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的文藝座談研究述論

藍 善 康

(1.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2.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桂學研究院，廣西 桂林 541004)

文藝座談是一種話語交互方式，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重要現象，其以一種特殊的批評方式參與了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建構，直接或間接影響了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生成和流變。目前，學界對文藝座談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若干重要座談會上，抗戰時期尤其是全面抗戰時期發生的紛繁駁雜的文藝座談尚未引起學界足夠的注意，是一個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領域?？箲鸫蠛蠓降母黝愇膶W、文化組織，如文協、文工會、文運會、七月社等，都舉辦過多種類型的座談，對文藝問題進行較為細致的探討?！缎氯A日報》《抗戰文藝》等大后方刊物也組織過不少座談活動，形成了文人聚談文藝問題的群落。這類“圈內的、自發的”[1]座談具有一定的協商性質。對抗戰時期的文藝座談進行研究，還需要回到歷史現場，理清座談的內涵，廓清其邊界，從文學批評的互動角度考察座談的話語空間。

一、現代中國文學史視野中的座談研究綜述

目前中國文學學術界關于座談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厚的成果，且主要聚焦在對一些重要座談會展開研究，尤其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研究方面，一批標志性和重量級成果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和路徑。同時也意味著，焦點之外的文藝座談尚是研究界中比較模糊的風景，關注度還不夠?？傮w上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視野中的文藝座談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重要座談的個案研究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學界研究的焦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是學界研究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首選文本。對《講話》的闡釋與研究經歷了尊崇與經典化(1966年以前)、異化與爭鳴(“文化大革命”至20世紀80年代)、多元拓展與回歸原典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等階段。對座談會本身進行研究者，主要表現為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史料梳理、過程考察、因緣探究、決策影響、文藝政策形成等方面問題的研究，主要研究者有陳曉明(2007)[2]、劉忠(2009)[3]、田剛(2011)[4]、朱鴻召(2012)[5]、趙學勇(2012)[6]、高杰(2013)[7]、劉增杰(2013)[8]、楊向榮(2015)[9]、袁盛勇(2016)[10]、程凱(2017)[11]、張炯(2017)[12]、張旭東(2018)[13]、丁國旗(2019)[14]等。近年來，一些博士學位論文在對《講話》進行理論權威/文學體制確立、理論文本解析、文本實踐和整體性理論譜系探源等方面也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1)近年有關延安文藝座談會研究的博士論文有：高磊《〈講話〉的發生學研究》,蘇州大學，2009；周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研究(1942—1949)》,山東大學，2009；田韶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理論溯源》,福建師范大學，2015；等等。。

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簡稱北京文藝座談會)是近年研究新的生長點。這方面主要體現為對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文本的研究。童慶炳的論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時代性》(2015)[15]在回顧黨的歷代領導人文藝講話中考察習近平文藝講話的脈承性，指出習近平文藝講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有機組成部分，并探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時代性。張江(2015)[16]、丁國旗(2015)[17]、張永清(2015)[18]、霍士富和李寧(2016)[19]、董學文(2017)[20]等對習近平講話及其相關文本的內涵及實踐指導意義、當代價值進行了研究。

其他重要文藝座談會也逐漸為學界關注。在對1942年1月召開的太行山文化人座談會的研究中，王維國(2004)認為，鄧小平講話等相關成果引導了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工作者眼睛向下看，直接催生了趙樹理的大眾化文藝創作，該座談會成為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召開的、曾經有力地推動解放區文學發展的一次重要的文藝會議[21]。對于1966年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張天榮(1987)較早對該座談會及其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進行研究[22]。張志忠(2016)通過對《紀要》這一文件的背景進行梳理，理清了文藝領域極“左”思潮的來龍去脈[23]。周景雷和王燕(2013)認為江青等人的《紀要》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窄化、極端化乃至異變，行的是取代《講話》之實[24]。

(二)創作影響研究

應該說上述所有座談活動都對文藝產生了影響，而側重于創作影響研究的相關成果，則體現出更濃厚的文學氣息。如蔡麗的著作《傳統、政治與文學：解放區小說的敘事轉型》(2013)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和揭示了左翼作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和會后的創作異同[25]。李鎮在《乍暖還寒猶未定：1980年“劇本創作座談會”之觀察》(2015)一文中細致探討了1981年召開的劇本創作座談會對于電影創作及文藝作品創作轉向的影響[26]。

