武俠小說演變基本上反映了兩種人格要素關系的變化。[3]180

對古典武俠小說而言，此話不虛。不過，金庸武俠小說中俠客的情況，往往相當復雜。郭靖在《神雕俠侶》中基本上已是有實無名的襄陽守將，但他俠風依然，在沖擊蒙古大營救楊過時，豪氣干云，而他所使用的全是武功，而非軍隊。郭靖不是忠臣良將，只是偏于“社會責任”，頗近朱家、郭解之介入國家大事?！缎Π两分械牧詈鼪_所處之時空跟郭靖不同，無須抗擊外敵，他只是以一人之力重塑江湖，得以保持“個體自由”，又具備其“社會責任”而有俠的“崇高”與“超逸”。由此而言，郭靖與令狐沖乃金庸刻意塑造的兩種截然不同而又具典范意義的俠客，前者為“俠之大者”，后者為“魏晉風度”之俠，由此而建構其俠之譜系。

丐幫幫主蕭峰武功超群、義薄云天，傳承其精神與職位者，乃《射雕英雄傳》與《神雕俠侶》中的洪七公。洪七公在眾多俠客之中，乃最為光風霽月之俠客，他是幫眾遍及天下南北的丐幫幫主，被他所殺之人無一不是犯罪之人，他在下手之前必定先行查訪清楚，胸中了然，善惡分明。洪七公地位超然，行事不沾不滯，且提攜后進，遂帶出了像郭靖這樣的一代大俠。洪七公是“北丐”，承傳其俠義之位者，便是“北俠”郭靖。除卻蕭峰、洪七公、郭靖、張無忌、陳近南、陳家洛這些為天下安危而奔走的“俠之大者”之外，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關鍵、最精彩、最用心的書寫，便是“魏晉風度”之俠客譜系的建構。曲洋與劉正風以琴簫合奏的《笑傲江湖》乃傳承自嵇康的《廣陵散》，他們在臨終前以《笑傲江湖》托付“俠骨英風”的令狐沖[7]277，自是引為同道中人。金庸小說中，自“東邪”黃藥師的蔑視禮教、憤世嫉俗，再到楊過的以嵇康(叔夜，約223—263)四言詩創造武功，下及《倚天屠龍記》中的張三豐，再至《笑傲江湖》中的曲洋、劉正風以及令狐沖、任盈盈，均為抗俗辟邪、特立獨行的俠客，堪稱其武俠世界中的“魏晉風度”。黃藥師既離經叛道，又對早逝妻子馮氏一往情深，他誤以為女兒黃蓉死于意外時，吟曹植詩以“嘆逝”[12]947-948?！渡竦駛b侶》中，楊過以嵇康的四言詩融入劍法：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9]839

《倚天屠龍記》中的張三豐任性、放誕、詼諧、不修邊幅，金庸又再安排他以王羲之(逸少，303—361)的《喪亂帖》與“倚天屠龍歌訣”化為武功[13]103，目的正在于將中土武功的一代宗師在精神境界上神接“魏晉風度”。俠之“魏晉風度”，到了《笑傲江湖》時便有更為深入的書寫，從劉正風與曲洋對嵇康《廣陵散》的追尋，到改編為《笑傲江湖》，下傳令狐沖與任盈盈。令狐沖的任性、放誕、飲酒、長嘯以及對抗黑暗、邪惡的精神，均集“魏晉風度”之大成。此中，任盈盈以《清心善譜咒》的琴音為令狐沖療傷，并教會他彈奏古琴，而她又從令狐沖處獲得劉正風與曲洋之《笑傲江湖》，由此兩人琴簫合奏而進入“魏晉風度”的譜系，以風骨、正義抗衡江湖的黑暗。這又是金庸對“俠”的概念的突破，將獨孤九劍與“魏晉風度”緊密結合，將俠的精神層面推至極致。

六、俠之演變

梁羽生(1924—2009)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更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故此認為與其有“武”無“俠”，寧有“俠”無“武”(3)具體可參見佟碩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論》，載三毛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中國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年版，第4冊，第180頁。亦可參見林崗：《江湖·奇俠·武功——武俠小說史上的金庸》，劉再復、葛浩文、張東明等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29頁。。按梁羽生之見，《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便是有“俠”無“武”，雖然他會“神行百變”以及洪教主所教的“狄青降龍”，縱使每次場面都有點狼狽，但在其機智的配合之下，總是化險為夷。這亦是金庸對俠的觀念及形象的突破。然而，韋小寶的創造招來很多質疑，故有論者指出金庸筆下的俠有以下的演變：