還有對抗戰大后方文藝界召開的相關座談與作家、批評家文藝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如陳世澄的文章《蕭紅與〈七月〉的文學因緣》(2011)對七月社召開的抗戰文藝活動展望座談會與胡風、蕭紅等人文藝思想的關系進行研究[27]。

(三)比較研究

還有一類成果主要表現為重要文藝座談會之間的比較研究。杜忠明(2012)通過太行山文化人座談會與延安文藝座談會之間的比較，認為二者在文化方向、文藝創作問題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前線和后方的一種呼應[28]。張金堯(2015)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與北京文藝座談會中關于文藝創作的共相與殊相、歷時與共時等體現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問題進行了解析，指出其中既揭示了文藝發展的一般規律，又具有鮮活的時代針對性[29]。章玉麗(2015)[30]、李云雷(2017)[31]等對這兩次座談會的一些共性進行了比較研究。

總而言之，對文藝座談的研究在專題化、史料性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從史料、體制等新的研究視角審視文藝座談，改變了以往文學研究中對于文學會議研究的忽視或輕視狀況。同時，對政黨意識形態方面的座談會(尤其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等的研究成果正與日俱增，淵源探索、史料考辨和歷史解讀、理論闡釋均不斷推陳出新。近年對文學會議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史料的發掘、考證和闡釋方面。隨著史料檔案的發掘和解密，對會議的議題、參加人員、會議期間的活動、產生影響、文藝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推出了不少成果，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1949年以后尤其是第一次文代會以后的文學會議研究中(2)見胡慧翼博士論文《第一次文代會研究》，北京大學，2005；王秀濤《文學會議：文學批評的一種方式——以〈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中心》，載《新文學評論》2018(2):127-131；斯炎偉：《嘩變與騷動：歷史轉折語境下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載《文學評論》2016(1):67-77。。

通過梳理可以發現，對抗戰時期的文藝座談研究尚待深入。除前述個別學位論文對七月社的座談進行了專題梳理外，戰時文藝座談的研究多數比較零散，如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舉辦的座談的研究在段從學的博士論文《文協與抗戰時期的文藝運動》(2006)[32]中做了部分闡釋。對七月社座談的研究在張玲麗的《在文學與抗戰之間——〈七月〉〈希望〉研究》(2016)[33]中也有所體現，藍善康和李永東(2018)[34]對七月社座談的派性及其對胡風問題的形成所帶來的影響進行了論述，等等。大后方文藝座談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對史料進行梳理，在理論闡釋方面仍存在不少有待開拓的空間。也就是說，對大后方文藝座談的研究，還可以在史料發掘、座談活動形態研究的基礎上，打破以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內部解讀輕外部研究的格局，進一步辨析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對座談活動所呈現的話語空間進行深層的考察，使得座談活動對大后方文學產生的動態影響在研究中獲得應有的彰顯。

二、座談活動探源及其戰時的本體性討論

事實上，座談會并非舶來品。古代社會久負盛名的文人雅集活動就可以看作文藝座談的古代版。所不同的是，文人雅集多是詩文酬唱和品評活動，這種活動重在過程的互動上，并不注重結果是否產生共識。而座談則是更為純粹的文藝批評活動，它在強調討論過程中觀點交互的同時，更加注重討論的結果，期冀通過隨性的討論形成更廣泛的共識?，F代的文藝座談承續了“五四”新文學流脈，以聚談方式介入到對文學現象乃至民族國家現狀的關懷之中。1930年1月14日，夏衍(沈端先)、馮乃超等人發起創辦的上海藝術劇社召開了國內文藝方面的座談會[35]，這是國內可見記錄的較早的文藝座談。同年3月在《大眾文藝》上發表的“文藝大眾化問題座談會”，參與討論者為沈端先、馮乃超、許幸之、孟超、鄭伯奇、陶晶孫、蔣光慈、洪靈菲、潘漢年、俞懷、邱韻鐸等，大部分是大眾文藝社同人。座談會記錄的前言認為座談會是“日本人編輯者發明的”[36]。確切而言，“座談”一詞來源日語“座談する”，屬于日語借詞[37]。 但座談會是否為日本人的發明仍值得商榷，因為這一聚談活動與中國古代文人雅集在形式上非常類似，近代中國出現的茶話會在形式上也與座談會相近。

七七事變以后，不少人注意到座談活動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在抗戰動員中能夠發揮有效的社會作用。這里有4篇文章值得注意，分別是楊慧琳的《關于座談會》、克非的《關于“座談會”》、明璋的《關于公開座談會之芻議》和潔的《關于座談會》。這4篇抗戰初期發表的文章比較集中地對座談活動進行本體性探討，內容涵蓋了組織形式、動員功能發揮、座談會危機及其修復途徑等，在當時具有代表性。

1938年3月出版的《婦女生活》第5卷第9期主要刊載“三八節”紀念及婦女救亡工作，其中楊慧琳的《關于座談會》一文專論座談會在抗戰救亡中的用途和組織形式。這是較早對座談會進行專門探究的論文。該文認為座談會是“組織群眾的輔助形式”和“教育群眾的好方法”，并提出了座談會的組織形式和組織方法[38]。 座談會在形式上的隨意性更便于集合人眾，其活潑性、互動性也增加了座談會的親和力與吸引力，成為群眾樂于接受、干部樂于采用的會議組織形式。作者從五個方面論證座談會在戰時動員中仍具有其他團體組織無法替代的存在價值：一是座談會可以提高群眾“對集體生活的興趣”；二是座談會為人們提供討論問題和理清認識的平臺；三是當人們不愿加入嚴肅的團體時，座談會是組織群眾開展救亡工作的有效形式；四是座談會形式并不固定，其可以隨群眾需要而調整自己的形式(如茶話會形式)；五是座談會可以根據其性質和數量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必要時可以轉化為或加入正式的團體組織。

通過對該文上述觀點的梳理，可以發現，楊慧琳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座談會是一種比較自由活潑的群眾組織形式。也就是說，作者并不認為只有正式成立的團體如救國會才能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座談會以其活潑自由的形式和更有樂趣的活動方式，同樣可以吸納群眾參與，主導者也可以利用座談會培養干部、聯絡感情，更可以借此開展抗戰宣傳教育。由此看來，作者不是僅僅將座談會視為一種普通的會議形式，而是發掘了座談會的組織作用，將其發展成抗戰動員的優勢。從這個層面而言，座談會一樣可以成為一種社團組織，擁有核心的組織目的和宗旨，只不過這種組織并沒有特定的章程和固定的會員。通過對座談會組織功能的鼓與呼，也凸顯了楊慧琳一文的價值所在。

同年11月在中國文藝社創辦的《文藝月刊》上發表克非的文章《關于“座談會”》，也是抗戰時期一篇不可多得的討論座談會危機的雜文。該文開宗明義就說道：座談會是“集會的一種好形式”，相對其他會議形式，更能令人產生“好感”。座談會之所以受歡迎，乃在于其“能于自由發言、自由提供意見的自由時空下得到一般會議席上能得不到的效果”[39]。然而，作者注意到當座談會被濫用和被利用時，則會產生另外的會議“災難”。一種是座談會被“民眾運動家”和“掮客們”利用起來，導致座談會泛濫，人們疲于應付，座談的結果也僅僅是在報端角落里登條報道即告了結，則座談會就“變了質”，失去了座談結論的指導價值；另一種是座談會被“主催者”作為完成“宣教”任務的工具，成了少數被指定發言者的“宣講”會，其他人的意見得不到充分的發表，同樣也偏離了座談會本應具有的討論性質。作者認為，這兩種現象都是對座談會的“誤解”“肢解”“曲解”。文章還批評了有些座談會或“坐而不談”，或主題不明、議而不決、不予施行等，在“群眾掮客”和“宣教徒”的推波助瀾之下，將使座談會“壽終正寢”。該文針對座談會存在的危機給予剖析，可謂一針見血，也從反面指出了座談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從該文的觀點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文化界已經注意到了維護座談會的“純粹性”顯得十分必要。自由活潑、不拘形式、各抒己見、集思廣益的特點及其指導實踐的價值是座談會的先天優勢，借著座談的旗號實行“掮客”的言論對于座談會的話語空間建構顯然是極大的損害。該文反映出彼時座談會的一些亂象，也可以從反面推斷出座談會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會議形式，座談會的組織形式也在日漸成熟，熟習座談會組織方法的組織者甚至能夠“移花接木”，將其他會議的組織形式移植到座談會中，借“座談”之名行“宣講”之實。這種現象恰恰在文藝座談研究中應當予以注意和辨明，避免將缺乏討論和觀點交集的“座談”列為研究對象。