……金庸刻畫武林人物形象，走了一個從“形似”到“神似”的過程，早期務求“形似”，中晚期則追求“神似”。在“形似”的階段，金庸極力突顯奇俠人物那種“仗劍行俠”的俠義道，與傳統武俠小說里的人物形象，人或不同，其俠一也。中晚期階段，作者似不滿足于僅僅寫出武俠人物的“形似”，試圖把對人性、人生的體悟帶到武俠小說中，透過筆下的武俠形象寄托這些人生的體驗。因此，金庸追求筆下的形象不僅具有俠義性格，而且具有以前武俠形象所缺乏的豐富性，他們的命運融匯了前所未具的意義寄托。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金庸后期的奇俠形象更為“傳神”[14]132。

“形似”與“神似”均非金庸塑造的俠客關鍵，蕭峰與韋小寶似乎在武功與形象上有天淵之別，蕭峰的形象與精神均乃俠之大者的典范，而韋小寶在形象與武功上雖存在有先天與后天的雙重缺陷，然而其精神上卻因《大明英烈傳》的感召而總懷有俠義之心。故此，若要為金庸早期與晚期之俠客作區分，只能說蕭峰、郭靖、楊過、張三豐及張無忌乃崇高之俠，而韋小寶則為混混之俠。蕭峰作為大俠，就在于他具備俠的原始精神——急人之難﹕

阿朱奇道：“你也不認得他么？那么他怎么竟會甘冒奇險，從龍潭虎穴之中將你救了出來？嗯，救人危難的大俠，本來就是這樣的?！盵5]871

此外，東邪黃藥師乃文化與武功之集大成者，亦為中國文化的批判者，是作者對魯迅(周樹人，1881—1936)抨擊“吃人禮教”的致意。一燈大師以一陽指醫治垂危的黃蓉而導致元氣大傷，五年之內武功全失[12]1260，真是舍己忘我。張三豐乃一代宗師，甚至是神化了的道家人物，在金庸筆下，他親切和藹、樸素謙和、愛幼憐弱，而其武功卻博大精深、舉世無敵。至于張無忌以乾坤大挪移救了在塔上跳下的各門派中人，更是一再令金庸推崇其俠氣：

其實他的俠氣最重，由于從小生長于冰火島，不知人世險惡，不會重視自己利益，因而能奮不顧身的助力。[13]1722

故此，金庸認為張無忌在“俠”的方面，“發揮得很充分”[13]1723。崇高之俠，形神俱備，而作為小癩子模式的韋小寶則形神皆缺，故而招來口誅筆伐。然而，俠亦是人，傳統武俠小說之偏頗便在于將俠客樣板化，令他們失去了常人所有的七情六欲。我們幾乎看不到《七俠五義》中的展昭有任何的兒女私情，《水滸傳》中的燕青與李師師有情有義，卻無疾而終。而且古典武俠小說中，更多的是江湖好漢對女性的殘殺。但是，《天龍八部》中的蕭峰雖受盡馬夫人康敏的禍害，最終卻沒有手刃仇人?！渡涞裼⑿蹅鳌分械拿烦L以人頭作為練功的工具，可謂惡貫滿盈，最終卻仍受到寬恕?！渡竦駛b侶》中的李莫愁作惡多端，卻亦非他人所殺，而是死于情花之毒。

簡而言之，金庸筆下感情世界是多姿多彩的。段譽備受情欲的折磨，終有所領悟。郭靖對黃蓉一見鐘情、此生不渝。楊過在小龍女之外，亦處處留情，而終有情花之毒的折磨。張無忌更是坦言想四人共有、難舍難分。陳家洛亦曾擁有霍青桐與香香公主，卻終一無所有。至于一向備受鄙視的韋小寶，更是七女同歡。金庸關于俠與女性的曲折而細膩的書寫，在于突顯俠的人間化與情感需要，還原他們血肉之軀的身份。以上所述俠之情感的人間化與俠客形象的多樣化，實乃金庸對俠的書寫的演變，可惜不為一般論者所理解。

七、結語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并非只以“武”與“俠”的結合那么簡單。首先，他賦予了“俠”嶄新的定義，以蕭峰、洪七公、郭靖、楊過、張三豐、張無忌等作為“俠之大者”的崇高典范，同時又結合傳統，建構了具有“魏晉風度”的俠之譜系，此為光風霽月之俠的精神，將俠的精神境界推至極致后，金庸又在“仗義每多屠狗輩”的觀念上深入挖掘，以《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作為小癩子的模式，朝向無武而有俠方面進行書寫，從而豐富了俠的層次，亦令俠從崇高層面走向現實層面，做出精彩的呈現。簡而言之，金庸筆下的俠，風姿迥異，各有不一般的曲折而動人的歷程，不只豐富并突破了武俠小說中“俠”的形象，更拓寬了中國人對“俠”的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