1940年在《友訊》第41期上發表的明璋的《關于公開座談會之芻議》，也是一篇討論座談會存在問題的文章。文章認為同學會中的座談開始參與人數眾多，但久而久之就無形消失，這種“曇花一現”的問題有四個方面：一是議題范圍寬泛以致資料準備不充分；二是有的參與者不善于發表言論和辯駁致使座談乏味，三是有的參與者因自身工作時間緊無法參加；四是缺乏導師引導和“系統之結論”。作者認為補救的辦法，其一就是《友訊》參照《申報·經濟周刊》的做法，開設座談專欄，采取書面形式進行“座談”；其二是限定討論范圍在會計、經濟、商業和青年修養等方面[40]。該文指出的座談會存在的四個問題具有典型性，涉及座談人員及其過程，包括議題、參加人員、結論等座談會的幾個要素。文章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對于座談會組織者和研究者都是一種警醒。但其補救辦法，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其提出的上述四個問題。該文談到的書面形式的“座談”，只是針對某一問題的筆談，缺少當面座談時的話語往返和交鋒，座談的話語空間靈動性難以獲得充分體現，也就不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座談會”。該文對座談會討論范圍的設定，仍然界限模糊，失之籠統，在實際操作中難免會陷入泛泛而談的困境中。

相比上述3篇文章，對座談會的改進問題提出更具價值觀點的是潔的《關于座談會》。該文于1941年在上海孤島的《大地女兒》雜志上發表，從座談會的內容和形式方面討論了如何改進座談會，使之重新煥發活力，形成“團體的力量”。作者把“一般性的集體討論會”都納入“座談會”的名下，認為座談會的作用在于“適應青年的個性，養成合群和自我教育的性能”[41]。相比前述幾篇文章的泛泛而論，該文直截了當、切中肯綮地給出了糾正座談會的方法。在內容方面，作者認為可以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擴大座談討論的范圍，從國際形勢、經濟社會文化到個人生活，均可以成為座談的素材，作者提醒每次座談應“掌握住一個中心問題”，也就是說不能因座談材料的廣泛而缺失了內容的焦點；第二步，即座談可以從與會者“切身關系的問題”開始，從座談者的興趣點開始，避免高深理論先入為主，使得參與者產生隔膜感和怯意；第三步，在充分調動參與者興趣之后，進一步做理論探討，使理論與實際“精密地配合”。針對座談會形式方面的問題，作者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著手解決：一是要找到部分參加者“聽而不談”缺少參與深度討論的原因，并想辦法給予解決；二是座談會的主持人實行輪換制，使得每個人都能夠在輪值主持中主動參與；三是發揮導師在座談中的引導作用，但不能依賴導師或變為導師一言堂的“演講會”；四是座談會的氣氛應“活潑輕松些”，在輕松的氛圍中各盡其言，集思廣益。這篇文章雖然未在大后方見刊，但其中的見解，卻切中了座談會問題的要害，尤其是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剖析座談會的問題及其破解措施，其方法論在戰時有關會議組織方法討論的文章中實為難得。

“五四”前后，座談在國內出現，這一會議組織形式為大眾所普遍接受，而到20世紀30年代前后，大量的座談涌現，甚至出現了上述克非文中所出現的“泛濫”情況。座談在戰時宣傳動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也尤為文化界廣泛采用。在為數眾多的座談中，文藝性質的座談顯出其特有的分量。

三、文藝座談：一種文學批評方式

廣義上講，文藝座談指的是文藝工作者及相關人士聚集在較正式的場合圍繞特定的文藝議題進行的討論活動。針對這一概念的界定，有四點需要注意。一是具有討論、互動性質的研討聚集活動都可以歸為座談活動。討論性、互動性是座談活動區別于其他會議的重要特征。按照這一特征劃分，除會議名稱明確為座談之外，茶話會、茶會、漫談會、討論會、研討會、交流會、文藝聚會，都可以劃入本題研究范圍之內。二是文藝座談參加的主角應是文藝工作者。這里的文藝工作者，主要指文藝創作者和文藝理論工作者。三是座談活動的場合應是較為正式的。這種場合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質，主動邀集同行參與或允許其他人介入，一般意義上只有當人員規模達到3人及以上時，觀點經過多方呈現、交鋒、討論、協商并形成基本共識，座談才具有聚眾討論的性質和意義。四是討論應圍繞文藝性質的話題展開，而且討論的重點內容也應是文藝議題。顯然，一群作家圍繞經濟問題卻絲毫未觸及文學層面而召開的討論會議不能歸為文藝座談。以往對文學會議的研究成果，重點關注文學會議與文學體制、文學生產和文學傳播等方面的關系，注重體系化學術建構，但較少注意對會議內涵的界定。對文藝座談進行概念性辨析，廓清其內涵和外延，有助于該領域研究的精準深入。

文藝座談在現代中國文學進程中，有多種變體形式，包括文藝談話會、文藝(文學)漫談會、文藝茶話會等。而論及同類者，則屬文學沙龍為人所矚目。

文學沙龍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公共聚談和知識建構的文化空間，以其民主自由、優雅精致的氛圍而受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推崇。據學者考證，這一具有舶來品性質的文學交際方式，最早出現在晚清。時值1897年末，留法歸國的陳季同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女學堂，并以倡導女學、師法西方為目的召開了中西女子大會，參會者達122人之多，大會由陳季同的夫人賴媽懿主持，這一具有法式沙龍性質的大會開一時風氣之先[42]。 現代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沙龍則有曾樸父子的“馬斯南路寓所”、邵洵美的“花廳”、林徽因的“太太客廳”、朱光潛的“讀詩會”等。關于中國文學沙龍的研究，費冬梅的《沙龍：一種新都市文化與文學生產(1917—1937)》一書較有代表性。作者對沙龍在中國的歷史形態、傳入與流播過程進行了梳理，重點研究了沙龍知識分子的社會交往與特定文學方式及主題之間的關系、沙龍與中國傳統文化轉型及時代思潮之間的關系等，并著力挖掘沙龍這一特定的時尚文化與文學生產之間的關系。

從研究對象上看，文藝沙龍與文藝座談雖有某些交叉點和相似之處，但二者卻有著明顯的區別。

其一，沙龍是西洋舶來品，帶有西方主義的濃重色彩。沙龍為“Salon”的音譯，本意為“客廳”，“指有知識、有身份的男女人物以言談和娛樂為目的的經常性的非正式聚會活動”[43]。沙龍一般由女主人邀請和主持會談。在現代中國文學中，則指的是“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相聚一處，以核心主持者的住所、客廳、書店為主要活動空間，舉行的自由探討文學、藝術、哲學、政治等話題的社交活動”[44]。不論使用西方沙龍的本意還是轉化為中國沙龍的特定含義，沙龍所體現的貴族特征(優雅言行、精英意識)等，實質上仍浸透著西方文化心理結構，一定程度上無意識地打著女性文化的標簽。而座談則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文人雅集和清談的現代演變，盡管由日本介紹而來，同時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但歸根結底還是融合了本土文化的產物。座談中的性別意識并不明顯，座談的參與者可以是文學創作和理論界的各種代表，而不限于是否具有文化精英身份的人員。

其二，文學沙龍重視相同趣味者的聚合，而文藝座談則可以邀集不同文學傾向或思想傾向者參與討論?！冬F代行業語詞典》指出：“文學沙龍是指文學界情投意合的人士定期或不定期在某主要人物家中或某個地點，討論文學作品或其他文學現象的聚會?！盵45]“情投意合”是文學沙龍組織的基本前提，離開了共同的興趣愛好和思想趣味，沙龍的聚談就無法展開。事實上，也正因為“情投意合”，沙龍的愉悅融洽、雅致和諧的氛圍才能顯現出來。而文藝座談則對聚談者的思想傾向一致性沒有特別要求，甚而有的座談有意安排思想趣味、理念傾向不同甚至迥異的各方參與，這也就導致座談討論中的火藥味更濃。

其三，文學沙龍聚談的內容主要為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注重的是趣味性和文學品評。比如有研究者在分析古代類似沙龍的唐代科舉士子聚談時，認為內容上“主要表現為尚談奇聞、愛話異情和好議怪事等”[46]。而文藝座談則側重于談論文學發展中的重要問題，注重理論評述，是一種文學批評方式。

其四，文學沙龍的組織形式較為松散和隨性。文學沙龍并非一種嚴密的組織，其文學主張也是不鮮明的，雖然對文學流派的形成有一定作用，但卻不屬于文學流派。文學沙龍的舉辦地點可以是主持者的家中(這更符合“沙龍”的原意)、咖啡館、茶館或其他場所，這些場所呈現出的空間特征是民間性的，非官方的。座談的內容則是在一定的主題框架內進行，其目的在于促進文藝創作或理論的發展進步，具有強烈的功利目的性。座談的公共空間屬性更加顯著，其舉辦者往往選擇會議室、辦公室等具有官方意味的正式場合。會談內容多有專人記錄。從現有史料看，座談內容多數可以發表在報紙雜志上，主辦者也有意通過內容的發表來獲得社會更為廣泛的認同。

此外，沙龍是都市文化語境下的社交活動，而座談則是知識分子進行文學批評的一種方式。沙龍是借文化之名進行社會交往，其參與者往往表現出較強的圈子意識和精英意識，并試圖通過沙龍這一社交小圈子推動社會大革新。比如邵洵美的“花廳”就對“文藝大眾化”提供了具有沙龍性質的方案：“我總覺得要文學大眾化，最好從男女的交際著手?！薄敖浑H場中的領袖便應當是提倡文學的第一人?！盵47]試圖通過在沙龍中培養文藝風氣來影響整個社會的文學風氣。即使像曾樸這樣曾被新文學家批判的舊文學代表人物，其沙龍成員也大都是受過新式學堂教育或西學訓練，無論其文藝作品還是其為人都表現出明顯的精英意識。其聚談內容也表現出對歐美文學情有獨鐘。文藝座談雖然也是文人交往的方式，但其重點和目的不在社交，而是將具有表達意愿者集中在一起對某一問題進行討論，座談的最終目的是解決文藝問題，排除雜音，形成一致的聲音。

上述重點并不在于將文藝座談與文學沙龍進行對立比較，其目的乃在于明確文藝座談的獨特性，試圖在特征界定上將文藝座談與文學沙龍進行辨析，避免二者混為一談。同樣的，上述辨析還可以為我們在研究中面對星羅棋布、魚目混珠的各種座談進行學理上的甄別提供參照。

四、結語

座談活動往往能形成集體語境，成為公眾表達的一種方式。文藝座談所產生的集體語境也能夠構筑出一個公眾表達文藝意見的話語空間，文藝觀點的碰撞、交鋒乃至協商、融合，都可以通過這一話語空間完成，成為一種文藝批評中的互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抗戰時期大后方文藝座談如雨后春筍般涌出，成為抗戰文藝運動中的一道獨特的景觀。其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七月社等戰時團體所組織的一系列座談，直接參與了文藝通俗化大眾化中國化、文藝的民族形式、各體文學的改進等影響中國文學走向的歷史實踐，通過集體語境對文藝的抗戰動員功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和作用。這些座談所關注的一些議題與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藝為什么人”“普及與提高”“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等議題有著一定的聯系?？傮w而言，大后方文藝座談對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建構能力雖然有限，但其價值和影響卻不能忽視，有待于以更廣的視野和更新的觀念展開更深入的研究。